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编纂出版情况（1980—2015年）调查与分析

    李明杰　李瑞龙

    【摘要】文章在详细统计1980—2015年湖北地区民国文献出版物的基础上，指出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呈现编纂主体与选题的多样性、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专题性、密切配合社会形势等特点，同时也存在编纂类型与文献来源不平衡、编纂主题与学科范围不平衡、编纂题材地域分布不平衡、传统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不平衡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湖北；民国文献；编纂出版

    【作者单位】李明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瑞龙，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湖北省民国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编号：15ZD004）的研究成果之一。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时局动荡，战争频仍，先后爆发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学说大量涌进，新与旧、中与西的各种社会思潮交汇在一起，形成了著述兴盛、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新局面。由此，民国文献显示其独特的价值。近年来，随着对民国文献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继国务院2007年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后，国家图书馆又于2012年正式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1]，开始对民国文献开展全国文献普查、海外文献征集和整理出版工作。

    湖北在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八七”会议等历史事件以及近代工业、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于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保护与利用，有利于我们铭记历史，吸取经验与教训。有鉴于此，笔者对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情况做了系统的调查与分析。

    一、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编纂出版的数量分布

    所谓“民国文献”，指的是1912—1949年在我国境内形成或首次出版的文献，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票据、海报、传单、手稿、档案等特种文献[2]。本次调查的对象为1980年后湖北地区的出版机构编纂整理与出版的民国文献，即以编纂类的文献出版物为主，包括汇编或选编的一次文献，也包括二次文献（如书目、名录等）和三次文献（如方志、年鉴等）。笔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共检索到湖北地区的出版单位29家，利用收藏相对齐全的国家图书馆“文津检索”系统，对这29家出版机构出版的民国文献情况进行统计，剔除未编纂出版民国文献的机构，编纂出版的民国文献总计为752册，各出版社编纂出版民国文献的具体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

    笔者仿照《民国时期总书目》[3]的分类方法，对调查所得的湖北地区编纂出版的民国文献进行分类，各类型文献的数量分布如图2所示。从图2可知，湖北地区编纂出版的民国文献虽然分布比较广泛，共涉及20个方面，但主要集中在文学类和历史类两大方面。

    二、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编纂出版的特点

    1.编纂主体与选题的多样化

    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主体及组织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个人编纂。如力平编的《1919—1949中国大事辑要》、吴剑杰编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章开沅编的“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及续编”等。（2）学者合作编纂。如龚古今与唐培吉合作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等。（3）个人与机构合作。如张军编著，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新四军研究会编的“鄂豫边区革命史研究丛书”；刘明汉主编、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汉冶萍公司志》等。（4）收藏单位编纂。如武汉市档案局（馆）主编、各区档案局（馆）合编的《武汉城区特色档案图集》等。（5）研究机构与其他机构合作编纂。如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武汉博物馆组织编译的“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与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武昌首义文库”，湖北中医药大学与湖北省卫生厅中医处合编的《湖北医学史稿》等。（6）编委会编纂。如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所编的“武汉近代史料丛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所编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等。

    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主题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既有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全貌的综合类编纂成果，如“武汉近代史料丛书：武汉民国初期史料”，也有反映某一方面情况的专类编纂成果，如政治类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丛书”《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经济产业类的《孝感市财政志》《浠水县金融志》“孝感市烟草志丛书”《汉冶萍公司志》“荆门电力工业志丛书”《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应城石膏矿志》，军事类的《武汉抗战史料》“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沦陷时期武汉的政治与军事》“恩施抗战文化丛书”《武汉解放战争史料》，司法类的《宜昌法院志》，方志类的《湖北省志》《武汉市志》《东西湖区专志》，文化艺术类的《湖北文化艺术教育志》《中国话剧百年图文志》“‘老武汉丛书”《武汉抗战文艺史稿》，出版类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新闻类的《武汉近代新闻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卫生类的《湖北医学史稿》《协和医院志》《恩施市中心医院志（1941—2011）》，教育类的《武汉大学百年名典》“武汉教育志丛”《崇阳县教育志》，宗教类的《归元禅寺志》《湖北省志·宗教》，交通建筑类的《武汉铁路百年》《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档案类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历史珍档：湖北省档案馆特藏档案集粹》《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武汉城区特色档案图集》，等等。

    2.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专题性

    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发生了许多对中国近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湖北地区先后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江汉行政公署、鄂豫行政公署等革命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全民抗战中心，武汉会战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一场重要战役。与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文献编纂成果，在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成果中占很大比重，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专题性。笔者择其要者，列举了湖北地区编纂出版的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专题相关的民国文献（见表1—表3）。

    3.密切配合社会形势的发展

    笔者将湖北地区编纂出版的民国文献的数量按不同年份的变化情况绘制成图3。

    图3显示，1991年、2003年是两个出版高峰年。经分析，1991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2003年恰逢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庆。这两年民国文献编纂出版数量的猛增，与文化教育界的相关纪念活动有关。而自2010年起，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数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也与2010年后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节点有密切关系。出版峰值年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节点高度吻合，反映了民国文献编纂出版的一大特点，即紧跟社会形势的发展，密切配合政府周期性的舆论宣传工作，“向历史致敬”。

