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含义”表达研究
金华 金玉花
[摘 要] 中日韩三国语言采取非字面义言说方式的最大目的在于突现言说的意识活动。“突现”非字面义表达，既突出体现了话语本体的意向内容的“含义”，又帮助人们发现言说方式的创新能力。中日韩三国同属东方文化圈，运用“含义”的言说方式不同于要靠推导获取的格莱斯的演绎推理会话含义，是以价值取向为推导机制的类比推理的会话含义。中日韩三国语言的言说方式都受到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思维方式、主体动机等一系列不同价值取向因素的影响，“含义”理解的推理过程具有相同、相似、相关、相异性。
[关键词] 中日韩；含义表达；价值取向；类比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8）03-0102-04
中日韩三国语言均属东亚语系，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韩语属于孤立语系（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混合的新语系），所以，三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中日韩三国语言的言说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文化思维、民族心理、人文历史、社会价值、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演变，既相同、相似、相关，又相异。汉语的隐喻、转喻、含蓄、谐音等修辞格表达，惯用语、成语、婉曲话语等习惯表达，往往呈现出语言表达中非字面义的心智过程，这种表达在日韩日常习惯语言运用中也是常见的“X是Y”言说方式。
一、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含义”表达
“含义”指所包含的意义，暗示，示意；同义词为“涵义”（出自老舍《四世同堂》）。语言交际的表达有显性表达和隐性表达。就隐性表达的非字面义“含义”表达而言，即便是母语，有时也很难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蕴含的内容。因此在研究语言交际的表达运用中，关于非字面义表达的研究占据了言说方式研究的半壁河山。
中日韩“含义”表达体现了三国虽文化同源、地理相近，但具有不同的文化思维和民族心理。比如，中日韩表达“家里最害怕的人”的隐性言说方式中，汉语为“我家里的母老虎（一般指妈妈）”；日语为“父親は雷だ（titiwakaminarida）/父亲是闪电雷鸣（严厉）”；韩语为“???? ????.（abeojineun ho rang i da）/爸爸是老虎”。中韩语本体不同但喻体相同，都是“老虎”。中日语言本体、喻体均不同，日韩本体相同但喻体相异。家庭观念非常强的中国，母亲具有权威性（如“祖国母亲”），但长期生活在岛国的日本人对天气变化非常敏感，所以把父亲喻为“雷”也蕴含着对父亲的敬畏，而韩语“爸爸”非字面义“老虎”，在韩国人的意识中是山中之王，即尊敬和畏惧的代表。因此，中日韩“含义”的言说方式说明了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的意识思维下所产生的不同社会价值。
再举一例，中韩言说方式均没有的只有日语存在的隐喻的“含义”表达。如：“人生は野球試合（人生如棒球比赛）”“研究に全力投球で取り込む（全力以赴投身于研究工作）”“私は何事にも直球勝負です（我什么事都要一赌胜负）”等。因为日本人把棒球视为国球，棒球是全民都关注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竞技运动。另外，竞技运动也指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是有规则、有原则的。因此，从含义的相似性可以类推“人生、研究、工作”如同“棒球竞技”，具有与体育文化相关和相似性。简言之，含义类比推导是一项逻辑思维过程，而这种逻辑思维定受其文化、社会、话语主体等因素的影响。
中日韩三国语言受东方文化影响具有同一性，但也有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因此，“照套照译”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二、中日韩三国“含义”表达与类比思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与语用学一同进入到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国内学界通常把implicature（含义）汉译为“含（涵）义”“含（涵）意”或“隐含（涵）”，任一汉译都未离开“含（涵）”字，徐盛桓提出：“‘含义（implied meaning）指一种表义的言说方式，这种表义方式不把说话主体的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直接用字面义表达出来，而是把这意‘义（Q）包‘含在与此相关的语句（P）之中，因此从P理解Q是需要推导的。”