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治愈：朱耀燮的中国体验与跨界叙事
崔昌竻 王孟青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朱耀燮先后旅居上海与北京，以十余年的中国体验为蓝本创作了小说及散文等共计20余篇。他不仅发现了不同于韩国的另一个“现代”，亦发现了京沪两地不同的场所意义，即上海成为了殖民地人民直面西方的抗争性场所，北京则成为重新发现东方传统价值的治愈性场所。
[关键词]朱耀燮；中国体验；抗争；治愈；跨界叙事
[中图分类号]I3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68-07
朱耀燮（1902—1972）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韩国文坛崭露头角，跻身韩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流派“新倾向派”作家行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则笔锋骤转，创作出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爱情小说。朱耀燮是一位有着丰富异国体验的作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和中国，之后又赴美深造，毕业后再次旅居中国。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中后期的两次创作高峰恰好与他旅居上海和北京的时间相吻合：1921年至1927年，朱耀燮在上海留学期间发表了多篇以阶级矛盾和现代性抗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随后在1934年至1943年于北京辅仁大学任教期间，他再次迸发出旺盛的创作活力，留下了多部传世佳作。
近年来，中韩学界已开始关注朱耀燮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的关联性，但其跨界体验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的具体内涵和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跨界体验不仅为朱耀燮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还带来了视域和观念上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和3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现代性场所为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学主题和想象力。段义孚曾指出，当人们去了解空间并赋予其意义和价值时，空间（Space）就会变成“场所（Place）”。[1]对于在日本殖民时期移居中国的韩国人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更是一个寄托和赋予了新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的具有多重内涵的“场所”。
另一方面，作为殖民地韩国的知识分子，朱耀燮如何审视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萨义德曾指出，在西方的殖民书写中，“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2]（3）然而，殖民地人民也有着自己创作的跨界叙事，与“中心对边缘”的书写不同，它是“边缘对边缘”的跨界与书写。朱耀燮所记录的是被西方殖民者所忽略和遮蔽的另一种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方式和自我认同。
鉴于朱耀燮中国书写所具有的独特的跨界叙事特征，本文将着力考察在殖民地韩国知识分子眼中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与30年代的北京这两个地理空间所蕴含的不同的场所内涵，以及现代东亚“边缘对边缘”的反殖民书写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与意义。
一、上海：西方价值的缺损与抗争
1902年，朱耀燮出生在韩国平安南道大同郡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并于1918年赴日本青山学院中学部学习。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三·一运动”，朱耀燮随即回国组织创办地下报刊《无穷花与少年会》，因违反出版法被捕入狱10月余。[3]（25）出狱后，朱耀燮追随长兄朱耀翰韩国著名现代诗人，1919年来沪，1921—1925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的脚步来到上海。经由苏州晏成中学的短期中转，1921年秋开始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升读沪江大学教育科，直至1927年毕业留居上海。长达六年的上海留学生活给朱耀燮带来了别样的创作视角，朱耀燮看到了与殖民地韩国不同的另一个“现代”，其间创作的多篇文学作品在留学上海期间创作的小说有：《人力车夫》（《开辟》，1925.4）、《杀人》（《开辟》，1925.6）、《初恋的代价》（《朝鲜文坛》，1925.9-11，1927.2-3）、《永存的人》（《新女性》，1925.10）、《狗食》（《東光》，1927.1）；散文有：《先锋队——学生们，我们是指挥官》（《开辟》，1924.10）；时事评论有：《国民党右派所谓的清党运动》（《东亚日报》，1927.6.29-7.1）、《文明的世界？》（《东光》，1927.7）等。另外，离开上海后，他创作了不少回忆上海生活的散文作品，如：《上海观战记》（《新东亚》，1932.3）、《晏成中学时节》（《学灯》，1934.4）、《一九二五年五·卅》（《新东亚》，1934.5）、《沪江的初夏》（《学灯》，1934.7.8）、《我所就读的沪江大学》（《思潮》，1958.11）等。均带有鲜明的跨界叙事特征。
首先，通过上海体验，朱耀夑发现“西方”乃至“现代”的双重性，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西方。从朱耀燮的家庭背景与求学背景，不难推测出他深受基督教影响，早年比较向往西方现代文明。不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他所了解的“西方”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西方，而未能实际接触到现实的西方。到了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尤其在租界，他才有了直接接触西方文明和西方人的机会。他就读的上海沪江大学是美国南北浸会联合创办的学校，该校位于英租界的杨树浦路，教职人员多为西方人或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学校的教育体制基本遵循西方模式。可以说，朱耀夑一直穿梭于上海的中心繁华地带这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频繁提及的旧上海繁华地带的地名中看出，如：四马路、四川路、静安寺路、爱德华路、南京路、霞飞路、法界大世界、北停车场、杨树浦路、火车站等。。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韩人独立运动基本上采取了不干涉政策”，[4]（226）所以，当时投身于韩国独立运动的人士大多居住在法租界内。朱耀燮初到上海就加入了独立运动组织“兴士团”，切身体会到法租界比殖民地韩国更为宽松的施政环境及社会氛围。朱耀燮在其回忆文章《上海观战记》中，记录了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的情况。文章描写了在法租界避难的教师李先生、组织“决死队”救助某学校师生的法军、帮助“我”躲避战火的葡萄牙陌生人等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予以肯定和嘉许。可以说，上海的韩国有志之士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租界这一相对自由的屏障，并对西方各国心存一定幻想。正如酒井植树指出的那样，“当一个社会被认为是比其他社会更为先进的时候，这一普遍主义就能够有效地并且非常有力地使这个社会对其他社会的支配权成为合情合理的”。[5]（389）
