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变”与“不变”
【摘要】认清国情，乃是认清和解决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深刻领会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与“不变”，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梦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我们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必须坚持发展这一第一要务，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必须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变”与“不变”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3
认清国情，乃是认清和解决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强调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我国发展取得开创性成就，发生根本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同志（2013）强调，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世情、党情、国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哪些“变”与“不变”？这些“变”与“不变”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的解析。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1991）曾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正确把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此制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过渡时期，我们党正确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的伟大梦想。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实践中去，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八大，我党强调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深刻昭示，只有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正确政策，采取正确行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新要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一方面，我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8%上升到15.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41168亿美元，出口份额占全球的13.8%。[1]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世界第一、进口额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还是世界最大旅游来源地国家。我国经济整体早已告别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状态而走向部分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平衡共存的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趋于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尽管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已经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城乡、区域、居民个人以及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说明。
首先，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消费水平差距看。2017年，我国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其中，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元）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的2.83倍。若按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是最低收入组（5958元）的10.90倍。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尚有3046萬深度贫困人口没有摆脱绝对贫困。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明显。如果进一步从城乡消费需求占比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62亿元，其中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比分别为86%和14%。同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额是农村居民的4.28倍。城乡居民之间消费水平不平衡的状况显著。
其次，从消费需求、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占GDP的比例看。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随着一大批惠民举措的落地生根，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例稳步上升，5年平均达到43.12%（见表1），但总体水平偏低。以2011年数据为例，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为60.4%，进一步按收入组别分类，低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77.6%，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3.8%，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52%，高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1.4%。以金砖国家为例，巴西与印度的居民消费率均在60%左右，俄罗斯的居民消费率则为48.0%（易行健等，20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大大低于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国。与此同时，过去的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占GDP的比例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平均达到78.95%（参见表1）。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尽管短期内可以缓解由于外部需求不足所引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压力，但也会造成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挤压。从长期来看，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此外，在没有居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支撑下，较高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会制造出新的过剩产能，这显然与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道而驰。此外，近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是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从72.2%降至70.5%（参见图1）。这至少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源泉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基础还不稳固，建立在过高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缺乏其应有的可持续性。
再次，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2017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三项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0.3%。如果将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表格中的最后四项（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视为广义的民生支出，从表2则可以看出，2013～2017年，一方面，我国民生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无论是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还是占GDP的比例，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社会各阶层的获得感显著增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但另一方面，我国民生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平均不到5%，占GDP总额的比例平均还不到4%。再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2013～2017年，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稳定在35%～37%。[2]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非常突出，这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和约束。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1993）就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1993）又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不够格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开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止，前后整整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之所以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的迅速发展，基本解决了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问题，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并非后者对于前者的替代，或者前一矛盾已经消失了，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征（李君如，2017）。毛泽东（1991）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从供给端而言，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代之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需求端而言，人民不仅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说，事物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会发生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在走完初级阶段这个漫长过程中，也会出现若干因为部分质变而相互区别的新阶段（朱佳木，2017）。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義初级阶段进入了新时代，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十八大以后进入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我们距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很多海外媒体甚至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5年世界经济展望》指出，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美国GDP为173480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80880亿美元，中国经济总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斯蒂格利茨针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认为世界从此开始进入“中国世纪”，该理论一度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一价定律[4]的基础之上，由于国与国之间事实存在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非贸易品、国际商品市场上垄断和寡头行为以及巨额交易成本，再加上各国衡量通货膨胀数据的商品篮子不同等因素，国际商品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不能用购买力平价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依据（保罗·克鲁格曼等，2002）。从这一意义而言，IMF的报告无论是按照市场汇率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都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捧杀中国的意图明显，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其一。
