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研究韩国汉文学的现状及其认知
[摘要]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阶段是21世纪开始迄今。其间存在着如下认知：较全面的认知（双源并流）、较普遍的认知（变异与互动）与较为偏颇的认知（单向传播与处于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语言文化的局限；二是研究目的使然；三是先验的韩国认识。而要纠正认知偏颇，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分强调韩国汉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构型的观念，努力提升文化视野，通过“跨”与全面认知朝鲜民族文化达到研究韩国汉文学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学者；韩国汉文学；研究现状；认知偏颇及其对策
[中图分类号]I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65-05
[收稿日期]2017-04-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东亚汉文纪行文中他者形象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AZW0006；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18YLGG02。
[作者简介]徐东日，男，朝鲜族，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朝（韩）比较文学。（延吉133002）
一、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内的韩国汉文学研究逐步得到了发展。其研究阶段总体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阶段是21世纪开始迄今。因为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为止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很少开展对韩国文学的研究，也未开展对整个韩国文学的介绍。所以笔者在此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下面本文将按上面的研究分期对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状况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韩国文学研究的发轫时期。其标志是，延边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于1980年7月成立了中国朝鲜文学研究会，由此真正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朝鲜—韩国文学学术研究。
这一时期，韩国汉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是韦旭升教授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作为第一部用汉文完成的系统阐述朝鲜文学发展历史的论著，向中国读者客观、系统地阐述了朝鲜—韩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的空白。韦先生的文学研究始终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为韩国的汉文文学做了科学的定位。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范围较广，最明显的表现是出现了一些论文总集和专著、教材。譬如，许文燮、李海山教授编写的《朝鲜古典作家作品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许文燮教授的《朝鲜文学史（古典部分）》（辽宁民族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述的出版，一方面为大学的专业教学提供了较完整的教材和参考书；另一方面还首次出现了单个作家作品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单篇学术论文问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一是单个作家作品研究。譬如，许文燮教授的《论金时习及其创作》（《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等。二是作家与文学交流关系研究。譬如，杨昭全教授的《明清时期中朝文学的交流》（《外国文学》，1984年第2期）等论文，主要以考证的方式研究了韩国古代作家以及中韩文学交流的事实关系。但这些论文大多流于浅层次作家、作品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是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者对韩国汉文学的阅读量较少，理解也比较肤浅，因而只能进行较为浅层次的学术研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所变化。
这一时期比较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是1982年发表的中国最早研究韩国汉文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李岩的《李奎报诗研究》和蔡美花的《朴趾源小说的近代因素研究》，这两篇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开始关注作家、作品的深层内涵。
第二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韩国汉文学研究的高速发展时期。其标志是，出现了大量学科性较强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金柄珉教授的《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韦旭升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1990年）、李岩教授的《朝鲜李朝时期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金宽雄教授的《朝鲜古典小说叙述模式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蔡美花教授的《高丽文學审美意识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金虎雄教授的《在满朝鲜人的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7年）、许辉勋教授的《朝鲜神话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
金柄珉教授的《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作为国内研究韩国文学的首篇博士学位论文，以朝鲜北学派文学研究为主，系统研究了其开放的近代文明意识，并综合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批评方法来分析朝鲜北学派文学，著述研究深入、系统而全面。
蔡美花教授的《高丽文学审美意识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朝鲜民族审美意识的学术专著，通过细致分析高丽时期的诗论，系统地研究了朝鲜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以及高丽文学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结构、审美思维方式、美学追求等诸多问题。