接下来，随着接触的深入，朱耀燮很快就发现了西方的另一面，租界的殖民现实击碎了他的西方想象。穿梭于英、法两大租界之间的朱耀燮，目睹了西方殖民者的种种残忍行径。他多次在不同作品中揭露西方殖民势力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他在讲述临城劫车案件1923年5月在山东省临城县（现枣庄市薛城区）发生的一起涉外火车旅客绑架事件，以孙美瑶为首的匪军将火车上的中外旅客劫持至抱犊崮，并以此为筹码与政府进行谈判，后该匪军被收编为正规军，但不久孙美瑶在一场鸿门宴中被杀。的小说《永存的人》中，借站务员之口将孙美瑶塑造为英雄。当时主政山东的直系军阀认定孙美瑶是匪徒，然而小说的主人公对孙美瑶的死亡却表示愤慨，因为究其根源造成孙美瑶死亡的幕后凶手是西方殖民者。无独有偶，当时的鲁迅也曾赞许孙美瑶对西方殖民者的震慑作用。[6]（3）
同时，作家也批判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民众的剥削与压迫。小说《人力车夫》描写了一名有8年拉车工龄的人力车夫阿靖在死亡前一天发生的故事。阿靖在临死前回忆了自己八年来的拉车生涯，而最令他难以释怀的是几次因车费纠纷被西方乘客殴打的经历。阿靖死后，前来登记的英国巡查部长和医生面对阿靖的死亡并未表现出一丝的同情，只是一笑置之，谈起了工部局对人力车夫寿命的调查结果，说阿靖只是比调查结果显示的平均九年的工龄早死了一年而已。作家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人民在租界被剥夺生存条件和权利的悲惨现实。
直面西方，朱耀夑深刻地体会到上海租界的百姓沦落为殖民地他者的残酷现实，他发现了西方的双重面貌和并不“合法”的现代进程。在东亚的现代進程中，“东方”一方面要通过学习和追赶西方，走向现代和“先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同理，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朱耀夑一方面向往西方和现代，远赴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西方教会大学留学；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判西方人在上海租界犯下的各种罪恶行径。由此可见，遭遇西方殖民统治及侵略之后，殖民地人们将会发现“西方”的缺陷，“西方”所代表的总体性价值不再是“完整”和“正面”的，而是“缺损”的和“双重”的。
不容忽视的是，朱耀燮是基于上海体验以及“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审视才得以发现西方的双重性及其价值的缺陷。在上海租界的各种经历为朱耀夑提供了丰富的西方素材，西方人不再是陌生的和遥远的，而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存在。同一时期，在韩国国内的作家却未能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殖民行径，如同样以人力车夫为主题的玄镇健的小说《好运的一天》，未能去揭示造成人力车夫悲惨命运的社会原因，而只是集中描绘了下层人民惨淡的生活场景。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朱耀燮基于上海体验把西方视作他者进而进行批判的文学创作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其次，朱耀燮十分关注中国的底层人民，对他们的遭遇和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朱耀燮丰富的大学生活为他打开了了解中国社会和底层人民生活的窗口。当时他所主修的沪江大学教育科规定学生必须选修第二专业，以“使学生不第知教学法，而亦有相当教材”。[7]虽然现有资料并未明确记录当时朱耀燮的第二专业，但从其交友圈及后期回忆录推测，他所选修的第二专业为社会学与朱耀燮同为沪江大学月刊《天籁》英文编辑的朱舜琴、吴启道皆为社会学专业学生。《1927年沪江大学年刊》上关于朱耀燮的评语也由朱舜琴执笔。此外，在朱耀燮后来的回忆文章《我所就读的沪江大学》中，提及了他之所以创作小说《人力车夫》是由于进行社会调查时有所触动所致。，这应该为他参加社会调查等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便利。另外，自1925年至1927年毕业，朱耀燮担任沪江大学校级月刊《天籁（THE VOICE）》的英文版编辑，[8]（9）该月刊经常刊载当时师生对校园和社会事件的评论文章，这亦会对他产生较大触动。
这一时期朱耀燮的作品多以中国底层人民为描写对象，尤其通过底层人民个体的悲惨命运，反映军阀和租界统治造成的社会悲剧。如小说《杀人》以妓女五宝为主人公，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的生活状态与命运。小说不但讲述了五宝因饥荒而遭贩卖的悲惨遭遇，还穿插描写了上海妓女黑白颠倒的作息时间以及暗无天日的生活，笔触所及无不流露着作家的哀叹之情。在小说中，五宝爱上了一位知识青年，却只能将这份情感深埋心底，有时甚至连默默地注视都只能是一种奢望。正是肮脏的社会现实导致了五宝命运多舛，情难善终。而小说《狗食》中描写的场景则更为惨绝人寰，保姆为了让女儿丹成在临死之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甘愿放弃人的尊严，争抢狗食，以动物般的生存本能与西洋犬撕咬。小说随处可见西洋犬与丹成在生活环境、饮食、受关心程度等方面的对比，表达了作家对人不如狗的异化现实的强烈抗议以及对下层人民卑贱命运的深切同情。
另一方面，朱耀燮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淡化了中国作为异域的特征。尽管他身处异邦，其小说呈现的世态人情却令人熟悉、倍感亲切，假如忽略小说的背景，几乎看不出他描写的是一个异域世界。这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人对殖民地的描写是不同的。萨义德曾指出，西方为构建和谐的世界帝国，使“空间变成了美学，而不是政治控制的特性”。[2]（270）西方的殖民地书写，更侧重于对异国风情等文化韵味的刻画，强调唯美感和文化异质感的呈现，为的是营造出异域的神秘感以及世外桃源式的隔离感。而与此相反的是，朱耀燮更为关注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似性，无意强调中国不同于韩国的文化特质。同时，他的小说也很少强调上海作为现代都会繁华先进的一面，而是把焦点放在对中国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体察上。同一时期，韩国国内“新倾向派”文学亦对受压迫与剥削的底层人民表达出同情与关怀，朱耀燮的上海书写可谓是与韩国国内作家的作品遥相呼应。可以说，通过热切关注当时中国惨遭西方蹂躏的社会现实，殖民地韩国的年轻作家朱耀燮跨越民族界限，体会到中韩两国人民共同的社会处境和现实命运，加强了其同理心，拓展出了互为主体的边缘视域。
最后，朱耀燮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赋予上海以抗争的内涵。1919年，席卷整个朝鲜半岛的“三·一运动”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力镇压后，韩国本土反帝运动的开展步履维艰。而中国尽管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和西方各国的干涉，却还是留有相对自由的抗争舞台，自“五四运动”后持续的反帝运动极大地强化了朱耀燮的时代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他一方面加入“兴士团”等团体为韩国独立运动奔走呐喊，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五卅运动”等中国学生运动。
在散文《一九二五年五·卅》中，作家较为详细地回忆了“五卅运动”时期沪江大学学生的声援活动。他不仅亲历全程，而且还加入演讲队到乡村开展宣传活动，向民众传达中国的时势，号召他们进行全民抗争。朱耀燮曾在多部作品中提及此次运动，小说《初恋的代价》便是其中一篇。该小说以日记体叙述了一名在沪韩国留學生在民族斗争及个人爱情之间选择、困惑、挣扎，最终走向自杀的故事。主人公佑京在面对与中国女学生的爱情时，想到：“如今的朝鲜正处于非常时期，处于非常时期的青年们不得不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这是牺牲生命的时刻啊，更何况爱情！”[9]（39）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作家本人的心迹，朱耀燮对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有着清醒的认识。
