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县域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摘 要】在文献综述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县级职教中心的培训网络结构及其承载的职能。基于调研资料的分析，在县—镇—村的架构下深入探讨了需求导向下的培训内容、以农为本的培训目标以及开放式的培训体系。立足农业農村发展前景，进一步展开了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培育职业农民的政策导向研究，分析得出“人力”培训转向“人”的培育、“供给型”职业教育转向“需求型”、农民为服务对象的“县域”职业教育转向“区域化”教育的结论。

    【关键词】县级职教中心；培训网络；职业农民；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3-0051-05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村落向美丽乡村、传统小农向职业农民的巨变，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发生相应的战略转向以适应并引领“新三农”发展。2013年，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级农村职成教育示范县创建工作，对于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在国外，关于小农的研究有四大经典理论：恰亚诺夫的生存小农、马克思的剥削小农、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和黄宗智的商品小农。随着欧美现代化国家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及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农民逐步实现了职业化。在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引起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可概括为三方面：关于县域职业教育概念、属性、特点的探讨；[1—2]县域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3—5]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6]对于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作用、培育困境等方面。[7—9]检视国内外有关文献，存在两种局限：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县级职教中心与职业农民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少，现有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素材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县域特色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导向研究。二是自上而下的惯性研究视角，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仅是政府与学者供给的“教育”，而不是农民需求的“教育”，极易出现“被培训”的现象。本研究的问题是：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培训网络与职业农民培育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什么？如何在县—镇—村的架构下实现职业农民培育的优化与转型？县域职业教育在面临战略转向时的机遇与担当。

    2017年5—8月，项目组在陕西L县开展了县、镇、村三个层次的实地调查，考察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育之间的供需机制以及彼此间如何相互联系与建构。选择L县的缘由是其2015年获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X镇是L县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B村同时建有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调查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精英、地方官员、职校负责人、科技工作者等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从“本地人”的视角理解其行为意义及其对职业农民培育的态度。

    二、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网络结构及职能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小农，现实呼唤能够补充各种职业的适合位置和分层体系的职业教育有所作为。[10]L县地处关中平原腹地，人口50万，农业人口37万；耕地面积85万亩，果品面积76万亩，其中，苹果占地5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优质苹果基地县，2015年的苹果产量达到1 179 254吨，位居全省第一。苹果收入在全县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中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85%。上述两组数据说明：①L县苹果种植占耕地总面积的59%，反映出该县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②农民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74%，意味着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教育网络肩负着传统小农的现代转型、特色农业生产经营及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的“为农”使命。

    2014年，X市宏观布局了一盘“大职教”棋子，在服务业、农业、能源化工、制造业四大领域，分别选取具有发展优势的四个区县组建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其中，L县是唯一入围的涉农职教中心，职责是立足本县，辐射带动自然环境、产业结构趋同的周边县域发展现代农业。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L县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第一，将县教师进修学校、就业培训中心、农广校等部门机构整合进县职教中心，将农林水果、科教文卫、党群政法、人社工商等部门的培训项目统合到县职教中心，打破了原有的碎片化管理格局，建立了整体性的投入与管理机制。具体实施流程：各部门拟定年度培训项目→上报县职业教育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审定→县职教中心组织实施→县职业教育联席会议领导小组考核测评。第二，围绕地方主导产业，构建以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为龙头，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目前，已建成镇级文化技术学校15个，村级文化技术学校213个，初步形成了“小县城、大职教”格局。

    早在20世纪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梁漱溟就指出：乡农学校有两层用意，一是促进乡下人的团体生活；二是引进外面的新技术。[11]时至今日，L县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县—镇—村三级培训网络，同时兼具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中，县级职教中心的职能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兼顾不同类型的培训，定向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突出综合素质和实用技术的培训职能，通过合作经营、承揽项目等方式带动农民致富，县职教中心给予业务指导；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功能体现在生产生活、社区教育方面。三级网络从不同层次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人才支撑基础，为县域职业农民培育提供纵向一体化的专业服务。

    三、“县—镇—村”结构下的职业农民培育

    1.需求导向下的培训内容

    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训网络是一个“技术下乡”过程。但是，县级职教中心从事的虽是“农事”，却办在县城远离培训对象不接地气。如何实现农业技术与田间地头的无缝对接，需要建立需求导向的职业培训供给机制，实现农民需求自下而上的反馈，农业技术和致富信息自上而下的推广与传播，进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生产技术水平，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技术下乡”难题。实地调查发现，农民的培训需求随着种植时间的推移发生更迭。

