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政权灭亡原因考
李骁衡 苗威
[摘要]在隋唐两朝对高句丽这一中国边疆政权进行了大约7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高句丽终于在公元668年被唐朝所灭。在这之后，新罗迅速填补了高句丽灭亡留下的权力真空，改变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从高句丽这一中国边疆政权入手，以东亚视角分析高句丽灭亡前的东亚时局，不仅可以有效分析出高句丽灭亡的历史原因，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范围来探究唐朝时期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与发展状况。
[关键词]高句丽；边疆政权； 灭亡
[中图分类号]31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49-04
[收稿日期]2018-03-26
[作者简介]1.李骁衡，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东北民族民俗；2.苗威，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长春130024）
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横跨中国与朝鲜半岛北部，所以在东北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至今，國内外的很多学者都曾经研究过它的存在与发展历史，同时也研究过它的壁画、宗教、文化、舞蹈、语言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但是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且文献的缺失，以至于很多研究成果之间都存在着分歧，难有定论。对于高句丽的灭亡，史书记载其为唐所灭，后世学者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为什么能被唐所灭，一些学者认为是唐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还有学者认为是其内部的斗争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等。如在高句丽相关的著作中，对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原因及定性随着时代发展具有较大变化，其中刘子敏先生在其著作《高句丽历史研究》中认为，高句丽“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及盖苏文的政策导致了高句丽的灭亡。但从周边因素来分析的专门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突厥、日本等周边要素为着眼点通过分析这些要素与隋唐帝国边疆政策伸张的辩证关系对高句丽的灭亡进行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东北亚以及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这样大的环境和背景来探究其被灭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三国史记》所述高句丽灭亡的原因《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在《高句丽本纪》中，对高句丽灭亡原因的直接表述是“然观其始末，当其上下和，众庶睦，虽大国不能取之，及其不义于国、不仁于民，以兴众怨，则崩溃而不自振”。[1]（273）又说，“夫然则凡有国家者，纵暴吏之驱迫，强宗之聚敛以失人心，虽欲理而不乱，存而不忘，又何异强酒而恶醉者乎”。[1]（273）在这里，金富轼认为，高句丽灭亡的原因就是渊氏暴政，自取其祸。但笔者认为这是金富轼事大心态的一种流露，而不是其本意。因为金富轼在《三国史记·盖苏文传》中说道：“男生，献诚虽有闻于唐室，而以本国言之，未免为叛人者矣。”[1]（551）也就是说，如果金富轼真的认为高句丽是因为内政不修而被唐所灭，那就不会这样评价加速“不义之国”高句丽灭亡，顺应天命从龙投奔唐朝的渊男生了。而金富轼在《高句丽本纪》中还写道：“可谓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巽之意”， [1]（273） “然而《易》之爻，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1]（273）这也似乎委婉地表示出，高句丽的灭亡不是因为其如金富轼之前所说不义于国，不仁于民等自身失德的原因所导致的。
二、突厥的两次衰微与中原王朝北部压力减轻对高句丽的影响583年，突厥大可汗沙钵略将其他三汗寇隋，隋朝使用离间计挫败了这次攻势。随后因为这次事件，突厥内部开始分裂，先是东部西可汗阿波汗被大可汗沙钵略偷袭而投奔西部突厥可汗达头。室点密系的达头汗“兵强而位下”，[2]（1330）于是支持阿波，对抗与阿波同为土门系的突厥大可汗，东部突厥大可汗沙钵略随后又自称步伽可汗，薛宗正先生认为，步伽可汗就是全突厥的大可汗的意思。[3]（63）因为这个位置本该为东部中央可汗所有，这样东部土门系可汗又与之相攻。这时因为北部压力减弱，隋朝于589年平定陈国，同时因为隋朝的离间及其对达头敌人的支持，最终达头失败，并于吐谷浑不知所踪，启民在隋朝的支持下平定了东部突厥北方的其余势力，就这样东部突厥被隋朝的代理人启民可汗所控制。隋朝这时通过启民可汗控制了东部突厥地区，并间接控制了东部突厥东部以及与高句丽接壤并时战时和的契丹、奚、诸部，因为这些部落都臣服于东部突厥的东部可汗。
东部突厥向隋朝的臣服对高句丽产生了严重影响。史载，611年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句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2]（1581）因为启民可汗附属于隋朝，对高句丽使臣“不敢隐”，否则私自外交是犯忌讳的。隋炀帝因此借机对高句丽下旨：“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2]（1875）这直接为隋炀帝612年讨伐高句丽提供了借口。而如果突厥不臣服于隋，不但隋朝不会获得这一借口，且隋朝伐高句丽，高句丽还可能与突厥结援，不说共拒隋朝，至少隋朝为了防备突厥而不敢对高句丽倾尽全力。