朱耀燮还提倡动员一切革命力量起来抗争，在散文《先锋队——学生们，我们是指挥官》中，作家将疲惫褴褛的工人们看作是具有伟大反抗力量的英勇军队，号召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发挥舍己精神，带领迷茫的工人进行抗争，为建设平等的新世界而奋斗。在前文论及的多部小说的结尾中，作家均描写了主人公反抗意识的觉醒与抗争行动的无畏。如《杀人》中的五宝最终受到爱情的感召，勇敢地拿起刀杀死了造成她悲惨命运的加害者老鸨，摆脱了加诸在她命运上的枷锁，重获心灵上的自由。《狗食》中的保姆则将一切苦痛都发泄在西洋犬身上，与其撕咬并最终咬死了西洋犬。
可以说，在朱耀夑的文章中，上海已不再是单纯的求学目的地，朱耀夑还在其栖身的上海租界发现了西方与现代的双重性及其价值缺陷。他通过关注和考察社会现实，关怀和同情中国底层人民的处境和遭遇，表现出强烈的跨界认同感。在不断融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朱耀燮跨越民族界限，将现代性抗争的具体内涵赋予到上海这一地理空间。
二、北京：东方的传统价值与治愈
朱耀燮于1928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时隔七年后的1934年，他重返阔别多年的中国，而这次的目的地是另一座大城市——北京。不少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凭借与美国南北浸会的渊源，得以赴美留学深造，朱耀燮也是其中一员。1930年 2月26日，他成功取得学位回国，[10]（7）并于1931年入职东亚日报社，担任副刊《新东亚》的主编。然而，繁重的工作任务、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日本殖民当局不定时的传唤审查等愈发令朱耀燮的精神不胜负荷，几近抑郁。适值英千里在北京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化系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朱耀燮于1934年9月获聘为辅仁大学英文助教。[11]他借机离开韩国移居北京，直至1943年因拒绝配合日本的侵略大陆政策而被遣返回国。朱耀燮到北京之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京共发表了13篇有关中国的作品小说：《鼓声咚咚》（《朝鲜文坛》，1936.3）、《奉天站餐馆》（《四海公论》，1937.1）、《竹马之友》（《女性》，1938.6-7）；诗歌：《在北海》（《新家庭》，1935.1）、《山海关》（《新家庭》，1935.5）；散文：《城市？宫殿？》（《东亚日报》，1934.11.13）、《北平的冬夜》（《新人文学》，1935.1）、《路经沈阳城》（《新东亚》，1935.2）、《趣味生活和钱》（《新东亚》，1935.7）、《北平杂感》（《白光》，1937.6）、《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朝鲜文学》，1937.6）；时事评论：《北平政府的鸦片取缔》（《东亚日报》，1934.10.24）、《上海“特急”和北平》（《东亚日报》，1934.11.11）等。，而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有别于上海时期的新的跨界体认和北京迥然不同的“场所”内涵。
首先，不同于在上海主要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朱耀燮在北京有感于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表现出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这一时期，朱耀夑的散文尤其弥漫着一种身在异国的乡愁与游离感。在散文《北平的冬夜》中，作家听到窗外冰糖葫芦小贩的叫卖声后便立刻联想起家乡与冰糖葫芦类似的零嘴和小贩兜售辣椒酱的叫卖声，关于家乡种种美好过往的回忆随即涌上心头。这种身处异域的感觉不单只是作为一种情感思绪支配作家的心境，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促使作家的空间知觉发生了转变。此时的朱耀燮开始把北京视为一个不同于韩国本土的他者，开始格外关注北京的文化底蕴，重新思考和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从北平站下车，第一印象是北平是一座明亮开阔，雄伟神秘的城市（或许更准确来说是一座宫殿），令行人看得目瞪口呆。”[12]（3）初到北京便被眼前景象所震撼的朱耀燮连连感叹北京古城的雄伟壮观，可见，北京这一文化古都确实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文化冲击。同时，在朱耀燮的笔下，北京还是一个宜人的自然景观与闲适的人文生活相辅相成的乌托邦世界。在散文《城市？宫殿？》中，作家不仅描写了比韩国景福宫与昌德宫更为雄伟庄严的故宫、穿梭城中便捷的人力车、前门宽敞干净的马路及沿途宜人的景观，还指出这些景观之所以与北京这一地理空间融为一体，是因为自古以来北京城承载和积淀着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另外，朱耀燮还注意到，北京浓厚的人文气息渗透在北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散文《趣味生活和钱》中，他描写了校役养鸟的场面，感叹只知庸碌奔波的韩国人不如北京百姓懂得营造生活的趣味。朱耀燮非但没有把养鸟的行为视作游手好闲之举，反而还由衷地对北京百姓闲适的生活态度表示认同。
朱耀夑之所以不断发现且认同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一方面固然与北京作为文化古都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人文魅力有关；另一方面作家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影响着他看待事物的眼光。与很多自小熟习汉文化知识和传统的同辈韩国作家不同，朱耀燮出生于牧师家庭，西式教育贯穿了他整个成长阶段。因此，身处现代城市上海时，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文化冲击，上海这一城市与他的预想基本吻合。然而，当经历美国留学之后仍旧未能找到本民族和社会的出路，甚至曾经怀抱的社会理想都被击碎之后，朱耀燮自然会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其视线由外及内。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北京城还未被外国势力完全控制，依旧保持着东方文化古都的深厚与宁静，移居北京的选择为朱耀燮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契机。
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3]（155）一个作家笔下的异域形象，不仅仅是对异国社会的客观反映，更是对本国社会的主观映射。乌托邦的构建对现实起着颠覆作用，对北京的乌托邦化则包含着朱耀夑颠覆韩国人间地狱般时局的期望。值得注意的是，朱耀夑北京书写中对异域的乌托邦化不同于西方描写殖民地或东方的跨界叙事。西方之所以把东方他者化，不是企图通过意识形态化来强化自身的优越感，就是期望通过乌托邦化来颠覆自身文化中被假定有害的观念，两者都基于对自身现行价值体系的认同与肯定。[14]（17～40）而作为“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叙事，朱耀燮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和重估，批判现行的现代性价值体系。
其次，这一时期，朱耀燮对社会现实层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在华韩人的生活状况上，他开始审视东亚内部的权力和秩序的变化。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北京一直是“九一八事变”后与沦陷区接壤的一线地区，其社会格局、人员流动尤为庞杂繁乱。西方列强的远东扩张早已打破了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内部秩序，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更是意味着新的强权中心正在形成。多股势力争持不下，拉锯与角力轮番上演，当时移居中国的韩国人只能夹处其中艰难谋生。作家以在华韩人的生存状态影射了日本殖民势力在中国的渗透情况与复杂的时势演变。
