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从严治党:思想演进与逻辑考量

    张书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思想演进,呈现以下路线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前,以恢复重建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整党运动为支撑的从严治党局面开启,“从严治党”的概念得以权威性确立;党的十四大至十五大期间,从严治党的若干顶层设计形成;党的十五大至建党80周年前,从严治党有了初步体系化建构;建党80周年至党的十八大,从严治党与党要管党耦合共生;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从“从严治党”升级到全面从严治党的2.0版;党的十九大,坚定不移纵深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就逻辑考量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从严治党主要根植于“打铁先要自身硬”的政治逻辑、依法治国关联从严治党的衍生逻辑、世界政党从严治理的共性逻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从严治党;思想演进;逻辑考量;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6-0058-10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就明晰了十九大后在治党管党领域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攻方向,认证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题主线贯穿于党的建设体系之中的战略定位。 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的提法和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从严治党思想演进,根植于我们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治党管党的总体脉络,已经历经39年。改革开放39年的从严治党思想演进,可以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而且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从严治党又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当然,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39年来从严治党的思想演进并非是凭空随意展开的,而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理清改革开放39年来从严治党的思想演进脉络,考量隐含其中的逻辑必然性,这是党的十九大后我们基于历史维度、逻辑维度进一步深化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研究的理论使命。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前:从严治党局面的开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前,我们党在系统恢复重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的过程中,也同步开启了从严治党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十二届二中央全会,客观上成为开启从严治党局面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从严治党的概念在党内首次正式提出,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得到权威性确认、在党的十三大后被推开。 (一)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十一届五中全会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2月23-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从深刻反思十年“文革”所造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之混乱局面的肇因及后果入手,确立重建党内政治生活的路线图、规划案,审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申明规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12条准则。党内政治生活的这12条准则的确立,对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完成拨乱反正的全新政治形势下,着力研究和探索从严治党,抓紧在党内凝聚形成致力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积极因素、汇聚形成上下齐心的强大正能量,抓紧在党内消弭残存的无原则斗争、无党性争斗的消极因素,尽快消除党内负能量,着力治理被破坏的党内政治生活环境、恢复重建正常化的党内政治生态,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强大规制功能。 (二)纯洁党的队伍:十二届二中全会与《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3年10月11-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从强化从严治党入手,从彻底清理干净党的队伍中的“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入手,从着眼于解决党内在思想、作风、组织上不纯的突出问题入手,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通过开展一场全面系统的整党来强化从严治党。 1987年5月26日全党性的、覆盖全国的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召开,宣告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结束。此次大规模的整党,使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的纯洁度有了质性提升,将党内的变质分子、帮派分子、投机分子、危险分子清除了出去,初步达到了改变党内存在的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不纯洁状况之整党初衷,这就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夯实了纯洁的组织基础、作风基础。此次整党,也事实上成为一次全党性的从严治党“行动风暴”。 (三)“从严治党”概念的首次提出。1985年11月24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通知特别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这是我们在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从严治党”的概念。 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我们以对理想信念的高度推崇事实上代替或掩盖了党员、干部对利益的追求,甚至将利益视为洪水猛兽、邪恶之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我们谋划进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这种情况就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利益观念被唤醒、利益意识觉醒,对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光明正当的事情,成为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应当应分的合理诉求。党员、干部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有的党员、干部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由于其利益欲望过于强烈,他们就再不单单是满足于党、国家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合法利益、应得利益,不仅仅满足于“碗里的”而是还企图谋求“锅里的”。换言之,他们在利益欲望的驱使下,更多的是想着在合法利益、应得利益之外去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更多更大的利益怎么去谋求?对于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而言,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违背规则规矩去为个人谋取更多更大利益,即“非法利益”、“腐败利益”。这就表现为以权谋私、以权谋钱、以权谋色,归根到底是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在此情势下,治党管党的问题就在党员干部对利益的追求尤其是以权谋私搞非法利益、腐败利益的过程中,凸显出来了、突出出来了。这也就从逻辑上阐明了为什么从严治党这个概念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没有被提出来,却在改革开放后被提出来的深层肇因。 (四)“从严治党”概念的权威性确立。从严治党的概念在1985年11月24日虽然被首次提出来,但是,鉴于“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这一机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层次性、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从严治党这一概念当时并没有在党内引起太大关注。 在我们党内,第一次以党的权威性会议、权威性文件的形式认证确立“从严治党”这一概念并将其推向普及到全党的,是党的十三大。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报告中两次特别提到“从严治党”。