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者开始摆脱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转而将韩国的作家、作品置于韩国社会宏大的文化语境中以挖掘韩国文化的深层内涵。
另外，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其他优秀的研究著作。譬如，金柄珉教授与金宽雄教授合编的《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海山教授的《朝鲜汉文学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文日焕教授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就论文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现了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研究者开始开展中国文学与韩国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譬如，陈周汉教授的《晚唐诗与崔致远》（《外国文学》，1990年2期）、许辉勋教授的《道教的东渐与朝鲜古典文学之三种流向》（《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柳基荣教授的《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997年）、王晓平教授的《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等论文都体现了这种新的研究动向和趋势。同时，中韩文学比较研究有逐渐发展为中韩日三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趋向。
其特点之二是，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诗论的研究占整个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比例越来越大。据初步统计，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200多篇研究韩国汉文学的论文中，有关诗论方面的论文达到80多篇，占这一时期所发表论文总数的近一半。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中国韩国文学研究者学术理论水平的提高分不开。其中，张伯伟教授的《韩国古代汉诗总说》（《文学评论》，1996年）、马金科教授的《<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温兆海教授的《“味”——高丽时期重要诗学范畴初探》（《韩国诗话研究》，1997年）等都是韩国诗话研究中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尤其是，由任范松与金东勋教授共同主编的《朝鲜古典诗话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较系统地论述了韩国古代诗话的思想文化背景、诗话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诗话的主要内容。
第三研究阶段：21世纪以后。这一时期是中国对韩国文学研究的成熟时期。其标志是，在继续深化中韩文学关系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崔雄权教授的《朝鲜朝中期山水田园文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金柄珉教授主编的《韩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之观照》（韩国国学资料院，2001年）、李岩教授的《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徐东日教授的《李德懋文学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3年）、金宽雄与金东勋教授主编的《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马金科教授的《朝鲜古代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民族出版社，2006年）、徐东日教授的《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10年）、蔡美花与赵季教授合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等。
徐东日教授的《李德懋文学研究》（被评为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把李德懋置于中韩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背景中， 通过详实的文献考证以及深入的作品分析，“全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对其创作的影响及其民族化的过程， 有创意地揭示出李德懋在中韩文学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110）徐东日教授的另一部著作《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多种文化因子（人物、风俗、建筑、市肆、服饰等），对韩国人的“使华录”作品进行了“虚实相间互补”[2]（171）的系统研究，从而全面勾勒了朝鲜朝使臣眼中明代、清代的中国形象及其嬗变轨迹。
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表现之一在于，重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譬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赵季教授的《足本皇华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赵季教授的《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诗歌交流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等。
其表现之二在于，运用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对韩国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譬如，徐东日教授的《天真：李德懋的诗歌本质论》（《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郑日男教授的《朴齐家诗论及其诗歌研究》（民族文学出版社，2006年）、蔡美花教授的《朝鲜古代诗论的审美思维方式》（《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等。
其表现之三在于，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韩国汉文学进行阐发研究。譬如，金柄珉教授的《论朴趾源小说<虎叱>的原型意蕴——以老虎的形象分析为中心》（《东疆学刊》，2002年）、牛林杰教授的《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博而精出版社，2002年）、金健人教授的《韩国天君系列小说与中国程朱理学》（《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翁敏华的《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许辉勋与禹尚烈教授的《中韩民间文学关联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艳萍教授的《姜敬爱与萧红小说创作之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敏教授的《民族主义的自我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叙事研究》（国际作家书局，2010年）等。