隋末突厥复起，在唐朝取得政权并稳定后，唐朝与突厥关系迅速恶化，时值东亚气候转冷，而游牧民族适应性不如农耕民族。唐朝抓住这一机遇，于630年灭掉了东突厥。据《旧唐书》所载，“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4]（5321）唐朝消除了北部压力。631年，唐朝“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4]（5321）在这之前，高祖要求放还国人时，高句丽的国王高建武“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 [4]（5321）由此可以看出，高建武在前期对唐朝还是恭顺的。因为之前高句丽的平原王就因为在隋朝平陈后“治兵积谷，为据守之策”，[1]（241）而遭致隋文帝下诏切责，“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 [1]（241～242）以至平原王得书惶恐陈谢未果而死。高建武不可能不知道直接同中原王朝进行军事示威或对抗的惨烈后果。而在东突厥灭亡后，唐朝马上要求高句丽摧毁京观的要求无疑是突破了其心理底线，使其产生了唐朝准备武力讨伐而断无外交斡旋可能的想法。若非如此，高建武断然不会进行修建高句丽长城这种公开的军事示威活动。
由上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高句丽这种边疆政权的政策，与其北部压力大小有很直接的关系，高句丽国王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
三、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及其白江口战败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早在4世纪时，日本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小国迦耶，日本称之为任那。因为任那问题，日本同新罗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好太王碑”就记载了好太王在帮助当时臣服自己的新罗驱逐倭兵的事迹，“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安罗人戍兵，满罗城，其为倭言辞溃罗城，安罗人戍兵。昔新罗寐锦；未有身来朝贡。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寐锦，家仆句，朝贡”。[5]（400～401）
而在日本倭五王时期，其向南朝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6]（2395）由此可以看出其对朝鲜半岛的领土野心。在高句丽将要灭亡之时，《日本书纪》记载：“夏四月，鼠产于马尾。释道显占曰：北国之人将附南国，盖高丽破而属日本乎？”[7]（473）其侵占高句丽的野心暴露无疑。而通过与百济的联姻，日本渐渐地对百济也具有了影响力。
553年，新罗趁百济对高句丽作战时，背弃盟约并占领了汉水地区。554年，百济圣王发兵攻击新罗，却被新罗所破。562年，新罗占领了在某种程度上被日本控制的迦耶国，使得日本和百济更加仇视新罗。而新罗对汉江的占领，使得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不再接壤，据《三国史记》载，两国之后的交流主要依靠海路，这种边境不接壤的状况使得百濟和高句丽两国发生矛盾的概率大大减少。由此，百济的主要敌人从高句丽变成新罗，并大大缓和了同高句丽的矛盾。
对于日本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唐人亦不避讳。《隋书》和《北史》等历史著作直称“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2]（1827）可见，中国当时的王朝对日本的野心大抵应该略知一二。以至于在唐丽战争期间，唐朝认为日本人打探唐朝的军事情报，并发生了日本遣唐使获罪而“遂留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归”[7]（464）的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对日本在唐丽战争中的立场非常清楚。
唐丽战争中，百济虽然曾经寻求唐朝对其夺回汉水流域的支持，但是因为唐朝已经与新罗联合对抗高句丽，百济的请求没有得到唐朝的实质性支持，导致百济与日本最终联合高句丽对抗新罗与唐朝，可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随着百济被灭，日本支持在日为质的百济王子进行复国运动，并与唐朝在663年发生了正面冲突。史载，百济王扶余丰诛杀了曾经向日本人请求扶余丰复位的鬼室福信，新罗闻之以“百济王斩己良将，谋直入国先取”，[7]（475）而百济王亦是知道新罗准备发兵来攻的，因此对诸将表示“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卢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趋海而至”，[7]（475）于是白江口之战就这样展开了。《日本书纪》写道：“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7]（475～476）而《大日本史》则写道：“唐将军刘仁轨等，列船于白村江，日本船师先至者与唐兵会不利，诸将争先而进，为唐兵所夹击，官军败绩，溺死者众，泰田来津仰天切齿，杀数十人战死，丰走高丽，州柔陷。”[8]（2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书纪》认为日本的失败有技术性问题，因为未观天象，而在海战中，未观天象就意味着没有掌握风向、水流等情况而导致舰队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大日本史》则认为日本诸将协调不利，不听指挥，使其中路军突进过快，导致两翼遭到唐军夹击，从而失败。我国的史料则提供了一个日本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旧唐书》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4]（2791～2792）即说明日本败于唐朝的火攻。结合上述言论，笔者认为在白江口之战中，日军持众轻敌，未观天象，诸将又协调不利，中路突进太快，为唐军分割包围，并为火攻所破。百济的彻底覆灭使花费人力物力建设的高句丽长城失去了作用，高句丽的首都平壤也有遭到南北夹击的危险。日本的战败使得高句丽失去了外部支持，且高句丽恰在同时发生了内乱争权的事件。最终高句丽在五年之后的668年，被唐朝所灭。