[1]（1）早期的“含义”表达研究理论主要来自于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语言表达的本土特征越来越明显，思维形式也各有不同，很多照搬西方语言研究理论（语言学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框架）的拿来主义已不适合当代不同语言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再如徐盛桓所提，“据西释中”式的研究往往在刚开始会有有益的令人振奋的进展，但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往往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中西“水土不服”的情况，造成“靡不有初”，但“鲜克有终”等情况的发生。[1]（5）他针对“据西释中”越来越多的中西“水土不服”的情况，用汉语运用“含义”的言说方式为理论根据做了如下的举例说明：例如李白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李白：《古朗月行》①），这就是说，小孩把“白玉盘”（P）用来象征、指代“月”（Q），以此来表达出他的感情；又如辛弃疾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②）为什么用“山深闻鹧鸪”来结束全词？原来这一句有“含义”的表达，以鹧鸪的叫声“行不得也”表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以鹧鸪的叫声“行不得”象征收复中原暂时还“行不得”。这一切可以概括为运用了“含义”思维，用格莱斯、列文森（S. Levinson）等学者惯用的表达法就是：“P=.> Q”。[2]（377）關于两个含义表达中的后一个，在格莱斯会话含义的理论中还没有看到类似的用例。换言之，虽不可否认哲学家格莱斯涉足语言学的“含义”研究，给N种语言学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无论哪种语言的含义研究都不能全盘照搬某种语言理论的思维、理论框架。而且东方与西方言说方式因在文化思维、社会环境、人文历史、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徐盛桓所说的“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日语惯用表达中山が笑っている（山笑う）是表示春的俳句季节语。「山が笑っている（山笑う）」，其原意是“山在微笑”，但非字面义，是告诉人们已到了春天，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喜悦心情。又如汉语中的袁枚③的诗“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中为什么把春风喻为贵客，是因为人们期盼万物苏醒，春天能带来生机和活力，也就是贵客一般指重要和期盼的事件。再看韩语：“???? ?? ??? ?? ???? ??? ? ?? ???? ??? ???/听到玉珠点玉盘声声脆般甜美清澈的说话声，突然想起了好久没见的女儿，掉下了眼泪”。玉珠点玉盘的声音清澈美丽类比女儿的说话（笑）声，以此类推想起了可爱的女儿，蕴含了言说者对女儿的爱。
总而言之，东方文化的类比思维很难完全以P=.> Q的格莱斯“含义”表达理论思维和理论框架去分析中日韩“含义”表达。同时，中日韩三国的“含义”表达虽均属东方文化，但却各有千秋，不能完全“以中释日”或“以中释韩”。
三、中日韩三语“含义”表达的类比推理过程比较
“含义”理解是多种类比推理过程。换言之，“含义”表达具有说理的语言表达功能，需听话人去根据源域与目的域间相关、相似的事件进行推理和比较才能真正理解话语的主要目的。这种言说方式的目的在于避免或减低对听话人的冲击力或伤害程度。因为说理就是提出论点、摆出论据、作出论证来说出理由，用以表明支持或反对什么；“含义”所具有的软性说理功能表现为其论点（Q）并不用词语直接显示，而只用其显性表述（P）暗含，所以，其支持或反对的力度就不是“硬性”地表现出来的，而且其显性表述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论据作为迂回说理的过程，这就是一种“软性”的说理话语交际活动。正如徐盛桓所说，“含义”也是一种“具有软性说理功能”的言说方式，[3]（7）这也说明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具有说理功能的言语活动”。[4]（104）换言之，说理也就是言说方式中的推理过程。