其表现之四在于，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思路进行他国形象研究。譬如，著作有杨昕的《<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等。论文有徐东日教授的《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紫禁城形象》（《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朴玉明教授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韩国女性形象建构》（《东疆学刊》，2015年第2期）、张英美教授的《20世纪30-40年代初来华朝鲜文人诗歌中的“北方”形象解读》（《东疆学刊》，2015年第3期）、金昌镐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等。
二、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总体认知及其产生认知偏颇的原因（一）中国学界对韩国汉文学的认知，归纳起来共有三种，其中既有较全面的认知（双源并流），有较普遍的认知（变异与互动），也有较为偏颇的认知（单向传播与处于边缘化）。但这些都体现了目前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认知的不同。
具体而言，对韩国汉文学认知较为偏颇的现象大多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韩国汉文学研究初期，大部分集中在刚刚接触韩国汉文学的初学者。他们普遍认为古代中韩文学的交流仅仅是一种单方面的影响关系，认为韩国文学无论是其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还是文学表现手法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国文学全面、深入而持久的影响，而韩国文学自身却缺乏独特的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思想、文學思潮、文学流派，因而韩国汉文学是中国文学具体而微的一个模型。所以他们主张进行单方面的影响研究，不认同韩国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学体系，更是无视韩国古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对韩国汉文学认知较为普遍的现象遍布于大多数中国学者当中。他们认为，韩国汉文学在对中国文学的仿效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民族特色，并存在着双向回流的现象。他们认识到，韩国的汉文学在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过程中，也时时结合自身的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韩国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出现了比如“梦游录小说”“拟人传记体小说”等文学样式。但由于受到本民族语言能力的限制，所以在使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韩国作家就较难完整、真切地用汉文表情达意，最终也无法全方位地接受中国文学，导致韩国汉文学难以真正达到甚至超越中国文学，只能始终跟在中国文学后面。
对韩国汉文学认知较为全面的现象只局限在少数具有比较视域的学者身上。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邻，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古代文学与朝鲜半岛文学之间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现象。两国文学尽管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其表现的内涵上却都具有民族化、本土化的鲜明特征，因而研究两国文学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两国不同的文化。韩国汉文学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文学理论、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戏剧，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在谈到韩国汉文学时，就不能不谈到中国文学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就韩国汉文学本身而言，本土国语文学与外来的中国汉文学都是韩国汉文学的源头，而这两者又互为补充。这足以证明，韩国古代的文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将中国文学融入本国文学之中，从而实现了本民族文学的持续变异、创新以及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回馈，其汉文学有其独特性，这又充分体现了朝鲜民族不凡的包容胸怀与创新意志。
（二）中国对韩国汉文学产生认知偏颇的原因主要有三点：语言文化的局限、研究目的使然、先验的韩国认识，这些都带有普遍性，都属于思想观念上的问题。
一是受到语言文化的局限。因为韩国语是小语种，所以学习韩国语的人数不多，即使有人学习，也主要从事语言交流、文字翻译，其从事的专业也大多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从事文学者较少。即便是从事文学研究，也因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而很难准确、全面地把握其寓意。正因如此，很多研究者阅读的都是别人已经翻译好的文学文本和研究著述、研究论文，因而多采用第二手资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韩国汉文学正确而全面的把握。
二是大多数学者单纯地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对韩国古代汉文学的影响关系，将研究精力集中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较多的韩国作家、作品上，喜欢运用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与模式来审视韩国汉文学作品，因而其研究结论雷同的较多。殊不知，即便朝鲜汉文学作品在用典、辞藻、情节、人物、地点等方面都实现了中国化，但由于其作者的他者思维、视野都有所不同，也必然导致其混种性的文学特质，这是韩国汉文文学文本生成的文化因子，也是其历时性的文学存在价值，而很多研究者却对此关注得较少，这正是目前韩国汉文学研究的空白点与应当着力之处。
三是有明显的先验的韩国认知。即认为韩国的文化跟中国没什么两样，好像韩国的文化都是由中国移植过去。抱有这种观念的学者对韩国的文化了解甚少，有时近乎无知；对于韩国文化没有充分了解，再加上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就会出现一种傲慢的态度。殊不知，停留在字面上的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有巨大差距的，思想文化与行为文化也是不同的，不同区域民众的思想不仅有很多不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不同。所以很多学者对中韩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因为没有挖掘潜藏在不同国度社会底层（地窖或形而下）的行为文化宝藏，只能是进行所谓拼凑的罗列式的平行研究。即，先讲一些中国文学，然后再講一些韩国汉文学，最后简单地比较一下两者的同异点，根本没有深入两国文化的内在意蕴。
三、纠正认知偏颇的对策
