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种桃李 俭以养德育人才
何振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会员，传统音乐学会理事，儿童音乐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1955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后留校任教，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致力于附中及学院各系的民族民间音乐课及歌曲作法课的教学工作，并在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院兼课，在各地数十个单位进行讲学。出版《中国儿童民歌选集》、《迈进民族音乐之门》、《让诗词唱起来：谈歌曲写作》等多部著作，发表数百首歌曲及相关文章，培养出乌兰杰（扎木苏）、储望华、鲍元凯、王立平、黄安伦等一批颇有影响的音乐人才。
洪月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资深练耳专家。195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后留校任教。从教数十年来，默默致力于练耳教学工作，在音乐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春风化雨种桃李
2014年11月26日上午10点，笔者如约来到何振京先生的家中，受到了何振京先生与夫人洪月华老师的亲切接待，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访谈时间中，两位年过八旬的老师精神矍铄地为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音乐人生。
何先生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父亲是上海国立音专师范科的学生，尽管出生于“音乐世家”，但是何先生的童年却是在河北省的农村度过的，父亲买的唱片机便是他最初的音乐启蒙教师。他并不满足于家中的交响乐唱片，将邻村镇上亲戚家所有的唱片都借来聆听，这些唱片中包括戏曲、曲艺等。此外，乡间民歌、农村庙会的戏曲演出也经常吸引着这个年轻人，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他对民间音乐的热爱。
1947年，父亲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母亲便带着他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读书。父亲备课所用的风琴成为他最好的玩伴。相比保定农村老家，北京的音乐活动更为丰富，京剧、评剧演出频繁，喜爱音乐的何先生常常到护国寺庙会和天桥等地欣赏民间歌唱艺术的演出……
在何先生的记忆里，当时的北京，属于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人民生活困苦，备受欺凌，精神压抑，惟有以曲艺和戏曲抒怀。街上的绸缎店，油盐店等大店铺，每天上下午，门口的大喇叭，定时播放王杰魁在电台说的评书《小五义》，连阔如说的《东汉》，赵英颇说的《聊斋》等节目，行人不召自来，纷纷为之驻足，形成一道迷人的“风景线”。那一段时间，何先生通过电台广播，在家里经常收听各种曲艺和戏曲节目。至今难忘的如单弦名家曹宝禄、王秀卿、荣剑尘、谭凤元的演唱，至今仍恋恋不忘。有时，在护国寺庙会，西单商场游艺园，欣赏“免费的”节目——那时，十几岁的学生，到了“打钱”的时候，只要“站脚助威”，也算是“捧场”了。这段时间，也听过一些唱片：如京剧的《甘露寺》、《捉放曹》、《四郎探母》等；曲艺中印象较深的有刘宝全的《大西厢》、《丑末寅初》，马增芬的《玲珑塔》……
1949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招生，何先生报名参加了考试，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主考官马思聪拿来一本小小的法国试唱教材，让我拿起来就唱。在演奏考试的环节里，一向用风琴练习的我，生平第一次弹奏钢琴。”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考试结果，意外而高兴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何先生积极参加各项音乐活动，听艾青、周扬、王朝闻的讲座。欣赏同学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朱大嫂送鸡蛋》等。
1949年，六所音乐教育单位合并，在天津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10月30日，何先生随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全体师生坐上卡车奔赴天津校区。11月17日，正式开学，课程也逐步走上正轨。作为理论作曲系的学生，何先生的老师包括江文也、江定仙、杨儒怀、陈培勋、苏夏、张洪岛、蓝玉崧、缪天瑞、许勇三、严良堃等多位著名作曲家与音乐理论家、指挥家。
中央音乐学院选择聂耳生日——1950年6月17日在天津正式宣告成立。上级任命马思聪为院长，副院长吕骥、贺绿汀（上海分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吕骥来自延安，十分重视传承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1950年初，他请来民间歌手张天恩，教作曲系学生们学唱《赶牲灵》等豪放激扬的陕北民歌；次年，又请来青海“花儿王”朱仲禄，传授悠扬深情的青海花儿；此后，西北、西南地区的民间歌手，以及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专家也被陆续请来授课。单弦名家石连成、良小楼的京韵大鼓，以及豫剧、河北梆子、二人台、天津时调和昆曲的名家都曾前来传艺。热爱民间音乐的何先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到处听课，学会了许多民间曲调。
1954年，理论作曲系的20多名学生来到内蒙古河套地区进行采风活动，住在老乡家中，吃着糜子饭就咸菜，尽管物质条件艰苦，但是大家乐不思蜀，整日“徜徉在民歌的海洋里”，走街串巷挖掘民歌。何先生发现，这些民歌与学校“请进来”的歌手演唱的完全不同，全部是即兴发挥，同样是《粮颗里数上个豌豆圆》的爬山调，不同的人唱出的调式色彩、节奏与音乐风格大不相同。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为了记录这些珍贵的民歌，就要现场学唱、记谱，直到今天，何先生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和许多民歌的韵味。此次采风行动之后，学院教材科还出版一册内部油印的《河套民歌集》。
