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东莞翟氏与书院的历史渊源

    [提 要]书院是我国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授课、研究学问的场所。东莞地区最早的书院由东莞第一进士翟杰创建于南宋绍兴年间。以聚秀楼为前身的聚秀书院则创办于元初，创办者为翟龛。翟溥福于明正统年间重建白鹿洞书院，并恢复了书院的教学。此三人均为东莞翟氏后人，共同为古代文化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

    [关键词]东莞翟氏；书院；理学；传承文化

    [作者简介]阮浩衡（1971—），女，东莞市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历史。（广东东莞 523007）

    一、莞邑翟氏源流

    东莞莞城罗沙有一座翟氏宗祠，始建于明隆庆年间，后进堂前正中牌位上供奉着“南阳堂上翟门历代祖先神位”。而位于南城周溪的五玉翟公祠，又称保真堂，是翟氏后人为纪念十七世祖五玉公，于清乾隆年间所建。祠堂正门两边有一组对联：“系出南阳翠峰聚秀延芳泽，派分莞邑仁厚流徽续瑞祥”。南阳堂上翟门历代祖先神位与此对联，共同道出莞邑翟氏来源于河南南阳。

    据《东莞翟氏始迁祖宋宣义郎翠峰公传略》载：“翟徽（1069—1176年），字文岳，號翠峰，先世居南阳。年出十五已成为庠生，十六岁成乡贡，宋元祐六年（1091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郎中，授宣义郎。”是故，翟徽为东莞翟氏始祖，入粤之前，已取得功名。

    宋靖康（1126—1127年），中原大乱，翟徽变卖家产物业，携家人入粤暂避，远徙南雄，寓居珠玑巷。其间，因时事动乱，选择继续南迁至东莞。在当时的县城南街购置房屋，添置田产，安居乐业。徽享年107岁，其有子9人：侃、杰、休、兴、思、信、储、俦、俊，男孙36人，因此，翟氏在东莞的分布甚广。其后大多秉承家学，科举及第步入仕途，有较高的文化修为。后代之中更有潜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在培育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不乏其人，尤其以翟杰、翟龛、翟溥福三人最为突出。

    二、翟杰创建桂华书院

    东莞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民办书院为桂华书院，创建者为东莞第一进士翟杰。南宋特奏进士邑人陈纪（1254—1315，字景元，号淡交，工诗善词）在《桂华书院记》中记载：“岿岿科第，聿开群英风气之先，宝安（东晋时东莞的旧称）邑城，发甲自先生始”。

    翟杰（生卒年不详），字高则，号朴庵，为翟徽次子。少年负才名，登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以亲老家居，精研理学。淳熙三年（1176年），父卒，服阙，淳熙七年（1180年），任化州司户，培育士子，教化黎民，数年而称治。当地百姓感受其恩德，建生祠以纪念他。致仕归，建桂华书院，并以“吾为先达，当启后人；吾为先知，宜觉后进。”作为办学宗旨，集四方英杰，相与讲学，备受人们推崇。

    桂华书院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唐及北宋时代，岭南尚处于“蛮荒”地区，曾是朝廷贬谪官员的主要流放之地。随着宋代政治中心南移的逐步完成，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据统计，南宋之后，北方移民经暂住南雄，又转迁东莞定居的有39族，且多为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东莞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民间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也在增长。但由于当时的南宋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投资教育的财力十分有限，不可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人才的需求，也不能满足百姓对教育的渴求。所以，南宋时期官学的影响非常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政府只能寄人才希望于书院，对书院的发展采取支持的态度，桂华书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了。

    根据崇祯《东莞县志》载：“桂花坊，在县治西”。可知桂华书院原址应在今天莞城的市桥路一带。桂花坊是当时地方政府为褒奖翟杰兴办书院，在县城为他立的牌坊。后桂花坊成为了县城编里的名称，直到明以前，东莞邑制仍然是三坊二厢，有阜民坊、桂花坊、登瀛坊；城西门外设迎恩厢，坊厢。

