电视真人秀与互联网“羞辱文化”的负面效应

    【摘要】互联网的广泛、快捷和匿名等传播特点使“羞辱”从一种伤害他人情感的方式摇身变成赚取经济利益的商品，而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与互联网心照不宣地联手炒作，为“羞辱文化”推波助澜。文章试图分析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共谋打造“羞辱文化”的原因、特点及负面效应，并初步探索破除羞辱文化景观的现实策略，以期为当前电视真人秀节目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起到警示作用。

    【关键词】电视真人秀节目；互联网；羞辱文化；现实策略

    【作者单位】王锟，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通知》（俗称“限童令”），意在从节目数量、制作内容和播出时间等诸多方面对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进行引导调控，其要求电视上星综合频道不得借真人秀节目炒作包装明星，也不得在娱乐访谈、娱乐报道等节目中宣传炒作明星子女。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无疑是近年来电视屏幕上最为火爆的节目类型，其造星能力之强，经济效益之高令人咋舌。在这形势一片大好的喝彩声中，“限童令”的出台表面看似乎大煞风景，却赢得了各方的一致好评。业界、学界、管理层，甚至是普通观众都意识到未成年人真人秀的泛滥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其背后的隐忧不可小觑，尤其是对童真的过度娱乐、过度消费从根本上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有些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刻意制造节目矛盾冲突，通过媒体尤其是互联网进行不实报道、虚假宣传或者在剪辑与呈现上进行断章取义。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未成年人真人秀节目的制作营销过程中，当下各种类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制作方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都在向着“共谋者”的方向转变，为了攫取更多经济利益，他们往往会心照不宣地联手炒作节目嘉宾的隐私或者节目拍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内幕”，并借此达到提高点击率与收视率的目的。比如，《爸爸去哪儿》就先后曝出多多指责贝儿偷钱，黄磊出轨女编导及吴镇宇、黄磊私下不和等丑闻；《花儿与少年》对许晴“公主病”的大肆炒作，对宁静与郑爽之间矛盾的反复渲染；《奔跑吧兄弟》中陈赫被曝离婚出轨，Angelababy被曝整容，郑恺被曝夜店小王子……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负面炒作都可以归于“羞辱文化”的行列。

    一、“羞辱文化”的内涵

    有学者从词源学上对“羞辱文化”进行了分析，提出“羞辱”（ Humiliation） 的拉丁文词根 humus 即表示“土地”，该词的拉丁文含义为“进入土地”，而人（Human）和人性（Humanity） 的词根也是“土地”（ Hum） 。因此，羞辱意味着将人贬低到地底下或非人的位置。羞辱文化则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羞辱性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言行方式，羞辱是这种文化的构成原则。

    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羞辱只会局限于家庭、学校或是社区等小圈子，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隐藏在网络那一端对素不相识而且不会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进行公开羞辱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互联网的传播特性让公开羞辱的损害无限放大，并且永远保存下来。更令人担忧的是，羞辱已经变成一个赚钱的产业：传播羞辱越多，点击率就越多；点击率越多，广告效益也就越高。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循环中，羞辱变成了备受欢迎的商品，也日渐造就了当下无处不在的“羞辱文化”。

    美国纽约州布隆维尔市萨拉劳伦斯学院研究美国文化的尼古拉斯·米尔斯（Nicolaus Mills）教授在对真人秀节目进行批判研究时首先提出了“羞辱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我们的网络世界如今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阴暗的东西上，比如，快速传播他人的尴尬，夸大他人的缺陷等等”。而电视真人秀节目对这种现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以羞辱为核心的媒介参与已经成为当下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症候之一。

    二、“羞辱文化”的特点

    “羞辱文化”的产生与当下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我们将其置于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利益是“羞辱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羞辱文化景观的出现既是源于当事人对名利的追求，又是媒体出于商业化运作而对羞辱景观的有意制造。羞辱文化景观并非是单纯网民的个体行为，而是已形成了一个大众市场，其核心就是通过制造和兜售羞辱现象来实现商业目的。

