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商洛文脉密码

    秦沣

    汉唐时期，从全国的政治中心长安，经商洛通往中国东南的商於古道上，无论是升迁的官员，还是被贬的官员，又或者是赴京赶考的学子们，在这条路上都留下了诸多诗文，故这条路被称之为“诗歌之路”。

    现代商洛，不仅因商洛花鼓而誉为“戏剧之乡”，更活跃着一个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小说作家群。

    在商洛采访，遇见的当地人都会说一句“商洛经济落后，文化却很发达。”

    2013年，陕西各地的GDP排名中，商洛倒数第三，尽管年增长率排在全省第三；人均GDP是全省倒数第一。这些数据的确说明商洛经济的不发达。

    商洛对自己的定位是“生态商洛、文化商洛”。秦岭山区的商洛，打生态牌固然有地理上的优势，但同时打文化牌，依据又何在呢？

    古道诗意

    商洛境内的商於古道自古闻名于世。“商於”为古地名，原指“商邑”与“於邑”。春秋时期，商於之地属楚国，为楚文化发源地之一，战国时期被秦国占领，成为商鞅封邑。至汉唐年间，商於古道增设驿站，棣花、武关、龙驹寨、富水等都成为古道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文化名镇。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商洛诗人远洲带记者去丹凤新打造的文化景点棣花镇参观的途中，吟诵了韩愈的这句诗。

    52岁的韩愈，一封奏折引发了皇帝对他的不满，从刑部侍郎被贬为潮州刺史。从长安去8000里之遥的潮州途中，在蓝关，车陷深雪中无法前行。正当无奈之际，遇到侄孙韩湘来接。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虽交代“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更是对皇帝表明心迹“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贬。

    36岁那年，关中大旱，韩愈上书皇帝请缓征百姓赋税。这惹恼了唐德宗，被贬连州阳山。去阳山时，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遭。

    被贬潮州的韩愈，才离开长安，便有卒吏登门，逼其妻子与儿女随他一起去潮州。当时12岁的女儿卧病在床，惊恐中病情加重，在层峰驿站命丧黄泉，只好草葬于岩下。

    唐宪宗崩，唐穆宗立。从潮州调任袁州的韩愈，获诏任国子祭酒。返京的韩愈，过层峰驿站时，寻找到女儿墓冢，写有一首诗：“数椽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这是五代元贞白诗句中对这条古道的描述。

    所谓商山名利路，指的是从蓝关至武关穿行于秦岭之中的山路。有人考证，蓝田关、峣关、牧护关都被称之为蓝关；武关位于陕西丹凤武关河的北岸，春秋时期称少习关，是秦国的南门，出关后东行即达河南的南阳。

    此路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是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唐时期，从长安往东南方向去，即今天的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以至海南，惟此道可走。大陆东南和岭南一带的人，到长安城来求官、赶考、经商，也走的是此道。

    出生于湖州的孟郊，屡屡沿蓝武道奔长安考进士，46岁才终于登科。

    李商隐久陷窘境，在长安出头之日渺茫，只好依傍地方官员。有一年，他由桂州郑亚幕府返京，脚踏商於道，心中的期盼是：“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大诗人李白，大约30岁时，过武关，入长安，以求职位，未遂，于是过黄河东去；43岁因谗言被迫回安陆，也是要穿蓝关而过的。

    白居易两次左迁（古人对降职的叫法），无论是江州之行，还是杭州之行，都失意于此道。

    这条“诗歌之路”，写尽了文人仕途的通畅与挫败。宋以后，此道历经朝代变迁，有过数次整修，直至民国时期修的长坪公路，今312国道，大抵没有突破其基本脉络。诗歌之路对当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代名家诗作，不仅给商洛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还孕育了众多的诗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商州农民作者房成华的民歌《唱得幸福落满坡》，就被收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

    2008年成立的商洛诗歌学会，设在丹凤县，而非商洛市，就说明诗歌在此地基础的深厚。五年来，发展了130多名会员，不少会员多次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等国内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作品、获奖。诗歌协会的会刊，《商洛诗歌》分别被《中国诗歌》《诗歌月刊》列入民刊选粹。

    戏剧之乡

    2006年5月20日，商洛花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商洛花鼓民间通称花鼓子、地蹦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清光绪三年湖北郧阳遭受水灾，大批灾民进入商洛地区，带来了郧阳流行的花鼓戏。后花鼓戏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了商洛花鼓。

