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移植与超越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英国的课业”，何伟亚中国近代史
殖民主义是始于1500年前后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伴随着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迅猛发展，日渐衰落，但其影响至今依在。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对殖民主义种种影响开展批判性反思，是探讨殖民主义之后全球政治、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话语。后殖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两者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看到知识不仅是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可以生产知识，并帮助其传播和确立统治地位。后殖民学者写出了一些颇具洞见的著作，它们揭示了从18世纪开始，西方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怎样帮助现代西方文化成为一种霸权，或一种文化标准，借此其他文化才能受到通常是批判性的评价，并被诊断出它们不能拥抱现代世界的症结。”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以下简称《英国的课业》）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有着浓厚后殖民主义风格的史学著作。该书继续了作者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以下简称《怀柔远人》）中的研究风格，试图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置于西方列强构建新帝国的全球性历史进程视野当中，从后殖民立场出发探寻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殖民环境的联系。对后殖民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反思，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行为，深刻把握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还是先从何伟亚的这本书说开去。
何伟亚曾于1995年著有《怀柔远人》一书，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学列文森最佳著作奖。2003年，他又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英文著作《英国的课业》，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他说《英国的课业》就是之前《怀柔远人》一书讨论问题的继续，该书考察了试图劝诱清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教育工程，以及运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以使清帝国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业规范的各种规训活动。
关于该书书名的灵感，作者在导论中指出，其来源于一张拍摄于1900年秋天在北京菜市口处决义和团教民的老照片。照片上展示了刑场上各色人群的活动场景，但真正吸引作者的是位于照片右面的墙上张贴的一张招生广告，上面写着附近的英文学堂里开设英文课。作者认为这张模模糊糊广告的背后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照片中的内容象征着帝国教程的两个方面：惩处性一面与建构性一面。作者指出该书的主题将深入探讨帝国教程的两个方面：“武器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枪炮不仅强迫他人顺从，它也在进行说服。字词和形象不仅仅是说服，他们也是某种强制。”
作者在研究中运用了西方后殖民研究中新近出现的诸多理论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理论（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作者指出，近代欧美帝国的构建过程是一个颠覆殖民地国家原有地域、政治和文化疆界的破坏性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在殖民地重新建立符合欧美帝国利益的新疆界的建构性过程。该书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鸦片战争与通商条约”，考察了在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在武装暴力的基础上，在经济、军事、语言等方面对中国施加课业的诸多途径和情景。比如，作者认为鸦片贸易推动了中国从地方经济转向国际市场，进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英国的军事技术打败了中国，继之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转向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英国的翻译活动经过知识的转换和包装，也为英国在华军事行动披上传播文明的隐蔽外衣，以上都成为英国在中国去疆界化的有力武器。
第二部分题为“在中国重建疆界，1861-1900”，探讨这一时期欧美帝国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其课业影响。作者认为，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员等大量收集整理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是知识的生产者。他们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类、分析、比较和收藏，并且利用统一术语、统一拼音法等手段将有关信息标准化，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帝国档案。在帝国档案的构建过程中，清帝国被解码、被分类、被概括，成为“一个大大扩展了英国对中国想象空间的中国”。作者认为，这些有关中国的知识对欧美帝国在华建立新秩序发挥了重要影响。
第三部分题为“使中国完全平等”，讨论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美帝国加之于中国的种种耻辱，并将其彻底改变成完全接受其支配的殖民化国家的过程。何伟亚前后考察了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对各地进行的各种惩罚性行动。他特别注意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强调西方利用中国知识对中国进行的帝国主义规训。
