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风云

    田亮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号。

    我们应当宣誓。

    24岁的周恩来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上这样说。他是热忱而庄严的，提议新团员入团时宣誓。有人不赞成。周恩来恳切解释：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5年后，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统一战线，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成员、革命群众遭到捕杀，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被迫迁往武汉。周恩来目睹了血的教训——如此惨痛失败，根源固然是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隐蔽工作没做好，我们的血肉之躯袒露在叛誓者的阴谋和枪炮下。

    周恩来没有跟中央一起转移，他留在上海这片血泊里，处理工人纠察队的善后事宜。半个月后，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缺席的周恩来因其出色的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人起义的才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又过了一个月，5月25日，周恩来出任中央军事部长。那时的中央军事部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周恩来抵达武汉，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科），专事情报、保卫工作。

    仅仅50天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叛誓，但是，“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多年后，周恩来回忆道。

    以此为起点，年轻的周恩来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党的隐蔽战线。

奠立正确思路

    特务工作处的人员往往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情报股负责人董醒吾，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武汉侦缉大队队长，获得情报较为容易。在南昌起义中，特务工作处配合部队破坏了粤汉铁路。几天后，八七会议又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汉口成功召开，也得益于特务工作处的保卫工作。1927年9月，特务工作处秘密租船，护送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后便暂停活动。

    “1927年11月，周恩来扩建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诞生，由他直接领导，顾顺章任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编审唐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中央特科的任务明确：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下面设有4科，分别负责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行动科又称红队，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比如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很多内情，必须除掉，带队完成清除任务的就是特科负责人兼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主演刘劲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他写下“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慷慨就义，年仅26岁，成为第一位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婚4个月的妻子李哲时得知消息，心如刀割。两天后，周恩来给她带来罗亦农的绝笔信，上书：“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这番话，与周恩来旅欧时寄给邓颖超的那句“一同上断头台”何其相似。

    不能让革命同志白白牺牲。周恩来决定让陈赓带领红队锄奸。出卖罗亦农的是何家兴、贺治华夫妇，红队成员装扮成迎亲队伍来到他们的住宅门前，在鞭炮声中开枪惩治了叛徒。

    

    左图：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郊外召开，周恩来化装成古董商人前往参加。图为六大旧址。右图：1929年左右的上海黄浦江畔。

    

    情报工作人员李克农（左图）、 钱壮飞（中图）、胡底（右图），被称为“龙潭三杰”。

    “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把握着政治方向。”唐蕊说，周恩来要求，在平时的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做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30岁的周恩来化装成古董商人，和邓颖超出境参会。会上，代表们一致提出要建立无线电台。这件事，周恩来亲自来抓。他调兵遣将，兵分三路：安排正在苏联留学的涂作潮、毛齐华等人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通信技术;指示交通科科长李强自行研制收发报机;派人想方设法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掌握发报技术。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个夜晚秘密来到李强的住处，掀起窗帘的一角，随后又拉上，严肃地说：“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中央特科第四科从现在起专门负责建电台的工作。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从来没和通信打过交道，发报机是什幺模样也不知道呀。”23岁的李强有点为难。

    “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就干吧。有什幺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周恩来鼓励道。

    1929年春末，李强研制成功第一台收报机。当年冬天，第一台收发报机试制成功。

    中央特科成立后，时值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为扩充特务人员，正在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派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一考即中，并且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一个特别的党小组成立了，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南京和上海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胡底被安排调往天津，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后来，他们成为深入龙潭虎穴的“龙潭三杰”。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央特科形成了两种最主要的获取情报的工作方法——‘打进去和‘拉出来。‘龙潭三杰就是‘打进去的典型代表，使我们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重要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唐蕊说。

    顾顺章原是上海一家烟草公司的工头，曾领导工人罢工，1926年与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后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随着地位的上升，他的生活逐渐腐化。1931年4月24日，他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当晚就叛变了。一夜之间，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而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周末，武汉来电全部落入钱壮飞之手。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立即向周恩来汇报。