留校期间，何先生先后在附中和作曲系、音乐学系进行过五种课程的教学，包括练耳、音乐名作、民间音乐、作曲课及和声课。重点集中于民间音乐和歌曲写作两个板块的教学。对于作曲家来说，应当不时地自己下去，或者带学生下去“采风”；民间音乐教师，更是需要经常“充电”，用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汲取民族民间丰厚的传统音乐营养，对于每一个音乐家或音乐爱好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终生学习的任务。为此，他去过内蒙古、山西、陕西、贵州、江苏等地，有时背起简单的行装，甚至翻山越岭，住在老乡家里，和他们一起干农活，实行“三同”，利用宝贵的休息片刻，抓紧学唱和记录那令人难忘的、动人心弦的民歌。
1956年，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在北京召开，在音乐会展演上，著名歌唱家喻宜萱老师演唱了何先生创作的《牧歌》（后更名为《蓝天绿草大平原》），何先生也因此受到主办方邀请出席这次盛大的活动。在一次评论会上，贵州代表郑寒风谈到我国民间音乐并非只有单声部，侗族大歌便多声部合唱，这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特批了研究经费，派出何先生与方暨申、孙云鹰利用寒假时间赴黔对侗族大歌进行考察。尽管3位青年教师早已对侗族大歌魂牵梦萦，但是真正的采风之路却是极为艰苦的。何先生曾在《忆方暨申》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地描述：“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自古以来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说。50年代的贵州，火车刚刚进入其省界的麻尾。那一次的三人之行，方暨申先期到达贵阳观摩民族文艺会演——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尚在天津，何、孙二人于1957年1月7日后续起程，先短途到北京丰台站停宿一夜，次日清晨赶乘京汉线“直快”慢慢悠悠抵达湖北武昌后，乘轮渡过江，转道汉口至广西柳州，再续行进入贵州麻尾，之后，尚需转乘运货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车子摇摇晃晃，一路颠簸，风雨无遮，日夜兼程地到达目的地时，车上的人们早已成为蓬头盖面的“土猴”，这一路八天的长途跋涉，着实是给初次造访的远方客人一个下马威。”演出期间，他们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采访各族演员，侗族的节目演出完毕，未等大会正式闭幕，便背上行囊奔赴侗乡，坐敞篷汽车，乘古老木船，翻山越岭过竹林，几经艰险终于来到了从江县龙图乡，此时已经花费了整整七天时间。在这片世外桃源中，纯朴的侗族同胞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短暂的寒假转瞬即逝，3位先生带着采集到的丰硕成果和意犹未尽的遗憾踏上了返程之路。谈到方暨申老师，何先生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1960年寒假结束，他从上海返校途中遭遇火车意外失火不幸去世，终年还不到30岁。他比我和孙云鹰都要聪明，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沉重的钢丝录音机和135式照相机都是他带去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那张珍贵的合影。”
1957年，何先生作为队长，与洪月华老师带领理论专业的8名学生前往江苏省江阴采风，这一次的试点，一直传承下去，开创了附中理论专业学生业务实践深入生活之先声，并在校内出版一册油印的《江阴民歌集》。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学习延安精神，何先生随作曲系奔赴陕北延安，利用参观的空余时间，向延安歌舞团的两位歌唱演员学唱了几首民歌。1963年，河北省先后在唐山和石家庄举办了两届民歌汇演，在唐山那几天，何先生特别对民歌手曹玉俭演唱《茉莉花》的独特的风格，十分欣赏，但苦于时间仓促未能学成，下半年到石家庄之后，由于水灾导致火车无法通行而滞留，他便借此机会向来观摩民歌汇演的中央歌舞团歌唱演员刘蓓萃学唱了这个版本《茉莉花》，可谓意外收获。
何先生的采风经历并不算多，但是却能够演唱许多原汁原味的民间歌曲，那么这些曲调是怎么学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何先生告诉笔者，除了真正的采风活动以外，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广泛学习各个地区的民歌。比如去观看民族民间音乐的汇演；去外地讲学、开会，甚至在去各地招生时，也不忘挤出时间，找来民间歌手学唱几首民歌。何先生笑称，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架子，虚心好学，寻师访友，甚至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也成为他学习民歌的重要途径之一。
何先生教授民族音乐数十年，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其中不乏活跃在当今作曲届的大师。鲍元恺老师曾在《我的老师：何振京》一文中如是说：“我能够如醉如痴地热爱中国传统音乐，能够始终不懈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并且决心通过中西融会的道路把中国传统音乐展现到世界乐坛，除了得益于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得益于当时高度重视民族传统音乐的教育环境外，还要归功于我的两位恩师——何振京老师和苏夏老师。在何振京老师的民歌欣赏课上，我们听到的是从粗犷豪放、真情奔泻的陕北“信天游”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小调；从委婉细腻、含情脉脉的云南花灯到高亢辽阔的青海“花儿”；从朴拙火热的东北秧歌到率真凄美的爬山调……我们随着何老师的歌声把美好的遐想带到那山间河畔，带到那草原雪岭，我们好像看到了我们的先辈在诉说着他们的苦难与欢乐，讲述着他们的生活与历史。何老师以他对民间音乐的深切热爱和深入研究感染了我们。”
