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宪宗：依然沉重

    李嵱

    

    

    

    2014年3月，《新西部》推出特别策划《民间调查者》，其中，陕西合阳人党宪宗花十年时间自费调查农村供养大学生家庭并先后出版两本书的故事，在读者当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党宪宗原本是合阳县城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却一次次放下自己经营的宾馆生意，不遗余力地为底层农民呐喊。继《沉重的母爱》和《沉重的回报》之后，他的第三本书—《沉重的陪读》也刚刚脱稿。

    “我让苦难在我身上终止，再不要延续到孩子身上，我死活都要把我娃从农村供到城市里边。”陪读父母给党宪宗反复说的这句话，让他的心情极为沉重。他说，“如果我在书中的小调查能引起人们对陪读的思考，于愿足矣！”

    两年后，党宪宗又写下一本沉甸甸的书。

    他原本是渭北小县城的一位商人，2003年开始走访数百户供养大学生的农村家庭，创作了纪实文学集《沉重的母爱》和《沉重的回报》，名声大噪。

    刚刚脱稿的是他的第三本书—《沉重的陪读》。

    “农村撤点并校以后，即使是两千多人的大村子，也都没有什么学校了，全部涌到城里边（县城）来了。有些孩子特别小，母亲们只好到县城租上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一边管孩子，一边打工，农活忙了还要回家。”两年前，党宪宗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谈到要写一写这些陪读母亲的计划。

    现在，《沉重的陪读》即将出版，可党宪宗的心情依然沉重，因为他明明发现“陪读母亲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最苦的”，却无法找到一个答案：怎么做才能让这些陪读家庭告别苦难？

    有一种沉重叫陪读

    党宪宗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农村跑，坐农民的炕，吃农民的饭，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他记得2003年采写第一本书时，农村学校的教室还都比较破旧。几年后，政府拨款加上社会各界赞助，一幢幢希望小学拔地而起。

    2008年，党宪宗开始着手调查当年那些付出“沉重的母爱”后所供养的大学生们，又是如何回报父母、回报故乡的？下乡采访时，他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村上的学校，一部分学生已转到县城读书，偌大的校园，学生寥寥无几，而县城里的学校，每班学生则拥挤得达到八九十人。

    后来，不到两三年工夫，农村的学校先后都撤了，大部分乡镇只设一所中心小学，一些乡镇初中也合并到县城中学，农村两千多人的大村子都没有学校了，有的希望小学变成了养鸡场、养猪场，大部分家长开始进城陪孩子读书。

    这个群体中，有爷爷奶奶、有父亲母亲，其中母亲陪读占的比例比较大，还有很多陪读者是单身女人。母亲陪读者大部分是留守妇女，她们既要陪读，又要打工赚钱，以此养家糊口，农忙时又要回家种地，还要照顾家里的留守老人，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而且还受到社会上各种不应有的歧视。

    大面积的陪读现象，大量陪读者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党宪宗。有了前面两本书，采访陪读者方便了许多。大部分采访对象都能认得他，一见面就说，“你可来了！”

    党宪宗自有一套挖掘真实故事，掏农民心里话的采访策略。从《沉重的母爱》到《沉重的陪读》，几乎所有的对话都是采访对象的原话。

    党宪宗没有想到陪读者有那么多故事，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他开始用近乎白描的方式揭开陪读族背后的苦辣心酸。

    村里刮来撤校风

    几乎所有的陪读故事都是从村小撤并开始的。

    党宪宗下乡采访时，王庄小学已经撤了好几年，校园内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但校舍却保护得完好无损。村委会规定，不准任何人在校园堆放杂物，乱倒垃圾。有好多人找村支书要租用学校，有做停车场的、有养猪的、有养鸡的、有做修路民工宿舍的，老支书都一一谢绝。

    “我任职期间，学校就是学校，虽然没有学生了，在我心里她仍然是一处纯洁的圣地。”老支书感慨地说。

    这所小学撤并前，一位村民曾经找到老支书，说：学校是咱村上的一座塔，现在要撤校，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挡住呢？老支书叹了一口气说：市上要撤县上挡不住，县上要撤乡上挡不住，乡上要撤村上挡不住，为撤学校的事情，我不知道找过乡上领导多少次。

    党宪宗在采访中，也遇到很多戒备和冷脸。他记得采访60岁的杨冬花，第一回见面时，她脸上没任何表情，反问他为啥不在家里喝茶看电视，跑她烂屋子里有啥好问的？

    “我问她陪几个孙子上学？她怨气很大地说都是外孙子。我问她为啥不在家享清福，她说一辈子命苦，苦得没法给人说……”