其一,以从严治党清除党内腐败分子。其二,以从严治党提高党员质量。同样是在党的十三大上,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向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报告中,也特别指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环境,更加要求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报告中,也多次使用“从严治党”。 党的十三大以后,“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术语开始在党内文件中、领导人讲话中、党的公开会议上、党内正式规范场合、以及诸多党内文献中被广泛使用,从严治党的概念和用法就此在党内普及开来。 二、党的十四大至十五大:完成从严治党若干顶层设计 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至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前,我们党在推进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完成若干顶层设计。若干顶层设计,不仅对当时推进从严治党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力,而且对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力。主要体现为: (一)十四大报告首次将“从严治党”与“党要管党”并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其中关于从严治党问题着力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在此,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放到一起来强调。这就同时预示着: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由先前的“并列运行”开始转向“并轨运行”,昭示着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这一治党管党的新型战略“组合体”正式得以确立。 (二)十四大党章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1992年10月18日修订通过的十四大党章,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写入党章的总纲之中。即在十四大党章的总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这是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所不曾有过的,是党章史上的第一次。它意味着从严治党不再仅仅停留于治党管党的战略性举措、根本性要求层面,而是从此上升到作为“党内宪法”的党章层面。 (三)十四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从严治党纳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框架中。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概念,但是他却是基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维度创立了从严治党、制度治党的思想体系。邓小平关于从严治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论点是,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特别指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3〕这说明,邓小平是高度重视和强调从严治党的。 基于此,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十五大上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党建理论之一,就是“关于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4〕这就实际上预示着,从严治党作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被首次确立下来。 三、党的十五大至建党80周年前:从严治党初步体系化建构 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发表纪念党成立80周年讲话前,我们的从严治党在功能、重点、内外关系、实现路径等方面完成了初步的体系化建构,其应然的结构功能状态逐渐显现。 (一)从严治党的功能界定。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实际上是从两个维度界定了从严治党的基本功能。一是维护与强化功能。即:“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5〕二是斗争与重构功能。即:“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坚决改变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和软弱涣散的现象。”〔6〕从本质上讲,十五大报告中所论及的从严治党的这两种基本功能,又都归属于党内整合功能,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讲话,围绕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主题,从党的建设层面、党的领导层面深入分析和论证了推进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剖析了从严治党的深度价值功能。其一,从严治党关乎党的生机活力。江泽民指出:“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贯彻好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7〕其二,从严治党直通有效治国理政。江泽民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8〕 (二)从严治党的重点对象。鉴于我们党担负的治党管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使命、任务、工作异常繁重繁杂、头绪异常繁多,事实上我们能够投入到从严治党中去的资源、成本、精力等毕竟是稀缺的、有限的。所以,我们的从严治党不能搞“全面开花”、“四面出击”,不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据此,在2000年1月14日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特别强调从严治党的重点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他指出,“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9〕 (三)从严治党与党要管党的关系。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将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并轨合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阐释。那么,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究竟如何呢?在2000年1月14日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首次分析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他指出,“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因为“管党的要求落实了,从严治党才有组织保证”。〔11〕这就清晰阐明“党要管党是从严治党的组织保证”这一命题,说明了如果没有“党要管党”的组织保证、组织推动、组织力量释放,那么就难以支撑起“从严治党”的实际行动。 (四)推进从严治党的“组合拳”。在2000年1月14日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在深刻剖析妨碍和影响从严治党因素的基础上,特别指出:“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得各方面工作,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11〕基于此,江泽民进一步明晰了推进从严治党的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基本举措,即:“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12〕这一套推进从严治党的“组合拳”,成为当时及以后从严治党的基本抓手。 四、建党80周年至党的十八大:从严治党与党要管党耦合共生 自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发表纪念党成立80周年讲话开始,立足治国理政、执政兴国背景下的治党管党新要求,从严治党与党要管党被日益紧密地联系整合到一起。在作为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转变态势下治党管党的基本方针、经验总结、任务要求、战略举措等方面,从严治党与党要管党实现了全方位、体系化的并轨运行、深度融合、耦合共生。 (一)坚持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的统一。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党面临的现实党情国情世情之变化,着力从“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的统一”中去强调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重大举措。其一,就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而言。他强调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13〕其二,就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而言。