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视角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李豆豆

    摘 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中的基础单元。社会质量理论中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融合及社会赋权”四个指标体系不但能够用来评价社区治理的问题与不足，还能够用来指导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走向。以天津市X社区为例，分析局部社区治理中的问题，从社会质量的角度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应拓宽资源供应源、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理念、增强社区社会包容性以及鼓励社会多元参与，增加社会赋权力度。

    关键词：社会质量;社区治理;现代化

    一、背景

    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初探索期（1949—1978年）、中期转型（1979—1990年）、后期建设（1991—2012年）和现代治理（2013年至今）四个阶段[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社区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理念与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扩展。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由此可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现代化。

    二、文献论证

    （一）社会质量理论

    作为一种新的政策研究范式，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之一。社会质量的定义最早由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EFSQ）提出。这一组织将社会质量定义为“人们在提升他们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交往的程度”。1997年学者Beck[2]等人提出，“社会质量包含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建构性因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回应和个人能力四个方面;规范性要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正义、平等、团结和人的尊严四个方面;条件性因素是社会质量的核心，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2]。

    而本土社会质量的研究实际上是早于欧洲的，王沪宁（1989）从中国基于建立全新政治秩序的可行选择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任何社会政治秩序的格式和发展，都与该社会所提供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而这些条件对一个社会的设定，归之为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概念，即社会质量”[3]。随后，吴忠民（1990）基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社会质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4]。但是由于我国当时的结构调整和改革还不够深化，本土的社会质量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二）社会质量理论与社区治理研究

    新时期，中国众多学者的研究将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林卡（2010）率先主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引入社会质量理论[5];李勇等（2014）[6]学者基于对深圳市问卷调查相关数据的研究，提出社区创新需要社会质量理论中各要素的引入。乔海霞（2019）从社会质量视角下研究社区工作新模式，依据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四要素提出社區工作“五元主体”模式[7]。张宾哲（2016）从社会质量视角下解读乡村社区治理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的困境[8]。从前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社会质量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对于整个社区治理过程能够提供一定的依据。关于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的文献中已经有很多关于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但鲜少有研究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现代化。

    三、社会质量视角下天津市X社区治理问题

    天津市X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笔者在与社区书记的访谈中了解到当前该社区是所在区域重点发展社区，社区内的人口结构、资源环境等都有其特色，社区的经济和社区建设受到地方相关机构的关注。社会质量理论虽起源于欧洲，但在近些年我国学者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也可以在本土的社会发展中提供理论指导。用社会质量理论来衡量当前X社区的建设现状，发现在其指标体系下X社区社区治理情况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一）社会——经济的基础保障作用欠缺

    社会——经济保障是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中的最基本层次，主要指的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定的物质资源或非物质资源，包括教育、社会服务、公共环境等[9]。而当前X社区的社区治理情况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有屋顶漏水、停车难和社区养老问题，大部分原因是社区社会——经济的供给能力有限。X社区目前民生所需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财政拨款，其标准远低于社区内各方面建设所需的;另一方面，社区养老等现实困境除了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需要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长效供给，因此社会质量视角下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在体系化、长效性等方面没有得到保障。

    （二）社区内部凝聚力问题

    社会凝聚以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对社会发展和个人自我实现至关重要，主要是指在社区团结的认同基础上，揭示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衡量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9]。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体现十八大“共享”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应注重社区居民共享社区发展成果。目前X社区的居民中大部分是本地人，但也存在将近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流动人口在社区适应的过程中，存在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问题与社区居民及工作人员产生矛盾，给社区工作和社区氛围营造带来挑战，长此以往居民可能会产生不满情绪。

    （三）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包容度问题

    社会包容即社会融入，这一指标主要指人们的个人权利在现行的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中能够实现的程度，这些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服务和教育保障等[9]。这一指标注重社区治理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关政策的解读、居民以及工作人员对于制度的掌握度等因素。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除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履职，也需要社区加强与民政、教育、治安等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社区工作人员在实施工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比如居民会来社区开具死亡证明，但社区工作职责中并没有这项权限;社区网格员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很少，居民社区参与不够积极，造成社区和社会工作机构的边线不够积极。整体上X社区的社会环境没能体现出包容，对社区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形成障碍。