    接触几次后，党宪宗了解到，杨冬花的确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先后死了两个丈夫，小女儿不到两岁患脑膜炎夭折，大女婿在一次瓦斯爆炸中丧了命，不到一年大女儿又死于车祸。二女儿在县城陪孩子读书，因为穷，跟着外地人跑了。她和傻儿子租住在县城，靠捡垃圾陪着一个外孙女读书。

    和撤校风一起刮到乡村的还有一股转学风。

    杨冬花的外孙女上到四年级时，学校撤了，全乡十几个村子只设了一所重点小学，好多孩子转到县城上学，有些孩子因无法上学辍学了。想起女儿在世时曾说：妈，我们姊妹俩没上过学，不怪你，父亲走得早，你养三个孩子不容易呀！我的女儿死活也要供出来，和别人家上大学的娃娃一样，走到人前体体面面，你当外婆的脸上也有光。

    杨冬花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让孙女转到城里上学，她厚着脸皮找关系，终于把外孙女转到县城三小。然而，转到城里上学的费用咋办？杨冬花不久就开始犯难了。“家里平常缺盐少醋的，到了县城总不能胡搞着吃。还有，地里的庄稼谁管谁收呢？傻儿子咋办？最后她不得不狠狠心，咬咬牙：不要这个家，也得让外孙女上学！

    村上的学校撤了，只得陪孩子到乡上读书。乡上的学校撤了，又得陪孩子进县城读书。为了孩子读书，陪读的家长们在县城里打工、摆摊，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次不幸接着一次不幸……但困难再多再大，家长们都只能坚持，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孩子就是希望。

    县城里的陪读日子

    在城里陪孩子上学，首先要租地方，房租每月150元到200元。

    杨冬花租的房子在县城西南角李家巷，离学校有二里半路。她带着傻儿子和外孙女住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了陪读生活。

    楼上搂下住了几十户人家，不是在城里打工，就是在城里陪读，时间长了，大家熟悉了，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各自村里的事儿。有时在街上买菜碰到村里进城办事的熟人，相互打个招呼，问问地里的庄稼，巷里孩子的嫁娶，倒也不觉得孤单。

    巷子里的人也时常诉说陪读的苦处。“过去在农村，一个钱掰成两半花，想花钱也没地方花。跟着孩子进城后，走一步路也要钱，花钱像流水一样。城里的学校比乡里的学校收钱名目多得多，什么补课费、资料费、试题费、作业本费，五花八门，孩子回家几乎天天要钱，家长从包包里掏钱也赶不上。”

    学校100多元的补课费，让杨冬花几晚上睡不着觉。聊起孙女补课的事，巷里人的想法和她一样，就是把大人挣死，也要把孩子供出来，上好学，有了知识，才能到外边闯世界，挣大钱。不要说北京、上海、西安，离咱仅二十里路的县城和咱乡下人也是两重天呀！

    杨冬花下定决心让孙女去补课。除了每天给娃做三顿饭，她还要腾出一半时间，和傻儿子一起到街上捡垃圾。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不幸再次降临。一个冬夜，杨冬花的傻儿子为接送外甥女滑倒在雪地上，被迎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碾死了……埋葬儿子那天，天上下着大雪，村里一片白茫茫。临村的乐人听说傻舅舅为了接送外甥女而出的事，自觉组起乐人班子为他唱戏送行。

    党宪宗采访卖杂粮饼的韩腊梅缘于一次偶然。有一次，他晨练路过县城二中，看到学校对面卖杂粮饼的摊前排着长队，做杂粮饼的两口子三十多岁。借着排队之机，他和摊主拉起家常，听说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他心想，又是一对从农村来城里陪孩子读书的夫妇。

    党宪宗后来了解到，孩子念书前，韩腊梅夫妻也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把孩子留在家里，到南方打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村上的小学早已关了门，他们只好回到家乡，过上了陪读的漂泊日子。

    老家的房子空着，大门锁着，韩腊梅一家四口在县城每月150元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吃饭、睡觉、孩子做作业都挤在里边。为了孩子上学，夫妻俩像车轮子一样不停地转着，却没有一句怨言。“等孩子大学毕业，我们的苦日子就到头了。”韩腊梅说。

    但让韩腊梅操心的事情也不断发生。有一次，儿子和几个同学一起钻到电子游戏厅打游戏，一天一夜没回家。热心的房主领着韩腊梅夫妻俩一条街一条街找，才在一条小巷的电子游戏厅找到儿子。房主痛心地对孩子说：好娃哩，你妈和你爸做点小生意，供你和你妹妹上学多不容易，你怎么能逃学，夜不归宿在游戏厅打游戏？

