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阈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运作与实施
李超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货币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其自身能否实現稳定有序的发展取决于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制度安排。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遵守“共同繁荣”的政治秩序、“竞合互动”的区域秩序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以“推动金融服务国际化”为先导、以“创新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项目”为支撑、以“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为保障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能够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抗风险能力，进而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战略默契”，促进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方向转型。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市场 运作秩序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1.014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显现了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因此，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秩序、创新货币体系管理格局是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动力”在于中国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动作为与决心。自从2009年我国开展人民币境外贸易结算业务试点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在多边贸易结算、资本项目开放以及离岸市场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特别是伴随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后，其国际支付能力及结算资质显著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协同共赢战略，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物理基础条件与极具潜力的人民币使用需求，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绝佳的地缘经济条件。作为全球最大的战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面对当前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及成熟的资本运作秩序，人民币实现从“支付货币”到“储备货币”的国际化转变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与路径。本文基于这一现实考虑，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一带一路”视阈下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遵守的关键秩序与实施路径，以期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尊重市场并顺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支付与资本运作需求，其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不过，由于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挑战与风险也同时存在。
第一，“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挑战：外部风险与自身能力建设滞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地缘政治与经济外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首要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政权更迭与反恐威胁，这为人民币境外结算及支付业务带来了巨大的“违约风险”与“风险成本”，也使我国在沿线国家的金融资本运营各项业务的安全性面临较大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生产资源禀赋、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为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带来了管理与市场经营风险[2]。另外，反观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自身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着金融体系建设、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短板。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尚不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且难以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相适配。特别是当前我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点建设及金融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滞后，这无法满足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日益增加的经济金融需求。而且，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间仍存在显著差距。纵观以美元为主的货币国际化进程，均是以资本流动的便利性为前置条件的。但我国当前所采取的严格的资本账户管控体制，极大地局限了人民币输出与回流的渠道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必会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以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而人民币作为新兴国际货币，其在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支付较高的“博弈成本”与“转换成本”。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巨大需求与实践基础日趋完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亦面临着巨大机遇。首先，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程度快速上升、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根据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所公布的相关数据，2017年全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在我国对外贸易阶段总额占比不足15%，因此，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付与结算使用比例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3]。当前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付及使用框架得到了持续完善，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清算安排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项目等货币结算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支付及储备需求持续增加。尤其是以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双边本币制支付与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这些均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运作秩序
“一带一路”的实践目的在于促进沿线国家彼此间的政策沟通、贸易融通、资金畅通，这就要求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秉承协同共生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更需要遵守以“竞合互动”与“共同繁荣”为代表的“区域秩序”及“政治秩序”。
第一，政治秩序：与沿线国家缔结共同繁荣的合作关系。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抱有“戒心”，例如以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区域地缘政治大国，出于自身战略与大国利益诉求，会通过建立“中心化”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博弈[4]。因此，在沿线国家中建立“互尊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政治前提。
第二，经济秩序：与美元建立协同发展的合作共赢关系。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货币支付基础与金融清算秩序。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必将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霸权”地位产生“威胁”与“挑战”。但从美元在世界金融与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来看，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初生货币”，难以与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与决定性作用相“抗衡”[5]。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应遵守与美元彼此间“避免摩擦”与“协同发展”的经济秩序。即在遵守由美元所制定的全球经济金融运作秩序的前提下，避免“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在沿线国家既定的战略安排相“冲突”，并凭借中国产品竞争优势、外汇储备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建立多边经贸往来关系，拓宽人民币支付及结算的物理边界及应用范围。
第三，区域秩序：与其他区域合作组织建立竞合互动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作為一项区域合作多边机制，理应与当前在该区域内活跃的各类经贸往来规则与经济运作秩序“相契合”。“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当前区域内通行的多边机制的“有效补充”，而绝非“挤占替代”[6]。需要与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组织间秉承“竞合”的战略协作与沟通融合原则，消除区域内其他合作组织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顾虑，促进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协同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路径
基于前述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应采取“由下至上”方式，即在操作风险与金融风险可控的前置条件下，逐步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持续改良金融海外布局的硬件基础与软件支撑，以提供专业化国际金融服务；依托“一带一路”开发性金融与基础设施投融资，助力人民币实现从“支付货币”到“储备货币”的国际化转型升级。
第一，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平稳有序地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如前所述，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识别与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应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动荡风险，而且需要科学地识别与处置由沿线国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市场体制机制供给所导致的市场经营与资本运作风险。同时，循序渐进地放开资本账户管控力度，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双向自由流动及支付结算交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通过不断拓展境外人民币资金在境内投融资的渠道及路径，能够有效地化解由美联储加息所引致的全部资本外流的压力，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多元的实现渠道；另一方面，即使面对“一带一路”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放开资本账户应秉承“循序渐进”与“节奏可控”的推进原则，充分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特点，构建人民币国际间职能性行为的动态风险监管及预警体系，进而形成具有时效性与针对性的金融宏观管理框架。