事实上，鲍元恺绝非特例，1987年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的曲作家王立平也曾直言：“何振京老师是我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黄河钢琴协奏曲》的编曲者之一储望华同样受教于何先生。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灵魂已经深深植根于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之中。于是，笔者希望何先生能够不吝赐教，分享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教学经验。何先生侃侃而谈：“我在教民间音乐课的时候，从不依靠放唱片，那些只是重要参考材料，不仅我要范唱，还要求学生唱会。因为民歌里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只有自己唱出来才能够体会，这种韵味单凭书面记谱是根本无法取得的。而且，自己学会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现在学生们毕业已经几十年了，每次回来聚会，还是要唱我曾经在课上教他们的民歌。”何先生言传身教的教学理念使作曲专业的学生大为受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蒲芳老师也曾说：“何老师和蔼可亲，经验丰富，教起民歌来生动有趣。在我记忆里，现在会唱的民歌大多都是何老师当时教唱的。”
何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探索民族化音乐创作，默默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事业。在他民族音乐课从教40年之际（1996年），他曾经教过的“老学生”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同堂会歌”的活动，约有校友和嘉宾三百余人齐聚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争先恐后地大唱民歌，蒙古族音乐学家乌兰杰（扎木苏）先生特意为恩师献上一首长诗画龙点睛似的说出：“你们很清贫，又很富有……”
谈到这里，何先生与夫人异口同声，尽管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从不后悔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看着曾经教过的“孩子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取得成就，并且从未忘记师生之间的情谊，两位老师深感欣慰。
俭以养德育人才
洪月华老师于1929年出生在沈阳一个台胞家庭，父母都是曾经赴日留学的知识分子，三岁时，父亲由于一场意外不幸离世，年轻的母亲独自抚养一双儿女，尽管生活十分艰难，却从未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母亲经常坐在风琴前，一边弹琴一边唱圣咏，这便是洪老师最初的音乐启蒙。
中学时代，东三省还在日本人统治的“伪满”时期，洪老师就读于“女一高”，音乐老师是一位和蔼的日本老太太，利用课余时间免费教洪老师弹钢琴。日本投降后，洪老师还参加了著名作曲家阎述诗组办的谐和音乐团，演唱《哈利路亚》等许多著名的合唱作品。
1948年，洪老师的母亲带着儿子先行来到北京。为了不耽误学业，正在读高中的洪老师独自一人留在沈阳，毕业才前往北京投亲，并进入长白师范学院学习。后来长白师范学院要迁回东北，洪老师不愿离开亲人独自北上，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洪老师谦虚地说：“那个年代，音乐学院门槛低，入学考试时，我弹的曲子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奏鸣曲》水平。”
1949年，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奔赴天津的队伍中，同样有着她的身影。就这样，她成为了新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生，洪老师与何振京同班，主课老师便是黄自四大弟子之一——江定仙先生。后来，洪老师由于身体的原因休学一年，与《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作者美丽其格成为同窗。正是这位同窗好友，激发了洪老师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她追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美丽其格身着蒙古袍，席地而坐，用马头琴拉起悠扬的蒙古长调，一面引吭高歌，十分投入，令人神往，我发现民间音乐竟然如此动人。”
1955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考虑到洪老师性格沉稳适合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她身体不是很好，做老师每年有寒暑假可以休息，便决定让她留校。洪老师笑着说，当时年轻气盛，一心想到歌舞团工作，为此还闹了情绪。后来得知校方领导为她考虑得如此周全，深受感动。1956年初，尚未正式毕业的她就开始协助练耳招生的工作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教学也在不断变化。起初都是依照上海国立音专、南京国立音乐院的教学模式，使用法国小本的。1955年，苏联专家带来一整套试唱教材。后来，学校提倡试唱练耳民族化，因此所有乐理老师、老师都加入了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从歌本中挑选曲调、分析调式，开会讨论、还编创了一些民族风格的曲调，完成了教材与旋律听写教材。
洪老师到本院附中担任练耳教学工作。附中不同于大学，每个学期的工作量都是满满的。而且当时入学考试对练耳的要求并不高，只需要简单的模唱，一些学生入学时还不识五线谱。但是，如果学生经过一年的试读，无法达到要求，就会被处理转到普通中学。因此，练耳基础课的教学任务艰巨。刚刚毕业的洪老师看到自己的一些学生被处理，十分心疼，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这些孩子，利用课余时间帮学生补课。众所周知，万事开头难，一、二年级的基础打好了，再教三、四年级一直到六年级的课程会比较顺利。可是，洪老师每届学生三年级结束，学科领导就让她再转过头去重新教新的一年级。面对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温柔、善良的洪老师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接手高年级的教学任务。