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曾出現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一反应”模式、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一近代”模式、以詹姆斯-佩克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模式，由于以上模式自身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其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批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下简称《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曾对这三种旧模式进行了集中批判，并努力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何伟亚认为以上学者都未能突破西方在华帝国主义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一西方”二元体系，也没有把欧美国家的在华活动置于全球环境中去考察。他指出“对被物化了的统一的西方进行解析，并将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范围内去考察，就不会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冲突看做是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孤立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不会把它们看做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斗争，而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帝国建构在帝国的获取、维持和扩张中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并明确提出其写作目标在于：“重新开启对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的研究，阐明19世纪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为完成这些任务，本书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外交史和经济史未予利用的资料。我希望能够找到某些方式，对中国中心研究取向进行补充和重新思考，并且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回到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中来。”
所谓“殖民话语”，是指大量存在于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术中控制和重构东方的特定话语，它们把东方想象或表述成一个异样和落后的“他者”，并借助一种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体系，为西方主宰和利用东方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与道德支持。后殖民主义正是对这种话语状况的反应，更多地关注于第三世界国家继续“解殖”的现实愿望，要求消解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格局，重新界定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及其民族文化的前景。在学术界，通常把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的出版视为后殖民理论时代到来的标志。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殖民思想和帝国主义理论、维科的世俗历史观、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以及法侬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剖析旨在颠覆一个西方的传统认识，即对纯知识的追求是超越政治与功利的。在萨义德看来，这些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权力运作和技术操作之中。其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史学既是对根深蒂固的西方史学传统的颠覆，也是对当前第三世界盛行的历史书写模式的反叛，显示出一种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现实诉求，其旨趣在于批判西方的“知识霸权”。一般认为，1993年Position杂志在美国的创刊，标志着美国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
“后殖民思潮”的发展成熟，其核心人物有何伟亚、杜赞奇、刘禾等。国内有学者把199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这股“后现代思潮”称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或者被认为是50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当下，这股源于西方的后殖民史学思潮也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有流行之势。
后殖民主义史学出现以来，对标志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如科学客观性的理想、历史进步的观念、民族国家史观的重要性等，都提出了激烈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否定西方线性发展史观。西方线性发展观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普遍理性为基础的，强调直线因果、进化论、目的论式的历史发展观念。在这种历史观念下，非西方文化传统总是被放置在以西方社会发展为轴线的时间刻度上加以排序和评价。后殖民主义史学则大唱“断裂原则”，主张通过将历史过程“碎片化”，打破社会历史发展的线性发展规律。其二，用“对称性叙述”的原则来审视中西方关系。就如何伟亚一贯运用的“帝国碰撞论”，不再像柯文那样一味执著于所谓“内部取向”，而是试图把中国在近代的变化置于一种全球发展的权力脉络之中重新加以定位，借以在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透视双方的互动关系。其三，批判当前流行的民族国家史观，竭力搜寻在“现代化叙事”中被遮蔽的声音。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以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叙事主线，将本国的近现代历史诠释为建立民族国家和寻求现代性的历程。在后殖民主义看来，民族国家是与18世纪以来科学理性追求和自由人追求同步的政体形式，也是后者的政治结果，它利用了强权更强化了现代性的话语霸权。近年来，美国史学家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就从检讨西方近代史学人手，将对历史叙事中“线性史观”的批评与对民族国家的解构相结合，提出了“复线的历史概念”来作为线性历史叙述的替代性表述，以让人们更立体地观察过去以及关于过去的表述。其四，关注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重视历史书写的语言形式和叙述形式，倡导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历史叙述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主张对历史对象的“建构式的理解”。
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正是从以上后殖民研究立场出发，尤其在福柯“去主体化”的知识/权力观影响下，从文化规训的角度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深入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知识与合法性之间互动缠绕的复杂关系。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诸多欧洲的外交官、传教士、海关官员等利用各种强制和利诱的手段教育、规训清朝的官员和下层民众的事例，旨在教导中国人在西方支配的世界里如何适当地行使自己的职责。认真反思，近代中国的很多观念和认识可能就与英国课业的文化规训密切相关。比如，如何解释一般所谓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到政制，最后才到思想文化这一递进过程？究竟是中国士人的自觉认识，还是西人有意的文化规训？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的：“一般的看法，中国在近代因落后而挨打，故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这基本是不错的。但寻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国，就很值得研究了。