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瑞小说的道德关怀与叙事选择

    王海燕

    “如果要给小说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那就是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这一点首先决定了小说的价值，至于价值的大小，就看印象是否深刻。不过，要达到这一点，小说家必须具备表述和感觉的自由。”现代小说理论奠基人亨利·詹姆斯的这番话不仅给小说下了一个最宽泛的定义，还指出了小说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小说家的叙述技巧，即通常所说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于有着城乡两重生活经验的70后作家屠瑞来说，“写什么”也许最初就是来自“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那些城乡交界处的人情事理，那些根在乡村而在城市中谋生的人们的喜怒哀乐，那些家务事、儿女情中透露出来的善意和美德，是她最善于捕捉和描写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速行进的现代化、城市化浪潮彻底改变了乡村安土重迁的传统生活方式，数以亿计的人们离开了他们熟悉的乡土来到城市，有的成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有的仍然奔波于城乡之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当下中国这个迁移群体的巨大数量使得屠瑞的“个人印象”必然也带上了一种普遍性。“城乡交界处”在此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它更是城乡之间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空间、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交织而成的一个整体。作为社会转型之缩影的“城乡交界处”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最敏感、活跃的空间之一，因为它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各个领域的冲突与变化。

    从这一点来说，屠瑞对于生活的感受是敏锐而又热情的，她在小说中关注空巢老人的情感归属、留守孩子的情感缺失、富人阶层精神的空虚、大龄单身青年的艰辛与无奈、分居两地的夫妻之间的情感风波……在温情、平和、耐心的叙述中悄悄打开了包括快递员、按摩技师、建筑装修工人、退休老人、拆迁户、个体商户等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那些人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理情感世界。虽然他们的衣着打扮、谈吐举止看上去与城里人并无二致，但是他们精神的根底大多都或多或少还牵连着乡土社会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在城乡交界这个过渡区域里，这些故事主人公的追求和希冀、失落和痛苦、尊严和责任，他们背负的历史重负与新的时代要求之间的距离和落差，这些正是作者可以大显身手、深入开掘的领地。屠瑞很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以鲜活的细节记录了转型时代独特个体的心理情感状态，以良知和善意化解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坑蒙拐骗等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丑恶和虚假，激发出一股纯正清明的道德感召力，这不能不说是屠瑞小说的亮点所在。

    无论是中国的“诗教”传统还是古希腊的《诗学》传统，文学的道德意义向来为人们所看重。文学作为善与美的统一，道德诉求与道德承诺是古往今来无数伟大作品的重要支点之一。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人与人的和諧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离不开道德力量的加持。屠瑞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发掘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被市场与金钱污染的良知，小心翼翼地拂去它表面的浮尘，让它在小说中散发出本来应有的光泽。《梅医生的饭碗》中乡镇护士梅小星在同学的介绍下来到沿海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妇科专家”，靠着假医院、假学历的招摇撞骗虽然获得了可观的薪酬，却始终在内心承受着巨大的道德考验，最终选择了离开城市回到乡镇。《秦常接机》中不满于单调婚姻生活的秦常与同学的哥哥有了婚外情，当她做好离婚准备，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理想的爱情婚姻中去的时候，却发现对方不过是逢场作戏、视感情为玩物而已，愤怒的秦常“啪啪”地甩了这个男人两巴掌之后，断然离去。《陌生人》中的丈夫在山里得到陌生人的帮助得以安全回家之后，改变了妻子对陌生人的猜疑。《开标致车的壮汉》讲述了一个自己饮食颇为节俭的中年汉子却为丢失了孩子的父母慷慨解囊……透过人物一波三折的心理变化或情感波澜，一个个普通人身上蕴藏的善汇聚成了一股深沉感人的道德力量，有力地传达出变革时代人们的精神吁求。