（一）彻底改变过分强调韩国汉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构型的观念，要从朝鲜半岛“言说”的实际状况出发，追溯其汉文“书写”是如何从很少人把持着的神秘技艺演变为士人获得社会身份与等级的工具的；还要探讨在汉文学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人文教育的背景下，韩国文化究竟是通过采取哪些决定性的步骤，才使得汉文学成为朝鲜半岛上几乎唯一的文明载体。由此，研究韩国的汉文学，不仅要研究以一系列作家、作品组合起来的传统意义上的汉文学，而且要在广阔的韩国文化的语境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宏观勾勒出韩国汉文学生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着意探明汉文学在朝鲜半岛能够生根、开花的文化基础，以及汉文学得以规范化并形成其独特文学传统的文学担当者的作用。
（二）努力提升文化视野，以“跨”达到协同创新研究韩国汉文学的目的。中国学者的韩国汉文学研究涉及到中韩跨文化研究的问题，这就需要营造文化对话的平台，使中韩两国文化实现“互认、互动、互证、互补”、[3]（10）互鉴，因此，中韩“跨文化对话始终都应该是平等的对话、生成性的对话”。[2]（10）而为了实现中韩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就必须进行跨学科的沟通与研究，即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视域多角度地研究文学。另外，因为中韩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发现两国、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通过自我文化自觉和对自我文化的超越，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与文化的多样性，这就需要两国学者通力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国际合作研究获得的他者视角，有时也要允许存在一些文化误读，因为文化误读作为他者文化的自我化或者新的意义创造，能够提供文化本体的价值和本质。
（三）对朝鲜民族的文化要有全面深入的认知。朝鲜民族文化不同于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文化或行为文化方面，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营造了其独特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建筑文化，形成了基于其上的独特的风俗习惯与民族信仰，塑造了朝鲜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国民性。朝鲜民族身上自古具有的仁爱、柔顺、讲礼仪、易以道御的天性与儒家“仁”“礼”“道（义）”的文化特质相吻合，因而朝鲜民族全盘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并形成了自己更加彻底的儒教思想，从而更加强调家族中心主义、官本位主义、缘分主义与尚文主义，构筑了基于科举制度基础之上的两班制。所以，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朝鲜民族基于自身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加以变异的客观事实，才能真正准确地认知韩国文化和韩国汉文学。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大陆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有逐步深入的趋势，但有些认知却有不少偏颇，这种认知偏颇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将影响我们对韩国汉文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会影响对韩国汉文学的正确定位。
参考文献：
[1]蔡美花：《回顾与前瞻：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王立：《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徐东日教授的新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金柄珉：《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展望》，《东疆学刊》，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
[关键词]中国学者；韩国汉文学；研究现状；认知偏颇及其对策
[中图分类号]I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65-05
[收稿日期]2017-04-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东亚汉文纪行文中他者形象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AZW0006；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18YLGG02。
[作者简介]徐东日，男，朝鲜族，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朝（韩）比较文学。（延吉133002）
一、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内的韩国汉文学研究逐步得到了发展。其研究阶段总体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阶段是21世纪开始迄今。因为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为止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很少开展对韩国文学的研究，也未开展对整个韩国文学的介绍。所以笔者在此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下面本文将按上面的研究分期对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状况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韩国文学研究的发轫时期。其标志是，延边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于1980年7月成立了中国朝鲜文学研究会，由此真正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朝鲜—韩国文学学术研究。
这一时期，韩国汉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是韦旭升教授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作为第一部用汉文完成的系统阐述朝鲜文学发展历史的论著，向中国读者客观、系统地阐述了朝鲜—韩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的空白。韦先生的文学研究始终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为韩国的汉文文学做了科学的定位。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范围较广，最明显的表现是出现了一些论文总集和专著、教材。譬如，许文燮、李海山教授编写的《朝鲜古典作家作品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许文燮教授的《朝鲜文学史（古典部分）》（辽宁民族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述的出版，一方面为大学的专业教学提供了较完整的教材和参考书；另一方面还首次出现了单个作家作品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单篇学术论文问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一是单个作家作品研究。譬如，许文燮教授的《论金时习及其创作》（《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等。二是作家与文学交流关系研究。譬如，杨昭全教授的《明清时期中朝文学的交流》（《外国文学》，1984年第2期）等论文，主要以考证的方式研究了韩国古代作家以及中韩文学交流的事实关系。但这些论文大多流于浅层次作家、作品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是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者对韩国汉文学的阅读量较少，理解也比较肤浅，因而只能进行较为浅层次的学术研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所变化。