第二，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联通，加快实现金融服务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脱离便捷的金融服务与完备的基础设施支撑。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金融服务供给能否与沿线国家投融资需求相适配。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柔性化金融体制机制是实现金融服务国际化的重要前置条件。金融服务国际化的“硬件”及“软件”环境建设并非是单一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在“共创、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基于基础设施融入与服务机构内嵌的做法，形成多主体协同管理的局面。首先，应通过境外金融机构互设的方式，不断强化境内外金融机构在资金拆借、支付清算等方面的业务合作与管理协同，为“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产业与项目提供定制化与个性化金融服务；其次，应进一步完善与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拓展该套系统在资金清算与货币结算等方面服务的覆盖面与投放面，以便不断丰富“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的对象与种类。
第三，依托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升级。当前我国人民币输出与回流高度依赖贸易结算与离岸市场。但在美联储加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岸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现实情境下，固化的人民币输出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其国际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期，我国应大力发展开发性金融与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以有效地激发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集聚效应与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效用。通过中资企业跨国并购与海外经营，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与“影响力”。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视阈下人民币国际化升级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海外投资及援助项目中增加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比，从而间接增加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使用频率与储备规模；其次，通过持续创新人民币境外计价结算模式，以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流通中的抗风险及保值增值的能力；再次，要持续地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货币互换与外汇掉期进程，通过显著增加人民币在沿线国家中的授信额度，实现人民币从“支付货币”向“储备货币”的国际化升级。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已经构成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国家顶层设计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坐标。“一带一路”倡议逻辑不仅与人民币国际化思维高度契合，同时亦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风险缓冲基础。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向纵深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来自于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区域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在面临着外部风险与自身能力建设滞后等挑战的同时，亦面临着沿线国家需求与日俱增和海外金融服务基础日趋扎实的战略机遇。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遵守“共同繁荣”的政治秩序、“竞合互动”的区域秩序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以“推动金融服务国际化”为先导、以“创新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项目”为支撑、以“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为保障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抗风险能力，进而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战略默契”，使“一带一路”进程逐渐摆脱美元体系的伤害，促进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方向转型。注释
[1]张帆、余淼杰、俞建拖：《“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2]严佳佳：《“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
[3]刘凯：《“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步骤及其货币战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
[4]李俊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公共物品的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5]刘功润：《“一带一路”倡议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上海金融》，2017年第10期。
[6]曲凤杰：《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国际贸易》，2017第8期。
责 编/樊保玲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货币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其自身能否实現稳定有序的发展取决于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制度安排。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遵守“共同繁荣”的政治秩序、“竞合互动”的区域秩序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以“推动金融服务国际化”为先导、以“创新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项目”为支撑、以“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为保障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能够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抗风险能力，进而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战略默契”，促进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方向转型。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市场 运作秩序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1.014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显现了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因此，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秩序、创新货币体系管理格局是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动力”在于中国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动作为与决心。自从2009年我国开展人民币境外贸易结算业务试点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在多边贸易结算、资本项目开放以及离岸市场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特别是伴随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后，其国际支付能力及结算资质显著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协同共赢战略，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物理基础条件与极具潜力的人民币使用需求，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绝佳的地缘经济条件。作为全球最大的战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面对当前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及成熟的资本运作秩序，人民币实现从“支付货币”到“储备货币”的国际化转变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与路径。本文基于这一现实考虑，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一带一路”视阈下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遵守的关键秩序与实施路径，以期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尊重市场并顺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支付与资本运作需求，其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不过，由于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挑战与风险也同时存在。
第一，“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挑战：外部风险与自身能力建设滞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地缘政治与经济外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首要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政权更迭与反恐威胁，这为人民币境外结算及支付业务带来了巨大的“违约风险”与“风险成本”，也使我国在沿线国家的金融资本运营各项业务的安全性面临较大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生产资源禀赋、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为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带来了管理与市场经营风险[2]。另外，反观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自身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着金融体系建设、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短板。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尚不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且难以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相适配。特别是当前我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点建设及金融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滞后，这无法满足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日益增加的经济金融需求。而且，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间仍存在显著差距。纵观以美元为主的货币国际化进程，均是以资本流动的便利性为前置条件的。但我国当前所采取的严格的资本账户管控体制，极大地局限了人民币输出与回流的渠道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必会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以美元为主要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而人民币作为新兴国际货币，其在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支付较高的“博弈成本”与“转换成本”。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巨大需求与实践基础日趋完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亦面临着巨大机遇。首先，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程度快速上升、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根据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所公布的相关数据，2017年全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在我国对外贸易阶段总额占比不足15%，因此，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付与结算使用比例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3]。当前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付及使用框架得到了持续完善，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清算安排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项目等货币结算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支付及储备需求持续增加。尤其是以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双边本币制支付与结算业务，培育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这些均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运作秩序