    电视真人秀节目中总少不了通过羞辱来提高收视率的策划设计，比如，在竞赛类真人秀节目中，评委或主持人对普通参与者的羞辱；在明星类真人秀节目中，深谙节目需求的明星也乐于配合节目组进行各种自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自己的隐私真真假假地拿来炒作。这些羞辱不仅仅要在荧屏上展示给观众，更多的是被转移到网络中并被无限放大，通过贬低自己和他人来获得高关注度。在节目播出之前，与之相关的羞辱事件就会出现在互联网上，经过广泛传播、人肉搜索或咒骂式评论等形式的发酵，各种羞辱事件或信息不断得到扩大和强化，从而将数量庞大的网民卷入其中，使这些旁观者变成陷入漩涡中的传播者、评论者，从而成为节目组刻意制造的网络羞辱事件中的一名参与者。这种受众参与的快感毫无疑问会提高受众对当事人或事件本身的关注度。比如，《爸爸去哪儿》节目组曾在网络放出预告片，其中有多多斥责贝儿偷钱的片段。网友依据预告片的内容旗帜鲜明地分为两派，掀起了网络骂战，但是观众如果完整地看完这期节目，就会发现事实真相绝非像预告片中的那样。尽管最终在网友和两位爸爸的压力下，节目组导演不得不公开道歉，但是当期节目的收视率却稳稳地超过了同时段的强力竞争对手。互联网与电视真人秀节目羞辱文化的共谋达成之后的成效是如此显而易见。

    2.负面信息是“羞辱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对他人隐私的偷窥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人们往往会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自身优越感，而正面高大上的宣传则会令人产生崇拜、敬仰等情绪，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意识到自身与他人的巨大差距，从而产生沮丧失望的情绪。这也是正面宣传通常难敌负面信息传播效果的原因所在。电视真人秀节目深谙此理，在节目制作与营销宣传上，往往会致力于对节目嘉宾，尤其是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明星人物的负面信息进行传播。

    3.网络普及是“羞辱文化”发展的技术前提

    当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人为制造出羞辱事件的时候，只有大量观众与网民共同参与其中，在一段时间内对羞辱事件集中进行传播，评论，甚至咒骂，才能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成为一道所谓的文化景观。如果相关信息不能最快到达目标受众面前，或目标受众根本无法参与其中，那么羞辱事件就只能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无法形成反馈或更大范围地传播，自然也就无法成为景观现象，只能随时间的流逝消失在海量信息中。当羞辱事件被设计出炉并在网络传播时，理想结果是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与评论，并且关注人群与节目的目标受众在很大程度上有着重合性。这样才能达到点击率与收视率同时提高的双赢结果。

    4.非理性化是“羞辱文化”参与的话语特点

    由电视真人秀节目爆料并在网络上广泛扩散的羞辱事件多是来自节目组的炒作，通常会引发大量的网友评论，而这些评论留言有着典型的非理性化特点，表达出来的完全是个人的情绪宣泄，弥漫着难以消散的戾气。比如，针对《爸爸去哪儿》中的明星子女们，不少网民在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大放厥词，声称是贝儿导致费曼受伤，骂杨洋是爱哭鬼，质疑多多心机重，爱显摆……五位明星爸爸无奈之下被迫联合发表微博抗议：“虚拟世界中真实却无情的鬼影般的暴力语境，伤害着完全不知的孩子们……”可见非理性的话语对节目的参与者会产生直接的伤害，而对于观众与网民而言，也同样会被这些负面的语言暴力所攻击和侵袭。

    三、“羞辱文化”的负面效应

    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在“羞辱文化”上的共谋固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其产生的多方面负面效应亦是显而易见。

    1.损害健康社会文化生态

    电视真人秀节目出现在大陆荧屏上不过十年时间，却已经发展成为荧屏上最受关注的节目类型之一。其作用也不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工具，而且逐渐与真实的社会生活融合起来，影响着受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当下社会文化观念的建构与重塑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正如美国《时代》周刊“媒介与电视”专栏知名评论家James Poniewozik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电视真人秀节目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造星能力像海啸一样冲击着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激发着人们的梦想、好奇、批评和愤怒。”电视真人秀节目作为文化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必须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即如何在商业利益和价值伦理、狂欢娱乐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羞辱文化”的盛行告诉我们，当前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了吸引足够多的眼球以达到商业目的，不惜与互联网共谋，对负面内容进行不遗余力的炒作宣传，想方设法打造各种负面话题，甚至是以虚假不实的方式歪曲事实真相。对青少年受众群体而言，“羞辱文化”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和长远。由于青少年的思维与智力还不成熟，媒介传播中的各种负面现象会轻易左右他们对生存环境的认知与判断，他们参与到“羞辱文化”当中，关注，传播，大放厥词，互相攻击，并从中感受到低俗宣泄的快感与归属感时，就等于深埋下一颗不良种子，直接阻碍他们的健康成长。