其二，尽管从总量上看，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已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更多的应该是看人均占有量，而非经济总量。而且作为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总量规模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但人均占有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人均GDP来看，2016年中国仅为美国同期的14.3%，日本的22%。即使到202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8.1%，日本的32.74%。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占有量则处于GDP总量排名前12的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仅仅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36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8287美元，占世界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7.85%上升至79.7%[5]，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翻了5番以上，平均每8年就实现人均产出翻一番，比起英国耗时5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的同等水平，确实相当神速（马丁·雅克，2010）！但考虑到中国依然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中国离一个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三，从产业结构和单位GDP能耗量等指标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是悬殊。截至2017年底，我国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90%、40.5%和51.6%，第三产业比重从2015年起已经连续三年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总和，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效应逐步显现。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见表3）。而且，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生活性服务业比重过高，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生活性服务业大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于第一、第二产业，其过度扩张可能对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形成拖累。2014年我国名义劳动生产率（以市场汇率核算的名义人均美元GDP）只有美国的13.89%、德国的15.89%、日本的20.97%，以及韩国的27.14%（张杰等，2016）。2012～2016年，尽管我国研究与试验（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34%，远远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但从R&D;占GDP的比例看，则刚刚越过2%的中等技术水平国家的行列，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与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参见表4）。此外，2015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5.5%，而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却占世界总量的22.9%；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同期的2.18倍、2.54倍、2.92倍和4.13倍。这说明我国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的粗放型特征依然非常明显。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习近平，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访问美国时也指出：“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即使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际，我国人均国內生产总值也大体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左右（李克强，2015）。如果真要给中国定性的话，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格局。我国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事务话语权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我国已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以上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依据，也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我们制定任何发展战略，制定任何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现实。在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变”与“不变”的基础上，有必要厘清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承认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一现实，并不意味着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对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研究表明（2010），1950～2015年这65年中，中国GDP总量的增长速度是美国同期的6倍，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则是美国同期的5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短短5年之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体量近5万亿美元的日本的两倍（习近平，2018）。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意味着”的科学论断，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民族复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定位，明确了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所讲的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历史性变化，也体现了党中央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快速发展的国内形势的深刻把握，为我们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正如马克思（2012）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新的历史定位，一方面是为了回答我们国家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以及国家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确认了国家现有制度选择所具有的历史与时代合理性，并以此增强全体社会成员对现行国家制度和国家结构体系的国家认同（林尚立，20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的宏大时代背景（王伟光，2017）；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历代政治领导集体所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15年，并在此基础上将该目标提升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和现实依据（沈伯平，2018）。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次，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兴国之要不动摇。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这就必然要求将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工作的全过程：要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后发优势走向先发优势；通过协调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开放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成果分享机制的转型，实现从少数人独享转向绝大多数人共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要实现这些转型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完美对接，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再次，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上文的分析表明，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没有改变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加强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邓小平，1993）“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到七十年。”[6]“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就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奋斗出来（习近平，2018）！
最后，无论面对西方国家的捧杀还是棒杀，唱空还是唱多，我们自身都要稳住阵脚，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舆论的各种捧杀或者棒杀，因为长期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适感”。接触也好，遏制也罢，中国依然在那里。无论西方是否做好准备，中国的崛起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不会坐等西方适应其崛起（于品海，2018）。正如邓小平同志（1993）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华民族如此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引起世界如此广泛的关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要做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历经100多年被殖民、被侵略的苦难历史，中华民族依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中华民族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也更不可能因为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偏离自身的发展方向。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通过建构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尽最大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共同致力于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5）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存在一种势力强大的臆断，认为中国应当跟我们一样：但中国从来都与我们不一样，以后也永远不会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点，设法按照中国自己的主张而非我们的主张去理解中国。”因为21世纪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平崛起改变的将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西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2016）在建党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系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和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中国道路与华盛顿共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框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6JDSZK011、17WTA017）
注释
[1]文中绝大多数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为了节省篇幅不再重复标注，特此说明。
[2]根據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国内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研究则认为，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市场汇率折算，中国GDP总量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不是达到美国的两倍之多。
[4]一价定律，又称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律，即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同样的货物在不同国家出售时，按同一货币计量的价格应该是相同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把国际商品市场看成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并非如此。
