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思想与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创作
[摘要]咏史怀古诗是韩国古代文人李齐贤诗歌中较有特色的一类，诗中记录了李齐贤在中国的行迹，及其对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的感知。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创作，特别是其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历史、人物及其典故，一方面显示了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熟识，并为其诗歌注入了深厚的思想意蕴；另一方面他还用这些历史典故来表明其对于“立功、立德、立言”的伦理与生命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三不朽”；生命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I3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18-06
[收稿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唐诗在古代朝鲜半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XZW012。
[作者简介]刘辉，女，延边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韩（朝）比较文学。（延吉133000）
“三不朽”是中国古代文人最为看重的伦理思想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价值追求，因而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有关“三不朽”的论述，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言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1]（790）自产生之后，“三不朽”思想就成为了历代中国文人自觉的生命价值追求，很多文人还对其进行阐释以明其理。
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都在朝鲜半岛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三不朽”思想同样如此。它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并成为了评价文人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崔锡鼎在《<林西河集>重刊序》一文中就以此评价林椿的文学创作：“古称三不朽，立言居其一……林西河耆之先生，生负绝艺，大鸣一世。”[2]（199～200）林再茂在《<西河集>跋》中亦写道：“及闻其所由得状，果知吾先祖不朽之文晦而复显于今日文明之世矣。”[3]（280）不仅如此，很多韩国古代文人还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追求“不朽”的价值取向，这在包括崔致远、李仁老、李奎报等著名文人的诗文之中皆可发现端倪。本文以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为对象，不只是希望探讨其中所体现的“三不朽”思想，更是希望以此来发现“三不朽”思想在韩国古代的传播与演变情况。
一、李齐贤及其咏史怀古诗创作
李齐贤（1287—1367），字仲思，号益斋，是高丽朝末期杰出的诗人之一，其父为高丽时期著名诗人李瑱。李齐贤28岁时，留在元朝的高丽朝忠宣王因感慨“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 ，[4]（612）遂将李齐贤召入元朝作其内侍。从此，李齐贤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李齐贤不但与虞集、张养浩、元明善、赵孟頫等元朝著名文人结识，还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之间多有诗歌酬答，如《和呈赵学士》《张希孟侍郎见示江湖长短句一编，以诗奉谢》《奉和元复初学士赠别》《杨花》《杨安普国公宴太尉沈王于玉渊堂》等。
李齐贤在元朝，不仅在元大都居住过，还曾到过西蜀（成都、峨眉山）、江南（扬州、镇江、杭州）等地。西蜀与江南有很多名胜古迹，李齐贤经过这些古迹时，想起与其相关的人物、故事，感慨颇多。他极力颂扬那些高扬生命价值的中国古人，在感受着他们的故事与事迹的同时，还思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
李齐贤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但很多书稿都已在战乱中散佚，今留有《益斋乱稿》《栎翁稗说》《孝行录》《西征录》《史略》等。在对其诗歌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其诗歌理论及其诗歌与李白、杜甫等中国诗人的关系，而从题材上对其诗歌的研究不是很多。咏史怀古诗是李齐贤诗歌中较有特色的一类，它不仅记录了李齐贤在中国的行迹、与中国文人的交往，还在其诗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进而为其咏史怀古诗注入了深厚的思想意蕴。同时，李齐贤还在咏史怀古诗中灵活地结合自己的心境或者高丽朝的实际，使其成为了“自成一家”且有新意的诗歌。从这个角度来说，探究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中的中国典故及其所体现的“三不朽”思想，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李齐贤的诗歌思想及其高扬的生命价值等。
二、咏史怀古诗中所体现的“三不朽”思想就东亚的汉文化圈来说，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其现世追求无非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然而，儒家思想不立彼岸，所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大多追求身后之名。在古代，身后之名的实现主要有三种途径，即立德、立功和立言。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浸染与熏陶，此三者逐渐超脱了途径的范畴，并内化为绝大多数古代东亚文人自觉的生命价值追求，而后世文人在评价前人之时也大多从此三者入手。李齐贤是韩国古代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其汉诗作品泽被不只一代。同时，他为高丽朝忠宣王四处奔走的事迹，为高丽朝殚精竭虑的精神，无不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后世对于李齐贤及其汉诗创作的夸赞甚多，然而最能切中其古代文人身份精神内核的无疑就是从“三不朽”视角进行的评价。朝鲜朝文人柳成龙在《<益斋先生文集>跋》中写道：