这显然是中国土人在西潮冲击下信心大失的明证……实际上，‘器物一政制一文化这一递进关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中国人固然有社会习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认同的看法（如‘被发左衽说），但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无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而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盖器物与政制与文化分不开正是西人的思想，并被其用来说服了中国人。”在近代殖民侵略的过程中，西人曾通过“船坚炮利”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器物的先进，但最终西方的文化侵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更为成功。在文化侵略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并不完全认同帝国的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更愿意采用和平说服的方式。他们曾选择以传播西方科学这个手段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这一点取得了部分成功。当传教士最后集中于利用出版物来影响读书人时，由于适应了中国士人的行为习惯，其效果渐渐凸显，并逐渐改变了中国士人的思想方式。显然，在这场文化竞争的过程中，西方人是有备而来，而中国土人却准备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的劫掠活动以及对劫掠品的处理方式，何伟亚认为其包含“惩罚”与“规训”两面，它不单是有关“复仇”主题的暴力演示，也是西方人针对中国主权、文明及中國人精神心理进行的有计划的“象征战”，实际上从属于欧美帝国主义全球性规范、庞大、持续的“教育工程”。有学者就专门考察了庚子事变发生后，在北京城处于“无主之国”的20余日里京官群体的政治活动、对外交往、临难心态等具体情状，用翔实的资料表明：“在某种意义上，面对西方人施加的‘有序惩罚，清朝官员给予了有默契的合作”，并进一步研究指出：“如果把八国联军的统治当做一场‘课业，那么，听者也参与塑造了这门课程的形态，甚至，课业灌输的也不是纯然单向的。”②至此，在英国“课业”的“惩罚”与“规训”下，中国士人已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西方已实现了“使中国完全平等”。
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曾一度与西方理论相互隔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开始大量引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相互借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在西方理论的引进中还存在诸多简单移植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我们应该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去塑造与西方理论的相互关系，在认真吸纳、理性批判、艰苦创新中走出学术自我主张的第一步。
1.关于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问题
“帝國碰撞论”是何伟亚一贯坚持的基本研究立场，就如他在《怀柔远人》一书序言中所言：“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这本书和我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试图阐释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其以上基本立场呢？正如有学者所评论指出的：“何伟亚的系列研究，总是遵循他所提出的所谓‘对称性叙述的原则，即从全球史的视野，把清朝中国看成是一种与英帝国等西方列强在欧亚大陆进行政治竞争和军事角逐的对手，这样固然赋予了‘清帝国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却也使其和英帝国一样变成了进行殖民扩张的区域性政治实体，即‘满族多民族帝国，因此，尽管何伟亚把柯文切割掉的‘帝国主义重新带回到中国历史之中，也从一种独特的文化控制的角度揭示了欧美列强对晚清中国的征服过程，以及其中存在的长期为欧美主流社会所忽视或掩盖的暴力和掠夺的事实，但其给读者的印象却不过是一个新帝国颠覆旧帝国的过程。”的确，从何伟亚的“帝国碰撞论”立场出发，清帝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与欧洲民族国家冲突中的受害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力量，客观上就有淡化西方殖民侵略的嫌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中外学者眼中视为正常的“清代中国”的概念，也被不少这种研究趋向的倡导者所肢解，即把清王朝从中国历史系谱之中分离出来，塑造出一个由满洲精英控制的、对内始终保持自身独特的民族认同、对外则特别关注边疆扩张的“清帝国主义”或“满洲殖民主义”的形象。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于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就否认大清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学界前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何伟亚的“清帝国主义”概念正是在这种日渐扩大的研究氛围中提出来的。何伟亚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同样在于反对把国家作为分析视角，反对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在此种论证逻辑下，中国将会在更广大的全球体系范围内融化于无形之中。通过对这一历史主体性的挑战，这样的一部历史变成了一部没有中国的中国史了。那么，在这样的叙述之中，中国本身都成了一种被质疑的对象。就如葛兆光所指出的：“这种研究和叙述立场，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国家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套用，和所谓‘想象共同体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c嘬终，就会使大家对“中国”这个从来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产生极大的疑问。
同时，后殖民主义史学反对现代盛行的民族史书写，认为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合理化了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因为民族史的书写源自欧洲的历史文化经验，并以之作为自己的写作范型。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民族国家仍在我们当前生活中具有广泛的意义。比如，中国直至19世纪末被日本打败后才愿意接受民族主义，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民族主义在凝聚国家力量和抵抗外国列强侵略上提供了强大的武器，社会进化论思想也随之引入。自此，中国开始摆脱了梁启超所指责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状态，实现了从“天下”秩序向民族国家的观念转变。就连杜赞奇也承认：“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定期回到对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印度的研究，正是与牵系于民族的纽带有关。”