[5]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详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6]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的讲话，他所讲的艰苦奋斗教育要抓六十年到七十年，是指至少要抓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即我国从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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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刁 娜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变”与“不变”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3
认清国情，乃是认清和解决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强调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我国发展取得开创性成就，发生根本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同志（2013）强调，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世情、党情、国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哪些“变”与“不变”？这些“变”与“不变”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的解析。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1991）曾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正确把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此制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过渡时期，我们党正确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的伟大梦想。党的八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实践中去，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八大，我党强调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深刻昭示，只有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正确政策，采取正确行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新要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一方面，我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8%上升到15.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41168亿美元，出口份额占全球的13.8%。[1]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世界第一、进口额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还是世界最大旅游来源地国家。我国经济整体早已告别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状态而走向部分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平衡共存的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趋于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尽管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已经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城乡、区域、居民个人以及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说明。
首先，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消费水平差距看。2017年，我国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其中，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元）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的2.83倍。若按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是最低收入组（5958元）的10.90倍。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尚有3046萬深度贫困人口没有摆脱绝对贫困。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明显。如果进一步从城乡消费需求占比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62亿元，其中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比分别为86%和14%。同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额是农村居民的4.28倍。城乡居民之间消费水平不平衡的状况显著。
其次，从消费需求、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占GDP的比例看。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随着一大批惠民举措的落地生根，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例稳步上升，5年平均达到43.12%（见表1），但总体水平偏低。以2011年数据为例，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为60.4%，进一步按收入组别分类，低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77.6%，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3.8%，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52%，高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1.4%。以金砖国家为例，巴西与印度的居民消费率均在60%左右，俄罗斯的居民消费率则为48.0%（易行健等，20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大大低于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国。与此同时，过去的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占GDP的比例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平均达到78.95%（参见表1）。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尽管短期内可以缓解由于外部需求不足所引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压力，但也会造成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挤压。从长期来看，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此外，在没有居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支撑下，较高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会制造出新的过剩产能，这显然与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道而驰。此外，近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是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从72.2%降至70.5%（参见图1）。这至少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源泉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基础还不稳固，建立在过高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缺乏其应有的可持续性。
再次，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2017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三项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0.3%。如果将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表格中的最后四项（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视为广义的民生支出，从表2则可以看出，2013～2017年，一方面，我国民生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无论是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还是占GDP的比例，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社会各阶层的获得感显著增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但另一方面，我国民生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平均不到5%，占GDP总额的比例平均还不到4%。再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2013～2017年，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稳定在35%～37%。[2]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非常突出，这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和约束。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1993）就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1993）又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不够格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开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止，前后整整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之所以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的迅速发展，基本解决了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问题，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其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并非后者对于前者的替代，或者前一矛盾已经消失了，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征（李君如，2017）。毛泽东（1991）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从供给端而言，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代之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需求端而言，人民不仅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说，事物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会发生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在走完初级阶段这个漫长过程中，也会出现若干因为部分质变而相互区别的新阶段（朱佳木，2017）。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主義初级阶段进入了新时代，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十八大以后进入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我们距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很多海外媒体甚至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5年世界经济展望》指出，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美国GDP为173480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80880亿美元，中国经济总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斯蒂格利茨针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认为世界从此开始进入“中国世纪”，该理论一度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一价定律[4]的基础之上，由于国与国之间事实存在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非贸易品、国际商品市场上垄断和寡头行为以及巨额交易成本，再加上各国衡量通货膨胀数据的商品篮子不同等因素，国际商品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不能用购买力平价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依据（保罗·克鲁格曼等，2002）。从这一意义而言，IMF的报告无论是按照市场汇率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都在很大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捧杀中国的意图明显，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其一。