为夫德厚者流光，其遗风余韵，将百世而犹存，岂但以五世限之哉？古之所谓不朽者三，德也，功也，言也。然有德者未必有功，有功者未必有言。高丽五百年间，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備，始终一致，巍然高出，无可议为者，惟先生有焉。[4]（498）
李寅烨在《<益斋乱稿>跋》一文中也写道：
噫！ 先生之道德文章，震耀赫舃，至今为我东所宗仰。则先生之不朽，岂系于斯集之显晦也。虽然累百载之后，声光益渺然，后人之遡余韵而寓深慕者，独其书在尔，又曷可无传也哉。[5]（621）
很显然，柳成龙和李寅烨都认为李齐贤德、功、言三者兼备，不仅将不朽于朝鲜半岛文学史中，也必将不朽于朝鲜半岛历史之中。事实上，在某一段历史当中，能有人或因德、或因功、或因言三者之一而不朽者已是不易，更遑论三者兼备者，但李齐贤做到了，所以才能得到后人的一致推崇。
然而，“三不朽”不仅是后人对于李齐贤的褒扬之辞，同时还是李齐贤评价他人的标准，更是他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李齐贤在《送金海府使郑尚书国径》中言道：“读书思古人，常恨不同时……东人遗文手自录，又有拙稿皆倔奇。一观直欲覆酱瓿，攘攘可笑群儿痴。殷勤镂板垂不朽，今世古人非子谁。”[6]（537）在这里，李齐贤有对于郑尚书的赞扬，但是更有对于高丽朝出现不朽之文和不朽之人的殷切期待，同时也可发现他对于“三不朽” 的追求。李齐贤直接表达其对于“三不朽”追求的诗文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咏史怀古诗及其中所运用的各类中国典故却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思想与追求。
（一）“立功”的追求与对开国能臣的称颂
作为古代文人，李齐贤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意愿，进而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为此，他向往“大丈四游，必取功名”的汉臣终军，甚至希望自己能像初入长安，敢于题市门“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司马相如一样，由此可见，李齐贤是以求取功名并实现不朽的生命价值作为自己的志向的。
李齐贤在其咏史怀古诗中歌咏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开国能臣，如汉代的萧何、曹参、陈平、韩信、刘敬等人。这些历史人物立功的途径不尽相同，有的因守业而功绩卓著，有的因智谋而建功，但都名留千古。李齐贤称颂这些历史人物，显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辅佐君王统一天下及实现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更是因为李齐贤希望自己能像这些开国能臣一样，为高丽朝立下不世功勋，进而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朽。例如《萧何》一詩：
秦家图籍汉山河，功比曹参百倍加。
白首年来还见絷，只应羞杀召平瓜。[6]（535）
此诗简单地概括了汉代“开国第一侯”萧何的一生，其着眼点一方面在萧何为刘邦灭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则在萧何年老之后的情形。在这两方面的前后对比中，诗人看似有讽刺萧何不知进退之意，但是也体现了李齐贤作为一个臣子对于“功成身退”的理解。然而，对于李齐贤来说，他首先是希望自己能为高丽朝立下萧何一样的功业。在元朝期间，李齐贤曾为救忠宣王而四处奔走，也曾为高丽朝免于被元朝直接吞并而殚精竭虑。对于高丽朝文人来说，这些都是他立下的不朽功勋，但是李齐贤并没有因此而自傲，相反，他一直希望能够功成身退，因此在暮年，他多次向高丽国王上书请求辞官。可以说，李齐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萧何》一诗中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
李齐贤对于我国汉朝很多开国元勋的赞颂都是建立在上述原因基础之上的，所以在汉朝众多功臣中，他虽然称誉张良，也夸赞陈平，但最敬仰的却是“随萧规”的曹参。在《曹参》一诗中，李齐贤写道：
病疮余痛九州同，俞扁何施药砭功。
不作□呼终日醉，胶西枉见白头翁。[6]（535）
在这首诗中，李齐贤以医病为喻，在看似病状相同的情况下，俞跗、扁鹊两位名医却能“施药砭功”，究其因，是因为他们能找到病症所在，对症下药。在李齐贤看来，曹参治国就如同俞跗、扁鹊治病一样，找到了治国的根本，他按照胶西德高望重的盖老先生的建议，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促进了汉朝早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事实上，李齐贤也希望能成为曹参一样的能臣，在使国家强大的同时，还能使自己国家的人民富足。由此，他说曹参“不作□呼终日醉”，表面在描写他不作为，无功可谈，但是实际上却于国于民有大功。
（二）“立德”的信仰与对忠臣的赞扬
在古代，“孝亲”与“忠君”是立德之人所追求的德行之基。作为高丽朝时期传播性理学重要人物之一的李齐贤，更是看重“忠孝”的意义，曾言“入为孝子出忠臣” ，[6]（516）赞誉“高丽国王王昛，移孝为忠”。 [6]（581）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中出现的中国古人多是大忠、大孝之人。例如，他为冬日为满足母亲“思笋煮羹食”心愿而哭笋，孝感天地的孟宗作诗。还特别称赞既忠于国，又以德报怨、为后母“卧冰取鱼”的孝子王祥。在李齐贤看来，“忠”与“孝”是“小孝孝于亲，大孝忠于国”的一体两面。王祥与孟宗在家能孝顺父母，才会在朝为臣忠于国。“惟忠惟孝”之心，坚定了李齐贤“忠孝，人臣之大节”“仕而所欲忠者主耳”的为臣理念，由此，“忠”成为了他爱国的内在精神指向。“尽心为忠 ” “事君以忠”，是李齐贤所秉持的重要思想，他希望自己一生如众星“拱北辰之居所”一般，围绕在君王身边，为君为国“庶效忠诚”。他借对忠孝之士的赞颂，传达其忠君爱国之情。
延祐丙辰（1316）夏，李齐贤奉命代忠宣王至成都、峨嵋进香，“道赵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逾大散关，过褒城释，登栈道，人剑门以至成都。又舟行七日，方到所谓峨嵋山者”。[7]（147）在此次蜀都之行中，李齐贤途经比干墓时，凭吊比干，并思及另一位忠臣贤相魏征。《比干墓》一诗写道：
周王封墓礼殷臣，为惜忠言见杀身。
何事华阳归马后，蒲轮不谢采薇人。
从来忿欲蔽良知，日暮令人有逆施。
哿矣亲祠比干墓，胡然却仆魏征碑。[6]（509）