    新中国成立后，商洛首次排出了一出花鼓传统剧《夫妻观灯》。该剧在陕西省的文艺会演中获得了一等奖，还走进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后来被拍成电影，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70年代，创作演出的古典花鼓戏《屠夫状元》红遍大江南北，被盛赞为“商山明珠”，先后被10多个剧种、200多家剧团移植演出，并被拍成电影，列入“中国戏曲精典系列”。

    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进京演出，并获全国优秀剧目创作奖、全国剧本创作金奖。

    2002年，现代花鼓戏《月亮光光》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一炮而响，荣获优秀剧目、最佳编剧等十项大奖。2003年，代表陕西省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荣获曹禹戏剧文学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等七个单项奖，同年，荣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该剧又获得文化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文华新剧目”奖，并被确定为参加第七届中国艺术节重点剧目。

    冀福记和陈彦，是从商洛走出的著名剧作家。

    冀福记不仅是剧作家，还是表演家。他16岁那年，在商洛道情《一文钱》中演谭财，那是他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后来又在《屠夫状元》《六斤县长》等戏中均有精彩表演。

    上世纪90年代，冀福记创作演出的《山魂》，获第二届“金三角”表演一等奖，古装花鼓戏《商君开关》荣获建国五十周年优秀剧目奖；大型革命题材花鼓戏《泉水清清》被评为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作品，《山里姑娘》《花嫂招郎》《农家媳妇》《糖是酸的》等走红陕西剧坛。他创作的大型历史剧《秦俑魂》，是首部取材于重大历史事件的陕西戏剧曲目。

    陈彦，商洛镇安人，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现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创作的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在第六届中国戏剧节上获曹禺编剧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新世纪创作演出的花鼓现代戏《月亮光光》，也是获奖无数。

    2009年5月公演的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是他的另一部作品。相继入选“2007-200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奉调进京为共和国六十大庆献礼演出；相继亮相第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厦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荣获“中国戏剧奖·优秀剧目奖”；在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获第十三届“文华新剧目奖”，并荣列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三名，陈彦因该剧再度荣获“中国戏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2011年，陈彦创作的《西京故事》再次在全国引起轰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全国优秀现代戏展演”活动中收获好评无数，文化部部长蔡武称“这部戏是目前现实主义题材戏剧创作发展的方向”。陈彦因“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而荣获“中国戏曲现代戏突出贡献奖”。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多年，商洛市获省级以上奖项的戏曲剧目多达百余个，商洛遂被誉为“戏剧之乡”。

    文学摇篮

    72岁的黄治全，是丹凤县庾岭镇黄坪村的一名老村医。他用十多年时间，写成了一部爱情小说《一对鸳鸯梦》。书名看上去很古旧，但人物故事却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段。最为奇特的地方是，两万多字的小说，均用七字诗的形式写就。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看书，喜欢写点东西。”黄治全平时除了给人看病、做农活外，剩下的时间就写这部小说，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

    现在的人，用电脑写作。老爷子不仅用笔写，还是用毛笔小楷来写。另外，他还创作和整理丹凤当地的民间小调、孝歌、顺口溜等近千余条。

    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好保存，也不便于和别人交流。他听年轻人说可以转为“电子版”，但他年纪大了，不懂电脑，想请人帮他。

    丹凤县文联得知后，联系了一家打印店，半月后手稿的电子版诞生了，老人的心愿也了了。

    仓颉造字的古迹在商洛，“商洛四皓”被商洛人不疲的传颂，这些文化基因渗透在商洛人的血液里，于是就有了一群热爱写作的人，诞生了一批作家，尤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小说家更具影响力。

    商洛作家群概念，诞生于二十二年前的一篇报告文学。

    商洛作协常务副主席鱼在洋介绍说：“1992年9月20日，《商洛日报》策划发表了一个整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举世瞩目的商洛作家群》，并被《陕西日报·周未版》《文艺报》转载，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随后，陕西省文联和商洛市文联在半坡博物馆举办的商洛作家群研讨会，媒体不吝版面的报道，叫响了商洛作家群这一品牌。

    商洛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贾平凹的看法是：“有自然环境山水即风水的因素，商洛的风水比较好；再一个是文化环境，即商洛处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过渡地带、交汇区；还有就是商洛人的性格适宜于搞这个行当；再是经济不发达很多人把搞文学创作当作一种生存手段；最后当地的人文环境比较好，各界领导都很重视。”

