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摄影：真则有力，美则传神

    祁庆国

    我学习摄影始自大学阶段，考古学专业的课程中有摄影课，那是在1980年；正式从事文物摄影是从1992年开始的。说是“正式”，其实拍摄都是伴随学术工作、业务工作进行的，一直到现在。这是形成我在摄影方面的成果和认识的基础，也使我有机会经历并承担文物行业各个门类的摄影工作。我参加田野考古工作10年，之后主持过博物馆信息化系统建设、中外文物展览、展览多媒体、学术图书报刊编撰出版、科研组织与管理等工作，现在仍是两个文物机构的法人。所以，我所讲述的，不仅是来自摄影专业人员的工作心得，更是来自担任文物行业多项专业工作负责人的经验积累。

    文物行业涵盖范围非常广：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博物馆研究、展示与社会教育，石窟寺、历史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业遗产，科技检测、测量与分析等等。所有这些专业工作都需要摄影，而且是专业的摄影；不仅指摄影技术要专业，还要求符合学术要求。所以，“文物摄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一个总概念；如果详细划分则可分成许多专业类型。田野考古摄影与博物馆藏品摄影就完全不同，而石窟寺、历史建筑摄影又是另一类型。以田野考古摄影为例，调查阶段包含拍摄地貌、遗址远近景、遗迹、地面遗物、工作场景等；发掘阶段则更加复杂，主要可分为拍摄发掘过程、遗物遗迹两大类，而遗物遗迹则是随着发掘过程不断的进行而持续拍摄的，并且要同时采用正俯视（垂直）、侧视、斜俯视等多种视角拍摄全景、近景或特写。最具挑战的是，遗迹刚刚被剥离出来时，比如丝织品的痕迹，要果断采取恰当方式，包括布光、曝光、拍摄角度等，把遗迹及时记录下来，因为有的遗迹稍纵即逝，比如颜色有可能很快就褪掉了。田野考古工作中非常重要、但是在当年很难拍摄的是大型遗址或墓地正俯视（垂直）或斜俯视（鸟瞰）全景照片，这一直是令人头痛的事情。多数发掘工地是采用搭建临时塔架的方式，费时费力，高度还有很大限制。近20年前，在圆明园遗址发掘工地，我们曾经雇用大型单臂液压吊车，把装着我和相机的铁笼子吊到大概20多米高的空中进行拍摄。在摇摇晃晃的铁笼子里，使用机背取景相机拍摄4×5的页片，多么不易。现在简单了，使用无人机轻松解决。发掘之后的整理阶段，则有大量的器物拍摄工作。

    石窟寺、历史建筑的拍摄，首先是避免透视变形的问题，墙体、柱子要垂直，需要使用机背取景（皮腔）相机。直到眼下，我还在使用机背取景（皮腔）相机拍摄历史建筑、古典园林等，或用页片（黑白片、彩色反转片），或用数字后背。这不是出于习惯，主要是这样拍出的照片，其效果更能符合文物摄影的综合要求。而且，机背取景（皮腔）相机在控制景深方面比固定机身相机多出了一种手段。借助转接板把数字后背装在4×5机背取景（皮腔）相机上，移动数字后背拍摄多幅，经后期拼接，可获得高质量大图。前两年，仙娜公司出产了一款装配数字后背的轻便相机ATEC，取消了皮腔，操作非常简单，装配广角镜头，也基本可以解决透视变形问题。说到胶片与数字摄影的比较，单纯从技术指标、效率、实用性等考虑，数字摄影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凡是工作项目的拍摄，我都是使用4×5机背取景（皮腔）相机加数字后背。但是，出于内心感受的释放，我现在还经常使用8×10黑白页片拍摄历史建筑，那种丰富、微妙的细节往往使我沉浸其中。

    博物馆摄影的主体是藏品摄影（即器物摄影）。比如绘画、文书等平面藏品，近年来大型博物馆或美术馆都已经采用大幅面（A0或2A0幅面）高精度平面扫描仪（如德国的Cruse、意大利的Metis等品牌）来对它们采集数字影像了。这比采用相机的翻拍方式优越太多了。自2000年以来，文物行业在摄影技术装备方面提升很快。准专业级的数字摄影、数字摄像设备基本普及；三维扫描、大幅面高精度平面扫描仪在国家级、省级单位已经越来越多；新建的博物馆、考古所建筑基本都设有专业摄影室（棚）。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年轻摄影师。但是就整体而言，文物行业的摄影师队伍并没有伴随技术装备的提升而提升，没有伴随行业规模的扩展而扩展。从文博机构层面看，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认识肤浅，积累不继，标准偏低，人员不足，培训缺乏，杂务缠身。以在京某大型博物馆为例，拥有多位专业摄影师、国际一流水平的摄影棚和设备，可是这些摄影师每日的工作却是拍摄会议和活动，并不拍摄藏品；其实持续拍摄藏品、积累藏品影像资源才是博物馆的基础业务工作。