也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事实上，自从历史这门课程在许多国家被进行了民族主义的设计后（同样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明显），民族史的观念仍然是组织和表现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后殖民学者在投身批判民族史学实践当中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质疑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欧洲历史观念替代方式的意义。但是，前者不应不让我们看到民族史学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正如后者不应下结论说替代历史书写的唯一方式就是非历史。”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后殖民主义史学陷入到一种理论与现实的悖论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的课业》一书结尾，何伟亚更是提出要所有的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重新去思考构建我们共同历史的方式，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尊严的方式”的呼吁，尽管富有道义的高度，但如果解决不了历史话语的权力问题，它“也只能无力地在风中飘荡”。真正的现实是，与过去的英国相比，目前美国的权力更大，其话语可能更具规训性。
2.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问题
关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经历，而任何一种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谓的自我主张或自律性要求，意味着某种学术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一授权的。很明显，只有当一种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时，这种学术才开始达于其成熟阶段；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一种学术坚定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时，这种学术所取得的成果才从实质上来说是本己的，并因而才能成为伟大的。”@对于外来研究模式不假思索的仿效、移用，是对于外部学术“学徒状态”的典型表现，是一种缺少自我主张的“外部反思”，国内在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盲目移用上，就是一例。就如有学者所批评指出的，“冲击一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本是共时共存的两种研究取向，而不是大家日常印象中的如新陈代谢、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之所以给读者造成以上前后更替的印象，也与他“索事证理、以理限事、刻意构建其从‘冲击一反应到‘中国中心的线型解释模式有关。”反观我们当前的史学研究状况，正如有学者所言：“当身处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同胞正感受着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和着中国的节奏一同起舞的时候，我们的历史研究——其实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几乎都存在类似的现象——还在追随着美国中国学的节奏不断调整自己的舞步，而且自以为是与世界接轨，从此进入了国际学术的主流。”也如马克垚所指出的：“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还有来自教学一线的历史教师们所指出的，反思我们当前中学的近代史教材，大都还是按“冲击-反应”模式编的，教师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教的，学生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学的。在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摆脱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提出学术的自我主张、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既是时代发展的呼唤，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在此，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批判性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倾向，就是在相当严厉地清理了东洋学中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之后，继续对依赖纯粹西方式近代化观念来研究日本的方法的批判，在他们心目中，始终有一个‘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这样的意识。”相应的，在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书写中，首先应该追问的是，谁的近代史？为谁写的近代史？进而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学术自我主张下中国近代史书写的宏观指导与架构、中观理论与方法、微观叙事与体裁等问题。当然，这样的学术自我主张也必定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在学术上应该是高度谦逊并采取学习态度的。
面对形形色色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首先要把握其话语提出的基本立场，正如黄宗智先生所感受到的：“身处美国的中国研究环境之中和身处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之中的问题意识的不同。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关心的不会是探寻中国未来最佳途径的问题，而是关乎美国流行的理论/意识形态的某些问题，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同时，在西方研究模式的移植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辨析它没有说什么，更要反思它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进而把握我们自己究竟应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移植一批判一超越”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其中，批判的反思尤为重要。史学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但可以为建构自己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提供一套有效而正当的话语，这是史家的责任，更是历史的担当，是该付诸行动了。
最后，关于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研究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打破这类线性思维模式以及那些习以为常的认知和解释框架，并对其进行多元的、深刻的反思，更好的发挥历史研究的‘解弊与‘祛魅功能，这正是后现代及后殖民视角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见道之处。为了更好地理解与研究中国问题，忽视或敌视类似的视角或理论已非明智之举，就其对中国问题一些切中肯綮的批判和指引，我们还是应该怀有开放的心胸，结合中国社会和文化需求的实际，给予理解与批判地吸收。”何伟亚曾言，《英国的课业》一书是之前《怀柔远人》中问题讨论的继续，本文的写作亦是之前阅读何伟亚《怀柔远人》一书所思所想的延伸，之所以持续关注，亦正是深感中国近现代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西方研究视角“在场”（presencel）的参照与比较。