对于洪老师来说，就算自己有天大的委屈，也绝不会在课堂上表露，不让学生受半点儿影响。回顾这段经历，洪老师告诉笔者，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按照常理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业务水准的确会有所提高。但是，不断重复着低年级的教学工作，促使她煞费苦心地研究教学方法，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她教过的所有学生都知道“不怕错，但是一定要错得明白。” 有一次，洪老师在批改书面作业的时候，发现两个学生的答案完全一样，她并没有直接揭穿学生，而是改变了教学方法，通过课堂口头提问，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引导他们不仅要掌握理论，还要会唱。出错了不要紧，弄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不然只会盲目地练，越练越错。
1964年，由于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因，何先生也和音乐学院数十位教师分成小组到北京市郊区参加运动，这时，附中校方要求洪老师在练耳课时不减的基础上，暂代何先生的民族民间音乐课程。出于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洪老师临危受命，接下来这份艰巨的任务。但是时间紧迫，找来的唱片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是她将自己熟悉的民间音乐编写成教材，并不断地寻求新的教学素材。当她得知一个陕西民间歌舞剧团来京演出，便带领学生前往剧团的下榻地点，向演员们学习。1965年，她又从老同学的口中得知山东民族音乐汇演的消息，只身一人奔赴山东观摩演出收集教材。此外，她还邀请北京评剧院演员到学校授课，自己担任助教。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深受学生的喜爱。
1973年成立的五七艺术院校，从中央、中国两所音乐学院抽出教师前去任教。1979年，“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停止招生，学生分到两所音乐学院。洪老师自己的学生有些被分到中国音乐学院，她便往返于两院之间进行教学。何先生告诉笔者，有一次洪老师骑自行车去中国音乐学院教课，中途下起了大雨，她宁可自己病也不愿耽误学生，回来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在他们夫妻的观念里，学生们的学业比什么都重要，能坚持就尽量不耽误。两位老师对学生们视为几出，不仅免费补课，还有时提供晚饭。事实上，他们的经济也并不富裕，但是他们从不为金钱而折腰。本来，工资调整每年依工龄自然上调，后来开始按比例了，而且要各组讨论——于是乎有了不成文的规定，在同一个单位中夫妻双方只能有一个上调工资，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儿，谁的工作也不能够别人代替。尽管在当时7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算小数目，洪老师并没有在意，天真地以为不是每年都会调吗？乐观的她辛勤地操持着家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竟然一下子22年没动）！为了节省开支，全家的衣服都是由她亲手缝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两位老师仍然无私地为学生提供帮助。
洪老师说，自己大学毕业音乐会时，主课老师江定仙先生四处联系民族乐队演奏她创作的作品《节庆》，而当时她并不知情，后来得知老师如此帮助自己，深受感动。江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洪老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她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继续传承着这种高尚的师德精神。
退休以后，洪老师仍然活跃在音乐教育工作第一线，只不过工作重心由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了社会音乐教育。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参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音乐基本素养考级教材（上下册）》编写工作， 并担任第二级主编。考级工作需要评委，就要培养地方上的师资力量，她便与范建明、舒泽池两位老师一起远赴东北、河北、河南、宁夏、湖南、福建等地开展培训工作，先开办师资培训班，又开办评委培训班。此外，还受邀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和毕业生、人民大学音乐学院顾问、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评委，乐此不疲。
一次，洪老师去外地讲学，当地有的老师希望成为她的研究生。经过深思熟虑，她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返聘，开始了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先后培养出练耳专业硕士研究生。至今，仍时有学生希望投考洪老师门下，面对这样的请求，年过耄耋的洪老师只得婉言谢绝。
近年来，作为台胞的洪老师积极活跃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上，早在1978年台盟刚刚在社会上恢复正常政治生活，洪老师即担任并组织在京台胞的文艺活动与演出工作。多年来，在她的努力下，演出的曲目由早期的文艺演出转型为多声部合唱，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型的演出活动。她感言：“改革开放以后，在京的台湾籍同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传统的节假日里，常常会举办一些娱乐性的聚会，远离家乡的人们，浓浓的乡情融化在歌声之中。身为音乐工作者，我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组织与学唱台湾闽南语方言歌曲之责，这些具有家乡韵味的歌曲成为乡亲们的共同语言，加深了同胞间的深厚情谊”。当然，洪老师为家乡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早在1984年2月，《中国民歌集成.台湾卷》编委会正式成立，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任主编。为便于工作进行，大陆分别在福建和北京成立了编辑工作小组，洪老师被指定为北京工作小组组长。这套集成堪称文化领域的跨时代工程，而台湾卷相比其他地区，困难更加多于想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洪老师不负众望，和相关的同志们一起，较好的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这次意义非凡的访谈也接近了尾声。