在散文《北平杂感》中，作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华韩人以贩卖鸦片为谋生手段，而鸦片贩卖背后谋取最大暴利的却是日本殖民者。小说《竹马之友》再现了在中日矛盾激化至高潮时在华韩人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上的变化。“我”与朋友K君在北海公园见面交谈，K君与我识于微时，然而如今他已经被金钱所奴役，成为了日本殖民者的帮手，正在谋划利权投机行当。看到眼前的K与当初在上海、苏州一起学习的K相去甚远，“我”试图通过对20年代在苏州和上海两地学习时的种种回忆来唤醒K被泯灭的良知。面对日本利益集团的诱惑，在华韩人首当其冲地经历了人性和尊严的考验，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这与朱耀燮在上海留学期间所写的小说《初恋的代价》中，宁愿牺牲浪漫的异国之恋，也要回到故土为民族独立献身的在华韩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篇小说《奉天站餐馆》则描写了“我”四次途经奉天站时偶遇的一个韩国女人的故事。奉天位于伪满洲国管辖范围内，这一地点本身就暗示着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扩张，作家笔下奉天站辉煌灿烂的装饰虽然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女主人公的命运却与新装修的奉天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耀燮以张作霖之死、“九一八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节点，描写了女主人公从年轻明朗一步步走向衰老堕落的过程，揭露了在日帝扩张下移居东北的韩国人的不幸遭遇和沉沦经历。
在上海时期，朱耀燮之所以关注中国底层人民，是因为这一群体位于西方殖民者的对立面；而在北京时期，他之所以关注在华韩人，是因为这一群体夹在中日矛盾之间。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朱耀燮始终关注的是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矛盾，他对在华韩人的描写和剖析，再次告诉我们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叙事，不仅着力于刻画社会现实，而且具有直面残酷现实而不美化，善于发现内部龟裂和变异的书写特征。
最后，在朱耀燮笔下，北京成为了作家心境的投射空间，被赋予了能够治愈创伤的场所内涵。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留学时，朱耀燮单纯而激进，满怀斗争的热忱，但经历过美国留学以及在韩国国内的高负荷、受监视的工作后，辗转来到北京，朱耀燮难免百感交集，他甚至曾一度想中断文学创作。然而，作家来京后，清净的校园生活给予了他心灵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希望，北京这一古都为他提供了客观上可暂作休息的时间和空间。诚如论者所评，“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15]（87）
北京治愈了朱耀燮疲惫的身心，而他也将这份心灵的滋养回馈到新的文学创作当中。一开始，作家从北京城的日常见闻出发，写下了诸多介绍北京城市特点的时事评论性的纪实文章。此后，朱耀燮转向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抒发了身处异域的强烈的思乡之情，并描画出北京幽静宜人的城市风光与人们悠闲的生活状态以及对北京城的赞赏和认同。同时，随着对北京城这一空间情感依托的加深，作家开始尝试更需想象力的小说创作，写下了包括广为人知的爱情小说《厢房客人和妈妈》（1935.11）以及《银莲花的老板娘》（1936.1）等在内的诸多佳作。
可以说，对传统价值的认同修复了作家在复杂残酷的现代进程中受到的心灵创伤，反过来，写作本身成为了一种抚平作家内心创伤的治愈方法。朱耀燮在《北平杂感》中坦称：“美丽的景致和淳朴的人情固然是其中特色，但北平真正的韵味在于这座城市中充溢着的安定氛围以及气定神闲和从容自得的状态。听学医的人说，神经衰弱的人来到北平后症状会减轻，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也会明显降低。我想这是真的。我游历近三分之一的地球，却只有在北平享受到了这样一种身心的安稳。”[16]（55）
当作家的身心得到休息后，殖民地现实又一次激起了朱耀燮的斗争热情。小说《鼓声咚咚》描写了在“北间岛”（现吉林省延边地區）生活的韩国人仁善一家的故事。当年，仁善的父亲听见集合的敲鼓声，便响应号召参加了战斗，最后战死沙场。此后，仁善的耳边总是传来召集战斗的鼓声幻觉，他最终选择响应民族大义的召唤，顺着鼓声走向抗争的前方。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依旧能够看出作家的斗争意志并未被残酷的现实所完全磨灭。
萨义德曾指出，“许多事物、地点或时间很可能会被先赋予作用和意义，然后才被证实其客观真实性”。[17]（27）朱耀燮先是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发现和认同了东方传统价值，然后深入剖析了这一传统价值的对立面——东亚复杂的现代进程。东亚三国正在走向残酷而灾难性的殖民和反殖民、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当中。北京作为复杂激变的社会现实和深厚宁静的传统文化胶着在一起的特殊空间，成为了殖民地作家心灵的栖息地和治愈创伤的场所。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上海和北京的多重体验对朱耀燮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朱耀燮基于中国体验的跨界叙事因时代、地理空间、社会形势、个人心境的差异而产生变化：叙事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转换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书写地域从上海转换到北京，审视视域从社会层面转换到文化层面，剖析对象从西方转换到东亚内部，关注的群体则从中国底层人民转换到在华韩人，所赋予的场所内涵从抗争转换为治愈。
尽管上海和北京的两段体验给作家创作带来的影响不一，但朱耀燮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作为“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叙事的重要特征。第一，通过对殖民现实的体认，发现和揭露西方现代性的缺陷并批判现行的价值体系；第二，基于对中韩人民共同命运的自觉和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跨越民族界限，强化了边缘之间的同理心和连带感；第三，并不掩盖和美化现实，通过对底层人民和被异化群体的关怀，追求揭露和批判为主的冷峻客观的美学倾向；第四，殖民地作家从另一个边缘中发现与本民族不同的社会进程和文化特征，把它视为他者的同时亦通过映射自身处境和命运，将其转换为获取抗争动力和治愈疗效的场域，呈现出互为主体的文学特征。
朱耀燮跨界叙事营造的文学世界只是两个边缘国家在现实和意识不断重叠、错位、变异、移動的过程中生成的想象性空间，殖民地人们借助这个隐蔽的空间得以抒发压抑的力比多。现代东亚展现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西方”的无处不在，或者是重估传统价值如何的重要，而是无论“现代”还是“传统”、“西方”还是“东方”，甚至于殖民或者是反殖民，均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进程当中，它们不可分割地交融在同一个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中。而跨界叙事的根本意义在于，呈现和保存了其复杂性，使历史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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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鲁迅：《灯下漫笔》，《莽原》（周刊），第5期，1925年5月22日。
[7]《私立沪江大学一览》，1929年，上海市档案馆缩微文献，文献号：Q242-1-525。
[8]《1927年沪江大学年刊》，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收藏。
[9][韩]朱耀燮：《初恋的代价》，《朝鲜文坛》，1925年第13期。
[10][韩]《朱耀燮氏还乡——从美国肄业后》，《东亚日报》，1930年2月26日。