    有人这样说：各地都有或大或小的作家群，但商洛作家群的一个特点是，作家之间有学习、借鉴及相互影响的自觉意识，并体现在行为上。

    孙见喜，被人誉为商洛作家群的军师。他认为“熏染是相互的”。尽管各自的文学选择差异性很大，但公共能源和财富是一样的—童年的贫寒；虽说创作上各自取独立姿态，但审美趣味上也有共同偏好，如书法、民族民间艺术等，在题材素材的使用和取舍上，也互有借鉴，最主要的是互相激励。

    显然，商洛作家群受贾平凹的影响更多、更大。

    1990年，贾平凹回商州采风，在商洛报社遇见鱼在洋，鱼在洋对贾平凹说：“一帮子文学青年早就嚷着要听你讲说文学，这次回来咱们好好聚一聚。”

    现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的方英文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商洛作家前面横立着一个伟大的小个子—贾平凹，使我们难以超越。在这句话里，既充满了对贾平凹的尊重也有对其的不服和无奈，同时更把他当作奋斗的目标。

    商洛小说家中，除贾平凹之外，比较有成就的还有京夫、孙见喜、方英文。

    1980年，京夫与贾平凹一同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长篇小说《八里情仇》又是陕军东征的作品之一，2000年有过再版，《鹿鸣》是他最后一部小说。

    孙见喜，本职是文学编辑，也是陕西文坛的实力派作家之一。他写过的书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仅《贾平凹前传》三大本就128万字，另有与人合作的《贾平凹评传》等，他还出版了小说集《望月婆罗门》《孙见喜散文精选》，以及长篇小说《山匪》。

    方英文的小说精选在1995年就与王蒙等大作家一起入选中国实力派作家大系，并获首届陕西省青年文艺创作大奖，他的散文集《种瓜得豆》获得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和陕西作协双五文学奖。后来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落红》《后花园》。有人对方英文的评价是“灵敏的、机巧的，称他才子最合适不过。”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离开商洛在西安发展的作家。

    商洛本土作家中，在小小说领域是拥有一席之地的。芦芙荭、陈毓、陈敏等作家，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小小说的创作。2003年全国小小说二十年最佳成就奖中芦芙荭、陈毓两人名列前20位，陈毓还获得了小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金麻雀奖。

    儿童文学作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宁有志。他撰写了大量的童话、寓言、故事、儿歌等，他的寓言《积水与溪流》入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儿童文学精品库·寓言卷》，该书收录了1900-1999年间我国近150名作家的寓言作品，其中包括鲁迅、茅盾、老舍、艾青等多位著名作家的寓言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儿童文学作家中有了鱼在洋。他的小说《撵走的和撵不走的》获1983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集《我们那片树林》获陕西省首届儿童文学奖一等奖。

    商洛作家中，生于1969年的谭易是一个与网络距离最近的作家。1995年，他就在《十月》等期刊发表过文学作品。2004年，他在天涯贴出了他十年磨一剑的作品《红纸伞》，并引发了“红纸伞”现象。被誉为“伞兵”的读者从天而降，蜂拥而至。后来，由贾平凹题写书名，同名小说出版，首印11万册。

    2007年，他的新作《龙凤驹》又贴至天涯舞文弄墨频道上，他获得了一个褒贬不一的称号“谭百万”。据说他以百万元的价格，转卖了电视剧本。

    2008年，对商洛作家群而言，是一个暗淡的年份。

    此前一年，陕西14个作协副主席中，商洛作协没有一席之地。被一个笔名为秦豫的80后诗人，讽刺为“筷子里拔不出旗杆”。后来，陕西扶持的十大文学青年中，没有一个商洛籍的作家；第一届陕西作协的签约作家中，惟独缺了商洛籍作家。

    《商洛日报》总编辑刘少鸿分析说：“浮躁浅薄，急功近利，是真正阻碍商洛文学水平提高的一个致命缺陷。”他开出的药方是“抓精品”。毕竟文学创作，是一种极端个性化的劳动，有关部门能做的就是给作家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年后，对商洛作家而言，算是有了好消息。

    商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李育善，同时是商洛市副秘书长，成为了陕西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而且还获得了第三届柳青文学新人殊荣奖。这是继方英文、孙见喜之后获得该文学奖的又一商洛作家。

    是年，第三届陕西作协99个签约作家中，有6个是商洛作家。

    商洛文联党组书记王良说：“毕堃霖或许是商洛本土最有潜力的一个作家。”

    毕堃霖大学时期，就创作了长篇小说《花殇》。工作两年时间里，诗歌、散文、小说均有涉猎，已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勤奋，加上有才情，她从一个教师转行为山阳县《天竺山》杂志的编辑。

    商洛文联等单位，也在尽力为本土作家创造好的环境，但能不能出大家，尚需时日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