这一时期比较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是1982年发表的中国最早研究韩国汉文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即李岩的《李奎报诗研究》和蔡美花的《朴趾源小说的近代因素研究》，这两篇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开始关注作家、作品的深层内涵。
第二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韩国汉文学研究的高速发展时期。其标志是，出现了大量学科性较强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金柄珉教授的《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韦旭升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1990年）、李岩教授的《朝鲜李朝时期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金宽雄教授的《朝鲜古典小说叙述模式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蔡美花教授的《高丽文學审美意识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金虎雄教授的《在满朝鲜人的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7年）、许辉勋教授的《朝鲜神话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
金柄珉教授的《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作为国内研究韩国文学的首篇博士学位论文，以朝鲜北学派文学研究为主，系统研究了其开放的近代文明意识，并综合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批评方法来分析朝鲜北学派文学，著述研究深入、系统而全面。
蔡美花教授的《高丽文学审美意识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朝鲜民族审美意识的学术专著，通过细致分析高丽时期的诗论，系统地研究了朝鲜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以及高丽文学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结构、审美思维方式、美学追求等诸多问题。
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韩国汉文学研究者开始摆脱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转而将韩国的作家、作品置于韩国社会宏大的文化语境中以挖掘韩国文化的深层内涵。
另外，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其他优秀的研究著作。譬如，金柄珉教授与金宽雄教授合编的《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海山教授的《朝鲜汉文学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文日焕教授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就论文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现了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研究者开始开展中国文学与韩国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譬如，陈周汉教授的《晚唐诗与崔致远》（《外国文学》，1990年2期）、许辉勋教授的《道教的东渐与朝鲜古典文学之三种流向》（《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柳基荣教授的《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997年）、王晓平教授的《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等论文都体现了这种新的研究动向和趋势。同时，中韩文学比较研究有逐渐发展为中韩日三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趋向。
其特点之二是，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诗论的研究占整个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比例越来越大。据初步统计，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200多篇研究韩国汉文学的论文中，有关诗论方面的论文达到80多篇，占这一时期所发表论文总数的近一半。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中国韩国文学研究者学术理论水平的提高分不开。其中，张伯伟教授的《韩国古代汉诗总说》（《文学评论》，1996年）、马金科教授的《<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温兆海教授的《“味”——高丽时期重要诗学范畴初探》（《韩国诗话研究》，1997年）等都是韩国诗话研究中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尤其是，由任范松与金东勋教授共同主编的《朝鲜古典诗话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较系统地论述了韩国古代诗话的思想文化背景、诗话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诗话的主要内容。
第三研究阶段：21世纪以后。这一时期是中国对韩国文学研究的成熟时期。其标志是，在继续深化中韩文学关系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崔雄权教授的《朝鲜朝中期山水田园文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金柄珉教授主编的《韩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之观照》（韩国国学资料院，2001年）、李岩教授的《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徐东日教授的《李德懋文学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3年）、金宽雄与金东勋教授主编的《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马金科教授的《朝鲜古代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民族出版社，2006年）、徐东日教授的《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10年）、蔡美花与赵季教授合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等。