他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14〕尤其是他特别提出:“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15〕那也就是说,从严治党的要求必须通过覆盖全党各项基础性建设,通过影响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干部的党内生活来体现,即必须通过全方位的党要管党来体现。 (二)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建方针。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主要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要求上去强调从严治党,并且将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并行起来首次、共同作为治党管党的根本方针来看待。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个基本性的原则遵循就是,“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16〕十六大报告的这一精神也随之体现在修订后的十六大党章中。由此开始,体现在党章层面的治党管党基本方针,就从十四大党章中的“从严治党”,在十六大党章中被发展成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由从严治党入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角度,明确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17〕在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力强调的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建原则。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设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布局、目标任务时,实际上开始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个基本性的原则要求加以强调。在此,党的建设的两大基本原则要求(一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二是“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就此得以确立,并作为“指挥棒”指导和规范着十七大至十八大五年间的党建工作开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依据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要求,对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总体目标作了与时俱进的新设定,明确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8〕在此,十八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的定位基本相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仍然是作为党的建设总体新布局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治党管党原则要求被加以强化、定型化。 (四)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建任务。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要是从党的工作任务上予以高度强调。其一,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新形势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很繁重。即“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19〕其二,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工作任务是党的建设之重要经验。我们党执政60年所总结形成的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2011年7月1日在纪念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着力从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之角度,阐释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价值必要性。其一,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需要。胡锦涛指出,党成立90年能够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之一就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20〕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价值必要性在于其能够“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换言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在党内是有其现实必然性、内在需求性的。其二,应对党面临的考验与危险的需要。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客观存在,使得“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21〕 五、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从严治党升级到全面从严治党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党管党的理论与实践中,高度重视和强调、大力研究和思考、深入推进和实施从严治党,将从严治党推进到新的更高的层面。 (一)从严治党向深层深度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力强调从严治党,从2012年11月15日即他当选总书记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在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22〕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总体上可以看作是我们党从顶层设计层面研究和推进从严治党的纲领性文件、重大里程碑。在这个讲话中,明确了坚持做到从严治党必须关注的八个基本面,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二)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逐步探索形成涵盖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的国家战略布局。作为“四个全面”之一,也是最后形成的一个全面的全面从严治党,是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从严治党有了其发展版、升级版、创新版,正式被提升到从严治党的2.0版。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提出之后,在接下来的治党管党实践中,习近平代表全党从三个维度深化了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理性认知。 1.全面从严治党的角色定位。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将“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设计,指出四个全面“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3〕在此,习近平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中的定位:它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2.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内涵。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中发表讲话,科学阐明了全面从严治的理论要素、概念内涵,即“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24〕所谓“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要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所谓“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所谓“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份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 3.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关系。习近平在纪念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论证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关系,着力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5〕 (三)十八届六中全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4-27日召開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本着一鼓作气、趁热打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要求、策略方针,从强化依规治党、制度治党入手,加大了从治本层面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都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十分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26〕这就阐明了为什么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重要党规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工具理性。 