    这是异常危急的时刻。周恩来获悉后惊愕不已，很快又镇定下来。他计算了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天一夜。接着，他调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担任自己的助手，召开紧急会议。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他采取了一系列干脆利落的措施：销毁机密文件、转移并严密保卫党的主要负责人、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那两三天，斗争紧张至极。在顾顺章指引下，国民党特务进行大搜捕，结果一无所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伯伯的化装技术很高超，有一次他化装后拍照给陈赓看，结果陈赓都没看出来。”这一次，周恩来的化装技术再立奇功。4月28日，陈立夫、徐恩曾派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一个秘密机关，却扑了个空，只有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与他们擦肩而过。顾顺章听到这番描述立即明白：“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隐蔽工作既要果决，也要缜密。这正是年轻时的周恩来具备的性格特质。他说过，机密是党的生命，机要工作一定要机密、准确、迅速，一点都不能粗心大意，一字之差、一分钟之差、任何一点点失误，都可能造成人头落地。”唐蕊感叹道。

    身处险境，周恩来摸索出不少应对办法。他经常变换住所，一个地方往往只住半个月，每换一个地方改一次名字。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不外出。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有仔细研究，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不搭乘公共交通，使得对手难觅其踪。

    

    左图：陈赓（1903年—1961年）。右图：李强（1905年—1996年）。

    

    党的第一部自制无线电收发报机。

“豪密”令对手无可奈何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围剿计划已经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这份重要的情报，就是钱壮飞传递出来的。周恩来设法将其通报根据地，为红军指挥部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唐蕊说。

    在第一次反“围剿”过程中，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还意外收获了一份“礼物”——一部通信电台和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电台，加上有对敌人的仇恨情绪，把这部电台的发报部分砸坏了，只有收报机能够使用，成为当时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台。后来一次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靠这“一部半电台”起家，红军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力量。

    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让人转告钱壮飞：你的位置十分重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国民党不知道红军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依然使用明码发报，结果可想而知。“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又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密码本，开始破译国民党电报。此后，配合中央特科传递回来的情报，红军几乎把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本全部破译了。”唐蕊说。

    1930年末1931年初，周恩来自编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套密码体系。由于他曾使用化名“伍豪”，密码被称为“豪密”。“豪密”由数字与文字构成，“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

    “豪密”由任弼时带到了中央苏区。1931年春，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3月，任弼时率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涂作潮在中央苏区建立了电台。9月，苏区中央局开始使用“豪密”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第一次联系由周恩来亲自操刀，他向苏区中央局询问任弼时是否到了。在联络过程中，周恩来有重要事情不在时，就由邓颖超译电;任弼时有紧急事情不在时，就由他的妻子陈琮英负责译电。陈琮英曾回忆道：“因为周恩来的聪明才智，他编的密码，好记好用，却极不容易破译。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无可奈何。”

    继顾顺章之后，193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常与一名风尘女子来往，也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还把周恩来住处供出。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用心构建的情报网络起到了关键作用——向忠发被捕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一名翻译到咖啡馆和同学、律师陈志皋闲聊，说抓到了一个共产党头头，60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一旁的陈志皋妻子黄慕兰也听到了这话，她正是潘汉年单线联系的中央特科成员，推测被捕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向忠发，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告潘汉年。周恩来得到消息后，迅速组织转移，免遭灭顶之灾。向忠发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捕第二天就被国民党枪决了。向忠发的姘头也被捕了，却没有透露关于中共组织的秘密。周恩来气愤地说：“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

    2017年2月，黄慕兰去世，享年110岁。她说：“1931年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营救关向应出狱这两件事，是我自己和党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忆的。”

    1931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愈发严重。年底，33岁的周恩来化装成一名工人，离开了上海，结束了4年的地下斗争生活，前往中央苏区，与已经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友毛泽东、朱德汇合，开始了与敌人新一轮的较量。

    

    黄慕兰（1907年—2017年）。

    “1927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是我们党，特别是在上海的党中央最艰难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显示出了优秀的品格和过人的坚毅。”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党史专家邵维正说。

    “周恩来在少年时就确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目标，并一直为之努力奋斗，找到了信仰之光。目标的确定和实现必然是有距离的，但是周恩来从未放弃，努力探索。他建军队，育特工，极有胆识和魄力地抓住了革命的暴力力量，但革命并未走向成功。中国革命的成功秘诀在哪里？他又走进了革命斗争的前沿阵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并肩作战，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段血与火的青春岁月，有人们不那幺熟悉的周恩来的形象和故事，它们和日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总理形象，在生命和历史的两端呼应着，为我们真正诠释了什幺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采访的最后，唐蕊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