李齐贤在此诗中，虽然用了与比干和魏征相关的典故，看似歌颂了两人的忠，却“意在言外”，这与他强调的“古人多有咏史之作，若易晓而易厌，别在述其事，而无新意者也” [7]（156）的观点一致。即李齐贤化用比干、魏征二人之典，更多的是感慨臣子的“忠”需要君王的认可。他写唐太宗既能“亲祠比干墓”，却又“胡然却仆魏征碑”。这不是批评唐太宗的“忿欲”“日暮”，而是着力阐述君臣知遇是一件十分难得之事。当比干看到商纣王暴虐荒淫时，为了实现其忠，他来到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结果，商纣王不但没听取比干之谏言，反倒杀比干剖其心。而生前因直谏被唐太宗盛赞为忠臣贤相的魏征，却在死后被唐太宗亲毁其忠臣形象。唐太宗推倒魏征碑之行，足以证明他对魏征忠心的怀疑，虽然在征辽失败后，他再次想起这位曾经敢于直谏的忠臣，但君臣知遇的佳话却受到了质疑。
比干、魏征对国家和君王的忠心体现在他们为国担忧，冒着犯逆鳞的危险敢于直谏的行为上，然而结果都未能得到君王的完全信任，这对于忠臣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李齐贤一生为君、为国奔走于高丽与元朝之间，其忠心日月可鉴。可是在其回国后，却受到一些群小的谗言构陷，他深知虽有一颗忠心，其尽忠的道路却未必能一帆风顺。
“忠”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虑国忘家可以称得上“忠”；推贤尽诚也可以称得上“忠”；危身利国也可以称为“忠”；安居不念也算一种“忠”；临患不反算得上“忠”；廉方公正也算为国尽“忠”；事君尽节也可谓“忠”。相对于比干来说，他更倾慕于像诸葛亮、蔺相如那样的智勇忠臣。他在《诸葛孔明祠堂》一诗中写道：
群雄蜂起事纷拏，独把经纶卧草庐。
许国义高三顾后，出师谟远七擒余。
木牛流马谁能了，羽扇纶巾我自如。
千载忠诚悬日月，回头魏晋但丘墟。[6]（507）
诗中赞誉了在汉末诸侯并峙、群雄争立、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智慧，羽扇纶巾、儒雅镇定地为刘蜀集团出谋划策的诸葛亮。尤其是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不改其初衷，忠心辅佐刘禅，为刘蜀统一天下设计“七擒孟获”，用“木牛”“流马”让司马懿损失了大批粮草。如今三国鼎立的赢家魏国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而诸葛亮的“忠诚”却犹如日月高悬，千载不朽。
在《渑池》一诗中，李齐贤高扬蔺相如面对强秦的风采，“杖剑立左右，叱咤生风雷。万乘自击缶，桓桓百万兵”。[6]（509）李齐贤生活的高丽时期，高丽对元朝的惧怕犹如老鼠对虎的担心一样，但是李齐贤希望自己能像蔺相如一样，或者说正是蔺相如敢于面对强敌的无畏精神激励着李齐贤不断地为国为君争利。
诸葛亮与蔺相如都为国尽忠，但诸葛亮的“忠”主要表现为以智利国，蔺相如的“忠”突出表现为以勇卫国。李齐贤希望自己能做到像诸葛亮那样竭尽一生精力，为国奔走；也希望能像蔺相如那样临危不惧、不畏强敌。李齐贤确实做到了，当他听说忠宣王因被其侄儿王暠等人谗陷，被元朝流放到吐蕃时，十分气愤。一方面，为了高丽朝不被奸人掌权；一方面，为了给忠宣王洗冤，李齐贤“守京师邸”，作诗《在上都，奉呈柳政丞、吴赞成》，以叙愤感之意：
去年怪事不忍闻，稷蜂肆毒蝇止樊。一封谴勅下天门，白日汹汹云雷屯。三韩主父皇外孙，一去万里投西蕃。界天雪岭逋昆仑，魍魉昼啸黄河源。回头却望榆塞垣，痛哭泪尽双眸昏。衣冠缩缩疑排根，百炼绕指愁刘琨。孤臣孑立无攀援，守株旧辙瞻归轩。信音渐稀空断魂，天光那肯照覆盆。缇萦献书悟至尊，好生仁化沾无垠。况今嗣王躬朝元，一言庶得蠲烦冤。岂料下车席未温，阋墙谤讟蛙蝈喧。葛藟谁令庇本根，四维荡若风中幡。缅怀神圣起铁原，栉沐风雨饥忘飧。創垂萝图裕后昆，四百余载流风存。迩来事大义弥敦，世承禁脔荣诸藩。过如曰青何足论，有信尙可羞苹蘩。桑谷生朝锡祉繁，法星退舍由片言。君臣之分父子恩，造次颠沛不可谖。至诚若能感乾坤，悔祸产祥犹掌翻。二公德馨逾兰荪，辅汉盛业推杨袁。故投苦语代叫阍，勿倚丝竹轻芹暄。[6]（516）
李齐贤愤慨于忠宣王作为元朝的外孙（其母为元世祖之女元成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竟被人构陷而流放于蛮荒的、条件恶劣的西蕃之地。借用刘琨的“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之意，阐明堂堂的高丽王竟落到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地步。而忠宣王是一位识礼、对元朝真诚奉行“事大”的君王，却被自己的亲人构陷。所以在李齐贤看来，无论是从忠宣王的为人，还是从忠宣王与元朝的关系看，元朝都应该犹如葛藟庇护本根一样相信忠宣王。李齐贤在其诗文之中不止一次提及中、朝之间多年的友好关系，如其在《题长安逆旅》一诗中写道：“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贝锦谁将委豺虎，干戈无奈到参商。扶持自有宗祧力，会见松都业更昌。”[6]（519）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李齐贤屡次提及中朝两国传统友谊的原因还是为了维护忠宣王以及高丽朝，并在其中表白了他的忠心。所以，当高丽朝面临着将被元廷吞并的危机时，李齐贤敢于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直面元廷，其《上征东省书》一文更是表明自己国家虽为小邦，可一旦被侵及疆土，“勤王敌忾之志” [6]（616）会“益坚”，“欲抗天威”也是在所难免。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元朝放过高丽，维护高丽应有的权益等等事迹都彰显了李齐贤的拳拳忠心。
李齐贤的忠心既表现在护国之上，又体现在保君等方面，还表现在为了国家而应时刻提高警惕。例如《白沟》一诗：
谁将督亢饵强邻，空费金缯岁结亲。
尺水区区遏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6]（517）
白沟自古是兵家争夺之重地。战国时秦国欲夺燕国的“白沟”和“督亢”为己有，引发了“荆轲刺秦王”之事。在宋、辽战争中，宋在寇准的坚持下，取得了抵抗战争的胜利，结果宋真宗却“空费金缯岁结亲”，以银帛为条件求和于辽，宋朝半壁江山拱手让人。“尺水区区遏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典出于宋太祖回绝南唐后主李煜求情时所言：“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李齐贤用这两个典故，表示对自己祖国的担忧。他来到白沟这个曾经被宋割给辽的伤痛之地，担忧的是高丽能否在元朝虎视眈眈的觊觎下保住自己的领土。
在忠心为国的担忧中，他极力高扬那些播扬正义的仁德之人。例如《王陵》一诗：
当时王吕议难胜，他日安刘力可能。
慈母一言今在耳，不因存没负长陵。[6]（535）
在这首诗中，李齐贤主要歌颂了品行正直的王陵，同时还歌颂其母美好的德行。再如《夏侯婴》一诗：
攀龙附凤岂无人，骖乘初终只一臣。
拥树两儿诚不忍，帝心应念放麑仁。[6]（535）
这首诗用“拥树”之典故，写夏侯婴之仁德。由上观之，忠孝和仁义都是李齐贤非常重视的伦理思想，他不仅在他的诗文中通过引用中国的各类典故来颂扬忠孝和仁义思想，还积极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些思想，进而为后世的文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三）“立言”的渴望与对中国著名文人的赞颂和学习