四、隋唐边疆政策差异及高句丽灭亡的必然性可以说，高句丽的灭亡是中原统一强大的王朝政权及其有效边疆政策的必然结果。隋代对周边政权采取代理人统治，例如，在东部突厥南部扶植启民可汗，最终打败东部突厥北方势力，进而控制了整个东部突厥。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如果被击败，尚有作为代理人存活之可能，而唐代吸取启民之子叛隋的教训，采取更积极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都护府进行羁縻统治。灭亡百济后，唐太宗本想继续扶植百济王室以牵制新罗，但是因为新罗的阻挠，最终还是在百济地区设立了都督府进行羁縻统治，对于高句丽更是如此。而观之唐太宗一朝，西突厥、高昌、吐谷浑、东突厥、铁勒薛延陀部等相继被灭，吐蕃亦是被唐击败而上表称臣和亲。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怎么能够独全呢？再看新罗，新罗在金春秋死后马上就与唐朝产生了矛盾，一是对唐军供粮时怠慢拖延，又拖延与唐军会师；二是新罗抢占高句丽、百济故地又纳其叛众；三是新罗金春秋上庙号太宗，与唐太宗庙号犯讳。对于第一个问题，唐朝薛仁贵致书切责之，“远乖天命，近弃父言，侮暴天地，侵欺领好……违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命心非孝，一身二名，何以自宁？”[1]（92）对于第二个问题，唐高宗大怒，并让宿卫为质的文武王弟金仁问代替其兄，史载：“文武王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唐皇大怒，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发兵来讨，削官爵王……令归国以待其兄……会王遣使入贡且谢罪，皇帝赦之，复王官爵。”[1]（509）但是唐高宗的宽容，不能不说是有苦衷的。670年，唐朝的安西四镇被吐蕃攻陷，之后唐朝抽调薛仁贵西去，薛仁贵在西域与吐蕃展开了艰苦的对抗，一打就是七年，其间唐朝为平吐蕃之乱，又开禁使用东突厥势力，容许其重持兵仗，但这又使东突厥降附势力变得强大。而第三个问题，就在都关中的唐朝“肘腋”之地西部大乱的背景下，最终以唐朝的默许而无疾而终。可以想象的是，这个动摇大唐天可汗地位，僭越的庙号，如果唐朝西部无事，如何能默许下来？可以说，新罗能够统治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一方面是新罗外交政策的胜利，而更多的则是东亚局势所致。在大一统边疆政策下，唐朝很显然不会容许一个不受节制的强大地区性政权存在。可以说，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灭亡，就是因这类边疆政权与隋唐大一统的边疆政策冲突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五、结语
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前后存在了700多年，甚至一度是东北亚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权之一，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曾经显赫一时。但是作为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经济、军事等实力自然与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无法相比，且会受到中原王朝强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中原王朝常常会根据自身的实力与周边环境实施或调整其对这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进而会影响到这些政权的存在、兴盛或灭亡。高句丽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强大唐朝的攻伐，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即东北亚的整体视角来看待高句丽的灭亡，我们会发现，它的存在显然不符合强大唐朝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了唐朝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统治以及对于朝鲜半岛的制约能力；而从唐朝内部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高句丽的存在与其大一统的边疆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说影响了唐朝边疆政策的实施与延续，由此，高句丽被唐所灭也就在所难免了。
参考文献：