    （四）社区居民的权利保障问题

    社会赋权是指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个人参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和能力以及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社会参与以及发展个人的可能性[9]。这一指标体系主要是从个人社会内在潜能方面来进行分析，在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赋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建言献策、需求表达等，X社区的民意表达途径相对较顺畅，如社区的微信公众号中的“献计献策”和“意见反馈”等栏目，为社区居民建言献策创造了条件，但是社区中也有不少弱势群体尤其是无网络的贫弱群体;另外，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感不强，除了社区工作人员超负荷工作以外，只有老党员同志主动站出来参与社区抗疫，因此社区工作人员需号召居民参与活动来渗透社区建设需要全民参与的观念。

    四、社会质量视角下社区治理现代化走向

    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在社区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引进社区治理创新机制，根据当代我国社区发展现状的内在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概念[10]。社会质量视角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社会质量理论的四大指标体系入手，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评估社区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引入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并注重多元参与、共享发展，在资源链接、居民参与及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方面寻求突破。

    （一）寻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资源多元供应源，为社区治理提供经济—社会保障

    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一定的资源供应，从开源的角度出发就必须注重多元化的资源来源，X社区目前民生资源除了政府拨款以外，还有政府提供的相关政策优惠、公益创投等项目，所以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此外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更多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机会。社区可以通过承接政府项目来进行社区治理;其次也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来引进一些商业组织，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最后，在注重经济资源的同时，社区治理更应注重社会资源，除社区的网格员外，应充分发展志愿者队伍，鼓励社区居民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注重经济资源链接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资源的利用。从开源节流的原则出发，为社区治理寻求更多元的资源供应，为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社会——经济保障，这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二）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的治理理念，改善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

    在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贯彻党十八大倡导的“共享”理念，“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社区治理应该聚焦于社区的实际情况，结合社区自身的情况来开展工作。X社区工作人员应充分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问题，在社区工作的各项标准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群体的利益的想法，同时为减少其他居民因猜忌和不信任产生的矛盾和不公平感，允许居民实时监督并举报;另一方面，社区也存在“社区有事党员先行”的现象，据此社区工作人员应引导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做好“社区党建+”，进一步拓展“三社联动”的内涵和外延，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社区居委会与辖区单位要实现资源共享共开展自治活动，切实解决居民群众身边的问题，提高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建立相关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增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包容性

    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职能部门联动协调机制，首先是社区治理过程中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动，各职能部门之间要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在社区治理中所需的资源、相关工作实施进度等具体制度的标准设计等要以公共平台的形式呈现，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效率;其次增強社区治理相关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会组织应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相关项目，此外应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深度;最后加强社区工作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动，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实时交流，走进居民内心深处了解居民的真实诉求，做居民与上级相关部门之间的桥梁，表达民意的同时也拉近了与基层居民之间的距离。

    （四）增强社区居民的权利保障，增强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能力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又一重要举措就是从各方面加强社区居民的赋权感，不仅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行和效能感，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更需要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在制度设计、政策执行等方面进行赋权。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在相关制度与职权范围内进行的，在制度设计中，应该划分清楚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方便居民办事，提高社区居民办事效率;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听取居民的声音，通过政策宣讲等主题活动让居民了解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中。

    五、结语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而通过在社会质量四大指标体系之下分析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寻在的不足，结合X社区实际情况提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治理举措，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对于社区治理现代化而言，在坚持自身独有的经验模式之外，不仅需要适当的现代化理论作指导，更需要学习当前先进的社区治理经验，打造符合本社区发展的特色社区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袁方成，王泽.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J].探索，2019，（01）：117-126+193.

    [2]Beck，Wolfgang，Laurent Maesen，Fleur Thomese，Alan Walker（eds.），Social Quality：A New Vision for Europe.The Hague，London，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ress，2001：9-110.

    [3]王沪宁.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J].社会科学，1989（06）：20-23.

    [4]吴忠民.论社会质量[J].社会学研究，1990（04）：12-21.

    [5]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3）.

    [6]李勇，徐延辉，兰林火.社会质量测量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03）：142-164+207.

    [7]乔海霞.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社区社会工作模式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9.

    [8]张宾哲.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乡村社区治理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J].现代经济信息，2016（15）：143.

    [9]Alan Walker.“The Social Quality Approach：Bridging Asia and Europe”，Development & Society，Vol.38，No.2，pp.209-235.

    [10]杨泉明，高中伟.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的提出与界定.兰州学刊，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