徐东日教授的《李德懋文学研究》（被评为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把李德懋置于中韩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背景中， 通过详实的文献考证以及深入的作品分析，“全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对其创作的影响及其民族化的过程， 有创意地揭示出李德懋在中韩文学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110）徐东日教授的另一部著作《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多种文化因子（人物、风俗、建筑、市肆、服饰等），对韩国人的“使华录”作品进行了“虚实相间互补”[2]（171）的系统研究，从而全面勾勒了朝鲜朝使臣眼中明代、清代的中国形象及其嬗变轨迹。
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表现之一在于，重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譬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赵季教授的《足本皇华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赵季教授的《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诗歌交流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等。
其表现之二在于，运用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对韩国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譬如，徐东日教授的《天真：李德懋的诗歌本质论》（《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郑日男教授的《朴齐家诗论及其诗歌研究》（民族文学出版社，2006年）、蔡美花教授的《朝鲜古代诗论的审美思维方式》（《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等。
其表现之三在于，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韩国汉文学进行阐发研究。譬如，金柄珉教授的《论朴趾源小说<虎叱>的原型意蕴——以老虎的形象分析为中心》（《东疆学刊》，2002年）、牛林杰教授的《韩国开化期文学与梁启超》（博而精出版社，2002年）、金健人教授的《韩国天君系列小说与中国程朱理学》（《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翁敏华的《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许辉勋与禹尚烈教授的《中韩民间文学关联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艳萍教授的《姜敬爱与萧红小说创作之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敏教授的《民族主义的自我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叙事研究》（国际作家书局，2010年）等。
其表现之四在于，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思路进行他国形象研究。譬如，著作有杨昕的《<朝天录>中的明代中国人形象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等。论文有徐东日教授的《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紫禁城形象》（《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朴玉明教授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韩国女性形象建构》（《东疆学刊》，2015年第2期）、张英美教授的《20世纪30-40年代初来华朝鲜文人诗歌中的“北方”形象解读》（《东疆学刊》，2015年第3期）、金昌镐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等。
二、中国对韩国汉文学的总体认知及其产生认知偏颇的原因（一）中国学界对韩国汉文学的认知，归纳起来共有三种，其中既有较全面的认知（双源并流），有较普遍的认知（变异与互动），也有较为偏颇的认知（单向传播与处于边缘化）。但这些都体现了目前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认知的不同。
具体而言，对韩国汉文学认知较为偏颇的现象大多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韩国汉文学研究初期，大部分集中在刚刚接触韩国汉文学的初学者。他们普遍认为古代中韩文学的交流仅仅是一种单方面的影响关系，认为韩国文学无论是其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还是文学表现手法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国文学全面、深入而持久的影响，而韩国文学自身却缺乏独特的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思想、文學思潮、文学流派，因而韩国汉文学是中国文学具体而微的一个模型。所以他们主张进行单方面的影响研究，不认同韩国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学体系，更是无视韩国古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对韩国汉文学认知较为普遍的现象遍布于大多数中国学者当中。他们认为，韩国汉文学在对中国文学的仿效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民族特色，并存在着双向回流的现象。他们认识到，韩国的汉文学在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过程中，也时时结合自身的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韩国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出现了比如“梦游录小说”“拟人传记体小说”等文学样式。但由于受到本民族语言能力的限制，所以在使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韩国作家就较难完整、真切地用汉文表情达意，最终也无法全方位地接受中国文学，导致韩国汉文学难以真正达到甚至超越中国文学，只能始终跟在中国文学后面。
对韩国汉文学认知较为全面的现象只局限在少数具有比较视域的学者身上。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邻，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古代文学与朝鲜半岛文学之间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现象。两国文学尽管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其表现的内涵上却都具有民族化、本土化的鲜明特征，因而研究两国文学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两国不同的文化。韩国汉文学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文学理论、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戏剧，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在谈到韩国汉文学时，就不能不谈到中国文学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就韩国汉文学本身而言，本土国语文学与外来的中国汉文学都是韩国汉文学的源头，而这两者又互为补充。这足以证明，韩国古代的文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将中国文学融入本国文学之中，从而实现了本民族文学的持续变异、创新以及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回馈，其汉文学有其独特性，这又充分体现了朝鲜民族不凡的包容胸怀与创新意志。