    生意红火了没多久，县上创全国卫生城市，韩腊梅的小吃摊成了清查取缔的对象，城管的巡查车拉走了他们摆摊的灶具。

    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党宪宗看着眼前的这对夫妻，疲倦的面容透射出对孩子的希望和坚信，不禁感慨万千。

    党宪宗在采访中发现，只要农民家庭有上高中、上大学的孩子，家长都在喊，学费重于山，但即使被压得趴在地上，哪怕有一丝缝隙，一线希望，他们也要让孩子念书，离开农村。

    很多陪读者也向党宪宗表达了对撤点并校的怨言。一位家长说，“村里的学校盖的好好的，说撤就撤。听老人说，这个村学校的前身是县上的第五完小，挺有名气，现在变成了养猪场。前年，当年筹资建校的插队知青回到村上，看到学校变成了养猪场，跪在地上大哭了一场。”

    也有家长说，“也不知道国家这是啥政策，让人摸不透。农村的希望小学全部变成了失望小学。我想，当年建学校的钱，总不是风吹来的，建好的学校一夜之间让风吹得无踪无影。”

    因陪读而改变的家庭

    从乡村到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致使一些陪读母亲经不住“穷”的困扰，耐不住寂寞，为追求虚荣和享受，丧失了农民固有的勤劳和淳朴，沉迷于跳舞、打牌、上网聊天，甚至不惜以出卖肉体换取金钱，最终导致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据党宪宗调查，有一个两千多人口的大村子，因陪读而离婚的就有六七起……然而，不管这些母亲堕落到何等地步，心里也仍然牵挂着“儿女上学的大事”，她们赎罪的惟一方式，就是用金钱替代母爱。

    一个因为到县城陪孩子读书而离婚的女人告诉党宪宗，儿子在县城上初中时，丈夫出门打工，她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儿子不好好学习，经常打游戏，最后发展到抢同学的钱物，结果被学校开除了，后来浪荡社会。女儿上了初中，她吸取儿子的教训，陪着孩子进城了，谁知道自己却走上了另一条路。

    到了城里仅仅几个月，她看到好多同样陪孩子读书的女人，打扮穿着和城里人差不了多少。那些有钱的人拉着一车车东西，一分钱不掏，一刷购物卡连价钱都不问就走了。“说句真话，从小到大，一直长在农村的我，出门是土，进门是土，身上沾满了土。后来跟着丈夫在外打工，成年累月挣死挣活没穿过一件干净衣服，晚上睡在低矮的工棚里，夏天和蚊蝇作伴，热得睡不着觉，冬天冷得直打哆嗦。那时我没有一点奢想，只想挣很多钱，供养两个孩子将来上大学，让孩子走出农村，就是我的终生希望。”

    丈夫是个老实人，只是性格有点暴燥，打工挣的钱全部交给她。后来她流连于县城的舞厅，和一位老板好上了，最终与丈夫离了婚。

    离婚后，婆婆在县城里给两个孩子做饭。她隔两周去看望孩子一次，带些食品和衣服，两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由她负担。

    采访完这位母亲，党宪宗心情颇为复杂。他不断反问自己，“这能全怪她吗？像这样因陪读而离婚的事件还少吗？”“我有什么理由把一个穷怕了的农村妇女写成一个坏女人，尽管她走错了路。”

    党宪宗说，他没有将所有的过错归罪于这个女人，他写下这些故事，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去反思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

    不该淡忘的悲剧

    五六年前，党宪宗所在的小县城在半个月内发生了两起煤气中毒死亡的事件。前半月死的是爷爷和孙子，后半月死的是奶奶和姨奶奶。

    “前者是县沟南东店村人，后者是县沟北西店村人。”悲剧发生的那几天，党宪宗因事到外省开会去了。“关于他们的死因众说纷纭，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渲染得离奇古怪，但万变不离其宗，死人的直接原因都是农村人到县城陪孩子读书惹出来的祸。”

    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党宪宗几次都想到东店西店两个村子采访，朋友劝他：“人家死了人没有几天，你就上门采访。你不是采访，你是拿着刀子戳人家的心！”想想朋友说的在理，他就放下了这个念头。

    当他开始深入到农村、小县城、黄龙山、黄河边，甚至到更远的外省贫困山区采访陪读群体时，几年前的两起煤气中毒事件，又重新回到他的采访视线。在老同学马家树的陪同下，他先后完成了这两个家庭的采访。