李齐贤的“功”和“德”都足以垂范后世，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位诗人，他用诗达志传情并将其一生的经历、情感记录了下来，其诗文成为朝鲜半岛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在“三不朽”中，对李齐贤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因言而留名于世的文人，李齐贤不但记录和表达了他对“立言者”，包括对于写书论著育化后人者的向往与推崇，还积极向中国著名文人学习，进而成就了其在朝鲜半岛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例如，他在《陆贾》一诗中就赞颂了有“说越之功”的陆贾：
将相同心业再昌，汉家声教到南荒。
击鲜乐饮真良计，枉费机关为辟阳。[6]（536）
陆贾有因游说南越而使朝廷稳定之功。刘邦平定中原后，赵佗在南越称王，为“将相同心业再昌”，刘邦便派陆贾出使南越，将“汉家声教到南荒”。陆贾细数赵佗的中原出身，又结合楚汉之争的历史，指出南越和汉朝实力上的强弱悬殊，晓以情理，迫使赵佗改颜谢罪。李齐贤夸赞陆贾在“击鲜乐饮”中完成了此次任务，其言语功绩比那些“枉费机关为辟阳”的人强很多。再如，对以著书育化后人的孔子，李齐贤并未专门作诗加以歌颂，但其儒学思想，尤其是“仁”“义”等思想，受孔子影响很大。在《入孔门则愿学者何事而代仲偃通错则何以处之》一文中，李齐贤以《论语》中“孔子问志”之事，来阐述对“仁”与“礼”的认识。他还将“断自唐虞，下讫于周”的删书者孔子尊称为“百王之师”。[6]（581）
李齐贤对中国古代文人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三苏”、黄庭坚等人的不朽诗才非常仰慕。在中国期间，他曾到成都寻访杜甫草堂，仿照杜甫的语言风格写过《洞仙歌》。李齐贤对国事的记载、对民关怀的现实主义诗风，在很大程度上受杜甫影响，因此，李齐贤有“东国杜子美”之美誉。杜甫与苏轼对李齐贤的影响，实际与高丽朝时期“学杜宗宋”的风气有极大的关系，自新罗至高丽朝初，朝鲜诗坛崇尚唐诗，推崇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而高丽朝中、末叶则转而宗宋，以崇尚苏轼、欧阳修之诗为尚。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杜甫、苏轼等人的诗歌早已被高丽诗家所熟知，李齐贤夸赞杜甫“地偏江动蜀，天远树浮秦”之句，为“秦蜀传神，而妙处正在阿堵中也”。[4]（521）经过峨眉山，想到了李白的《蜀道难》一诗。受李白影响，他还创作了《蜀道》与《路上（自蜀道归燕）》两诗。在诗歌理论方面，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对朝鲜诗坛也影响很大，李齐贤就明确表示赞同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乃逼真”的诗论。由此，可以看出李齐贤对这些“立言”不朽者的敬仰之心。
李齐贤赞颂那些因“立言”而不朽者，他同时也因其文章而不朽。李时发在《〈益斋乱稿〉跋》中赞誉说，李齐贤“道德文章之盛，传之信史，载之志铭，班班可考，非后人之所容追赘也”。[8]（620）确实，李齐贤对后世影响最著者，实为文学，并因之而得以不朽。
三、结语
李齐贤是朝鲜半岛古代最为伟大的文人之一，其中诗歌的影响最大，但是李齐贤本身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为国为民而殚精竭虑的道德品行同样被后世无限敬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封建社会的传统文人，李齐贤一直将自身的功业追求、忠孝观念乃至文章创作与高丽朝及其君王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李齐贤对于传统的“三不朽”的伦理道德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是与封建王朝和君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他的很多诗歌之中都能够有所发现。
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是李齐贤在中国期间所创作的诗歌，其中多用中國的人、事及相关典故来表情达意。同时，这种情感虽是针对李齐贤自身的遭遇或国家民族的境况的，但是其诗歌及其情感状态也明显具有东亚传统文人的共性，即将自身与国家、民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东亚文人的强烈的“家国观念”。而就诗歌本身而言，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在化用中国典故的同时，又能灵活地结合自身经历与高丽朝的实际，创作了“自成一家”且有新意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之中，李齐贤借追思、凭吊那些“不朽”的中国历史人物，来传达其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借呼唤有仁义、忠孝之德的功臣来表现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又借歌颂那些依凭言行与文章而被历史铭记的文人，来表达其渴望以文章传世的宏愿。总之，李齐贤“三不朽”的伦理道德思想与生命价值追求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对于古代东亚文人来说，这种思想与追求却是无法摆脱和剥离的，甚至可以说是东亚文人的共同体验与心理。此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复兴的迹象。[9]（66～70）所以，当我们以当下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接收情况的时候，可以发现，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中所体现的“三不朽”的伦理道德思想与生命价值追求对当今东亚的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韩]崔锡鼎：《<林西河集>重刊序》，《韩国文集丛刊（1）》，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3][韩]林再茂：《<西河集>跋》，《韩国文集丛刊（1）》，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4][韩]李齐贤：《益斋乱稿》，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0年。