以汉语歌词为例：“人生如梦/岁月如歌；生命之中/你是我真心的朋友；因为有你/我才坚强；无论是挫折还是在逆境中；让我用不变的心珍藏这份纯真的梦。”（蓝狐：《真心朋友》①）作者蓝狐采用人生（Y）与岁月、生命、挫折、逆境（X）等与人生类似的言说方式，把人生比作为梦、歌，是因为拥有非常珍贵的朋友，也可以类推这位真心的朋友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梦，他可以帮我面对挫折和逆境，从而可以推理出拥有真心朋友的价值所在。从字面义上看，人生与梦、岁月与歌、人生与朋友找不到任何相似性，但从话语的含义上推理就可以找到他们相似、相同、相近之处。人生与岁月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相同性；梦与歌对人类来说是美好的象征，相同又相近，由此可以类推朋友像梦、歌一样随时可以在我身边，帮我解决困境之意，也就是说从非字面义类比推理就可以理解含义表达的思维模式。如下面的图1示意：
以韩语歌词为例：“???? ???（我的心是湖水），? ?? ?? ??? ?????（要像玉一样在你的船舷粉碎）。???? ????（我的心是蜡烛），??? ??? ???? ???? ????（要一滴不留地静静燃烧）。???? ????（我的心是落叶）”（??? —???②），以下面的图2示意：
从这首诗歌可以推理出作者非常想念恋人的心情。把“心”喻为“湖水”，像“湖水”静静等待的耐心，也可以像“蜡烛”一样为了恋人牺牲一切守护爱情的价值。从中韩歌词里我们可以判断两国受儒家思想影响，言说方式具有相同逻辑推理思维的“含义”表达。
曾昭式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关心分析性论证，更多的是关于生活经验和与此相关的价值宣扬的论证类型。”[5]（124）在汉语的言说方式中，关于生活方面的话语的含义表达重视价值的体现，也就是实效性，且日语、韩语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现实价值。换言之，含义表达具有说理功能，它是以非字面义（Y）来类推字面义（X），最终达到言说目的。上述中韩言说方式的类比推理主要围绕着抽象概念的“人生”“心”进行了分析和类比推理。下面以日语为例了解具体“人”的“含义”表达。“人”虽说是具体的概念，但却是比较复杂的生物，可以通过“含义”表达去更好地理解。以日语“人間は植物である（人是植物）[6]（13～67）”为例③：（1）“息子は大事な一粒種ですから，大切に育てました（因为儿子是非常重要的后代，种子精心培养了他）；（2）“なかなか芽が出ない人もいれば，すぐに花を咲かせる人もいる（有很难发展的人，也有马上绽放之花成功的人）”；（3）“一花咲かせて，パッと散る流行歌手もいる（也有活跃一时的歌手）”；（4）“あの子はまだ蕾だけど，じきに大輪の花になる（那个孩子目前还是一朵花蕾，马上就会成功的）”；（5）“いつか，努力が実を結ぶ（只要努力就有成功）”；（6）“死んで花実が咲くものか（人死了，还能绽放吗？）”。下面的图3所示：
综上所述，人的成长≒植物成长是以“芽→开花→凋零/枯萎→死去”式，孩子或女性的成熟是以“花蕾→开花”式植物成长过程去类推、再理解的言说方式。换言之，与植物类似的“成长过程”更有效、深刻地推导出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经营过程。是通过将植物成长过程理解为一种经验，类推理解人的成长和培育过程的含义表达。
总之，中日韩三国语言在“含义”表达中所体现的思想活动也表现得大同小异，并且逻辑思维过程都会有许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日语将“人生”言说为“野球试合”、韩语将“心”痛流泪视为蜡烛，证明了鞠实儿、何杨所言：“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规范，逻辑受到文化特征、社会环境和主体动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文化中的逻辑具有不同的特征理论。”[4]（104）不同文化产出了不同的逻辑思维能力，加上不同语言各有各的特点，因此，中日韩言说方式虽属于类比推理范畴，但“以西释中”有时是不可取的。故中日韩“含义”表达需采取该语言自身的类推方式去理解和解释。
四、结束语
“含义”推导涉及逻辑思维，而逻辑受文化特征、社会环境和主体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文化中“含义”的运用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含义”表达在语言交际中显示其独特的语用价值，所以理解和解释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含义”表达应从各国的本土文化出发，以生活经验和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为根据，以文化特征、社会环境和主体动机等为逻辑关系进行推导或类推，再利用国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从而真正了解三国语言的“含义”表达的内涵与外延，以便更好地理解本国语言，同时也真正理解他国语言。
参考文献
[ 1 ] 徐盛桓：《含义与推理》，《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 2 ] [美]Grice.H，Meaning，philosophical Review，1957（66）.