现在，洪老师所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最大的年龄早已年过古稀，但洪老师依旧习惯地称他们为“孩子”。退休多年后，两位老师仍然乐此不疲地参加每届学生的聚会，每当有学生提及自己曾经“吃小灶”的经历，洪老师大抵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正是因为她从未想过让学生投桃报李。
正如两位老师所言：做一个人民教师，是很辛苦的。当然，也是最幸福的！
洪月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资深练耳专家。195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后留校任教。从教数十年来，默默致力于练耳教学工作，在音乐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春风化雨种桃李
2014年11月26日上午10点，笔者如约来到何振京先生的家中，受到了何振京先生与夫人洪月华老师的亲切接待，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访谈时间中，两位年过八旬的老师精神矍铄地为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音乐人生。
何先生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父亲是上海国立音专师范科的学生，尽管出生于“音乐世家”，但是何先生的童年却是在河北省的农村度过的，父亲买的唱片机便是他最初的音乐启蒙教师。他并不满足于家中的交响乐唱片，将邻村镇上亲戚家所有的唱片都借来聆听，这些唱片中包括戏曲、曲艺等。此外，乡间民歌、农村庙会的戏曲演出也经常吸引着这个年轻人，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他对民间音乐的热爱。
1947年，父亲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母亲便带着他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读书。父亲备课所用的风琴成为他最好的玩伴。相比保定农村老家，北京的音乐活动更为丰富，京剧、评剧演出频繁，喜爱音乐的何先生常常到护国寺庙会和天桥等地欣赏民间歌唱艺术的演出……
在何先生的记忆里，当时的北京，属于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人民生活困苦，备受欺凌，精神压抑，惟有以曲艺和戏曲抒怀。街上的绸缎店，油盐店等大店铺，每天上下午，门口的大喇叭，定时播放王杰魁在电台说的评书《小五义》，连阔如说的《东汉》，赵英颇说的《聊斋》等节目，行人不召自来，纷纷为之驻足，形成一道迷人的“风景线”。那一段时间，何先生通过电台广播，在家里经常收听各种曲艺和戏曲节目。至今难忘的如单弦名家曹宝禄、王秀卿、荣剑尘、谭凤元的演唱，至今仍恋恋不忘。有时，在护国寺庙会，西单商场游艺园，欣赏“免费的”节目——那时，十几岁的学生，到了“打钱”的时候，只要“站脚助威”，也算是“捧场”了。这段时间，也听过一些唱片：如京剧的《甘露寺》、《捉放曹》、《四郎探母》等；曲艺中印象较深的有刘宝全的《大西厢》、《丑末寅初》，马增芬的《玲珑塔》……
1949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招生，何先生报名参加了考试，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主考官马思聪拿来一本小小的法国试唱教材，让我拿起来就唱。在演奏考试的环节里，一向用风琴练习的我，生平第一次弹奏钢琴。”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考试结果，意外而高兴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何先生积极参加各项音乐活动，听艾青、周扬、王朝闻的讲座。欣赏同学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朱大嫂送鸡蛋》等。
1949年，六所音乐教育单位合并，在天津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10月30日，何先生随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全体师生坐上卡车奔赴天津校区。11月17日，正式开学，课程也逐步走上正轨。作为理论作曲系的学生，何先生的老师包括江文也、江定仙、杨儒怀、陈培勋、苏夏、张洪岛、蓝玉崧、缪天瑞、许勇三、严良堃等多位著名作曲家与音乐理论家、指挥家。
中央音乐学院选择聂耳生日——1950年6月17日在天津正式宣告成立。上级任命马思聪为院长，副院长吕骥、贺绿汀（上海分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吕骥来自延安，十分重视传承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1950年初，他请来民间歌手张天恩，教作曲系学生们学唱《赶牲灵》等豪放激扬的陕北民歌；次年，又请来青海“花儿王”朱仲禄，传授悠扬深情的青海花儿；此后，西北、西南地区的民间歌手，以及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专家也被陆续请来授课。单弦名家石连成、良小楼的京韵大鼓，以及豫剧、河北梆子、二人台、天津时调和昆曲的名家都曾前来传艺。热爱民间音乐的何先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到处听课，学会了许多民间曲调。
1954年，理论作曲系的20多名学生来到内蒙古河套地区进行采风活动，住在老乡家中，吃着糜子饭就咸菜，尽管物质条件艰苦，但是大家乐不思蜀，整日“徜徉在民歌的海洋里”，走街串巷挖掘民歌。何先生发现，这些民歌与学校“请进来”的歌手演唱的完全不同，全部是即兴发挥，同样是《粮颗里数上个豌豆圆》的爬山调，不同的人唱出的调式色彩、节奏与音乐风格大不相同。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为了记录这些珍贵的民歌，就要现场学唱、记谱，直到今天，何先生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和许多民歌的韵味。此次采风行动之后，学院教材科还出版一册内部油印的《河套民歌集》。
留校期间，何先生先后在附中和作曲系、音乐学系进行过五种课程的教学，包括练耳、音乐名作、民间音乐、作曲课及和声课。重点集中于民间音乐和歌曲写作两个板块的教学。对于作曲家来说，应当不时地自己下去，或者带学生下去“采风”；民间音乐教师，更是需要经常“充电”，用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汲取民族民间丰厚的传统音乐营养，对于每一个音乐家或音乐爱好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终生学习的任务。为此，他去过内蒙古、山西、陕西、贵州、江苏等地，有时背起简单的行装，甚至翻山越岭，住在老乡家里，和他们一起干农活，实行“三同”，利用宝贵的休息片刻，抓紧学唱和记录那令人难忘的、动人心弦的民歌。