[5][韩]李寅烨：《<益斋乱稿>跋》，《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6][韩]李齐贤：《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7]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8][韩]李时发：《<益斋乱稿>跋》，《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9]杨辉：《儒家的“修身”论及其内生现代性转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
[关键词]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三不朽”；生命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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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唐诗在古代朝鲜半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XZW012。
[作者简介]刘辉，女，延边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韩（朝）比较文学。（延吉133000）
“三不朽”是中国古代文人最为看重的伦理思想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价值追求，因而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有关“三不朽”的论述，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言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1]（790）自产生之后，“三不朽”思想就成为了历代中国文人自觉的生命价值追求，很多文人还对其进行阐释以明其理。
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都在朝鲜半岛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三不朽”思想同样如此。它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并成为了评价文人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崔锡鼎在《<林西河集>重刊序》一文中就以此评价林椿的文学创作：“古称三不朽，立言居其一……林西河耆之先生，生负绝艺，大鸣一世。”[2]（199～200）林再茂在《<西河集>跋》中亦写道：“及闻其所由得状，果知吾先祖不朽之文晦而复显于今日文明之世矣。”[3]（280）不仅如此，很多韩国古代文人还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追求“不朽”的价值取向，这在包括崔致远、李仁老、李奎报等著名文人的诗文之中皆可发现端倪。本文以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为对象，不只是希望探讨其中所体现的“三不朽”思想，更是希望以此来发现“三不朽”思想在韩国古代的传播与演变情况。
一、李齐贤及其咏史怀古诗创作
李齐贤（1287—1367），字仲思，号益斋，是高丽朝末期杰出的诗人之一，其父为高丽时期著名诗人李瑱。李齐贤28岁时，留在元朝的高丽朝忠宣王因感慨“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 ，[4]（612）遂将李齐贤召入元朝作其内侍。从此，李齐贤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李齐贤不但与虞集、张养浩、元明善、赵孟頫等元朝著名文人结识，还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之间多有诗歌酬答，如《和呈赵学士》《张希孟侍郎见示江湖长短句一编，以诗奉谢》《奉和元复初学士赠别》《杨花》《杨安普国公宴太尉沈王于玉渊堂》等。
李齐贤在元朝，不仅在元大都居住过，还曾到过西蜀（成都、峨眉山）、江南（扬州、镇江、杭州）等地。西蜀与江南有很多名胜古迹，李齐贤经过这些古迹时，想起与其相关的人物、故事，感慨颇多。他极力颂扬那些高扬生命价值的中国古人，在感受着他们的故事与事迹的同时，还思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
李齐贤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但很多书稿都已在战乱中散佚，今留有《益斋乱稿》《栎翁稗说》《孝行录》《西征录》《史略》等。在对其诗歌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其诗歌理论及其诗歌与李白、杜甫等中国诗人的关系，而从题材上对其诗歌的研究不是很多。咏史怀古诗是李齐贤诗歌中较有特色的一类，它不仅记录了李齐贤在中国的行迹、与中国文人的交往，还在其诗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进而为其咏史怀古诗注入了深厚的思想意蕴。同时，李齐贤还在咏史怀古诗中灵活地结合自己的心境或者高丽朝的实际，使其成为了“自成一家”且有新意的诗歌。从这个角度来说，探究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中的中国典故及其所体现的“三不朽”思想，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李齐贤的诗歌思想及其高扬的生命价值等。
二、咏史怀古诗中所体现的“三不朽”思想就东亚的汉文化圈来说，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其现世追求无非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然而，儒家思想不立彼岸，所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大多追求身后之名。在古代，身后之名的实现主要有三种途径，即立德、立功和立言。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浸染与熏陶，此三者逐渐超脱了途径的范畴，并内化为绝大多数古代东亚文人自觉的生命价值追求，而后世文人在评价前人之时也大多从此三者入手。李齐贤是韩国古代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其汉诗作品泽被不只一代。同时，他为高丽朝忠宣王四处奔走的事迹，为高丽朝殚精竭虑的精神，无不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后世对于李齐贤及其汉诗创作的夸赞甚多，然而最能切中其古代文人身份精神内核的无疑就是从“三不朽”视角进行的评价。朝鲜朝文人柳成龙在《<益斋先生文集>跋》中写道：