    文物摄影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文物行业的基础资源，而且是支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无论是学术研究、公共文化服务、行业管理都不能缺少文物的影像资源。欧美博物馆、特别是知名博物馆一向重视藏品拍摄和影像档案的保存，近百年如一日，坚持高水平的拍摄，坚持严格规范的底片保管，整体水平很高。日本国家级考古机构数十年一直采用4×5、8×10的页片拍摄遗址、遗迹和遗物，可见其重视程度；而且，摄影师既专业又敬业。我曾经在日本的考古研究所交流、工作过一年之久，此评价绝非虚言。在我国上下高度关注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作为从事文物工作（包含文物摄影）30余年的人员，真心希望我国的文物摄影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文物摄影既然如此重要，如何拍好呢？我仅就文物摄影中的器物摄影谈一点拙见。器物摄影首先难在准确。一方面是整体器型（形态）的准确。三维的物体变成二维的照片，物体上各点以投影方式落在设定的平面（如照片、画布）上从而获得二维的图像。这样，拍摄角度（视点）决定了物体轮廓在平面（照片）上的形态，就是说，以不同拍摄角度（视点）拍摄同一件物品，可能获得形象完全不同的照片。这就出现了令人担心的局面，这个拍摄角度（视点）的选择，决定了器物形态（器型）的表达是否恰当，如果选择不对，器物形态（器型）就会被歪曲。这肯定是文物摄影不能接受的。何谓表达恰当？需符合文物、考古专业的学术认知。要选择最能充分表达该器物学术意义特征的那个视点；因为学术上认定的特征体现着人类的探索和进步。所以，不管從事文物摄影的哪个门类，都需要知识准备，不然所拍照片或者不到位、或者出错。

    另一方面是器物細部形态的准确。器物表面（轮廓之内）是有起伏的，如何利用明面、暗面及过渡面的位置和对比把这样的起伏（空间感）表现出来？一般化表达是容易的，而做到精准、传神则很难。要借助灯光投射的角度、范围以及光线柔化程度的精细把控，准确“塑造”（表现）器物的轮廓线、转折线（相邻两个面的锐利转折）、隐线（相邻两个面的圆钝过渡）、装饰线（如器物上的纹饰）和汇聚线（角）。这一功课与美术界的素描是一样的：素描讲究三面、五调，即受光面、背光面和侧光面（过渡面），以及亮面、灰面、明暗交界线、反光和投影。灯光随意投射在物体上，自然会形成受光面、背光面和侧光面等，关键是这自然形成的明暗效果并非是该器物造型与表面形态的最佳表现，需要调整灯光，营造出既准确又美观的三面、五调。还需要把握，在器物整体上是明面（受光区）、暗面（背光区）及过渡面三大区域，即使是在明面（受光区）或暗面（背光区）的某一局部范围内，依然应该再细分出明、暗和过渡面，不能一片通亮或一团死黑。摄影史上，爱德华·韦斯顿拍摄的《甜椒》就是极好的典范。

    这样，做好上述两方面的事，器物的器型（形态）和立体感就可以很好地表现出来。

    其次难在质感、美感。要在准确表达对象形态（器型）的前提下营造质感、美感，传达韵味。文物摄影中，美感和历史韵味往往是借着质感来传达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其表面难以名状的肌理、色泽带来的视觉感受，对观者内心的触动，在仿制品上面是不可能获得的。如何在照片中表达呢？这需要拍摄者从文物本身上去感受、发现（不能自由发挥），从整体观感（包含历史信息）、造型、质地、纹饰、色彩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形成清晰的认识，即做到理解了即将拍摄的这件文物。之后便是以恰当的摄影手法展现出拍摄者的认识和理解。这需要娴熟地运用光线，光线虽是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主、客两方面：主体就是光线投射的方向和光线的性质（柔化程度），因为器物摄影都是使用标准色温灯具，光线的色温在此不必讨论；客体就是被拍摄物对光线的反应、回应，即镜面反射、漫反射、吸收、透射、折射。被拍摄物对光线的反应或呈镜面反射，或呈漫反射等，当然是物体本身决定的，但是如何巧妙利用、以达到传神地表现文物，则是大有施展技巧的空间的。要针对所拍器物的器型、质地、色彩等，依据规律，灵活运用。光线整体效果要纯净、通透，主光的造型作用一定要明显，尽管可能使用了3盏灯、4盏灯，还有反光板，但是看上去毫无痕迹；明面、暗面和过渡面的排布要有和谐悦目的比例关系。这样，一件非常普通的陶器或瓷器，也能拍得非常耐看，有历史遗物的味道（视觉感受），似乎呼之欲出。这便是成功的文物摄影。

    文物摄影还难在品位。如前所述，知识储备是拍摄工作的前提，学识越丰富，对文物的认识就会更全面，对于应该表现什么就会更清晰。而艺术修养越高，特别是对视觉艺术的领悟越深刻，摄影表现手法的运用就会更加从容、丰富、精准，照片会更有韵味和感染力，尽管画面可能非常简单。文物摄影固然具有作为影像档案服务于管理和研究的功用，但同时，文物摄影应该成为研读、展示、传播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方式，帮助人们领会文化遗产的价值。

    文物摄影作为一项文化成果，真正传递的首先不是具体的知识细节，而是文化的精神、气质和智慧。所以，文物摄影的追求，就是要把人们观看实物时未曾发现、或者虽然发现但感受不深的真与美提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