[作者简介]朱继军，洛阳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王雅贞]
殖民主义是始于1500年前后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伴随着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迅猛发展，日渐衰落，但其影响至今依在。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对殖民主义种种影响开展批判性反思，是探讨殖民主义之后全球政治、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话语。后殖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两者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看到知识不仅是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可以生产知识，并帮助其传播和确立统治地位。后殖民学者写出了一些颇具洞见的著作，它们揭示了从18世纪开始，西方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怎样帮助现代西方文化成为一种霸权，或一种文化标准，借此其他文化才能受到通常是批判性的评价，并被诊断出它们不能拥抱现代世界的症结。”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以下简称《英国的课业》）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有着浓厚后殖民主义风格的史学著作。该书继续了作者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以下简称《怀柔远人》）中的研究风格，试图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置于西方列强构建新帝国的全球性历史进程视野当中，从后殖民立场出发探寻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殖民环境的联系。对后殖民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反思，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行为，深刻把握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还是先从何伟亚的这本书说开去。
何伟亚曾于1995年著有《怀柔远人》一书，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学列文森最佳著作奖。2003年，他又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英文著作《英国的课业》，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他说《英国的课业》就是之前《怀柔远人》一书讨论问题的继续，该书考察了试图劝诱清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教育工程，以及运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以使清帝国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业规范的各种规训活动。
关于该书书名的灵感，作者在导论中指出，其来源于一张拍摄于1900年秋天在北京菜市口处决义和团教民的老照片。照片上展示了刑场上各色人群的活动场景，但真正吸引作者的是位于照片右面的墙上张贴的一张招生广告，上面写着附近的英文学堂里开设英文课。作者认为这张模模糊糊广告的背后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照片中的内容象征着帝国教程的两个方面：惩处性一面与建构性一面。作者指出该书的主题将深入探讨帝国教程的两个方面：“武器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枪炮不仅强迫他人顺从，它也在进行说服。字词和形象不仅仅是说服，他们也是某种强制。”
作者在研究中运用了西方后殖民研究中新近出现的诸多理论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理论（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作者指出，近代欧美帝国的构建过程是一个颠覆殖民地国家原有地域、政治和文化疆界的破坏性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在殖民地重新建立符合欧美帝国利益的新疆界的建构性过程。该书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鸦片战争与通商条约”，考察了在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在武装暴力的基础上，在经济、军事、语言等方面对中国施加课业的诸多途径和情景。比如，作者认为鸦片贸易推动了中国从地方经济转向国际市场，进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英国的军事技术打败了中国，继之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转向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英国的翻译活动经过知识的转换和包装，也为英国在华军事行动披上传播文明的隐蔽外衣，以上都成为英国在中国去疆界化的有力武器。
第二部分题为“在中国重建疆界，1861-1900”，探讨这一时期欧美帝国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其课业影响。作者认为，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员等大量收集整理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是知识的生产者。他们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类、分析、比较和收藏，并且利用统一术语、统一拼音法等手段将有关信息标准化，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帝国档案。在帝国档案的构建过程中，清帝国被解码、被分类、被概括，成为“一个大大扩展了英国对中国想象空间的中国”。作者认为，这些有关中国的知识对欧美帝国在华建立新秩序发挥了重要影响。
第三部分题为“使中国完全平等”，讨论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美帝国加之于中国的种种耻辱，并将其彻底改变成完全接受其支配的殖民化国家的过程。何伟亚前后考察了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对各地进行的各种惩罚性行动。他特别注意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强调西方利用中国知识对中国进行的帝国主义规训。
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曾出現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一反应”模式、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一近代”模式、以詹姆斯-佩克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模式，由于以上模式自身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其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批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下简称《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曾对这三种旧模式进行了集中批判，并努力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何伟亚认为以上学者都未能突破西方在华帝国主义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一西方”二元体系，也没有把欧美国家的在华活动置于全球环境中去考察。