为夫德厚者流光，其遗风余韵，将百世而犹存，岂但以五世限之哉？古之所谓不朽者三，德也，功也，言也。然有德者未必有功，有功者未必有言。高丽五百年间，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備，始终一致，巍然高出，无可议为者，惟先生有焉。[4]（498）
李寅烨在《<益斋乱稿>跋》一文中也写道：
噫！ 先生之道德文章，震耀赫舃，至今为我东所宗仰。则先生之不朽，岂系于斯集之显晦也。虽然累百载之后，声光益渺然，后人之遡余韵而寓深慕者，独其书在尔，又曷可无传也哉。[5]（621）
很显然，柳成龙和李寅烨都认为李齐贤德、功、言三者兼备，不仅将不朽于朝鲜半岛文学史中，也必将不朽于朝鲜半岛历史之中。事实上，在某一段历史当中，能有人或因德、或因功、或因言三者之一而不朽者已是不易，更遑论三者兼备者，但李齐贤做到了，所以才能得到后人的一致推崇。
然而，“三不朽”不仅是后人对于李齐贤的褒扬之辞，同时还是李齐贤评价他人的标准，更是他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李齐贤在《送金海府使郑尚书国径》中言道：“读书思古人，常恨不同时……东人遗文手自录，又有拙稿皆倔奇。一观直欲覆酱瓿，攘攘可笑群儿痴。殷勤镂板垂不朽，今世古人非子谁。”[6]（537）在这里，李齐贤有对于郑尚书的赞扬，但是更有对于高丽朝出现不朽之文和不朽之人的殷切期待，同时也可发现他对于“三不朽” 的追求。李齐贤直接表达其对于“三不朽”追求的诗文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咏史怀古诗及其中所运用的各类中国典故却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思想与追求。
（一）“立功”的追求与对开国能臣的称颂
作为古代文人，李齐贤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意愿，进而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为此，他向往“大丈四游，必取功名”的汉臣终军，甚至希望自己能像初入长安，敢于题市门“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司马相如一样，由此可见，李齐贤是以求取功名并实现不朽的生命价值作为自己的志向的。
李齐贤在其咏史怀古诗中歌咏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开国能臣，如汉代的萧何、曹参、陈平、韩信、刘敬等人。这些历史人物立功的途径不尽相同，有的因守业而功绩卓著，有的因智谋而建功，但都名留千古。李齐贤称颂这些历史人物，显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辅佐君王统一天下及实现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更是因为李齐贤希望自己能像这些开国能臣一样，为高丽朝立下不世功勋，进而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朽。例如《萧何》一詩：
秦家图籍汉山河，功比曹参百倍加。
白首年来还见絷，只应羞杀召平瓜。[6]（535）
此诗简单地概括了汉代“开国第一侯”萧何的一生，其着眼点一方面在萧何为刘邦灭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则在萧何年老之后的情形。在这两方面的前后对比中，诗人看似有讽刺萧何不知进退之意，但是也体现了李齐贤作为一个臣子对于“功成身退”的理解。然而，对于李齐贤来说，他首先是希望自己能为高丽朝立下萧何一样的功业。在元朝期间，李齐贤曾为救忠宣王而四处奔走，也曾为高丽朝免于被元朝直接吞并而殚精竭虑。对于高丽朝文人来说，这些都是他立下的不朽功勋，但是李齐贤并没有因此而自傲，相反，他一直希望能够功成身退，因此在暮年，他多次向高丽国王上书请求辞官。可以说，李齐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萧何》一诗中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
李齐贤对于我国汉朝很多开国元勋的赞颂都是建立在上述原因基础之上的，所以在汉朝众多功臣中，他虽然称誉张良，也夸赞陈平，但最敬仰的却是“随萧规”的曹参。在《曹参》一诗中，李齐贤写道：
病疮余痛九州同，俞扁何施药砭功。
不作□呼终日醉，胶西枉见白头翁。[6]（535）
在这首诗中，李齐贤以医病为喻，在看似病状相同的情况下，俞跗、扁鹊两位名医却能“施药砭功”，究其因，是因为他们能找到病症所在，对症下药。在李齐贤看来，曹参治国就如同俞跗、扁鹊治病一样，找到了治国的根本，他按照胶西德高望重的盖老先生的建议，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促进了汉朝早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事实上，李齐贤也希望能成为曹参一样的能臣，在使国家强大的同时，还能使自己国家的人民富足。由此，他说曹参“不作□呼终日醉”，表面在描写他不作为，无功可谈，但是实际上却于国于民有大功。
（二）“立德”的信仰与对忠臣的赞扬
在古代，“孝亲”与“忠君”是立德之人所追求的德行之基。作为高丽朝时期传播性理学重要人物之一的李齐贤，更是看重“忠孝”的意义，曾言“入为孝子出忠臣” ，[6]（516）赞誉“高丽国王王昛，移孝为忠”。 [6]（581）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中出现的中国古人多是大忠、大孝之人。例如，他为冬日为满足母亲“思笋煮羹食”心愿而哭笋，孝感天地的孟宗作诗。还特别称赞既忠于国，又以德报怨、为后母“卧冰取鱼”的孝子王祥。在李齐贤看来，“忠”与“孝”是“小孝孝于亲，大孝忠于国”的一体两面。王祥与孟宗在家能孝顺父母，才会在朝为臣忠于国。“惟忠惟孝”之心，坚定了李齐贤“忠孝，人臣之大节”“仕而所欲忠者主耳”的为臣理念，由此，“忠”成为了他爱国的内在精神指向。“尽心为忠 ” “事君以忠”，是李齐贤所秉持的重要思想，他希望自己一生如众星“拱北辰之居所”一般，围绕在君王身边，为君为国“庶效忠诚”。他借对忠孝之士的赞颂，传达其忠君爱国之情。
延祐丙辰（1316）夏，李齐贤奉命代忠宣王至成都、峨嵋进香，“道赵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逾大散关，过褒城释，登栈道，人剑门以至成都。又舟行七日，方到所谓峨嵋山者”。[7]（147）在此次蜀都之行中，李齐贤途经比干墓时，凭吊比干，并思及另一位忠臣贤相魏征。《比干墓》一诗写道：
周王封墓礼殷臣，为惜忠言见杀身。
何事华阳归马后，蒲轮不谢采薇人。
从来忿欲蔽良知，日暮令人有逆施。
哿矣亲祠比干墓，胡然却仆魏征碑。[6]（509）
李齐贤在此诗中，虽然用了与比干和魏征相关的典故，看似歌颂了两人的忠，却“意在言外”，这与他强调的“古人多有咏史之作，若易晓而易厌，别在述其事，而无新意者也” [7]（156）的观点一致。即李齐贤化用比干、魏征二人之典，更多的是感慨臣子的“忠”需要君王的认可。他写唐太宗既能“亲祠比干墓”，却又“胡然却仆魏征碑”。这不是批评唐太宗的“忿欲”“日暮”，而是着力阐述君臣知遇是一件十分难得之事。当比干看到商纣王暴虐荒淫时，为了实现其忠，他来到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结果，商纣王不但没听取比干之谏言，反倒杀比干剖其心。而生前因直谏被唐太宗盛赞为忠臣贤相的魏征，却在死后被唐太宗亲毁其忠臣形象。唐太宗推倒魏征碑之行，足以证明他对魏征忠心的怀疑，虽然在征辽失败后，他再次想起这位曾经敢于直谏的忠臣，但君臣知遇的佳话却受到了质疑。