1956年，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在北京召开，在音乐会展演上，著名歌唱家喻宜萱老师演唱了何先生创作的《牧歌》（后更名为《蓝天绿草大平原》），何先生也因此受到主办方邀请出席这次盛大的活动。在一次评论会上，贵州代表郑寒风谈到我国民间音乐并非只有单声部，侗族大歌便多声部合唱，这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特批了研究经费，派出何先生与方暨申、孙云鹰利用寒假时间赴黔对侗族大歌进行考察。尽管3位青年教师早已对侗族大歌魂牵梦萦，但是真正的采风之路却是极为艰苦的。何先生曾在《忆方暨申》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地描述：“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自古以来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说。50年代的贵州，火车刚刚进入其省界的麻尾。那一次的三人之行，方暨申先期到达贵阳观摩民族文艺会演——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尚在天津，何、孙二人于1957年1月7日后续起程，先短途到北京丰台站停宿一夜，次日清晨赶乘京汉线“直快”慢慢悠悠抵达湖北武昌后，乘轮渡过江，转道汉口至广西柳州，再续行进入贵州麻尾，之后，尚需转乘运货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车子摇摇晃晃，一路颠簸，风雨无遮，日夜兼程地到达目的地时，车上的人们早已成为蓬头盖面的“土猴”，这一路八天的长途跋涉，着实是给初次造访的远方客人一个下马威。”演出期间，他们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采访各族演员，侗族的节目演出完毕，未等大会正式闭幕，便背上行囊奔赴侗乡，坐敞篷汽车，乘古老木船，翻山越岭过竹林，几经艰险终于来到了从江县龙图乡，此时已经花费了整整七天时间。在这片世外桃源中，纯朴的侗族同胞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短暂的寒假转瞬即逝，3位先生带着采集到的丰硕成果和意犹未尽的遗憾踏上了返程之路。谈到方暨申老师，何先生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1960年寒假结束，他从上海返校途中遭遇火车意外失火不幸去世，终年还不到30岁。他比我和孙云鹰都要聪明，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沉重的钢丝录音机和135式照相机都是他带去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那张珍贵的合影。”
1957年，何先生作为队长，与洪月华老师带领理论专业的8名学生前往江苏省江阴采风，这一次的试点，一直传承下去，开创了附中理论专业学生业务实践深入生活之先声，并在校内出版一册油印的《江阴民歌集》。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学习延安精神，何先生随作曲系奔赴陕北延安，利用参观的空余时间，向延安歌舞团的两位歌唱演员学唱了几首民歌。1963年，河北省先后在唐山和石家庄举办了两届民歌汇演，在唐山那几天，何先生特别对民歌手曹玉俭演唱《茉莉花》的独特的风格，十分欣赏，但苦于时间仓促未能学成，下半年到石家庄之后，由于水灾导致火车无法通行而滞留，他便借此机会向来观摩民歌汇演的中央歌舞团歌唱演员刘蓓萃学唱了这个版本《茉莉花》，可谓意外收获。
何先生的采风经历并不算多，但是却能够演唱许多原汁原味的民间歌曲，那么这些曲调是怎么学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何先生告诉笔者，除了真正的采风活动以外，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广泛学习各个地区的民歌。比如去观看民族民间音乐的汇演；去外地讲学、开会，甚至在去各地招生时，也不忘挤出时间，找来民间歌手学唱几首民歌。何先生笑称，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架子，虚心好学，寻师访友，甚至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也成为他学习民歌的重要途径之一。
何先生教授民族音乐数十年，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其中不乏活跃在当今作曲届的大师。鲍元恺老师曾在《我的老师：何振京》一文中如是说：“我能够如醉如痴地热爱中国传统音乐，能够始终不懈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并且决心通过中西融会的道路把中国传统音乐展现到世界乐坛，除了得益于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得益于当时高度重视民族传统音乐的教育环境外，还要归功于我的两位恩师——何振京老师和苏夏老师。在何振京老师的民歌欣赏课上，我们听到的是从粗犷豪放、真情奔泻的陕北“信天游”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小调；从委婉细腻、含情脉脉的云南花灯到高亢辽阔的青海“花儿”；从朴拙火热的东北秧歌到率真凄美的爬山调……我们随着何老师的歌声把美好的遐想带到那山间河畔，带到那草原雪岭，我们好像看到了我们的先辈在诉说着他们的苦难与欢乐，讲述着他们的生活与历史。何老师以他对民间音乐的深切热爱和深入研究感染了我们。”
事实上，鲍元恺绝非特例，1987年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的曲作家王立平也曾直言：“何振京老师是我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黄河钢琴协奏曲》的编曲者之一储望华同样受教于何先生。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灵魂已经深深植根于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之中。于是，笔者希望何先生能够不吝赐教，分享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教学经验。何先生侃侃而谈：“我在教民间音乐课的时候，从不依靠放唱片，那些只是重要参考材料，不仅我要范唱，还要求学生唱会。因为民歌里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只有自己唱出来才能够体会，这种韵味单凭书面记谱是根本无法取得的。而且，自己学会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现在学生们毕业已经几十年了，每次回来聚会，还是要唱我曾经在课上教他们的民歌。”何先生言传身教的教学理念使作曲专业的学生大为受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蒲芳老师也曾说：“何老师和蔼可亲，经验丰富，教起民歌来生动有趣。在我记忆里，现在会唱的民歌大多都是何老师当时教唱的。”