    2.降低传媒行业自律标准

    理性精神是媒体自身属性的本质要求，而“真”则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核心。如果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过于迎合受众的情绪或喜好，刻意放大负面价值观，大肆炒作所谓的“内部爆料”，其实质就不是“真实”，而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真实的幌子，行歪曲编造或断章取义之实，但这样的行为往往能在短期内变现为高收视率或高点击率。这种诱惑令得益者会对此种卑劣手段乐此不疲，而其他媒体或节目也极易在激烈的竞争中抵制不住收视压力与利益诱惑而加入负面炒作的行列中，从而拉低整个传媒行业的自律标准。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背离理性精神，放弃社会责任感，降低自我约束标准的做法，必然从根本上使媒体失去观众的喜爱和信任，极大地伤害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最终威胁媒体的立身之本。

    3.削弱节目自身品质

    电视真人秀节目在荧屏上的遍地开花源自自身独特的魅力。我们既能够通过观察、窥视，体验那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自由行动和选择中所体现出来的相似个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又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真实人物在虚构环境中的表现进行感性、理性，甚至潜意识的认同、选择、排斥和移情。可见，观众从真人秀节目中不仅得到了娱乐消遣，更从中获得认知、感受和体验等。因此，真人秀节目理应传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尊重人的情感，体现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以一种有品位、有品质和有品格的姿态出现在荧屏上。但是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之间“羞辱文化”的共谋无疑彻底打破了这样的立场态度，为吸引注意力制造出的负面话题让节目积极正面的形象消失殆尽。久而久之，电视真人秀节目必然无法逃脱被观众唾弃的命运。

    四、规避电视真人秀与互联网“羞辱文化”共谋的策略

    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羞辱文化”的共谋带来的负面效应广泛且明显，可谓是新媒体环境下的一颗“毒瘤”，要想彻底将其割除，我们必须寻求行之有效的现实策略。

    1.强化监管力度

    电视台与互联网共同享受着“羞辱文化”带来的利益盛宴，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应清醒地认识到“羞辱文化”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力度，切实有效地打破“羞辱文化”的商业利益链条。

    政府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各方面的管理举措“有法可依”，并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避免出现问题时，管理部门由于无法可依只能临时“一刀切”，或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不要为媒体钻空子，打擦边球留下余地；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要根据现实状况开展专项行动，注意把握舆论导向，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机构提出整改要求，而不能放任自流。

    2.完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既是效果评价机制，也是激励和管理机制，同时具有直接导向作用。收视率与点击率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电视节目或互联网最重要的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媒体的商业利益，这是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羞辱文化”共谋的根本原因。

    破除收视率与点击率的至高地位，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是打破“羞辱文化”共谋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亦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哪一个评价体系能够得到普遍认可。业界、学界与决策管理层共同研究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

    3.加强媒体自律

    如果电视台与互联网的从业人员从一开始就对具有商业目的的羞辱行为进行自觉抵制，那么“羞辱文化”根本就不会出现。因此，媒体的自律至关重要。虽然当下媒体竞争激烈，但是从媒体的管理者到每一位工作人员始终要明白，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环境甚至是社会安全秩序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绝不能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

    媒体既要注重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规范职业道德操守，也要依靠行业内部的监督管理，对于不良现象，行业协会应及时予以提醒和纠正。但是目前行业协会等组织由于没有执法权，权威性不够，对相关媒体机构的约束力有限。

    “羞辱文化”的盛行固然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人类固有的心理因素，但电视真人秀节目与互联网对于商业利益的追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要想打破这种商业共谋，还需要决策管理层、业界、学界，甚至受众等全方位地长期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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