    桂华书院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二月，于是年十二月落成。陈纪在《桂华书院记》中的描述：“其堂构庄严，楼阁高敞，门阙恢宏，庭阶宽绰，顠廊书舍之森罗，庖库浴湢之具备”。可见其有一定的规模，厅堂、书舍、仓库、厨房、浴室俱全，具备藏书、聚徒授课的基本条件。

    广东宋代书院所创设的为数不多，经费、生徒、教学等概况都不得而详，桂华书院也不例外。翟杰开办书院经费来源，通过现有的资料考查，大致归纳为二种途径：一是翟徽始入莞时，曾语诸子曰：“人之流生裕家者，亦必有道，齐鲁千亩桑，蜀汉千树橘，安邑千树枣，水居千石鱼陂，皆与千户封君等，是富给之资。汝曹可自逸自怠乎？于是日督家人开池养鱼，藩圃种橘，修畦以艺桑麻，凡可以养生之物，靡不蓄之，植之。不数年，家益瞻绕”。从这段话足见翟家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二是书院落成，当时的缙绅名士皆来庆贺，且多有捐资馈赠。因此，翟杰与桂华书院诸生，得以专心治学。

    关于桂华书院生徒情况，姓名和人数都未流传下来，但可以确定他是以招收本族子弟及本地学生为主。民办书院的创设者们，本就怀有造福乡梓的情感，一方面想为故乡的学子及族人提供读书授教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学成后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为官，光宗耀祖。据统计，宋代东莞中进士及第者达20余人，乡贡有75人以上，其中翟氏后人中进士有10人，成为乡贡举人的有19人，被崇祀为东莞乡贤的有2人，科名之鼎盛为东莞名士族之冠，说明桂华书院在当时充分发挥其培育人才的教育职能。

    至于教学情况，南宋时期的书院，最大的特征是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理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理论体系，是融入佛道两家部分思想的新儒学。在创建桂华书院之前，翟杰听闻闽北将乐县的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宋著名理学家）在东南讲道，欲前往，但因惦念百岁老父未成行，便致书罗仲素（罗从彦，杨时学生，嫡传弟子）质疑考订。后罗仲素担任博罗主簿，便亲自前往与之讨论，精研学问，孜孜不倦。他曾潜心修道，“端居一室，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反观内证，恍见太极之渊，涵天机之浑穆，自是心常澄澈，无冒非几”。此正是杨时创造的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独特修养方法。

    翟杰为广东理学大家。办学期间，他坚持躬亲讲学，传播理学，注释儒家经典。其宽厚谦逊的性格，使得众生徒愿意跟随他安心治学。翟杰去世后，供祭于乡贤祠，东莞县令陈琦也在泽宫之地，创建思贤堂来纪念他。

    桂华书院作为东莞民间书院的起源，它也是南宋时期广东地区，最早具有讲学性质的书院之一。据崇祯《东莞县志》载，“邑之学宫，旧在县东南二里许。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县令王中行迁于东城外黎氏地”。据此推算，翟杰在城内私人建造的桂华书院，比官方在城外迁建的学宫（官办学府），早了340年。为南宋时东莞地区的文化传播与普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翟龛创办聚秀书院

    罗村翟氏宗祠三进屋梁上悬挂着用硬木镌刻的《聚秀流芳》牌匾，是以纪念先祖翟龛抗元与创办聚秀书院的功绩。

    聚秀书院的前身为聚秀楼，是东莞历史上第一间私人图书馆，由翟侃与翟龛祖孙二人共同建造。翟侃（1128-1209），字仲平，号爱溪。为翟徽的长子，幼年随父南迁。宋隆兴元年（1163年）恩贡，以子景先贵，赠官为承务郎。生有二子：景先、景祥。长子翟景先（1199-1297年）字以文，號存溪。淳祐三年（1243年）乡贡，淳祐七年成进士初任广东路佥判官，后官至枢秘府佥事。生有三子：奎、炳、龛。因弟景祥无子，以三子翟龛过继给他为嗣子。