    三、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编纂出版存在的问题分析

    1.编纂类型与文献来源的不平衡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已经形成了六大系列：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民国时期珍稀档案、日记、手札文献，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目录、图录、索引系列[4]。对照这六个系列，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的编纂类型较多地集中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和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两大系列，其余四个系列由于文献数量或受众的限制，仅有少量出版或未有出版。已出版的文献，多属档案与图书类编纂成果，期刊、报纸类的文献编纂成果偏少。档案文献编纂也存在文献来源单一的问题，主要以日记、书信为主，其他诸如调查报告、地图、会议记录、照片、电文、合同、契约等档案类型则很少。

    2.编纂主题与学科范围的不平衡

    湖北地区民国文献编纂成果涉及的主题很广，但是分布并不均衡，以下三类占了较大比重：一是专志类，包括地方志、机构志、事业志等。一般由专门的编纂委员会编纂，如《湖北省志》《协和医院志》“荆门电力工业志丛书”。二是党史、革命史文献。一般由党政机关组织编纂，文献收藏机构与学者也有参与，如《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史丛书”。三是文学作品，包括各类选集、总集以及丛书等。内容涵盖诗歌、小说、散文，如《鲁迅大全集》《徐迟文集》等。这三类编纂成果，或是有稳定的编纂力量作为组织保障，或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教育的重点，或是市场有保证的“常销书”，所以编纂频次和成果数量较为可观。相比之下，学术性较强尤其是专业程度较高的主题或学科领域，则存在不少空白，编纂成果十分有限。

    3.编纂题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

    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实际是对一个地区收藏的民国文献的整理与保护。与其他地市相比，武汉市作为省会城市，是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文献资源丰富，编纂力量集中，因而编纂规模最大，数量也最多，可谓一枝独秀。从内容主题看，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新闻、建筑、交通、工业、外交、文艺、教育等各个方面；从文献类型看，有史志文献、档案汇编、图集等；从篇幅看，有丛书、多卷本，也有单行本。而像黄石、宜昌、鄂州、咸宁、襄阳等地区，除了党史、革命史类的题材涉及民国文献编纂，其他题材鲜有涉及，编纂数量也严重不足。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地区就没有可供整理与保护的民国文献，相反，每个地区都有它独有的民国文献资源，一样需要编纂和开发利用。

    4.传统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的不平衡

    据调查，30余年来，湖北地区编纂出版的民国文献中只有极少数既有纸质本也有电子书，如崇文书局2006年出版的《恩施市烟草志》《新洲区烟草志》，而绝大多数只有纸质本。这反映了出版单位对文献编纂类出版物市场定位认识的不足，导致传统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的失衡。实际上，对于编纂类的民国文献出版物来讲，以少量印数的纸质本配以电子书的方式是最佳方案。因为一方面，编纂类的文献具有史料性、资料性强的特点，面向的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和文献收藏单位，普通读者对这类文献的需求并不大；另一方面，对专业研究人员来讲，在学术研究中可能只需要引用文献中的某部分内容，其他内容未必需要，而多册、多卷本的纸质图书定价较高，这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望。电子书低廉的价格和个性化的内容检索服务，正好可以满足某些专业研究人员的这类需要。再者，数字化之后的民国文献也有利于长期保存。

    四、建议与结语

    民国时期纸张的寿命只有50—100年[5]。目前，民国文献普遍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或损毁现象，有的一触即碎，无法使用。为避免出现文献历史的“断层”，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民国文献进行抢救性保护，而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是整个“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它不是哪一个地区或哪一家单位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因此，必须有意识地从国家整体层面来推进它。对于湖北地区来讲，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应针对以上种种失衡的问题进行调整。在编纂类型上，既要有一次文献的汇编或选编，也要有书目、索引等二次文献的编纂，以及志书、大事记等三次文献的编纂，以适应不同的文献需求；在文献来源上，除了图书、报刊，还要注意对原始档案（如政府公告、会议记录、合同契约、调查报告、书信、日记、电文、照片等）的编研和揭示。出版社应加强与档案馆、图书馆等文献收藏部门的编纂合作；在编纂主题上，应避免过于倚重文史类的选题，力求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在地域分布上，应加强湖北省各地政府部门对民国文献编纂整理的组织和规划，使民国文献的编纂出版工作系统化、规模化和常态化；在出版形式上，应注重开发民国文献数字出版物，在满足读者个性化文献信息需求的同时，也能实现民国文献数字化保存的目标。

    [1]周格.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初成规模[N]. 中国文化报，2014-09-14.

    [2]张铁. 从版本学视角谈民国文献的保护[J]. 图书馆建设，2010（5）：22-25.

    [3]北京图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

    [4]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EB/OL]. http：//mgwxbh.nlc.gov.cn/bhjh/mgwxbhjh/，2016-08-14.

    [5]焦雯. 民国文献抢救保护刻不容缓[N]. 中国文化报，201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