[11]《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校校稿》第716号，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文献。
[12][韩]朱耀燮：《上海“特急”和北平》，《东亚日报》，1934年11月11日。
[13][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4][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5]余钊：《北京旧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
[16][韩]朱耀燮：《北平杂感》，《白光》，1937年第6期。
[17][美]爱德华·W.萨义德：《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赵燕译，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朱耀燮先后旅居上海与北京，以十余年的中国体验为蓝本创作了小说及散文等共计20余篇。他不仅发现了不同于韩国的另一个“现代”，亦发现了京沪两地不同的场所意义，即上海成为了殖民地人民直面西方的抗争性场所，北京则成为重新发现东方传统价值的治愈性场所。
[关键词]朱耀燮；中国体验；抗争；治愈；跨界叙事
[中图分类号]I3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68-07
朱耀燮（1902—1972）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韩国文坛崭露头角，跻身韩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流派“新倾向派”作家行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则笔锋骤转，创作出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爱情小说。朱耀燮是一位有着丰富异国体验的作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和中国，之后又赴美深造，毕业后再次旅居中国。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中后期的两次创作高峰恰好与他旅居上海和北京的时间相吻合：1921年至1927年，朱耀燮在上海留学期间发表了多篇以阶级矛盾和现代性抗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随后在1934年至1943年于北京辅仁大学任教期间，他再次迸发出旺盛的创作活力，留下了多部传世佳作。
近年来，中韩学界已开始关注朱耀燮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的关联性，但其跨界体验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的具体内涵和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跨界体验不仅为朱耀燮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还带来了视域和观念上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和3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现代性场所为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学主题和想象力。段义孚曾指出，当人们去了解空间并赋予其意义和价值时，空间（Space）就会变成“场所（Place）”。[1]对于在日本殖民时期移居中国的韩国人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更是一个寄托和赋予了新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的具有多重内涵的“场所”。
另一方面，作为殖民地韩国的知识分子，朱耀燮如何审视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萨义德曾指出，在西方的殖民书写中，“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2]（3）然而，殖民地人民也有着自己创作的跨界叙事，与“中心对边缘”的书写不同，它是“边缘对边缘”的跨界与书写。朱耀燮所记录的是被西方殖民者所忽略和遮蔽的另一种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方式和自我认同。
鉴于朱耀燮中国书写所具有的独特的跨界叙事特征，本文将着力考察在殖民地韩国知识分子眼中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与30年代的北京这两个地理空间所蕴含的不同的场所内涵，以及现代东亚“边缘对边缘”的反殖民书写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与意义。
一、上海：西方价值的缺损与抗争
1902年，朱耀燮出生在韩国平安南道大同郡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并于1918年赴日本青山学院中学部学习。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三·一运动”，朱耀燮随即回国组织创办地下报刊《无穷花与少年会》，因违反出版法被捕入狱10月余。[3]（25）出狱后，朱耀燮追随长兄朱耀翰韩国著名现代诗人，1919年来沪，1921—1925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的脚步来到上海。经由苏州晏成中学的短期中转，1921年秋开始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升读沪江大学教育科，直至1927年毕业留居上海。长达六年的上海留学生活给朱耀燮带来了别样的创作视角，朱耀燮看到了与殖民地韩国不同的另一个“现代”，其间创作的多篇文学作品在留学上海期间创作的小说有：《人力车夫》（《开辟》，1925.4）、《杀人》（《开辟》，1925.6）、《初恋的代价》（《朝鲜文坛》，1925.9-11，1927.2-3）、《永存的人》（《新女性》，1925.10）、《狗食》（《東光》，1927.1）；散文有：《先锋队——学生们，我们是指挥官》（《开辟》，1924.10）；时事评论有：《国民党右派所谓的清党运动》（《东亚日报》，1927.6.29-7.1）、《文明的世界？》（《东光》，1927.7）等。另外，离开上海后，他创作了不少回忆上海生活的散文作品，如：《上海观战记》（《新东亚》，1932.3）、《晏成中学时节》（《学灯》，1934.4）、《一九二五年五·卅》（《新东亚》，1934.5）、《沪江的初夏》（《学灯》，1934.7.8）、《我所就读的沪江大学》（《思潮》，1958.11）等。均带有鲜明的跨界叙事特征。
首先，通过上海体验，朱耀夑发现“西方”乃至“现代”的双重性，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西方。从朱耀燮的家庭背景与求学背景，不难推测出他深受基督教影响，早年比较向往西方现代文明。不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他所了解的“西方”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西方，而未能实际接触到现实的西方。到了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尤其在租界，他才有了直接接触西方文明和西方人的机会。他就读的上海沪江大学是美国南北浸会联合创办的学校，该校位于英租界的杨树浦路，教职人员多为西方人或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学校的教育体制基本遵循西方模式。可以说，朱耀夑一直穿梭于上海的中心繁华地带这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频繁提及的旧上海繁华地带的地名中看出，如：四马路、四川路、静安寺路、爱德华路、南京路、霞飞路、法界大世界、北停车场、杨树浦路、火车站等。。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韩人独立运动基本上采取了不干涉政策”，[4]（226）所以，当时投身于韩国独立运动的人士大多居住在法租界内。朱耀燮初到上海就加入了独立运动组织“兴士团”，切身体会到法租界比殖民地韩国更为宽松的施政环境及社会氛围。朱耀燮在其回忆文章《上海观战记》中，记录了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的情况。文章描写了在法租界避难的教师李先生、组织“决死队”救助某学校师生的法军、帮助“我”躲避战火的葡萄牙陌生人等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予以肯定和嘉许。可以说，上海的韩国有志之士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租界这一相对自由的屏障，并对西方各国心存一定幻想。正如酒井植树指出的那样，“当一个社会被认为是比其他社会更为先进的时候，这一普遍主义就能够有效地并且非常有力地使这个社会对其他社会的支配权成为合情合理的”。[5]（389）