其二，尽管从总量上看，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已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更多的应该是看人均占有量，而非经济总量。而且作为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总量规模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但人均占有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人均GDP来看，2016年中国仅为美国同期的14.3%，日本的22%。即使到202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8.1%，日本的32.74%。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占有量则处于GDP总量排名前12的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仅仅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36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8287美元，占世界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7.85%上升至79.7%[5]，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翻了5番以上，平均每8年就实现人均产出翻一番，比起英国耗时5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的同等水平，确实相当神速（马丁·雅克，2010）！但考虑到中国依然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中国离一个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三，从产业结构和单位GDP能耗量等指标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是悬殊。截至2017年底，我国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90%、40.5%和51.6%，第三产业比重从2015年起已经连续三年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总和，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效应逐步显现。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见表3）。而且，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生活性服务业比重过高，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生活性服务业大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于第一、第二产业，其过度扩张可能对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形成拖累。2014年我国名义劳动生产率（以市场汇率核算的名义人均美元GDP）只有美国的13.89%、德国的15.89%、日本的20.97%，以及韩国的27.14%（张杰等，2016）。2012～2016年，尽管我国研究与试验（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34%，远远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但从R&D;占GDP的比例看，则刚刚越过2%的中等技术水平国家的行列，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与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参见表4）。此外，2015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5.5%，而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却占世界总量的22.9%；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同期的2.18倍、2.54倍、2.92倍和4.13倍。这说明我国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的粗放型特征依然非常明显。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习近平，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访问美国时也指出：“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即使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际，我国人均国內生产总值也大体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左右（李克强，2015）。如果真要给中国定性的话，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格局。我国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事务话语权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我国已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以上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依据，也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我们制定任何发展战略，制定任何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现实。在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变”与“不变”的基础上，有必要厘清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承认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一现实，并不意味着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对此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研究表明（2010），1950～2015年这65年中，中国GDP总量的增长速度是美国同期的6倍，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则是美国同期的5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短短5年之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了体量近5万亿美元的日本的两倍（习近平，2018）。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意味着”的科学论断，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民族复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定位，明确了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所讲的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历史性变化，也体现了党中央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快速发展的国内形势的深刻把握，为我们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正如马克思（2012）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新的历史定位，一方面是为了回答我们国家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以及国家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确认了国家现有制度选择所具有的历史与时代合理性，并以此增强全体社会成员对现行国家制度和国家结构体系的国家认同（林尚立，20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的宏大时代背景（王伟光，2017）；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历代政治领导集体所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15年，并在此基础上将该目标提升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和现实依据（沈伯平，2018）。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次，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兴国之要不动摇。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这就必然要求将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工作的全过程：要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后发优势走向先发优势；通过协调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开放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成果分享机制的转型，实现从少数人独享转向绝大多数人共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要实现这些转型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完美对接，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再次，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上文的分析表明，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没有改变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加强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邓小平，1993）“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到七十年。”[6]“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就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奋斗出来（习近平，2018）！
最后，无论面对西方国家的捧杀还是棒杀，唱空还是唱多，我们自身都要稳住阵脚，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舆论的各种捧杀或者棒杀，因为长期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适感”。接触也好，遏制也罢，中国依然在那里。无论西方是否做好准备，中国的崛起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不会坐等西方适应其崛起（于品海，2018）。正如邓小平同志（1993）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华民族如此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引起世界如此广泛的关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要做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历经100多年被殖民、被侵略的苦难历史，中华民族依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中华民族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也更不可能因为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偏离自身的发展方向。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通过建构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尽最大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共同致力于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5）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存在一种势力强大的臆断，认为中国应当跟我们一样：但中国从来都与我们不一样，以后也永远不会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点，设法按照中国自己的主张而非我们的主张去理解中国。”因为21世纪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平崛起改变的将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西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2016）在建党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系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和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中国道路与华盛顿共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框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6JDSZK011、17WTA017）
注释
[1]文中绝大多数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为了节省篇幅不再重复标注，特此说明。
[2]根據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国内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研究则认为，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市场汇率折算，中国GDP总量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不是达到美国的两倍之多。
[4]一价定律，又称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律，即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同样的货物在不同国家出售时，按同一货币计量的价格应该是相同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把国际商品市场看成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并非如此。
[5]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详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6]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的讲话，他所讲的艰苦奋斗教育要抓六十年到七十年，是指至少要抓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即我国从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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