    第一，农业生产技术更新的需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倒逼农业生产由重产量向重质量转变，而高品质的产品源自不断更新的技术。B村的调查显示：率先使用新技术的领先者占调查总数的28.7%，延迟1—2年使用的跟随者占30.9%，从众者在3—4年后选用，占比23.2%，5年后选用的落后者占比17.1%。由此可见，高达59.6%的六成村民能够在新技术出现的前2年及时采用，从众者在示范效应的引领下紧随，落后者5年后“被动”选用的原因是老品种的市场淘汰（表1）。进一步地深究“采用新技术的原因”？78.8%的被访者回答是利益驱动使然。

    鉴于此，L县逐渐探索形成了新技术、新品种获得与推广的“点—线—面”模式：在技术进入阶段，县职教中心作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输出端口，在每村选择2—4 户具有发展潜力与胆识的领先者重点培训，根据其意愿也可转入学历教育。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的火“点”，具有科技务农的权威示范效应；在技术传播阶段，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主要培训跟随者，在亲眼看到果实色泽生长情况，品尝体味口感好坏之后，新技术开始以“线”状扩展，呈现量的增加；在技术推广阶段，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搭建平台，农民技术员深入田野现场指导和答疑，将“深奥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地方性知识，实现技术的全“面”普及。

    第二，农业经营管理知识的渴求。L县在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初期，农民由传统的粮食种植改为苹果栽培，对于施肥、嫁接、疏果、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需求旺盛。进入新世纪，关注点转移到苹果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迄今为止，农民对于常规农业技术的掌握日臻成熟，生产环节的问题逐渐式微，但销售、储运等经营管理环节的局限性突显。调查中问及“最想获得哪方面的培训”？排序依次为：病虫害防治（49.3%）、农产品市场信息（44.3%）、农业实用技术（40.9%）、农产品销售（21.1%）、农业经营管理（14.3%）、农业政策法规（11.3%）和农用生产资料购置（10.3%）。数据显示，农业经营管理及其相关知识在现代农业培训中的需求显著上扬（表2）。

    法国学者涂尔干认为“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现代农业的深入发展，农业功能拓展及岗位细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12]“互联网+”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生事物应运而生，迫切需要农民适应农业发展，实现生产主导向经营主导的转型。因此，强化经营技能培训、掌握电子商务知识、了解农业保险金融、提升农业管理水平成为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开展培训的重点内容。如果说针对第一项需求的培训使得农民变为果农，那么第二项需求的满足则使果农变成果商。最终，传统小农蜕变为具有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的农业生产者。

    2.以農为本的培训目标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训，其目标即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经营和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L县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苹果成为其特色农业产业。早在1995年，L县苹果种植面积就达到了50万亩，此后，再没有扩大规模，而是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果品深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等上游与下游建设，形成了一产联二产、二产带三产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而且以果业为“基”，大力发展劳务、餐饮、住宿和城市建设等相关产业，使产业链成长壮大为“产业树”。同时，致力于将特色产业凝练为具有生产区域性、传统继承性、产品优质性、经济合理性的内在产业精神，[13]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得以形成。L县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影响，导致双赢效应的显现：一方面，县域职业教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柱石，明确的培养目标、合理的专业设置、有效的科技服务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构态势；另一方面，地方经济的繁荣，使其有力量在投资、规模、结构等方面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县域社会发展。在乡村，长达30年的人口外流，致使农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治理以及农村社会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农村空心化、村民原子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涌现。如何重构与复兴乡村，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良策之一。在L县，美丽乡村建设以村级文化技术学校为载体，通过培育职业农民而达成。具体措施围绕“三生培训”展开：一是生产。2011年，B村入围首批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孵化器”。大力推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运用以及采取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举措，苹果品牌不断做大做强。同时，通过组建机耕服务队、化防服务队、果业合作社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对农业生产起到科技化支撑和社会化服务的作用。二是生态。通过大力实施果—畜—沼生态养殖、病虫生物防治、农业土壤改造、有机肥源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初步实现了让农业绿起来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依托特色产业、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深度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打造出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农业新业态，促进了农业多渠道增值和农民多途径增收。三是生活。2014年，B村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村级文化技术学校作为社区公共空间，设有职业农民培训室、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电算化教室等，开展面向村民的社区教育。农民居住在乡村，同等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进城的城市化使得农民过上花样生活。