接下来，随着接触的深入，朱耀燮很快就发现了西方的另一面，租界的殖民现实击碎了他的西方想象。穿梭于英、法两大租界之间的朱耀燮，目睹了西方殖民者的种种残忍行径。他多次在不同作品中揭露西方殖民势力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他在讲述临城劫车案件1923年5月在山东省临城县（现枣庄市薛城区）发生的一起涉外火车旅客绑架事件，以孙美瑶为首的匪军将火车上的中外旅客劫持至抱犊崮，并以此为筹码与政府进行谈判，后该匪军被收编为正规军，但不久孙美瑶在一场鸿门宴中被杀。的小说《永存的人》中，借站务员之口将孙美瑶塑造为英雄。当时主政山东的直系军阀认定孙美瑶是匪徒，然而小说的主人公对孙美瑶的死亡却表示愤慨，因为究其根源造成孙美瑶死亡的幕后凶手是西方殖民者。无独有偶，当时的鲁迅也曾赞许孙美瑶对西方殖民者的震慑作用。[6]（3）
同时，作家也批判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民众的剥削与压迫。小说《人力车夫》描写了一名有8年拉车工龄的人力车夫阿靖在死亡前一天发生的故事。阿靖在临死前回忆了自己八年来的拉车生涯，而最令他难以释怀的是几次因车费纠纷被西方乘客殴打的经历。阿靖死后，前来登记的英国巡查部长和医生面对阿靖的死亡并未表现出一丝的同情，只是一笑置之，谈起了工部局对人力车夫寿命的调查结果，说阿靖只是比调查结果显示的平均九年的工龄早死了一年而已。作家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人民在租界被剥夺生存条件和权利的悲惨现实。
直面西方，朱耀夑深刻地体会到上海租界的百姓沦落为殖民地他者的残酷现实，他发现了西方的双重面貌和并不“合法”的现代进程。在东亚的现代進程中，“东方”一方面要通过学习和追赶西方，走向现代和“先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同理，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朱耀夑一方面向往西方和现代，远赴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西方教会大学留学；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判西方人在上海租界犯下的各种罪恶行径。由此可见，遭遇西方殖民统治及侵略之后，殖民地人们将会发现“西方”的缺陷，“西方”所代表的总体性价值不再是“完整”和“正面”的，而是“缺损”的和“双重”的。
不容忽视的是，朱耀燮是基于上海体验以及“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审视才得以发现西方的双重性及其价值的缺陷。在上海租界的各种经历为朱耀夑提供了丰富的西方素材，西方人不再是陌生的和遥远的，而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存在。同一时期，在韩国国内的作家却未能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殖民行径，如同样以人力车夫为主题的玄镇健的小说《好运的一天》，未能去揭示造成人力车夫悲惨命运的社会原因，而只是集中描绘了下层人民惨淡的生活场景。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朱耀燮基于上海体验把西方视作他者进而进行批判的文学创作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其次，朱耀燮十分关注中国的底层人民，对他们的遭遇和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朱耀燮丰富的大学生活为他打开了了解中国社会和底层人民生活的窗口。当时他所主修的沪江大学教育科规定学生必须选修第二专业，以“使学生不第知教学法，而亦有相当教材”。[7]虽然现有资料并未明确记录当时朱耀燮的第二专业，但从其交友圈及后期回忆录推测，他所选修的第二专业为社会学与朱耀燮同为沪江大学月刊《天籁》英文编辑的朱舜琴、吴启道皆为社会学专业学生。《1927年沪江大学年刊》上关于朱耀燮的评语也由朱舜琴执笔。此外，在朱耀燮后来的回忆文章《我所就读的沪江大学》中，提及了他之所以创作小说《人力车夫》是由于进行社会调查时有所触动所致。，这应该为他参加社会调查等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便利。另外，自1925年至1927年毕业，朱耀燮担任沪江大学校级月刊《天籁（THE VOICE）》的英文版编辑，[8]（9）该月刊经常刊载当时师生对校园和社会事件的评论文章，这亦会对他产生较大触动。
这一时期朱耀燮的作品多以中国底层人民为描写对象，尤其通过底层人民个体的悲惨命运，反映军阀和租界统治造成的社会悲剧。如小说《杀人》以妓女五宝为主人公，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的生活状态与命运。小说不但讲述了五宝因饥荒而遭贩卖的悲惨遭遇，还穿插描写了上海妓女黑白颠倒的作息时间以及暗无天日的生活，笔触所及无不流露着作家的哀叹之情。在小说中，五宝爱上了一位知识青年，却只能将这份情感深埋心底，有时甚至连默默地注视都只能是一种奢望。正是肮脏的社会现实导致了五宝命运多舛，情难善终。而小说《狗食》中描写的场景则更为惨绝人寰，保姆为了让女儿丹成在临死之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甘愿放弃人的尊严，争抢狗食，以动物般的生存本能与西洋犬撕咬。小说随处可见西洋犬与丹成在生活环境、饮食、受关心程度等方面的对比，表达了作家对人不如狗的异化现实的强烈抗议以及对下层人民卑贱命运的深切同情。
另一方面，朱耀燮在沪期间创作的小说淡化了中国作为异域的特征。尽管他身处异邦，其小说呈现的世态人情却令人熟悉、倍感亲切，假如忽略小说的背景，几乎看不出他描写的是一个异域世界。这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人对殖民地的描写是不同的。萨义德曾指出，西方为构建和谐的世界帝国，使“空间变成了美学，而不是政治控制的特性”。[2]（270）西方的殖民地书写，更侧重于对异国风情等文化韵味的刻画，强调唯美感和文化异质感的呈现，为的是营造出异域的神秘感以及世外桃源式的隔离感。而与此相反的是，朱耀燮更为关注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似性，无意强调中国不同于韩国的文化特质。同时，他的小说也很少强调上海作为现代都会繁华先进的一面，而是把焦点放在对中国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体察上。同一时期，韩国国内“新倾向派”文学亦对受压迫与剥削的底层人民表达出同情与关怀，朱耀燮的上海书写可谓是与韩国国内作家的作品遥相呼应。可以说，通过热切关注当时中国惨遭西方蹂躏的社会现实，殖民地韩国的年轻作家朱耀燮跨越民族界限，体会到中韩两国人民共同的社会处境和现实命运，加强了其同理心，拓展出了互为主体的边缘视域。
最后，朱耀燮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赋予上海以抗争的内涵。1919年，席卷整个朝鲜半岛的“三·一运动”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力镇压后，韩国本土反帝运动的开展步履维艰。而中国尽管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和西方各国的干涉，却还是留有相对自由的抗争舞台，自“五四运动”后持续的反帝运动极大地强化了朱耀燮的时代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他一方面加入“兴士团”等团体为韩国独立运动奔走呐喊，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五卅运动”等中国学生运动。