    他们在梁家庄乡找到了爷孙俩因中煤毒而死亡的那家人。女主人魏香香陪小儿子在乡上读书，学校所在的这条街上家家户户住满了陪读的家长。

    魏香香告诉党宪宗，公公和儿子出事的时候，她和丈夫正在海南打工。当时东店村小学一百多个孩子大部分转到城里读书，老师先后调走。魏香香的公公只好把孙子也转到了县城二小，又亲自到县城陪孩子读书。他对儿子说：“陪孩子读书，不只是做饭，洗衣服。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你妈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陪读的任务她胜任不了，还是我去。”

    结果，进城不到一个月就出事了。隔壁大嫂发现异常，把门踹开，爷孙俩已经煤气中毒去世了。村长专门把爷孙俩的葬礼安排在村上空荡荡的学校里。“在场的人看到崭新的教学楼，荒凉的校园，谁不长吁短叹？”党宪宗说。

    另一户煤气中毒的家庭是宁宏福家。提起母亲中煤毒的事儿，宁宏福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哭了好一阵子，才哽咽着断断续续对党宪宗说：“父母亲把我养这么大，我没报父母一天恩。老人为了管孩子上学送了命，我怎能不伤心！我经常半夜梦见两位老人站在我面前老泪涟涟，对我说：宏娃，我们老了，死就死了，没啥遗憾的，惟一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孙子，你们一定要管好孩子，供娃上好学，考上大学后带着娃到我坟头烧张纸，我们在地下也能瞑目了。”

    父母相继去世后，宁宏福全家搬进城里，他在建筑工地打小工，妻子在家给孩子做饭。孩子上到初二时，他从两层楼高的架子上摔下来，虽然命保住了，左胳膊却摔断了。

    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包工头给了宁宏福8000元赔偿金，算了了事。他的胳膊至今还有点弯不过来，干不了重活。后来，他摆了一个水果摊，和妻子一起经营。

    陪读大院里的留守老人

    2003年，党宪宗下乡采访时，人们经常感慨地说：到了村子，尽是老的老，小的小，很少见到青壮年。那些年父母出门打工，爷爷奶奶在家，种地，看门，照看孙子孙女。十几年后，随着农村学校一个接一个撤并，留守老人开始陪着留守儿童进城镇读书了。到了农村，党宪宗看到好多大门都挂着锁。

    “这些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农民，锁上家门，离开视如命根的黄土地，走进城镇陪孙子们读书，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差异，世态的炎凉，引发出一个个心酸的故事，不能不让人痛心，反思。”党宪宗说。

    这两年，他踏进了一个个城镇巷道深处的陪读大院，其中一个是过去一家倒闭的工厂改建的，厂长把厂房隔成小房子租给进城陪孩子读书的农民，人们习惯性把这个大院叫“陪读大院”。

    陪读奶奶兰凤云就住在这个大院里。党宪宗去采访她时，她含着泪拉着他的手说，“你要给我们陪娃娃读书的爷爷奶奶说句话呀！爷爷奶奶管孩子吃苦受累是分内的事，只是孙子难管啊，深不得浅不得，娃娃学坏了，走上歪路，都怪我们这些爷爷奶奶不会管娃娃。想起我的大孙子心里就难受，我对不起大儿子和大媳妇！”

    原来，兰凤云不识字，陪孙子读书只知道按时做好三顿饭，既不会给娃娃辅导作业，又管不住娃娃。孩子上到初三，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跑到南方打工。出门两年多，没回过一次家，也没音信。他父亲到处寻找，陕西、山西、甘肃跑遍了，就是找不见人，最后找到河南，在当地警察的协助下，从黑砖厂救出一群童工，其中就有他的孙子。可是，孙子被家人领回家没多长时间，他父亲前脚刚走，他后脚又跑出门，至今还是没音讯。

    十二年前，触动党宪宗调查农村供养大学生家庭，是因为他在县城高考考场外看到的那些感天动地的场面。

    他采访所有的农民，几乎都说这样一句话，“我让苦难在我身上终止，再不要延续到孩子身上，我死活都要把我娃从农村供到城市里边。”

    “农民太苦！”这是党宪宗在农村调查的最大感受，他写沉重三部曲，就是希望社会关注农民的生存。

    党宪宗一直无法明白，“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消灭城乡差别，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恰恰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制定的好多对农村农民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城乡差别的悬殊。更重要的是，从人的观念上对农民这一身份的歧视。每次看到一些戏剧小品对农民形象的亵渎，我都很痛心。为什么农民工和城里人享受不到同等待遇，甚至受到城里人的另眼相看？为什么很少有青年人愿意在家里当农民种田？”

    “如果我在书中的小调查能引起人们对陪读的思考，于愿足矣！”党宪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