比干、魏征对国家和君王的忠心体现在他们为国担忧，冒着犯逆鳞的危险敢于直谏的行为上，然而结果都未能得到君王的完全信任，这对于忠臣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李齐贤一生为君、为国奔走于高丽与元朝之间，其忠心日月可鉴。可是在其回国后，却受到一些群小的谗言构陷，他深知虽有一颗忠心，其尽忠的道路却未必能一帆风顺。
“忠”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虑国忘家可以称得上“忠”；推贤尽诚也可以称得上“忠”；危身利国也可以称为“忠”；安居不念也算一种“忠”；临患不反算得上“忠”；廉方公正也算为国尽“忠”；事君尽节也可谓“忠”。相对于比干来说，他更倾慕于像诸葛亮、蔺相如那样的智勇忠臣。他在《诸葛孔明祠堂》一诗中写道：
群雄蜂起事纷拏，独把经纶卧草庐。
许国义高三顾后，出师谟远七擒余。
木牛流马谁能了，羽扇纶巾我自如。
千载忠诚悬日月，回头魏晋但丘墟。[6]（507）
诗中赞誉了在汉末诸侯并峙、群雄争立、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智慧，羽扇纶巾、儒雅镇定地为刘蜀集团出谋划策的诸葛亮。尤其是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不改其初衷，忠心辅佐刘禅，为刘蜀统一天下设计“七擒孟获”，用“木牛”“流马”让司马懿损失了大批粮草。如今三国鼎立的赢家魏国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而诸葛亮的“忠诚”却犹如日月高悬，千载不朽。
在《渑池》一诗中，李齐贤高扬蔺相如面对强秦的风采，“杖剑立左右，叱咤生风雷。万乘自击缶，桓桓百万兵”。[6]（509）李齐贤生活的高丽时期，高丽对元朝的惧怕犹如老鼠对虎的担心一样，但是李齐贤希望自己能像蔺相如一样，或者说正是蔺相如敢于面对强敌的无畏精神激励着李齐贤不断地为国为君争利。
诸葛亮与蔺相如都为国尽忠，但诸葛亮的“忠”主要表现为以智利国，蔺相如的“忠”突出表现为以勇卫国。李齐贤希望自己能做到像诸葛亮那样竭尽一生精力，为国奔走；也希望能像蔺相如那样临危不惧、不畏强敌。李齐贤确实做到了，当他听说忠宣王因被其侄儿王暠等人谗陷，被元朝流放到吐蕃时，十分气愤。一方面，为了高丽朝不被奸人掌权；一方面，为了给忠宣王洗冤，李齐贤“守京师邸”，作诗《在上都，奉呈柳政丞、吴赞成》，以叙愤感之意：
去年怪事不忍闻，稷蜂肆毒蝇止樊。一封谴勅下天门，白日汹汹云雷屯。三韩主父皇外孙，一去万里投西蕃。界天雪岭逋昆仑，魍魉昼啸黄河源。回头却望榆塞垣，痛哭泪尽双眸昏。衣冠缩缩疑排根，百炼绕指愁刘琨。孤臣孑立无攀援，守株旧辙瞻归轩。信音渐稀空断魂，天光那肯照覆盆。缇萦献书悟至尊，好生仁化沾无垠。况今嗣王躬朝元，一言庶得蠲烦冤。岂料下车席未温，阋墙谤讟蛙蝈喧。葛藟谁令庇本根，四维荡若风中幡。缅怀神圣起铁原，栉沐风雨饥忘飧。創垂萝图裕后昆，四百余载流风存。迩来事大义弥敦，世承禁脔荣诸藩。过如曰青何足论，有信尙可羞苹蘩。桑谷生朝锡祉繁，法星退舍由片言。君臣之分父子恩，造次颠沛不可谖。至诚若能感乾坤，悔祸产祥犹掌翻。二公德馨逾兰荪，辅汉盛业推杨袁。故投苦语代叫阍，勿倚丝竹轻芹暄。[6]（516）
李齐贤愤慨于忠宣王作为元朝的外孙（其母为元世祖之女元成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竟被人构陷而流放于蛮荒的、条件恶劣的西蕃之地。借用刘琨的“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之意，阐明堂堂的高丽王竟落到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地步。而忠宣王是一位识礼、对元朝真诚奉行“事大”的君王，却被自己的亲人构陷。所以在李齐贤看来，无论是从忠宣王的为人，还是从忠宣王与元朝的关系看，元朝都应该犹如葛藟庇护本根一样相信忠宣王。李齐贤在其诗文之中不止一次提及中、朝之间多年的友好关系，如其在《题长安逆旅》一诗中写道：“海上箕封礼义乡，曾修职贡荷龙光。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贝锦谁将委豺虎，干戈无奈到参商。扶持自有宗祧力，会见松都业更昌。”[6]（519）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李齐贤屡次提及中朝两国传统友谊的原因还是为了维护忠宣王以及高丽朝，并在其中表白了他的忠心。所以，当高丽朝面临着将被元廷吞并的危机时，李齐贤敢于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直面元廷，其《上征东省书》一文更是表明自己国家虽为小邦，可一旦被侵及疆土，“勤王敌忾之志” [6]（616）会“益坚”，“欲抗天威”也是在所难免。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元朝放过高丽，维护高丽应有的权益等等事迹都彰显了李齐贤的拳拳忠心。
李齐贤的忠心既表现在护国之上，又体现在保君等方面，还表现在为了国家而应时刻提高警惕。例如《白沟》一诗：
谁将督亢饵强邻，空费金缯岁结亲。
尺水区区遏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6]（517）
白沟自古是兵家争夺之重地。战国时秦国欲夺燕国的“白沟”和“督亢”为己有，引发了“荆轲刺秦王”之事。在宋、辽战争中，宋在寇准的坚持下，取得了抵抗战争的胜利，结果宋真宗却“空费金缯岁结亲”，以银帛为条件求和于辽，宋朝半壁江山拱手让人。“尺水区区遏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典出于宋太祖回绝南唐后主李煜求情时所言：“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李齐贤用这两个典故，表示对自己祖国的担忧。他来到白沟这个曾经被宋割给辽的伤痛之地，担忧的是高丽能否在元朝虎视眈眈的觊觎下保住自己的领土。
在忠心为国的担忧中，他极力高扬那些播扬正义的仁德之人。例如《王陵》一诗：
当时王吕议难胜，他日安刘力可能。
慈母一言今在耳，不因存没负长陵。[6]（535）
在这首诗中，李齐贤主要歌颂了品行正直的王陵，同时还歌颂其母美好的德行。再如《夏侯婴》一诗：
攀龙附凤岂无人，骖乘初终只一臣。
拥树两儿诚不忍，帝心应念放麑仁。[6]（535）
这首诗用“拥树”之典故，写夏侯婴之仁德。由上观之，忠孝和仁义都是李齐贤非常重视的伦理思想，他不仅在他的诗文中通过引用中国的各类典故来颂扬忠孝和仁义思想，还积极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些思想，进而为后世的文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三）“立言”的渴望与对中国著名文人的赞颂和学习