“一带一路”的实践目的在于促进沿线国家彼此间的政策沟通、贸易融通、资金畅通，这就要求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秉承协同共生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更需要遵守以“竞合互动”与“共同繁荣”为代表的“区域秩序”及“政治秩序”。
第一，政治秩序：与沿线国家缔结共同繁荣的合作关系。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抱有“戒心”，例如以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区域地缘政治大国，出于自身战略与大国利益诉求，会通过建立“中心化”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博弈[4]。因此，在沿线国家中建立“互尊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政治前提。
第二，经济秩序：与美元建立协同发展的合作共赢关系。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货币支付基础与金融清算秩序。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必将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霸权”地位产生“威胁”与“挑战”。但从美元在世界金融与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来看，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初生货币”，难以与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与决定性作用相“抗衡”[5]。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民币国际化应遵守与美元彼此间“避免摩擦”与“协同发展”的经济秩序。即在遵守由美元所制定的全球经济金融运作秩序的前提下，避免“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在沿线国家既定的战略安排相“冲突”，并凭借中国产品竞争优势、外汇储备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建立多边经贸往来关系，拓宽人民币支付及结算的物理边界及应用范围。
第三，区域秩序：与其他区域合作组织建立竞合互动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作為一项区域合作多边机制，理应与当前在该区域内活跃的各类经贸往来规则与经济运作秩序“相契合”。“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当前区域内通行的多边机制的“有效补充”，而绝非“挤占替代”[6]。需要与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区域经济组织间秉承“竞合”的战略协作与沟通融合原则，消除区域内其他合作组织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顾虑，促进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协同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路径
基于前述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应采取“由下至上”方式，即在操作风险与金融风险可控的前置条件下，逐步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持续改良金融海外布局的硬件基础与软件支撑，以提供专业化国际金融服务；依托“一带一路”开发性金融与基础设施投融资，助力人民币实现从“支付货币”到“储备货币”的国际化转型升级。
第一，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平稳有序地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如前所述，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识别与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应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动荡风险，而且需要科学地识别与处置由沿线国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市场体制机制供给所导致的市场经营与资本运作风险。同时，循序渐进地放开资本账户管控力度，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双向自由流动及支付结算交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通过不断拓展境外人民币资金在境内投融资的渠道及路径，能够有效地化解由美联储加息所引致的全部资本外流的压力，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多元的实现渠道；另一方面，即使面对“一带一路”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放开资本账户应秉承“循序渐进”与“节奏可控”的推进原则，充分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特点，构建人民币国际间职能性行为的动态风险监管及预警体系，进而形成具有时效性与针对性的金融宏观管理框架。
第二，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联通，加快实现金融服务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脱离便捷的金融服务与完备的基础设施支撑。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金融服务供给能否与沿线国家投融资需求相适配。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柔性化金融体制机制是实现金融服务国际化的重要前置条件。金融服务国际化的“硬件”及“软件”环境建设并非是单一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在“共创、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基于基础设施融入与服务机构内嵌的做法，形成多主体协同管理的局面。首先，应通过境外金融机构互设的方式，不断强化境内外金融机构在资金拆借、支付清算等方面的业务合作与管理协同，为“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产业与项目提供定制化与个性化金融服务；其次，应进一步完善与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拓展该套系统在资金清算与货币结算等方面服务的覆盖面与投放面，以便不断丰富“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的对象与种类。
第三，依托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升级。当前我国人民币输出与回流高度依赖贸易结算与离岸市场。但在美联储加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岸金融市场不健全的现实情境下，固化的人民币输出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其国际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期，我国应大力发展开发性金融与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以有效地激发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集聚效应与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效用。通过中资企业跨国并购与海外经营，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与“影响力”。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视阈下人民币国际化升级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海外投资及援助项目中增加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比，从而间接增加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使用频率与储备规模；其次，通过持续创新人民币境外计价结算模式，以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流通中的抗风险及保值增值的能力；再次，要持续地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货币互换与外汇掉期进程，通过显著增加人民币在沿线国家中的授信额度，实现人民币从“支付货币”向“储备货币”的国际化升级。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已经构成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国家顶层设计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坐标。“一带一路”倡议逻辑不仅与人民币国际化思维高度契合，同时亦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风险缓冲基础。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向纵深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来自于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区域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在面临着外部风险与自身能力建设滞后等挑战的同时，亦面临着沿线国家需求与日俱增和海外金融服务基础日趋扎实的战略机遇。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遵守“共同繁荣”的政治秩序、“竞合互动”的区域秩序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以“推动金融服务国际化”为先导、以“创新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项目”为支撑、以“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为保障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抗风险能力，进而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战略默契”，使“一带一路”进程逐渐摆脱美元体系的伤害，促进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方向转型。注释
[1]张帆、余淼杰、俞建拖：《“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2]严佳佳：《“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
[3]刘凯：《“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步骤及其货币战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
[4]李俊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公共物品的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5]刘功润：《“一带一路”倡议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上海金融》，2017年第10期。
[6]曲凤杰：《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国际贸易》，2017第8期。
责 编/樊保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