    在屠瑞的小说中，与正面讴歌人物身上体现出的道德力量互为一体两面的不是对恶与丑的鞭挞，而是潜藏在小说叙事之中的道德焦虑。这种道德焦虑集中体现为小说人物近乎本能的一种猜疑心态。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陌生人之间，对对方的动机、目的、身份的猜疑占据了小说叙事的很大篇幅，虽然小说的结尾一般都是误会澄清、风波化解，止于良善，但叙事中却弥漫着浓厚的信任危机，这或许是作者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老公今晚不在家》中的妻子担心丈夫有外遇，《美容院的召唤》则是丈夫因为误会猜测妻子红杏出墙;《回乡的班车》“我”与留守孩子的妈妈互相怀疑对方是“人贩子”;因猜疑门店外的陌生人是强盗，女主人手握菜刀在惶恐不安中等待丈夫归来（《陌生人》）;店主怀疑开标致车的中年汉子会抢劫（《开标致车的壮汉》）;房东大娘怀疑租客搭上了骗钱的小三而冷脸相向（《两个女人》）。信任危机作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它与高度流动的社会空间、科技进步带来的虚拟现实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传统熟人社会之间的亲缘信任逐渐让位于现代陌生人之间的抽象信任，这本来就是一个需要逐渐适应的过程，加之屡禁不绝的传销、赌博、拐卖、造假、出轨等违法背德现象，越发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小说中的“猜疑”心态既是现实生活中信任危机的折射，也是作者道德焦虑的表现之一。它体现出作者对假恶丑的反感与拒绝，对生活中“善”与“秩序”的渴望与追求，对每一个个体都能成为遵纪守法、讲道德、有良知的大写的人的美好愿望。因此，与心理学意义上消极的焦虑不同，道德焦虑具有一种引人向上的品格，它激发的是人类向善的本性，焕发出的是积极的道德光芒。

    叙事，某种意义上就是出于特定目的的选择，作者选出他认为足以引出必要意义的一连串事件，并对这些事件进行安排。以强烈的道德关怀为中心，屠瑞小说在话语的安排上也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叙事特征。从叙事角度来说，虽然小说大多属于第三人称叙述，但基本摆脱了传统小说对人物、情节进行全知交待的讲故事特征，而代之以故事中某一特定人物的眼光去观看，充分发挥出限制叙述在表现人物心理和过滤冗余信息方面的优势。《老公今晚不在家》聚焦于丈夫外出参加同学聚会而独自在家的妻子下午五点到十一点之间的心理活动，上演了一幕由怀疑到猜疑、由绝望到打算离婚自编自导的生动心理剧。与之相反的是《美容院的召唤》，丈夫因为误进了在外打工的妻子同伴的房间，看到了妻子同伴的手机，误以为妻子背叛了自己，愤怒之中他不忘检讨自己的过失，确认自己良心无亏之后，出于自尊和对妻子的爱护，准备悄悄离开，恰在这时妻子的同伴归来，误会消除，在巨大的心理波澜中男主人公和妻子相濡以沫、彼此忠诚相爱，虽两地分居却都不受外界诱惑的道德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同样，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创作的《两个女人》，房东大娘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认定像她一样勤快能干伺候男人的女人才是好妻子，反之被男人疼着宠着不做事的则是不正经的女人，但是，通过观察租房的两对中年男女，她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了，从容诙谐的叙述使人物具有了几分喜剧色彩。《院落里的黄昏》《初恋的温度》《开标致车的壮汉》也都充分发挥了限制叙述善于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流动不居的思绪这一特点。相对而言，屠瑞对单个人物视角的把握比多个人物视角之间的转换更为熟练。使用全知叙述的《无声电话》《幺二三黄酒馆》等小说，因视角转换带来了文本信息的增加，而这些颇显盈余的文本信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统一于小说的意义结构和形式结构，对此，还需要探索更为适宜的方法与方式。因为，“最好的形式是能把作品主题发挥尽致的那种形式——关于小说形式的含义没有别的界说。”（珀西·卢伯克《小说技巧》）

    现代小说越来越倾向于将叙事看做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作者一般也会通过叙述者与人物及事件之间的距离调节将解释和探索小说内在涵义的自由留给读者。从这一方面来说，屠瑞小说强烈的道德关怀既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引人向善的感人力量，同时也束缚了其小说意义空间和审美空间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叙事话语出于价值判断与价值引导的必要，势必会弥合叙述者与人物及事件之间的距离，以减少可能出现的歧义和不确定，这对于小说叙事艺术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局限。譬如《两个女人》结尾处传统朴实的房东大娘看走了眼，在她有限的生活经验与超出想象的当下现实之间，本来可以创造出更有意味的反讽情境，但是，隐含作者却以顺应的态度肯定了房东大娘态度的转变，将小说的意蕴毫无歧义地统一在道德立场的主旨之下，这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的。相比而言，《幸福小区》中的快递员“我”在目睹了富人小区两个女人空虚无聊的生活之后，对幸福小区由物理距离上的本能靠近到主动疏离，更能体现出一种叙事的张力。如何在客观的现实世界和虚构的艺术世界之中形成一种叙述张力，如何在道德关怀与叙事美学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如何在对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的多重关系把控中更好地实现话语对故事的超越，期待屠瑞在今后的小说写作中会带给读者更多的审美发现和惊喜。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