他指出“对被物化了的统一的西方进行解析，并将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范围内去考察，就不会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冲突看做是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孤立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不会把它们看做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斗争，而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帝国建构在帝国的获取、维持和扩张中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并明确提出其写作目标在于：“重新开启对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的研究，阐明19世纪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为完成这些任务，本书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外交史和经济史未予利用的资料。我希望能够找到某些方式，对中国中心研究取向进行补充和重新思考，并且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回到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中来。”
所谓“殖民话语”，是指大量存在于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术中控制和重构东方的特定话语，它们把东方想象或表述成一个异样和落后的“他者”，并借助一种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体系，为西方主宰和利用东方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与道德支持。后殖民主义正是对这种话语状况的反应，更多地关注于第三世界国家继续“解殖”的现实愿望，要求消解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格局，重新界定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及其民族文化的前景。在学术界，通常把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的出版视为后殖民理论时代到来的标志。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殖民思想和帝国主义理论、维科的世俗历史观、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以及法侬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剖析旨在颠覆一个西方的传统认识，即对纯知识的追求是超越政治与功利的。在萨义德看来，这些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权力运作和技术操作之中。其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史学既是对根深蒂固的西方史学传统的颠覆，也是对当前第三世界盛行的历史书写模式的反叛，显示出一种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现实诉求，其旨趣在于批判西方的“知识霸权”。一般认为，1993年Position杂志在美国的创刊，标志着美国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
“后殖民思潮”的发展成熟，其核心人物有何伟亚、杜赞奇、刘禾等。国内有学者把199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这股“后现代思潮”称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或者被认为是50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当下，这股源于西方的后殖民史学思潮也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有流行之势。
后殖民主义史学出现以来，对标志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如科学客观性的理想、历史进步的观念、民族国家史观的重要性等，都提出了激烈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否定西方线性发展史观。西方线性发展观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普遍理性为基础的，强调直线因果、进化论、目的论式的历史发展观念。在这种历史观念下，非西方文化传统总是被放置在以西方社会发展为轴线的时间刻度上加以排序和评价。后殖民主义史学则大唱“断裂原则”，主张通过将历史过程“碎片化”，打破社会历史发展的线性发展规律。其二，用“对称性叙述”的原则来审视中西方关系。就如何伟亚一贯运用的“帝国碰撞论”，不再像柯文那样一味执著于所谓“内部取向”，而是试图把中国在近代的变化置于一种全球发展的权力脉络之中重新加以定位，借以在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透视双方的互动关系。其三，批判当前流行的民族国家史观，竭力搜寻在“现代化叙事”中被遮蔽的声音。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以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叙事主线，将本国的近现代历史诠释为建立民族国家和寻求现代性的历程。在后殖民主义看来，民族国家是与18世纪以来科学理性追求和自由人追求同步的政体形式，也是后者的政治结果，它利用了强权更强化了现代性的话语霸权。近年来，美国史学家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就从检讨西方近代史学人手，将对历史叙事中“线性史观”的批评与对民族国家的解构相结合，提出了“复线的历史概念”来作为线性历史叙述的替代性表述，以让人们更立体地观察过去以及关于过去的表述。其四，关注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重视历史书写的语言形式和叙述形式，倡导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历史叙述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主张对历史对象的“建构式的理解”。
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正是从以上后殖民研究立场出发，尤其在福柯“去主体化”的知识/权力观影响下，从文化规训的角度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深入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知识与合法性之间互动缠绕的复杂关系。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诸多欧洲的外交官、传教士、海关官员等利用各种强制和利诱的手段教育、规训清朝的官员和下层民众的事例，旨在教导中国人在西方支配的世界里如何适当地行使自己的职责。认真反思，近代中国的很多观念和认识可能就与英国课业的文化规训密切相关。比如，如何解释一般所谓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到政制，最后才到思想文化这一递进过程？究竟是中国士人的自觉认识，还是西人有意的文化规训？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的：“一般的看法，中国在近代因落后而挨打，故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这基本是不错的。但寻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国，就很值得研究了。