[ 3 ] 徐盛桓：《赋诗言志：含义与类比思维》，《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
[ 4 ]鞠实儿，何杨：《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 5 ] 曾昭式：《论先秦逻辑的价值特征》，《哲学研究》，2015年第10期。
[ 6 ][日]粉山洋介：《日本語は人間をどう見ているか》，东京：研究社，2006年。
[責任编辑 全华民]
[摘 要] 中日韩三国语言采取非字面义言说方式的最大目的在于突现言说的意识活动。“突现”非字面义表达，既突出体现了话语本体的意向内容的“含义”，又帮助人们发现言说方式的创新能力。中日韩三国同属东方文化圈，运用“含义”的言说方式不同于要靠推导获取的格莱斯的演绎推理会话含义，是以价值取向为推导机制的类比推理的会话含义。中日韩三国语言的言说方式都受到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思维方式、主体动机等一系列不同价值取向因素的影响，“含义”理解的推理过程具有相同、相似、相关、相异性。
[关键词] 中日韩；含义表达；价值取向；类比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8）03-0102-04
中日韩三国语言均属东亚语系，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韩语属于孤立语系（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混合的新语系），所以，三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中日韩三国语言的言说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文化思维、民族心理、人文历史、社会价值、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演变，既相同、相似、相关，又相异。汉语的隐喻、转喻、含蓄、谐音等修辞格表达，惯用语、成语、婉曲话语等习惯表达，往往呈现出语言表达中非字面义的心智过程，这种表达在日韩日常习惯语言运用中也是常见的“X是Y”言说方式。
一、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含义”表达
“含义”指所包含的意义，暗示，示意；同义词为“涵义”（出自老舍《四世同堂》）。语言交际的表达有显性表达和隐性表达。就隐性表达的非字面义“含义”表达而言，即便是母语，有时也很难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蕴含的内容。因此在研究语言交际的表达运用中，关于非字面义表达的研究占据了言说方式研究的半壁河山。
中日韩“含义”表达体现了三国虽文化同源、地理相近，但具有不同的文化思维和民族心理。比如，中日韩表达“家里最害怕的人”的隐性言说方式中，汉语为“我家里的母老虎（一般指妈妈）”；日语为“父親は雷だ（titiwakaminarida）/父亲是闪电雷鸣（严厉）”；韩语为“???? ????.（abeojineun ho rang i da）/爸爸是老虎”。中韩语本体不同但喻体相同，都是“老虎”。中日语言本体、喻体均不同，日韩本体相同但喻体相异。家庭观念非常强的中国，母亲具有权威性（如“祖国母亲”），但长期生活在岛国的日本人对天气变化非常敏感，所以把父亲喻为“雷”也蕴含着对父亲的敬畏，而韩语“爸爸”非字面义“老虎”，在韩国人的意识中是山中之王，即尊敬和畏惧的代表。因此，中日韩“含义”的言说方式说明了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的意识思维下所产生的不同社会价值。
再举一例，中韩言说方式均没有的只有日语存在的隐喻的“含义”表达。如：“人生は野球試合（人生如棒球比赛）”“研究に全力投球で取り込む（全力以赴投身于研究工作）”“私は何事にも直球勝負です（我什么事都要一赌胜负）”等。因为日本人把棒球视为国球，棒球是全民都关注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项竞技运动。另外，竞技运动也指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是有规则、有原则的。因此，从含义的相似性可以类推“人生、研究、工作”如同“棒球竞技”，具有与体育文化相关和相似性。简言之，含义类比推导是一项逻辑思维过程，而这种逻辑思维定受其文化、社会、话语主体等因素的影响。
中日韩三国语言受东方文化影响具有同一性，但也有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因此，“照套照译”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二、中日韩三国“含义”表达与类比思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与语用学一同进入到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国内学界通常把implicature（含义）汉译为“含（涵）义”“含（涵）意”或“隐含（涵）”，任一汉译都未离开“含（涵）”字，徐盛桓提出：“‘含义（implied meaning）指一种表义的言说方式，这种表义方式不把说话主体的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直接用字面义表达出来，而是把这意‘义（Q）包‘含在与此相关的语句（P）之中，因此从P理解Q是需要推导的。”