（二）中国对韩国汉文学产生认知偏颇的原因主要有三点：语言文化的局限、研究目的使然、先验的韩国认识，这些都带有普遍性，都属于思想观念上的问题。
一是受到语言文化的局限。因为韩国语是小语种，所以学习韩国语的人数不多，即使有人学习，也主要从事语言交流、文字翻译，其从事的专业也大多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从事文学者较少。即便是从事文学研究，也因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而很难准确、全面地把握其寓意。正因如此，很多研究者阅读的都是别人已经翻译好的文学文本和研究著述、研究论文，因而多采用第二手资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韩国汉文学正确而全面的把握。
二是大多数学者单纯地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对韩国古代汉文学的影响关系，将研究精力集中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较多的韩国作家、作品上，喜欢运用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与模式来审视韩国汉文学作品，因而其研究结论雷同的较多。殊不知，即便朝鲜汉文学作品在用典、辞藻、情节、人物、地点等方面都实现了中国化，但由于其作者的他者思维、视野都有所不同，也必然导致其混种性的文学特质，这是韩国汉文文学文本生成的文化因子，也是其历时性的文学存在价值，而很多研究者却对此关注得较少，这正是目前韩国汉文学研究的空白点与应当着力之处。
三是有明显的先验的韩国认知。即认为韩国的文化跟中国没什么两样，好像韩国的文化都是由中国移植过去。抱有这种观念的学者对韩国的文化了解甚少，有时近乎无知；对于韩国文化没有充分了解，再加上中国文化的优越感，就会出现一种傲慢的态度。殊不知，停留在字面上的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有巨大差距的，思想文化与行为文化也是不同的，不同区域民众的思想不仅有很多不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不同。所以很多学者对中韩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因为没有挖掘潜藏在不同国度社会底层（地窖或形而下）的行为文化宝藏，只能是进行所谓拼凑的罗列式的平行研究。即，先讲一些中国文学，然后再講一些韩国汉文学，最后简单地比较一下两者的同异点，根本没有深入两国文化的内在意蕴。
三、纠正认知偏颇的对策
（一）彻底改变过分强调韩国汉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构型的观念，要从朝鲜半岛“言说”的实际状况出发，追溯其汉文“书写”是如何从很少人把持着的神秘技艺演变为士人获得社会身份与等级的工具的；还要探讨在汉文学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人文教育的背景下，韩国文化究竟是通过采取哪些决定性的步骤，才使得汉文学成为朝鲜半岛上几乎唯一的文明载体。由此，研究韩国的汉文学，不仅要研究以一系列作家、作品组合起来的传统意义上的汉文学，而且要在广阔的韩国文化的语境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宏观勾勒出韩国汉文学生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着意探明汉文学在朝鲜半岛能够生根、开花的文化基础，以及汉文学得以规范化并形成其独特文学传统的文学担当者的作用。
（二）努力提升文化视野，以“跨”达到协同创新研究韩国汉文学的目的。中国学者的韩国汉文学研究涉及到中韩跨文化研究的问题，这就需要营造文化对话的平台，使中韩两国文化实现“互认、互动、互证、互补”、[3]（10）互鉴，因此，中韩“跨文化对话始终都应该是平等的对话、生成性的对话”。[2]（10）而为了实现中韩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就必须进行跨学科的沟通与研究，即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视域多角度地研究文学。另外，因为中韩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发现两国、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通过自我文化自觉和对自我文化的超越，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与文化的多样性，这就需要两国学者通力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国际合作研究获得的他者视角，有时也要允许存在一些文化误读，因为文化误读作为他者文化的自我化或者新的意义创造，能够提供文化本体的价值和本质。
（三）对朝鲜民族的文化要有全面深入的认知。朝鲜民族文化不同于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文化或行为文化方面，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营造了其独特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建筑文化，形成了基于其上的独特的风俗习惯与民族信仰，塑造了朝鲜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国民性。朝鲜民族身上自古具有的仁爱、柔顺、讲礼仪、易以道御的天性与儒家“仁”“礼”“道（义）”的文化特质相吻合，因而朝鲜民族全盘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并形成了自己更加彻底的儒教思想，从而更加强调家族中心主义、官本位主义、缘分主义与尚文主义，构筑了基于科举制度基础之上的两班制。所以，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朝鲜民族基于自身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加以变异的客观事实，才能真正准确地认知韩国文化和韩国汉文学。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大陆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有逐步深入的趋势，但有些认知却有不少偏颇，这种认知偏颇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将影响我们对韩国汉文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会影响对韩国汉文学的正确定位。
参考文献：
[1]蔡美花：《回顾与前瞻：中国学者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王立：《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徐东日教授的新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金柄珉：《东亚跨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展望》，《东疆学刊》，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