何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探索民族化音乐创作，默默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事业。在他民族音乐课从教40年之际（1996年），他曾经教过的“老学生”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同堂会歌”的活动，约有校友和嘉宾三百余人齐聚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争先恐后地大唱民歌，蒙古族音乐学家乌兰杰（扎木苏）先生特意为恩师献上一首长诗画龙点睛似的说出：“你们很清贫，又很富有……”
谈到这里，何先生与夫人异口同声，尽管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从不后悔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看着曾经教过的“孩子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取得成就，并且从未忘记师生之间的情谊，两位老师深感欣慰。
俭以养德育人才
洪月华老师于1929年出生在沈阳一个台胞家庭，父母都是曾经赴日留学的知识分子，三岁时，父亲由于一场意外不幸离世，年轻的母亲独自抚养一双儿女，尽管生活十分艰难，却从未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母亲经常坐在风琴前，一边弹琴一边唱圣咏，这便是洪老师最初的音乐启蒙。
中学时代，东三省还在日本人统治的“伪满”时期，洪老师就读于“女一高”，音乐老师是一位和蔼的日本老太太，利用课余时间免费教洪老师弹钢琴。日本投降后，洪老师还参加了著名作曲家阎述诗组办的谐和音乐团，演唱《哈利路亚》等许多著名的合唱作品。
1948年，洪老师的母亲带着儿子先行来到北京。为了不耽误学业，正在读高中的洪老师独自一人留在沈阳，毕业才前往北京投亲，并进入长白师范学院学习。后来长白师范学院要迁回东北，洪老师不愿离开亲人独自北上，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洪老师谦虚地说：“那个年代，音乐学院门槛低，入学考试时，我弹的曲子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奏鸣曲》水平。”
1949年，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奔赴天津的队伍中，同样有着她的身影。就这样，她成为了新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生，洪老师与何振京同班，主课老师便是黄自四大弟子之一——江定仙先生。后来，洪老师由于身体的原因休学一年，与《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作者美丽其格成为同窗。正是这位同窗好友，激发了洪老师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她追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美丽其格身着蒙古袍，席地而坐，用马头琴拉起悠扬的蒙古长调，一面引吭高歌，十分投入，令人神往，我发现民间音乐竟然如此动人。”
1955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考虑到洪老师性格沉稳适合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她身体不是很好，做老师每年有寒暑假可以休息，便决定让她留校。洪老师笑着说，当时年轻气盛，一心想到歌舞团工作，为此还闹了情绪。后来得知校方领导为她考虑得如此周全，深受感动。1956年初，尚未正式毕业的她就开始协助练耳招生的工作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教学也在不断变化。起初都是依照上海国立音专、南京国立音乐院的教学模式，使用法国小本的。1955年，苏联专家带来一整套试唱教材。后来，学校提倡试唱练耳民族化，因此所有乐理老师、老师都加入了新教材的编写工作。从歌本中挑选曲调、分析调式，开会讨论、还编创了一些民族风格的曲调，完成了教材与旋律听写教材。
洪老师到本院附中担任练耳教学工作。附中不同于大学，每个学期的工作量都是满满的。而且当时入学考试对练耳的要求并不高，只需要简单的模唱，一些学生入学时还不识五线谱。但是，如果学生经过一年的试读，无法达到要求，就会被处理转到普通中学。因此，练耳基础课的教学任务艰巨。刚刚毕业的洪老师看到自己的一些学生被处理，十分心疼，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这些孩子，利用课余时间帮学生补课。众所周知，万事开头难，一、二年级的基础打好了，再教三、四年级一直到六年级的课程会比较顺利。可是，洪老师每届学生三年级结束，学科领导就让她再转过头去重新教新的一年级。面对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温柔、善良的洪老师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接手高年级的教学任务。
对于洪老师来说，就算自己有天大的委屈，也绝不会在课堂上表露，不让学生受半点儿影响。回顾这段经历，洪老师告诉笔者，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按照常理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业务水准的确会有所提高。但是，不断重复着低年级的教学工作，促使她煞费苦心地研究教学方法，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她教过的所有学生都知道“不怕错，但是一定要错得明白。” 有一次，洪老师在批改书面作业的时候，发现两个学生的答案完全一样，她并没有直接揭穿学生，而是改变了教学方法，通过课堂口头提问，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引导他们不仅要掌握理论，还要会唱。出错了不要紧，弄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不然只会盲目地练，越练越错。