[1]（1）早期的“含义”表达研究理论主要来自于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语言表达的本土特征越来越明显，思维形式也各有不同，很多照搬西方语言研究理论（语言学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框架）的拿来主义已不适合当代不同语言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再如徐盛桓所提，“据西释中”式的研究往往在刚开始会有有益的令人振奋的进展，但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往往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中西“水土不服”的情况，造成“靡不有初”，但“鲜克有终”等情况的发生。[1]（5）他针对“据西释中”越来越多的中西“水土不服”的情况，用汉语运用“含义”的言说方式为理论根据做了如下的举例说明：例如李白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李白：《古朗月行》①），这就是说，小孩把“白玉盘”（P）用来象征、指代“月”（Q），以此来表达出他的感情；又如辛弃疾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②）为什么用“山深闻鹧鸪”来结束全词？原来这一句有“含义”的表达，以鹧鸪的叫声“行不得也”表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以鹧鸪的叫声“行不得”象征收复中原暂时还“行不得”。这一切可以概括为运用了“含义”思维，用格莱斯、列文森（S. Levinson）等学者惯用的表达法就是：“P=.> Q”。[2]（377）關于两个含义表达中的后一个，在格莱斯会话含义的理论中还没有看到类似的用例。换言之，虽不可否认哲学家格莱斯涉足语言学的“含义”研究，给N种语言学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无论哪种语言的含义研究都不能全盘照搬某种语言理论的思维、理论框架。而且东方与西方言说方式因在文化思维、社会环境、人文历史、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徐盛桓所说的“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日语惯用表达中山が笑っている（山笑う）是表示春的俳句季节语。「山が笑っている（山笑う）」，其原意是“山在微笑”，但非字面义，是告诉人们已到了春天，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喜悦心情。又如汉语中的袁枚③的诗“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中为什么把春风喻为贵客，是因为人们期盼万物苏醒，春天能带来生机和活力，也就是贵客一般指重要和期盼的事件。再看韩语：“???? ?? ??? ?? ???? ??? ? ?? ???? ??? ???/听到玉珠点玉盘声声脆般甜美清澈的说话声，突然想起了好久没见的女儿，掉下了眼泪”。玉珠点玉盘的声音清澈美丽类比女儿的说话（笑）声，以此类推想起了可爱的女儿，蕴含了言说者对女儿的爱。
总而言之，东方文化的类比思维很难完全以P=.> Q的格莱斯“含义”表达理论思维和理论框架去分析中日韩“含义”表达。同时，中日韩三国的“含义”表达虽均属东方文化，但却各有千秋，不能完全“以中释日”或“以中释韩”。
三、中日韩三语“含义”表达的类比推理过程比较
“含义”理解是多种类比推理过程。换言之，“含义”表达具有说理的语言表达功能，需听话人去根据源域与目的域间相关、相似的事件进行推理和比较才能真正理解话语的主要目的。这种言说方式的目的在于避免或减低对听话人的冲击力或伤害程度。因为说理就是提出论点、摆出论据、作出论证来说出理由，用以表明支持或反对什么；“含义”所具有的软性说理功能表现为其论点（Q）并不用词语直接显示，而只用其显性表述（P）暗含，所以，其支持或反对的力度就不是“硬性”地表现出来的，而且其显性表述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论据作为迂回说理的过程，这就是一种“软性”的说理话语交际活动。正如徐盛桓所说，“含义”也是一种“具有软性说理功能”的言说方式，[3]（7）这也说明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具有说理功能的言语活动”。[4]（104）换言之，说理也就是言说方式中的推理过程。
以汉语歌词为例：“人生如梦/岁月如歌；生命之中/你是我真心的朋友；因为有你/我才坚强；无论是挫折还是在逆境中；让我用不变的心珍藏这份纯真的梦。”（蓝狐：《真心朋友》①）作者蓝狐采用人生（Y）与岁月、生命、挫折、逆境（X）等与人生类似的言说方式，把人生比作为梦、歌，是因为拥有非常珍贵的朋友，也可以类推这位真心的朋友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梦，他可以帮我面对挫折和逆境，从而可以推理出拥有真心朋友的价值所在。从字面义上看，人生与梦、岁月与歌、人生与朋友找不到任何相似性，但从话语的含义上推理就可以找到他们相似、相同、相近之处。人生与岁月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相同性；梦与歌对人类来说是美好的象征，相同又相近，由此可以类推朋友像梦、歌一样随时可以在我身边，帮我解决困境之意，也就是说从非字面义类比推理就可以理解含义表达的思维模式。如下面的图1示意：