    3.开放式的培训体系

    职业农民不仅是生产经营的管理者，亦是农业多功能的行动者、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因此，三级培训网应对其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教育培训。①在培训类型上，随着现代农业的迅猛推进，同质性极强的农民渐次分化为三类从业者：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据此，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分“类”培养、因“类”施教。②在培训机制上，形成县（县级职教中心）—镇（镇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村（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运作机制，实现“两后生”的职前培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教育、有志务农大学生的岗位培训、留守农民的继续教育、职业农民的学历教育等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网，打通职业农民终身教育的“立交桥”。③在培训内容上，县级按照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两条主线实现职业培训“上挂”，体现教育培训的系统性；镇级重点按照产业培训和综合素质两方面展开，体现职业教育的广泛性；村级主要围绕技术指导和社区教育两项内容实施，突显“下辐射”的功能，体现教育培训的基础性。④在培训方法上，职业农民教育紧扣县域农业特色产业，运用项目化方式，运用技能实训、岗位实践、案例教学等方法开展全生产经营周期的职业培训。开放式的培训体系使得培训效果由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渗透与蔓延（表3）。

    四、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培育职业农民的政策导向

    在中国，县域是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交界地带，尤其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县级政府被赋予极大权能和运作空间进行改革探索。在L县，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训的地方实践，可以给未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带来政策启示：

    1.顶层设计指向未来的发展型农村职业教育政策

    在政策思路上，明确政策对象——政府与农民，明晰政策功能——导向功能和扶持功能，找准政策着力点——教育与生产的平衡；在发展定位上，职业农民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的力量源泉，教育培训应定位于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定性为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事业；[14]在发展目标上，农民的现代性养成是协调今后城乡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而农民的职业化与公民化则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而孕育实现；在资源整合上，形成政府统筹、多方协作下的“上挂、横联、下辐射”衔接机制，促进技术、市场、教育等因素间的互构，使面向职业农民的生产技能培训和生活服务教育下沉至村。

    2.树立素质导向的培育理念

    当农业发展转换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升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时，职业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改造传统小农，而改造传统小农的第一要务即是厘清理念问题：职业农民的教育理念应实现“人力”培训向“人”的培育转变。该理念涵盖两点内容：①伴随工业社会的来临，效率、标准、集中等原则亦渗入农业生产，过多地关注劳动者的工具价值，片面追逐产量与产值的“人力”贡献，一定程度上催生人的异化。而完整的“人”的概念则表明从事农业的行为者同时兼具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意义，即敬畏自然、生命韵律、美感体验、乡土情怀的综合人性。由此看来，职业农民教育不仅传授实用技术，还应全面提升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②实现从“培训”到“培育”的革新。培训和培育从理念到内容有本质区别。培训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短期过程，而培育则包括职业农民成长的全过程，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职业农民的培育应贯穿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15]

    3.贯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由追求产量向提高供给质量的转变。社会变迁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也应当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即传统的“供给型”职业教育转向“需求型”。[16]调查中设计了“職业农民的现实需求”问题，31.1%的被访者选择“农产品销售服务”，21.2%的回答是“政府项目扶持”，及时提供市场价格等“农业信息”的占比为18.9%，“制定法律法规，使农业合作社实质运转”的占13.3%，选择“农业金融信贷和农业保险”占8.3%。基于农民的需求现状，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市场信息、合作组织、农村金融方面应进一步加大配套性政策保障的改进力度。而职业教育，应在教育思想、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方面，构建职业农民教育的长效发展机制和动态发展模式，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

    4.传统的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县域”职业教育向“区域化”转型

    县域与区域的发展模式不仅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在产业发展与运行机制方面亦有差异。县域发展一般是生产导向的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区域发展则是市场配置资源，以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柱，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就是推进县域发展向区域化发展转型。因此，以县级职教中心为龙头的职业农民培育需进一步回应：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区域发展农民培育之间的供需机制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再审思谁来培育、怎样培育？传统—现代裂变中职业农民培育的内在张力与外在环境等命题。政策指导行动，行动导致结果，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变革伴随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节奏，在发展方向上愈来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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