这显然是中国土人在西潮冲击下信心大失的明证……实际上，‘器物一政制一文化这一递进关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中国人固然有社会习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认同的看法（如‘被发左衽说），但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无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而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盖器物与政制与文化分不开正是西人的思想，并被其用来说服了中国人。”在近代殖民侵略的过程中，西人曾通过“船坚炮利”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器物的先进，但最终西方的文化侵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更为成功。在文化侵略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并不完全认同帝国的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更愿意采用和平说服的方式。他们曾选择以传播西方科学这个手段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这一点取得了部分成功。当传教士最后集中于利用出版物来影响读书人时，由于适应了中国士人的行为习惯，其效果渐渐凸显，并逐渐改变了中国士人的思想方式。显然，在这场文化竞争的过程中，西方人是有备而来，而中国土人却准备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的劫掠活动以及对劫掠品的处理方式，何伟亚认为其包含“惩罚”与“规训”两面，它不单是有关“复仇”主题的暴力演示，也是西方人针对中国主权、文明及中國人精神心理进行的有计划的“象征战”，实际上从属于欧美帝国主义全球性规范、庞大、持续的“教育工程”。有学者就专门考察了庚子事变发生后，在北京城处于“无主之国”的20余日里京官群体的政治活动、对外交往、临难心态等具体情状，用翔实的资料表明：“在某种意义上，面对西方人施加的‘有序惩罚，清朝官员给予了有默契的合作”，并进一步研究指出：“如果把八国联军的统治当做一场‘课业，那么，听者也参与塑造了这门课程的形态，甚至，课业灌输的也不是纯然单向的。”②至此，在英国“课业”的“惩罚”与“规训”下，中国士人已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西方已实现了“使中国完全平等”。
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曾一度与西方理论相互隔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开始大量引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相互借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在西方理论的引进中还存在诸多简单移植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我们应该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去塑造与西方理论的相互关系，在认真吸纳、理性批判、艰苦创新中走出学术自我主张的第一步。
1.关于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问题
“帝國碰撞论”是何伟亚一贯坚持的基本研究立场，就如他在《怀柔远人》一书序言中所言：“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这本书和我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试图阐释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其以上基本立场呢？正如有学者所评论指出的：“何伟亚的系列研究，总是遵循他所提出的所谓‘对称性叙述的原则，即从全球史的视野，把清朝中国看成是一种与英帝国等西方列强在欧亚大陆进行政治竞争和军事角逐的对手，这样固然赋予了‘清帝国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却也使其和英帝国一样变成了进行殖民扩张的区域性政治实体，即‘满族多民族帝国，因此，尽管何伟亚把柯文切割掉的‘帝国主义重新带回到中国历史之中，也从一种独特的文化控制的角度揭示了欧美列强对晚清中国的征服过程，以及其中存在的长期为欧美主流社会所忽视或掩盖的暴力和掠夺的事实，但其给读者的印象却不过是一个新帝国颠覆旧帝国的过程。”的确，从何伟亚的“帝国碰撞论”立场出发，清帝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与欧洲民族国家冲突中的受害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力量，客观上就有淡化西方殖民侵略的嫌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中外学者眼中视为正常的“清代中国”的概念，也被不少这种研究趋向的倡导者所肢解，即把清王朝从中国历史系谱之中分离出来，塑造出一个由满洲精英控制的、对内始终保持自身独特的民族认同、对外则特别关注边疆扩张的“清帝国主义”或“满洲殖民主义”的形象。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于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就否认大清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学界前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何伟亚的“清帝国主义”概念正是在这种日渐扩大的研究氛围中提出来的。何伟亚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同样在于反对把国家作为分析视角，反对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在此种论证逻辑下，中国将会在更广大的全球体系范围内融化于无形之中。通过对这一历史主体性的挑战，这样的一部历史变成了一部没有中国的中国史了。那么，在这样的叙述之中，中国本身都成了一种被质疑的对象。就如葛兆光所指出的：“这种研究和叙述立场，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国家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套用，和所谓‘想象共同体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c嘬终，就会使大家对“中国”这个从来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产生极大的疑问。
同时，后殖民主义史学反对现代盛行的民族史书写，认为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合理化了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因为民族史的书写源自欧洲的历史文化经验，并以之作为自己的写作范型。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民族国家仍在我们当前生活中具有广泛的意义。比如，中国直至19世纪末被日本打败后才愿意接受民族主义，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民族主义在凝聚国家力量和抵抗外国列强侵略上提供了强大的武器，社会进化论思想也随之引入。自此，中国开始摆脱了梁启超所指责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状态，实现了从“天下”秩序向民族国家的观念转变。就连杜赞奇也承认：“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定期回到对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印度的研究，正是与牵系于民族的纽带有关。”也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事实上，自从历史这门课程在许多国家被进行了民族主义的设计后（同样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明显），民族史的观念仍然是组织和表现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后殖民学者在投身批判民族史学实践当中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质疑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欧洲历史观念替代方式的意义。但是，前者不应不让我们看到民族史学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正如后者不应下结论说替代历史书写的唯一方式就是非历史。”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后殖民主义史学陷入到一种理论与现实的悖论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的课业》一书结尾，何伟亚更是提出要所有的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重新去思考构建我们共同历史的方式，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尊严的方式”的呼吁，尽管富有道义的高度，但如果解决不了历史话语的权力问题，它“也只能无力地在风中飘荡”。真正的现实是，与过去的英国相比，目前美国的权力更大，其话语可能更具规训性。