李齐贤的“功”和“德”都足以垂范后世，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位诗人，他用诗达志传情并将其一生的经历、情感记录了下来，其诗文成为朝鲜半岛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在“三不朽”中，对李齐贤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因言而留名于世的文人，李齐贤不但记录和表达了他对“立言者”，包括对于写书论著育化后人者的向往与推崇，还积极向中国著名文人学习，进而成就了其在朝鲜半岛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例如，他在《陆贾》一诗中就赞颂了有“说越之功”的陆贾：
将相同心业再昌，汉家声教到南荒。
击鲜乐饮真良计，枉费机关为辟阳。[6]（536）
陆贾有因游说南越而使朝廷稳定之功。刘邦平定中原后，赵佗在南越称王，为“将相同心业再昌”，刘邦便派陆贾出使南越，将“汉家声教到南荒”。陆贾细数赵佗的中原出身，又结合楚汉之争的历史，指出南越和汉朝实力上的强弱悬殊，晓以情理，迫使赵佗改颜谢罪。李齐贤夸赞陆贾在“击鲜乐饮”中完成了此次任务，其言语功绩比那些“枉费机关为辟阳”的人强很多。再如，对以著书育化后人的孔子，李齐贤并未专门作诗加以歌颂，但其儒学思想，尤其是“仁”“义”等思想，受孔子影响很大。在《入孔门则愿学者何事而代仲偃通错则何以处之》一文中，李齐贤以《论语》中“孔子问志”之事，来阐述对“仁”与“礼”的认识。他还将“断自唐虞，下讫于周”的删书者孔子尊称为“百王之师”。[6]（581）
李齐贤对中国古代文人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三苏”、黄庭坚等人的不朽诗才非常仰慕。在中国期间，他曾到成都寻访杜甫草堂，仿照杜甫的语言风格写过《洞仙歌》。李齐贤对国事的记载、对民关怀的现实主义诗风，在很大程度上受杜甫影响，因此，李齐贤有“东国杜子美”之美誉。杜甫与苏轼对李齐贤的影响，实际与高丽朝时期“学杜宗宋”的风气有极大的关系，自新罗至高丽朝初，朝鲜诗坛崇尚唐诗，推崇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而高丽朝中、末叶则转而宗宋，以崇尚苏轼、欧阳修之诗为尚。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杜甫、苏轼等人的诗歌早已被高丽诗家所熟知，李齐贤夸赞杜甫“地偏江动蜀，天远树浮秦”之句，为“秦蜀传神，而妙处正在阿堵中也”。[4]（521）经过峨眉山，想到了李白的《蜀道难》一诗。受李白影响，他还创作了《蜀道》与《路上（自蜀道归燕）》两诗。在诗歌理论方面，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对朝鲜诗坛也影响很大，李齐贤就明确表示赞同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乃逼真”的诗论。由此，可以看出李齐贤对这些“立言”不朽者的敬仰之心。
李齐贤赞颂那些因“立言”而不朽者，他同时也因其文章而不朽。李时发在《〈益斋乱稿〉跋》中赞誉说，李齐贤“道德文章之盛，传之信史，载之志铭，班班可考，非后人之所容追赘也”。[8]（620）确实，李齐贤对后世影响最著者，实为文学，并因之而得以不朽。
三、结语
李齐贤是朝鲜半岛古代最为伟大的文人之一，其中诗歌的影响最大，但是李齐贤本身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为国为民而殚精竭虑的道德品行同样被后世无限敬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封建社会的传统文人，李齐贤一直将自身的功业追求、忠孝观念乃至文章创作与高丽朝及其君王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李齐贤对于传统的“三不朽”的伦理道德和生命价值的追求是与封建王朝和君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他的很多诗歌之中都能够有所发现。
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是李齐贤在中国期间所创作的诗歌，其中多用中國的人、事及相关典故来表情达意。同时，这种情感虽是针对李齐贤自身的遭遇或国家民族的境况的，但是其诗歌及其情感状态也明显具有东亚传统文人的共性，即将自身与国家、民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东亚文人的强烈的“家国观念”。而就诗歌本身而言，李齐贤的咏史怀古诗在化用中国典故的同时，又能灵活地结合自身经历与高丽朝的实际，创作了“自成一家”且有新意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之中，李齐贤借追思、凭吊那些“不朽”的中国历史人物，来传达其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借呼唤有仁义、忠孝之德的功臣来表现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又借歌颂那些依凭言行与文章而被历史铭记的文人，来表达其渴望以文章传世的宏愿。总之，李齐贤“三不朽”的伦理道德思想与生命价值追求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对于古代东亚文人来说，这种思想与追求却是无法摆脱和剥离的，甚至可以说是东亚文人的共同体验与心理。此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复兴的迹象。[9]（66～70）所以，当我们以当下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接收情况的时候，可以发现，李齐贤咏史怀古诗中所体现的“三不朽”的伦理道德思想与生命价值追求对当今东亚的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韩]崔锡鼎：《<林西河集>重刊序》，《韩国文集丛刊（1）》，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3][韩]林再茂：《<西河集>跋》，《韩国文集丛刊（1）》，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4][韩]李齐贤：《益斋乱稿》，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0年。
[5][韩]李寅烨：《<益斋乱稿>跋》，《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6][韩]李齐贤：《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7]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8][韩]李时发：《<益斋乱稿>跋》，《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
[9]杨辉：《儒家的“修身”论及其内生现代性转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