[1][韩]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3]薛宗正：《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7][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8][日]德川光圀：《大日本史》，东京：日本东京图书馆，1911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摘要]在隋唐两朝对高句丽这一中国边疆政权进行了大约7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高句丽终于在公元668年被唐朝所灭。在这之后，新罗迅速填补了高句丽灭亡留下的权力真空，改变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从高句丽这一中国边疆政权入手，以东亚视角分析高句丽灭亡前的东亚时局，不仅可以有效分析出高句丽灭亡的历史原因，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范围来探究唐朝时期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与发展状况。
[关键词]高句丽；边疆政权； 灭亡
[中图分类号]31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49-04
[收稿日期]2018-03-26
[作者简介]1.李骁衡，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东北民族民俗；2.苗威，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长春130024）
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横跨中国与朝鲜半岛北部，所以在东北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至今，國内外的很多学者都曾经研究过它的存在与发展历史，同时也研究过它的壁画、宗教、文化、舞蹈、语言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但是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且文献的缺失，以至于很多研究成果之间都存在着分歧，难有定论。对于高句丽的灭亡，史书记载其为唐所灭，后世学者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为什么能被唐所灭，一些学者认为是唐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还有学者认为是其内部的斗争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等。如在高句丽相关的著作中，对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原因及定性随着时代发展具有较大变化，其中刘子敏先生在其著作《高句丽历史研究》中认为，高句丽“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及盖苏文的政策导致了高句丽的灭亡。但从周边因素来分析的专门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突厥、日本等周边要素为着眼点通过分析这些要素与隋唐帝国边疆政策伸张的辩证关系对高句丽的灭亡进行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东北亚以及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这样大的环境和背景来探究其被灭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三国史记》所述高句丽灭亡的原因《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在《高句丽本纪》中，对高句丽灭亡原因的直接表述是“然观其始末，当其上下和，众庶睦，虽大国不能取之，及其不义于国、不仁于民，以兴众怨，则崩溃而不自振”。[1]（273）又说，“夫然则凡有国家者，纵暴吏之驱迫，强宗之聚敛以失人心，虽欲理而不乱，存而不忘，又何异强酒而恶醉者乎”。[1]（273）在这里，金富轼认为，高句丽灭亡的原因就是渊氏暴政，自取其祸。但笔者认为这是金富轼事大心态的一种流露，而不是其本意。因为金富轼在《三国史记·盖苏文传》中说道：“男生，献诚虽有闻于唐室，而以本国言之，未免为叛人者矣。”[1]（551）也就是说，如果金富轼真的认为高句丽是因为内政不修而被唐所灭，那就不会这样评价加速“不义之国”高句丽灭亡，顺应天命从龙投奔唐朝的渊男生了。而金富轼在《高句丽本纪》中还写道：“可谓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巽之意”， [1]（273） “然而《易》之爻，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1]（273）这也似乎委婉地表示出，高句丽的灭亡不是因为其如金富轼之前所说不义于国，不仁于民等自身失德的原因所导致的。
二、突厥的两次衰微与中原王朝北部压力减轻对高句丽的影响583年，突厥大可汗沙钵略将其他三汗寇隋，隋朝使用离间计挫败了这次攻势。随后因为这次事件，突厥内部开始分裂，先是东部西可汗阿波汗被大可汗沙钵略偷袭而投奔西部突厥可汗达头。室点密系的达头汗“兵强而位下”，[2]（1330）于是支持阿波，对抗与阿波同为土门系的突厥大可汗，东部突厥大可汗沙钵略随后又自称步伽可汗，薛宗正先生认为，步伽可汗就是全突厥的大可汗的意思。[3]（63）因为这个位置本该为东部中央可汗所有，这样东部土门系可汗又与之相攻。这时因为北部压力减弱，隋朝于589年平定陈国，同时因为隋朝的离间及其对达头敌人的支持，最终达头失败，并于吐谷浑不知所踪，启民在隋朝的支持下平定了东部突厥北方的其余势力，就这样东部突厥被隋朝的代理人启民可汗所控制。隋朝这时通过启民可汗控制了东部突厥地区，并间接控制了东部突厥东部以及与高句丽接壤并时战时和的契丹、奚、诸部，因为这些部落都臣服于东部突厥的东部可汗。
东部突厥向隋朝的臣服对高句丽产生了严重影响。史载，611年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句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2]（1581）因为启民可汗附属于隋朝，对高句丽使臣“不敢隐”，否则私自外交是犯忌讳的。隋炀帝因此借机对高句丽下旨：“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2]（1875）这直接为隋炀帝612年讨伐高句丽提供了借口。而如果突厥不臣服于隋，不但隋朝不会获得这一借口，且隋朝伐高句丽，高句丽还可能与突厥结援，不说共拒隋朝，至少隋朝为了防备突厥而不敢对高句丽倾尽全力。