    翟侃，于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辞官回南街故里，“以年逾六十乞归，乃于舍旁择善地与孙龛鼎建书楼，藏书万轴以自娱，遂以‘书隐自名。”楼中藏书万轴且免费对外开放。当时有不少学子前来阅读，遇有远道而来的家贫读者，还“瞻其资斧”，此举为莞地开发了自由的读书风气。

    翟龛（1224-1314年），字惟肖，号遯庵。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乡贡，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再举都魁（第一名举人），任命为东莞主簿，卓有政绩。

    南宋末年，天下动荡不安，元军所过之地，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元军南侵广东时，翟龛“毁家纾难，以家财充义军军饷”与莞人李用、李春叟鼎力支持莞人熊飞勤王抗元。后元军入侵南街时，所有房屋被焚，仅留聚秀楼，史书记载“元末群盗陷邑城，故居无一在者，惟聚秀楼独存。”

    元代初年，宋遗民群体，身在元土，心系南宋，不愿与新政权合作，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南宋理学家在书院长期倡导理学的忠孝节义观有直接联系。归依山林，不仕新朝，创建书院，倡明理学，成了众多宋遗民的共同选择。

    据翰林院编修杨名《爱溪翟先生墓表》记载，宋亡不仕的翟龛归隐后数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在其祖父的聚秀楼原址上进行扩建而创办了聚秀书院。明代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任邑令的吴中，在《聚秀楼记》中称：“邑之南街有聚秀巍楼，自有宋相传自今，盖遯庵翟先生所建也。”与《墓表》中所述一致，可以确认该楼始建于宋代。

    聚秀书院规模比桂华书院大。吴中称：“肆今入而挹之，楼上题高数仞，轩敞光明，书斋森列；下为静室，备载群书。旁造小房，用功寝息；敞其中以为讲学之堂，廓其门以为入道之宇。两廊精舍备具，可便藏修；墙边井灶厘然，可克食饮。嘉植盈阶，袭彼芬芳，可濬文思而添逸韵。”由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书院宏敞规整的状况，书院有高楼数仞，题有匾额。阁轩宽敞明亮，书房林立。楼下有雅室，藏有群书，室旁开一厢房，可以读书歇息。楼中央有宽敞明亮的讲堂，独入其门似入修道之所。两边布满了学舍，可便修习。外墙边有水井与锅灶，可供饮食。有雅致之情拾阶而上，布满奇花异草，芬芳四溢扑鼻，沁入心脾，可益疏通文思，增逸韵。

    翟龛对书院的开办除耗巨资扩建外，在开办中他还做到“人其庭不俟徘徊，而晨夕有资，燕息有所；百尔器具，莫不应期。其挟重资而号素封者，听其自便；其它负笈偕来，一切资给焉”。凡到书院的学子，不等他们有顾虑，就早晚提供物品和休息场所。所有用具，都应时而来。若有人无官爵而有巨财，是否享受资助则随其意愿。而那些背着书箱而来的家贫学子，则必须负责供给一切应用。所以，吴中《聚秀楼记》中称：“故吾思先生于此，非以粉饰美名夸耀当世也，凡以昌明正学，培育人才，上续昔贤，下开百代而已。”此赞誉肯定了聚秀书院是经明行修之区而非图利之所。据崇祯《东莞县志》载，明代洪武初年，东莞县学始设廪膳制度，由官府支给生员廪膳。而翟龛于元初，以私人办学，对家贫学子免费供其食宿，除其后顾之忧。其致力于传播普及文化教育知识，为社会输送人才的精神，令人敬仰。明洪武初，翟龛崇祀于莞邑乡贤祠。

    四、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

    翟溥福（1381-1450年），本名翟溥，字溥福，一字本德，别号慎庵，广东东莞人。正统元年（1436）七月，经监察御史、江西建昌人魏源荐举，出任南康知府，辖星子、都昌和建昌三县（治今星子、都昌、永修和安义，安义从永修分出）。

    翟溥福为官的功绩，在莞人罗亨信所撰的《中顺大夫南康郡翟公墓志铭》中记载详细。翟溥福与罗亨信洪武二十六年同入邑痒，受业于司训黄先生，永乐元年领乡荐，会试礼闱，次年与罗亨信同登进士第。二人又是好友兼姻亲的关系。罗亨信所撰墓志铭撰于翟溥福卒后半年，是翟溥福第一篇传记，《觉非集》（罗亨信撰）卷四有载。