2.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问题
关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经历，而任何一种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谓的自我主张或自律性要求，意味着某种学术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一授权的。很明显，只有当一种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时，这种学术才开始达于其成熟阶段；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一种学术坚定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时，这种学术所取得的成果才从实质上来说是本己的，并因而才能成为伟大的。”@对于外来研究模式不假思索的仿效、移用，是对于外部学术“学徒状态”的典型表现，是一种缺少自我主张的“外部反思”，国内在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盲目移用上，就是一例。就如有学者所批评指出的，“冲击一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本是共时共存的两种研究取向，而不是大家日常印象中的如新陈代谢、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之所以给读者造成以上前后更替的印象，也与他“索事证理、以理限事、刻意构建其从‘冲击一反应到‘中国中心的线型解释模式有关。”反观我们当前的史学研究状况，正如有学者所言：“当身处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同胞正感受着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和着中国的节奏一同起舞的时候，我们的历史研究——其实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几乎都存在类似的现象——还在追随着美国中国学的节奏不断调整自己的舞步，而且自以为是与世界接轨，从此进入了国际学术的主流。”也如马克垚所指出的：“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还有来自教学一线的历史教师们所指出的，反思我们当前中学的近代史教材，大都还是按“冲击-反应”模式编的，教师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教的，学生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学的。在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摆脱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提出学术的自我主张、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既是时代发展的呼唤，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在此，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批判性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倾向，就是在相当严厉地清理了东洋学中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之后，继续对依赖纯粹西方式近代化观念来研究日本的方法的批判，在他们心目中，始终有一个‘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这样的意识。”相应的，在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书写中，首先应该追问的是，谁的近代史？为谁写的近代史？进而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学术自我主张下中国近代史书写的宏观指导与架构、中观理论与方法、微观叙事与体裁等问题。当然，这样的学术自我主张也必定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在学术上应该是高度谦逊并采取学习态度的。
面对形形色色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首先要把握其话语提出的基本立场，正如黄宗智先生所感受到的：“身处美国的中国研究环境之中和身处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之中的问题意识的不同。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关心的不会是探寻中国未来最佳途径的问题，而是关乎美国流行的理论/意识形态的某些问题，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同时，在西方研究模式的移植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辨析它没有说什么，更要反思它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进而把握我们自己究竟应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移植一批判一超越”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其中，批判的反思尤为重要。史学虽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但可以为建构自己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提供一套有效而正当的话语，这是史家的责任，更是历史的担当，是该付诸行动了。
最后，关于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研究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打破这类线性思维模式以及那些习以为常的认知和解释框架，并对其进行多元的、深刻的反思，更好的发挥历史研究的‘解弊与‘祛魅功能，这正是后现代及后殖民视角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见道之处。为了更好地理解与研究中国问题，忽视或敌视类似的视角或理论已非明智之举，就其对中国问题一些切中肯綮的批判和指引，我们还是应该怀有开放的心胸，结合中国社会和文化需求的实际，给予理解与批判地吸收。”何伟亚曾言，《英国的课业》一书是之前《怀柔远人》中问题讨论的继续，本文的写作亦是之前阅读何伟亚《怀柔远人》一书所思所想的延伸，之所以持续关注，亦正是深感中国近现代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西方研究视角“在场”（presencel）的参照与比较。
[作者简介]朱继军，洛阳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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