隋末突厥复起，在唐朝取得政权并稳定后，唐朝与突厥关系迅速恶化，时值东亚气候转冷，而游牧民族适应性不如农耕民族。唐朝抓住这一机遇，于630年灭掉了东突厥。据《旧唐书》所载，“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4]（5321）唐朝消除了北部压力。631年，唐朝“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4]（5321）在这之前，高祖要求放还国人时，高句丽的国王高建武“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 [4]（5321）由此可以看出，高建武在前期对唐朝还是恭顺的。因为之前高句丽的平原王就因为在隋朝平陈后“治兵积谷，为据守之策”，[1]（241）而遭致隋文帝下诏切责，“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 [1]（241～242）以至平原王得书惶恐陈谢未果而死。高建武不可能不知道直接同中原王朝进行军事示威或对抗的惨烈后果。而在东突厥灭亡后，唐朝马上要求高句丽摧毁京观的要求无疑是突破了其心理底线，使其产生了唐朝准备武力讨伐而断无外交斡旋可能的想法。若非如此，高建武断然不会进行修建高句丽长城这种公开的军事示威活动。
由上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高句丽这种边疆政权的政策，与其北部压力大小有很直接的关系，高句丽国王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
三、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及其白江口战败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早在4世纪时，日本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小国迦耶，日本称之为任那。因为任那问题，日本同新罗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好太王碑”就记载了好太王在帮助当时臣服自己的新罗驱逐倭兵的事迹，“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安罗人戍兵，满罗城，其为倭言辞溃罗城，安罗人戍兵。昔新罗寐锦；未有身来朝贡。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寐锦，家仆句，朝贡”。[5]（400～401）
而在日本倭五王时期，其向南朝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6]（2395）由此可以看出其对朝鲜半岛的领土野心。在高句丽将要灭亡之时，《日本书纪》记载：“夏四月，鼠产于马尾。释道显占曰：北国之人将附南国，盖高丽破而属日本乎？”[7]（473）其侵占高句丽的野心暴露无疑。而通过与百济的联姻，日本渐渐地对百济也具有了影响力。
553年，新罗趁百济对高句丽作战时，背弃盟约并占领了汉水地区。554年，百济圣王发兵攻击新罗，却被新罗所破。562年，新罗占领了在某种程度上被日本控制的迦耶国，使得日本和百济更加仇视新罗。而新罗对汉江的占领，使得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不再接壤，据《三国史记》载，两国之后的交流主要依靠海路，这种边境不接壤的状况使得百濟和高句丽两国发生矛盾的概率大大减少。由此，百济的主要敌人从高句丽变成新罗，并大大缓和了同高句丽的矛盾。
对于日本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唐人亦不避讳。《隋书》和《北史》等历史著作直称“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2]（1827）可见，中国当时的王朝对日本的野心大抵应该略知一二。以至于在唐丽战争期间，唐朝认为日本人打探唐朝的军事情报，并发生了日本遣唐使获罪而“遂留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归”[7]（464）的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对日本在唐丽战争中的立场非常清楚。
唐丽战争中，百济虽然曾经寻求唐朝对其夺回汉水流域的支持，但是因为唐朝已经与新罗联合对抗高句丽，百济的请求没有得到唐朝的实质性支持，导致百济与日本最终联合高句丽对抗新罗与唐朝，可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随着百济被灭，日本支持在日为质的百济王子进行复国运动，并与唐朝在663年发生了正面冲突。史载，百济王扶余丰诛杀了曾经向日本人请求扶余丰复位的鬼室福信，新罗闻之以“百济王斩己良将，谋直入国先取”，[7]（475）而百济王亦是知道新罗准备发兵来攻的，因此对诸将表示“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卢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趋海而至”，[7]（475）于是白江口之战就这样展开了。《日本书纪》写道：“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7]（475～476）而《大日本史》则写道：“唐将军刘仁轨等，列船于白村江，日本船师先至者与唐兵会不利，诸将争先而进，为唐兵所夹击，官军败绩，溺死者众，泰田来津仰天切齿，杀数十人战死，丰走高丽，州柔陷。”[8]（2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书纪》认为日本的失败有技术性问题，因为未观天象，而在海战中，未观天象就意味着没有掌握风向、水流等情况而导致舰队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大日本史》则认为日本诸将协调不利，不听指挥，使其中路军突进过快，导致两翼遭到唐军夹击，从而失败。我国的史料则提供了一个日本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旧唐书》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4]（2791～2792）即说明日本败于唐朝的火攻。结合上述言论，笔者认为在白江口之战中，日军持众轻敌，未观天象，诸将又协调不利，中路突进太快，为唐军分割包围，并为火攻所破。百济的彻底覆灭使花费人力物力建设的高句丽长城失去了作用，高句丽的首都平壤也有遭到南北夹击的危险。日本的战败使得高句丽失去了外部支持，且高句丽恰在同时发生了内乱争权的事件。最终高句丽在五年之后的668年，被唐朝所灭。