以韩语歌词为例：“???? ???（我的心是湖水），? ?? ?? ??? ?????（要像玉一样在你的船舷粉碎）。???? ????（我的心是蜡烛），??? ??? ???? ???? ????（要一滴不留地静静燃烧）。???? ????（我的心是落叶）”（??? —???②），以下面的图2示意：
从这首诗歌可以推理出作者非常想念恋人的心情。把“心”喻为“湖水”，像“湖水”静静等待的耐心，也可以像“蜡烛”一样为了恋人牺牲一切守护爱情的价值。从中韩歌词里我们可以判断两国受儒家思想影响，言说方式具有相同逻辑推理思维的“含义”表达。
曾昭式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关心分析性论证，更多的是关于生活经验和与此相关的价值宣扬的论证类型。”[5]（124）在汉语的言说方式中，关于生活方面的话语的含义表达重视价值的体现，也就是实效性，且日语、韩语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现实价值。换言之，含义表达具有说理功能，它是以非字面义（Y）来类推字面义（X），最终达到言说目的。上述中韩言说方式的类比推理主要围绕着抽象概念的“人生”“心”进行了分析和类比推理。下面以日语为例了解具体“人”的“含义”表达。“人”虽说是具体的概念，但却是比较复杂的生物，可以通过“含义”表达去更好地理解。以日语“人間は植物である（人是植物）[6]（13～67）”为例③：（1）“息子は大事な一粒種ですから，大切に育てました（因为儿子是非常重要的后代，种子精心培养了他）；（2）“なかなか芽が出ない人もいれば，すぐに花を咲かせる人もいる（有很难发展的人，也有马上绽放之花成功的人）”；（3）“一花咲かせて，パッと散る流行歌手もいる（也有活跃一时的歌手）”；（4）“あの子はまだ蕾だけど，じきに大輪の花になる（那个孩子目前还是一朵花蕾，马上就会成功的）”；（5）“いつか，努力が実を結ぶ（只要努力就有成功）”；（6）“死んで花実が咲くものか（人死了，还能绽放吗？）”。下面的图3所示：
综上所述，人的成长≒植物成长是以“芽→开花→凋零/枯萎→死去”式，孩子或女性的成熟是以“花蕾→开花”式植物成长过程去类推、再理解的言说方式。换言之，与植物类似的“成长过程”更有效、深刻地推导出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经营过程。是通过将植物成长过程理解为一种经验，类推理解人的成长和培育过程的含义表达。
总之，中日韩三国语言在“含义”表达中所体现的思想活动也表现得大同小异，并且逻辑思维过程都会有许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日语将“人生”言说为“野球试合”、韩语将“心”痛流泪视为蜡烛，证明了鞠实儿、何杨所言：“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规范，逻辑受到文化特征、社会环境和主体动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文化中的逻辑具有不同的特征理论。”[4]（104）不同文化产出了不同的逻辑思维能力，加上不同语言各有各的特点，因此，中日韩言说方式虽属于类比推理范畴，但“以西释中”有时是不可取的。故中日韩“含义”表达需采取该语言自身的类推方式去理解和解释。
四、结束语
“含义”推导涉及逻辑思维，而逻辑受文化特征、社会环境和主体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文化中“含义”的运用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含义”表达在语言交际中显示其独特的语用价值，所以理解和解释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含义”表达应从各国的本土文化出发，以生活经验和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为根据，以文化特征、社会环境和主体动机等为逻辑关系进行推导或类推，再利用国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从而真正了解三国语言的“含义”表达的内涵与外延，以便更好地理解本国语言，同时也真正理解他国语言。
参考文献
[ 1 ] 徐盛桓：《含义与推理》，《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 2 ] [美]Grice.H，Meaning，philosophical Review，1957（66）.
[ 3 ] 徐盛桓：《赋诗言志：含义与类比思维》，《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
[ 4 ]鞠实儿，何杨：《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 5 ] 曾昭式：《论先秦逻辑的价值特征》，《哲学研究》，2015年第10期。
[ 6 ][日]粉山洋介：《日本語は人間をどう見ているか》，东京：研究社，2006年。
[責任编辑 全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