1964年，由于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因，何先生也和音乐学院数十位教师分成小组到北京市郊区参加运动，这时，附中校方要求洪老师在练耳课时不减的基础上，暂代何先生的民族民间音乐课程。出于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洪老师临危受命，接下来这份艰巨的任务。但是时间紧迫，找来的唱片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是她将自己熟悉的民间音乐编写成教材，并不断地寻求新的教学素材。当她得知一个陕西民间歌舞剧团来京演出，便带领学生前往剧团的下榻地点，向演员们学习。1965年，她又从老同学的口中得知山东民族音乐汇演的消息，只身一人奔赴山东观摩演出收集教材。此外，她还邀请北京评剧院演员到学校授课，自己担任助教。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深受学生的喜爱。
1973年成立的五七艺术院校，从中央、中国两所音乐学院抽出教师前去任教。1979年，“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停止招生，学生分到两所音乐学院。洪老师自己的学生有些被分到中国音乐学院，她便往返于两院之间进行教学。何先生告诉笔者，有一次洪老师骑自行车去中国音乐学院教课，中途下起了大雨，她宁可自己病也不愿耽误学生，回来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在他们夫妻的观念里，学生们的学业比什么都重要，能坚持就尽量不耽误。两位老师对学生们视为几出，不仅免费补课，还有时提供晚饭。事实上，他们的经济也并不富裕，但是他们从不为金钱而折腰。本来，工资调整每年依工龄自然上调，后来开始按比例了，而且要各组讨论——于是乎有了不成文的规定，在同一个单位中夫妻双方只能有一个上调工资，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儿，谁的工作也不能够别人代替。尽管在当时7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算小数目，洪老师并没有在意，天真地以为不是每年都会调吗？乐观的她辛勤地操持着家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竟然一下子22年没动）！为了节省开支，全家的衣服都是由她亲手缝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两位老师仍然无私地为学生提供帮助。
洪老师说，自己大学毕业音乐会时，主课老师江定仙先生四处联系民族乐队演奏她创作的作品《节庆》，而当时她并不知情，后来得知老师如此帮助自己，深受感动。江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洪老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她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继续传承着这种高尚的师德精神。
退休以后，洪老师仍然活跃在音乐教育工作第一线，只不过工作重心由学校音乐教育转向了社会音乐教育。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参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音乐基本素养考级教材（上下册）》编写工作， 并担任第二级主编。考级工作需要评委，就要培养地方上的师资力量，她便与范建明、舒泽池两位老师一起远赴东北、河北、河南、宁夏、湖南、福建等地开展培训工作，先开办师资培训班，又开办评委培训班。此外，还受邀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和毕业生、人民大学音乐学院顾问、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评委，乐此不疲。
一次，洪老师去外地讲学，当地有的老师希望成为她的研究生。经过深思熟虑，她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返聘，开始了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先后培养出练耳专业硕士研究生。至今，仍时有学生希望投考洪老师门下，面对这样的请求，年过耄耋的洪老师只得婉言谢绝。
近年来，作为台胞的洪老师积极活跃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上，早在1978年台盟刚刚在社会上恢复正常政治生活，洪老师即担任并组织在京台胞的文艺活动与演出工作。多年来，在她的努力下，演出的曲目由早期的文艺演出转型为多声部合唱，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型的演出活动。她感言：“改革开放以后，在京的台湾籍同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传统的节假日里，常常会举办一些娱乐性的聚会，远离家乡的人们，浓浓的乡情融化在歌声之中。身为音乐工作者，我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组织与学唱台湾闽南语方言歌曲之责，这些具有家乡韵味的歌曲成为乡亲们的共同语言，加深了同胞间的深厚情谊”。当然，洪老师为家乡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早在1984年2月，《中国民歌集成.台湾卷》编委会正式成立，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任主编。为便于工作进行，大陆分别在福建和北京成立了编辑工作小组，洪老师被指定为北京工作小组组长。这套集成堪称文化领域的跨时代工程，而台湾卷相比其他地区，困难更加多于想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洪老师不负众望，和相关的同志们一起，较好的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这次意义非凡的访谈也接近了尾声。
现在，洪老师所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最大的年龄早已年过古稀，但洪老师依旧习惯地称他们为“孩子”。退休多年后，两位老师仍然乐此不疲地参加每届学生的聚会，每当有学生提及自己曾经“吃小灶”的经历，洪老师大抵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正是因为她从未想过让学生投桃报李。
正如两位老师所言：做一个人民教师，是很辛苦的。当然，也是最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