    白鹿洞书院隶属南康府，坐落于庐山五老峰东南麓，唐代士子李渤兄弟俩年少时曾在此隐居读书，养白鹿自娱，因山川环合，俯视似洞，由此得名；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建“庐山国学”，与金陵国子监齐名。北宋易名“白鹿洞书院”，为当时四大书院之一；后因南宋理学家朱熹振兴，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声名愈振，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海内书院第一”。

    元至正十一年（1351），以砖木结构为主的白鹿洞书院建筑毁于兵火。直到明正统元年（1436）年，共计85年，白鹿洞书院只是一片废墟。

    翟溥福博古好学，公务之余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却见满目荒芜，感慨道：“先贤讲学之所，乃废驰若是，岂非吾徒之责哉！”。于是，他召集府县官绅，共商修复事宜，并率先捐款助力，他的倡导得到南康军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从明正统三年（1438）七月到十二月，仅用半年时间，重建工作便落下帷幕。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再度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圣域”、“贤关”。

    翟溥福主要维修了书院建筑，据《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载：他先从礼圣殿、大成門、贯道门入手，再维修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建屋宇若干间。他力图恢复宋元原貌，但所建殿宇有所不同，略有改变。

    《同治南康府志》载：翟溥福“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又载：“永乐二年（1404）进士”、“汪康，星子人，由临川归乡，主讲白鹿洞书院”。为诸生“传道、授业、解惑”，翟溥福每逢初一、十五也亲临书院讲学。

    翟溥福之重建，功绩不亚于朱熹之振兴。明正统七年（1442），监察御史张谦巡视南康时邀请胡俨（国子祭酒兼翰林侍讲嘉议太子宾客）撰文立碑纪念。这块立于明正统七年（1442）的修复碑《重建白鹿洞书院记》至今完好保存在白鹿洞书院内。该碑为青石质，上首圆弧形态，有如意卷云之阴饰，周边亦然。篆额，楷书；高2米，宽1米；27行，满行49字，总字数970字。是现存最早记载明代重建书院的碑刻，碑文主要褒扬南康知府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之功德。

    正统十一年（1446）夏，朝廷考核官吏政绩。翟溥福是年六十有六，已过花甲之年。于是以年老向朝廷乞归。罗亨信《墓志铭》载：“亚卿赵新常巡尝抚江右，知公为详，厉声曰：翟某位江西郡守第一，未老，岂宜遽退！公恳告三日，始得致仕。别君之际，属县官吏多持白金为赆，公皆却之，纤毫不受。父老挽舟，涕泣不能舍。”南康百姓为感激翟溥福的政绩，在湖堤上建寺庙以供奉。

    翟溥福退隐后，闭门谢客，一心精研学问，著有《慎庵集》、《四书翼朱》和《霞泉集》，卒后从祀于白鹿洞书院三贤祠。至于他退隐后定居东莞还是南康，史料中均未有确切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现知翟溥福先后迎娶妻妾两人，育三子，其后裔有两分支至今在白鹿洞书院附近的翟家垅繁衍生息。

    五、结语

    除上述三人，翟氏家族中还有诸如元末弃官回乡，不再出仕的翟喜（1310—1383，1372年助东莞县令詹勖重修东莞学宫），一代名宦翟守谦（官至明承德郎赣州通判，1559年出任邵阳教谕，捐俸修复学舍有功，受命兼掌管濂溪书院）等，都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翟氏族人为文化教育不懈余力的精神，皆与翟氏家族历来重视读书，以弘扬文化为己任的传统家风息息相关。据历代《东莞县志》统计，东莞在明代办有书院31所；在清代办有书院8所，书院的繁荣情况可见一斑，这固然与朝廷的文教政策、官学的盛衰、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有关，必然也与翟氏先贤开创与倡导重教兴文的社会风气有极深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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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熊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