在散文《一九二五年五·卅》中，作家较为详细地回忆了“五卅运动”时期沪江大学学生的声援活动。他不仅亲历全程，而且还加入演讲队到乡村开展宣传活动，向民众传达中国的时势，号召他们进行全民抗争。朱耀燮曾在多部作品中提及此次运动，小说《初恋的代价》便是其中一篇。该小说以日记体叙述了一名在沪韩国留學生在民族斗争及个人爱情之间选择、困惑、挣扎，最终走向自杀的故事。主人公佑京在面对与中国女学生的爱情时，想到：“如今的朝鲜正处于非常时期，处于非常时期的青年们不得不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这是牺牲生命的时刻啊，更何况爱情！”[9]（39）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作家本人的心迹，朱耀燮对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有着清醒的认识。
朱耀燮还提倡动员一切革命力量起来抗争，在散文《先锋队——学生们，我们是指挥官》中，作家将疲惫褴褛的工人们看作是具有伟大反抗力量的英勇军队，号召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发挥舍己精神，带领迷茫的工人进行抗争，为建设平等的新世界而奋斗。在前文论及的多部小说的结尾中，作家均描写了主人公反抗意识的觉醒与抗争行动的无畏。如《杀人》中的五宝最终受到爱情的感召，勇敢地拿起刀杀死了造成她悲惨命运的加害者老鸨，摆脱了加诸在她命运上的枷锁，重获心灵上的自由。《狗食》中的保姆则将一切苦痛都发泄在西洋犬身上，与其撕咬并最终咬死了西洋犬。
可以说，在朱耀夑的文章中，上海已不再是单纯的求学目的地，朱耀夑还在其栖身的上海租界发现了西方与现代的双重性及其价值缺陷。他通过关注和考察社会现实，关怀和同情中国底层人民的处境和遭遇，表现出强烈的跨界认同感。在不断融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朱耀燮跨越民族界限，将现代性抗争的具体内涵赋予到上海这一地理空间。
二、北京：东方的传统价值与治愈
朱耀燮于1928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时隔七年后的1934年，他重返阔别多年的中国，而这次的目的地是另一座大城市——北京。不少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凭借与美国南北浸会的渊源，得以赴美留学深造，朱耀燮也是其中一员。1930年 2月26日，他成功取得学位回国，[10]（7）并于1931年入职东亚日报社，担任副刊《新东亚》的主编。然而，繁重的工作任务、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日本殖民当局不定时的传唤审查等愈发令朱耀燮的精神不胜负荷，几近抑郁。适值英千里在北京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化系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朱耀燮于1934年9月获聘为辅仁大学英文助教。[11]他借机离开韩国移居北京，直至1943年因拒绝配合日本的侵略大陆政策而被遣返回国。朱耀燮到北京之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京共发表了13篇有关中国的作品小说：《鼓声咚咚》（《朝鲜文坛》，1936.3）、《奉天站餐馆》（《四海公论》，1937.1）、《竹马之友》（《女性》，1938.6-7）；诗歌：《在北海》（《新家庭》，1935.1）、《山海关》（《新家庭》，1935.5）；散文：《城市？宫殿？》（《东亚日报》，1934.11.13）、《北平的冬夜》（《新人文学》，1935.1）、《路经沈阳城》（《新东亚》，1935.2）、《趣味生活和钱》（《新东亚》，1935.7）、《北平杂感》（《白光》，1937.6）、《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朝鲜文学》，1937.6）；时事评论：《北平政府的鸦片取缔》（《东亚日报》，1934.10.24）、《上海“特急”和北平》（《东亚日报》，1934.11.11）等。，而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有别于上海时期的新的跨界体认和北京迥然不同的“场所”内涵。
首先，不同于在上海主要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朱耀燮在北京有感于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表现出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这一时期，朱耀夑的散文尤其弥漫着一种身在异国的乡愁与游离感。在散文《北平的冬夜》中，作家听到窗外冰糖葫芦小贩的叫卖声后便立刻联想起家乡与冰糖葫芦类似的零嘴和小贩兜售辣椒酱的叫卖声，关于家乡种种美好过往的回忆随即涌上心头。这种身处异域的感觉不单只是作为一种情感思绪支配作家的心境，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促使作家的空间知觉发生了转变。此时的朱耀燮开始把北京视为一个不同于韩国本土的他者，开始格外关注北京的文化底蕴，重新思考和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从北平站下车，第一印象是北平是一座明亮开阔，雄伟神秘的城市（或许更准确来说是一座宫殿），令行人看得目瞪口呆。”[12]（3）初到北京便被眼前景象所震撼的朱耀燮连连感叹北京古城的雄伟壮观，可见，北京这一文化古都确实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文化冲击。同时，在朱耀燮的笔下，北京还是一个宜人的自然景观与闲适的人文生活相辅相成的乌托邦世界。在散文《城市？宫殿？》中，作家不仅描写了比韩国景福宫与昌德宫更为雄伟庄严的故宫、穿梭城中便捷的人力车、前门宽敞干净的马路及沿途宜人的景观，还指出这些景观之所以与北京这一地理空间融为一体，是因为自古以来北京城承载和积淀着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另外，朱耀燮还注意到，北京浓厚的人文气息渗透在北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散文《趣味生活和钱》中，他描写了校役养鸟的场面，感叹只知庸碌奔波的韩国人不如北京百姓懂得营造生活的趣味。朱耀燮非但没有把养鸟的行为视作游手好闲之举，反而还由衷地对北京百姓闲适的生活态度表示认同。
朱耀夑之所以不断发现且认同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一方面固然与北京作为文化古都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人文魅力有关；另一方面作家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影响着他看待事物的眼光。与很多自小熟习汉文化知识和传统的同辈韩国作家不同，朱耀燮出生于牧师家庭，西式教育贯穿了他整个成长阶段。因此，身处现代城市上海时，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文化冲击，上海这一城市与他的预想基本吻合。然而，当经历美国留学之后仍旧未能找到本民族和社会的出路，甚至曾经怀抱的社会理想都被击碎之后，朱耀燮自然会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其视线由外及内。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北京城还未被外国势力完全控制，依旧保持着东方文化古都的深厚与宁静，移居北京的选择为朱耀燮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契机。
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3]（155）一个作家笔下的异域形象，不仅仅是对异国社会的客观反映，更是对本国社会的主观映射。乌托邦的构建对现实起着颠覆作用，对北京的乌托邦化则包含着朱耀夑颠覆韩国人间地狱般时局的期望。值得注意的是，朱耀夑北京书写中对异域的乌托邦化不同于西方描写殖民地或东方的跨界叙事。西方之所以把东方他者化，不是企图通过意识形态化来强化自身的优越感，就是期望通过乌托邦化来颠覆自身文化中被假定有害的观念，两者都基于对自身现行价值体系的认同与肯定。[14]（17～40）而作为“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叙事，朱耀燮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和重估，批判现行的现代性价值体系。
