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平凡的世界》
张艳茜
1985年秋天，路遥为创作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已经做完前期的准备，即阅读百部名著、翻看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省报，以及深入基层体验生活。
接着，他决定到位于陕西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开始这部书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部“规模很大的书”，就是《平凡的世界》。
在路遥来陈家山煤矿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他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对路遥来说无用的沙发。
父亲被逮捕过这件事，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
路遥来到陈家山，准备开始写作，可他却迟迟下不了笔，因为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头。
整整三天，路遥苦思冥想，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1981年亲生父亲被逮捕的事情。
1981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甘泉县文化局局长张弢找到时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延安记者站负责人贾炳申，说是路遥刚到延安，求贾炳申办一件事。
张弢说：路遥的父亲因为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抓起来了。张弢又解释说：一村人都砍了，他既不是带头的，也不是砍得最多的，就因为他“无儿子”担着，就把他抓了。
已驻站一年多的贾炳申知道，在陕北这个地方，家里没有“公家人”（在外工作的干部）的人家会受欺负，没有儿子的家庭也受欺负，这类事情比较普遍。贾炳申很想帮忙，但清涧属于榆林，贾炳申是延安记者站的，真不好管。张弢知道贾炳申的为难，嘴里对贾炳申喃喃道：“你不去，他父亲看来没希望了。”
贾炳申沉思一会儿，与张弢一起来到延河饭店。此时，路遥正站在炎热的阳光中，边抽烟边焦急地等待。看到他俩走来，路遥快步走下台阶，握着贾炳申的手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贾炳申了解了一下情况，就去找县委书记。
“当时清涧是全省最穷的县之一。我到的当晚全县城停电，县委办通讯员打着手电把我领到县委书记办公室。”贾炳申后来回忆给路遥帮忙这件事儿，“掏出记者证验明正身后，我便直奔主题，把路遥讲的情况和我调查的情况做了反映，并很明确地提出，处理盗伐公路行道树无可非议，但这样的处理有失偏颇，要抓应该抓带头砍树的。书记也当即表示，让公安部门查清楚，第二天上午告诉我结果。”
正是亲生父亲被逮捕这件事儿，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他将此事演变成“王满银”贩卖老鼠药被公社劳教，一下子引出了这部书所有的重要人物。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路遥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
五六天过后，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写作进度。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路遥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
路遥心里很清楚这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他又前进了一步。他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写作紧张起来，常常会错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有时候，路遥一天就吃一顿。医院职工食堂的师傅与路遥对话算多的人，也无非是问路遥，想吃什么，师傅好给他做什么。
但矿区的生活是过分简单了。不是矿上不想让他吃好，无论是陈家山煤矿领导还是医院方面，一直在尽心操办，只是条件有限。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有一年还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没有鸡蛋，连点豆腐都很难搞到。
早饭被路遥错过了，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个矿山医院，医生职工大都回家吃饭，又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所以，伙食也相当难搞。
每当写作到凌晨，路遥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后，他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又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
当年见过路遥的陈家山医院医生，如今大多已调离了这里，只有一两个人说见过路遥。回忆起当年，医生说因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与他搭话。路遥工作时，更是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生怕影响了他的创作。
可是某一天，正当路遥埋头写作时，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他。路遥一再给记者解释，但无济于事，记者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路遥“长期作战”。此时，路遥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记者，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
待路遥重新坐回桌边，心脏还在乱跳。虽然他后悔刚才自己的无礼行为，但他没有办法。
“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
1985年10月21日，有一个西安的长途电话打给路遥，电话里说，老作家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
这消息使路遥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看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公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阻，七个小时不能越过，路遥只好返回陈家山煤矿。
“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
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长着一脸自称为“匈奴式”的胡须，络腮胡须长得很快，几天不刮就难受。来之前，他没有像香烟和咖啡一样备足了刮胡刀片，矿上竟然也买不到这东西。一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就再也刮不动了，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他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每个星期抽点时间，转悠到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门刮一次胡须。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路遥坦言，孤独的日子里，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路遥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一家人围坐一起聚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
黑暗中，路遥不禁两眼发热。他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然后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
1986年元旦在即，墙上那张表格，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划掉。
要出山了，要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了，要见到亲爱的女儿了，路遥兴奋异常。
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写法，但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
1986年夏天，路遥离开西安，这次他来到延安地区一个偏僻小县城—吴起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
吴起县武装部院子角落里一孔很小的窑洞，是路遥开始又一次的“长途跋涉”的地方。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窑洞里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路遥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
这孔简陋的窑洞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桌子，桌子上堆着一些书籍，放着几块掰碎的干馍馍、几包咖啡和一包当地生产的粗糙的饼干。这些食物，是为赶不上招待所的饭点准备的。
路遥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他中午一点以后起床，饭时早过了。这种反时差路遥已积习难改，无法与正常餐点合拍了。
1986年第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顺利出版发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外界的反响并不如路遥所愿。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进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遥仍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于是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太老套了。
其实，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写法，读过不少现代主义作品，但对比之后，他还是为《平凡的世界》选定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
“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此时，路遥身体的变化十分明显，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苍老了许多，不到38岁的年龄，两鬓已染了白发，走路的速度也缓慢了，饭量明显减少了许多，右边的眼睛一直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看了医生，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他停止工作和阅读。
路遥当然知道医生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却是无法接受的。
好在这时候，路遥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在三四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这期间正好是路遥考虑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便很乐意地参加了这个活动。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因此也有了许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
访问结束后，路遥回到了陕西省作协机关院内那间被他称之为“牢房”的写作间，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的修改和抄写工作。
每天黎明时，路遥才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
知道路遥出国访问回来，他的大学同学王双全等便来到作协大院看望他。那天，路遥显得特别兴奋，与同学谈天说地的，谈外国，谈中国，说洋人，说国人。在他的书桌上，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书稿，整齐地摞了厚厚的一摞，足有一尺多高。
路遥对王双全说，这部书的第三部构思已完成，近期就要动笔了。他还说，第三部的写作，想在王双全的老家洛川县进行，需要住上两周的时间。
这时，一个电话找路遥，说是延川家里打来的。路遥一接，听到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养父病故了。
路遥很难过，可他尽力抑制着悲恸，没有回去奔丧。他联系上了四弟王天乐，让他代他妥善料理老人的后事。
路遥7岁那年，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的情形更加凄苦，每天进行着超负荷的体力与脑力劳动。除过劳累，饥饿问题依然如影相随。在陈家山煤矿没啥可吃，回到西安城里还是如此。
当然不是西安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路遥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有时不知不觉就写到夜间十二点钟，夜市也去不成了，路遥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评论家王愚或其他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他形容自己就如同《平凡的世界》里流浪落魄的王满银。
每天，直到黎明时，路遥才如同一个幽灵，慢慢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月光下，只有他自己时长时短的身影随行。
院子后面的一栋家属楼，一单元三层，是路遥的家。这套房子是他在《人生》获奖之后不久，从同单元的五层三居室调整到三层四居室的。
他艰难地登上一个一个台阶，小心地拧开门，悄悄地走入自己的卧室。紧张而疲惫的一天，终于可以停歇了。
修改和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日子里，因为过度的劳累和营养的匮乏，路遥常常几乎无力端坐，很多时候，他只能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写字。他不是用体力，而是完全凭借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最后的工作。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快完稿时，路遥忽然吐了一口血。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路遥描述了他写作写到精疲力尽时的情形：“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
他继续写道：“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1988年5月，《平凡的世界》三部全部完成。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病医治无效在西安英年早逝，年仅4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