四、隋唐边疆政策差异及高句丽灭亡的必然性可以说，高句丽的灭亡是中原统一强大的王朝政权及其有效边疆政策的必然结果。隋代对周边政权采取代理人统治，例如，在东部突厥南部扶植启民可汗，最终打败东部突厥北方势力，进而控制了整个东部突厥。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如果被击败，尚有作为代理人存活之可能，而唐代吸取启民之子叛隋的教训，采取更积极的边疆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都护府进行羁縻统治。灭亡百济后，唐太宗本想继续扶植百济王室以牵制新罗，但是因为新罗的阻挠，最终还是在百济地区设立了都督府进行羁縻统治，对于高句丽更是如此。而观之唐太宗一朝，西突厥、高昌、吐谷浑、东突厥、铁勒薛延陀部等相继被灭，吐蕃亦是被唐击败而上表称臣和亲。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怎么能够独全呢？再看新罗，新罗在金春秋死后马上就与唐朝产生了矛盾，一是对唐军供粮时怠慢拖延，又拖延与唐军会师；二是新罗抢占高句丽、百济故地又纳其叛众；三是新罗金春秋上庙号太宗，与唐太宗庙号犯讳。对于第一个问题，唐朝薛仁贵致书切责之，“远乖天命，近弃父言，侮暴天地，侵欺领好……违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命心非孝，一身二名，何以自宁？”[1]（92）对于第二个问题，唐高宗大怒，并让宿卫为质的文武王弟金仁问代替其兄，史载：“文武王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唐皇大怒，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发兵来讨，削官爵王……令归国以待其兄……会王遣使入贡且谢罪，皇帝赦之，复王官爵。”[1]（509）但是唐高宗的宽容，不能不说是有苦衷的。670年，唐朝的安西四镇被吐蕃攻陷，之后唐朝抽调薛仁贵西去，薛仁贵在西域与吐蕃展开了艰苦的对抗，一打就是七年，其间唐朝为平吐蕃之乱，又开禁使用东突厥势力，容许其重持兵仗，但这又使东突厥降附势力变得强大。而第三个问题，就在都关中的唐朝“肘腋”之地西部大乱的背景下，最终以唐朝的默许而无疾而终。可以想象的是，这个动摇大唐天可汗地位，僭越的庙号，如果唐朝西部无事，如何能默许下来？可以说，新罗能够统治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一方面是新罗外交政策的胜利，而更多的则是东亚局势所致。在大一统边疆政策下，唐朝很显然不会容许一个不受节制的强大地区性政权存在。可以说，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灭亡，就是因这类边疆政权与隋唐大一统的边疆政策冲突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五、结语
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前后存在了700多年，甚至一度是东北亚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权之一，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曾经显赫一时。但是作为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经济、军事等实力自然与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无法相比，且会受到中原王朝强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中原王朝常常会根据自身的实力与周边环境实施或调整其对这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进而会影响到这些政权的存在、兴盛或灭亡。高句丽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强大唐朝的攻伐，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即东北亚的整体视角来看待高句丽的灭亡，我们会发现，它的存在显然不符合强大唐朝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了唐朝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统治以及对于朝鲜半岛的制约能力；而从唐朝内部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高句丽的存在与其大一统的边疆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说影响了唐朝边疆政策的实施与延续，由此，高句丽被唐所灭也就在所难免了。
参考文献：
[1][韩]金富轼：《三国史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3]薛宗正：《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沈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7][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东京：日本经济杂志社，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8][日]德川光圀：《大日本史》，东京：日本东京图书馆，1911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