其次，这一时期，朱耀燮对社会现实层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在华韩人的生活状况上，他开始审视东亚内部的权力和秩序的变化。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北京一直是“九一八事变”后与沦陷区接壤的一线地区，其社会格局、人员流动尤为庞杂繁乱。西方列强的远东扩张早已打破了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内部秩序，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更是意味着新的强权中心正在形成。多股势力争持不下，拉锯与角力轮番上演，当时移居中国的韩国人只能夹处其中艰难谋生。作家以在华韩人的生存状态影射了日本殖民势力在中国的渗透情况与复杂的时势演变。
在散文《北平杂感》中，作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华韩人以贩卖鸦片为谋生手段，而鸦片贩卖背后谋取最大暴利的却是日本殖民者。小说《竹马之友》再现了在中日矛盾激化至高潮时在华韩人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上的变化。“我”与朋友K君在北海公园见面交谈，K君与我识于微时，然而如今他已经被金钱所奴役，成为了日本殖民者的帮手，正在谋划利权投机行当。看到眼前的K与当初在上海、苏州一起学习的K相去甚远，“我”试图通过对20年代在苏州和上海两地学习时的种种回忆来唤醒K被泯灭的良知。面对日本利益集团的诱惑，在华韩人首当其冲地经历了人性和尊严的考验，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这与朱耀燮在上海留学期间所写的小说《初恋的代价》中，宁愿牺牲浪漫的异国之恋，也要回到故土为民族独立献身的在华韩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篇小说《奉天站餐馆》则描写了“我”四次途经奉天站时偶遇的一个韩国女人的故事。奉天位于伪满洲国管辖范围内，这一地点本身就暗示着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扩张，作家笔下奉天站辉煌灿烂的装饰虽然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女主人公的命运却与新装修的奉天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耀燮以张作霖之死、“九一八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节点，描写了女主人公从年轻明朗一步步走向衰老堕落的过程，揭露了在日帝扩张下移居东北的韩国人的不幸遭遇和沉沦经历。
在上海时期，朱耀燮之所以关注中国底层人民，是因为这一群体位于西方殖民者的对立面；而在北京时期，他之所以关注在华韩人，是因为这一群体夹在中日矛盾之间。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朱耀燮始终关注的是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矛盾，他对在华韩人的描写和剖析，再次告诉我们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叙事，不仅着力于刻画社会现实，而且具有直面残酷现实而不美化，善于发现内部龟裂和变异的书写特征。
最后，在朱耀燮笔下，北京成为了作家心境的投射空间，被赋予了能够治愈创伤的场所内涵。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留学时，朱耀燮单纯而激进，满怀斗争的热忱，但经历过美国留学以及在韩国国内的高负荷、受监视的工作后，辗转来到北京，朱耀燮难免百感交集，他甚至曾一度想中断文学创作。然而，作家来京后，清净的校园生活给予了他心灵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希望，北京这一古都为他提供了客观上可暂作休息的时间和空间。诚如论者所评，“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15]（87）
北京治愈了朱耀燮疲惫的身心，而他也将这份心灵的滋养回馈到新的文学创作当中。一开始，作家从北京城的日常见闻出发，写下了诸多介绍北京城市特点的时事评论性的纪实文章。此后，朱耀燮转向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抒发了身处异域的强烈的思乡之情，并描画出北京幽静宜人的城市风光与人们悠闲的生活状态以及对北京城的赞赏和认同。同时，随着对北京城这一空间情感依托的加深，作家开始尝试更需想象力的小说创作，写下了包括广为人知的爱情小说《厢房客人和妈妈》（1935.11）以及《银莲花的老板娘》（1936.1）等在内的诸多佳作。
可以说，对传统价值的认同修复了作家在复杂残酷的现代进程中受到的心灵创伤，反过来，写作本身成为了一种抚平作家内心创伤的治愈方法。朱耀燮在《北平杂感》中坦称：“美丽的景致和淳朴的人情固然是其中特色，但北平真正的韵味在于这座城市中充溢着的安定氛围以及气定神闲和从容自得的状态。听学医的人说，神经衰弱的人来到北平后症状会减轻，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也会明显降低。我想这是真的。我游历近三分之一的地球，却只有在北平享受到了这样一种身心的安稳。”[16]（55）
当作家的身心得到休息后，殖民地现实又一次激起了朱耀燮的斗争热情。小说《鼓声咚咚》描写了在“北间岛”（现吉林省延边地區）生活的韩国人仁善一家的故事。当年，仁善的父亲听见集合的敲鼓声，便响应号召参加了战斗，最后战死沙场。此后，仁善的耳边总是传来召集战斗的鼓声幻觉，他最终选择响应民族大义的召唤，顺着鼓声走向抗争的前方。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依旧能够看出作家的斗争意志并未被残酷的现实所完全磨灭。
萨义德曾指出，“许多事物、地点或时间很可能会被先赋予作用和意义，然后才被证实其客观真实性”。[17]（27）朱耀燮先是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发现和认同了东方传统价值，然后深入剖析了这一传统价值的对立面——东亚复杂的现代进程。东亚三国正在走向残酷而灾难性的殖民和反殖民、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当中。北京作为复杂激变的社会现实和深厚宁静的传统文化胶着在一起的特殊空间，成为了殖民地作家心灵的栖息地和治愈创伤的场所。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上海和北京的多重体验对朱耀燮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朱耀燮基于中国体验的跨界叙事因时代、地理空间、社会形势、个人心境的差异而产生变化：叙事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转换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书写地域从上海转换到北京，审视视域从社会层面转换到文化层面，剖析对象从西方转换到东亚内部，关注的群体则从中国底层人民转换到在华韩人，所赋予的场所内涵从抗争转换为治愈。
尽管上海和北京的两段体验给作家创作带来的影响不一，但朱耀燮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作为“边缘对边缘”的跨界叙事的重要特征。第一，通过对殖民现实的体认，发现和揭露西方现代性的缺陷并批判现行的价值体系；第二，基于对中韩人民共同命运的自觉和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跨越民族界限，强化了边缘之间的同理心和连带感；第三，并不掩盖和美化现实，通过对底层人民和被异化群体的关怀，追求揭露和批判为主的冷峻客观的美学倾向；第四，殖民地作家从另一个边缘中发现与本民族不同的社会进程和文化特征，把它视为他者的同时亦通过映射自身处境和命运，将其转换为获取抗争动力和治愈疗效的场域，呈现出互为主体的文学特征。
朱耀燮跨界叙事营造的文学世界只是两个边缘国家在现实和意识不断重叠、错位、变异、移動的过程中生成的想象性空间，殖民地人们借助这个隐蔽的空间得以抒发压抑的力比多。现代东亚展现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西方”的无处不在，或者是重估传统价值如何的重要，而是无论“现代”还是“传统”、“西方”还是“东方”，甚至于殖民或者是反殖民，均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进程当中，它们不可分割地交融在同一个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中。而跨界叙事的根本意义在于，呈现和保存了其复杂性，使历史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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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