六、党的十九大: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十九大前进行政治吹风的“7.26”讲话: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即“7.26”讲话。“7.26”讲话的实质是,十九大召开之前的一次面向全党、全国的政治吹风会。在“7.26”讲话中,习近平着力谈到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问题。他深刻指出,鉴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客观事实、基本规律,虽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27〕在此,习近平明晰了面向党的十九大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理路、魄力。 (二)党的十九大: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延续“7.26”讲话的基本精神,在党建部分特别指出:要深刻认识到党仍然面临着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基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十九大报告在充分肯定十八大以来五年间全面从严治党成就成效的基础上,同时,就十九大后如何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的安排部署。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面。一是党的十九大确立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基本方略之一就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应沿着什么样的思路展开呢?对此,十九大报告作了系统安排部署,即“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党的十九大确立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一个基本面就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纲领、行动方略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呢?对此,十九大报告主要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等八个方面就如何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具体的安排部署。 党的十九大闭幕之后,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随之展开。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严正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这就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全世界亮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态度、行动决心,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的开启。 七、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逻辑考量 从深层次来透视,改革开放39年来我们之所以高度重视、大力强调、深度推进从严治党思想的发展创新,之所以在十八大后进一步将从严治党推进到全面从严治党阶段、在十九大后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逻辑考量。 (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党、执政党,主导掌控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全方位。党要真正担当起这样的重任,其自身必须是强健的、过硬的,必须做到打铁先要自身硬,否则,就力不从心、难以为继。换言之,党执掌国家政权、领导社会的前提是,必须把党的自身建设搞好。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特别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8〕由此,确立形成的重大政治命题就是“抓党建是最大政绩”。这一命题告诉我们,抓党的自身建设、抓党的伟大工程,其重大政治意义、战略意义是远远高于抓经济社会发展、抓党的伟大事业的。在当前,我们只有按照党的十九大立足新时代治党管党提出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目标、各项行动举措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够切实做到党要管党,把党的自身建设这一最大政绩建树起来,不断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这恐怕就是党的十九大特别针对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排兵布阵”的首要政治逻辑。 (二)依法治国关联从严治党的衍生逻辑。从严治党的“严”主要体现在严格的、严厉的、严肃的党规党纪上。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从严治党的背后所起支柱支撑作用的是党规党纪、是依规治党。从逻辑上讲,没有全覆盖的、高强度的、高密度的依规治党,从严治党也就失去载体依托、有效抓手、支撑力量。 进一步深究下去,依规治党实际上根植于依法治国的外延逻辑。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命题,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命题。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体系及运行中,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布局展开。从逻辑上讲,党要领导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客观上就对党自身提出了“依法治党”的要求。党内层面当然不会有国家层面的“法”,党内层面所谓的“法”是对国家层面“法”的一种借用,确切地说就是指包括党章在内的一系列党规。所以,党内层面与依法治国相呼应、相契合的,实际上是依规治党。依规治党,就是要依靠严格严厉严肃的党规去治党管党,其实践形态必然体现为从严治党;相应地,全面依规治党,其实践形态也必然体现为全面从严治党。据此,从依法治国到依规治党、从依规治党再到从严治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全面依规治党、从全面依规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形成了依法治国关联从严治党的衍生逻辑。改革开放以来的从严治党特别是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后的从严治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从严治党”的关联逻辑中衍生扩展而来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的全面从严治党,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关联逻辑中衍生扩展而来的。 (三)世界政党从严治理的共性逻辑。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的时代,世界上224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万多个政党在主导着政治运作。政党政治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党治理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中也隐含着某些趋势性、规律性、共性的东西。当今世界的政党治理,一个不断显现的共性走势是:越来越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内治理日益从严从紧。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严厉处置党内异己分子。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强化从严治党,给予在2006年大选期间搞分裂的总书记埃尔瓦·埃斯特尔开除党籍处分。南非国民大会党近来强化从严治党,给予长期以来在党内制造噪音、杂音、不和谐音符、同党中央唱反调的青联主席马莱马以开除职务、暂停党员资格五年处分。其二,严肃处置党内腐败分子。例如, 2010年,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老挝总理波松,因包养情妇问题、经济问题等多项问题,被党撤销政治局委员、撤掉总理职务。其三,大张旗鼓开展治党管党行动。比如,柬埔寨人民党基于2013年大选中选票大量丧失的严峻形势,从党内查找深层次原因,效仿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四风”治党整党,大大提振了党内士气和信心,随之很快扭转了选举中的不利局面。其四,大力强化对政党精英的党纪约束。例如,越南共产党出台了《党员十九条不准》,古巴共产党1996年颁布了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二十六条戒律。其五,着重治理党内离心化倾向。比如,英国保守党、工党为强化从严治党,均在议会中设立党鞭(督导员),以之强化对本党议会党团、本党议员的纪律约束,尤其是突出监督本党议员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重要人事安排、重大决策上的投票行为,规避本党议员与党的离心化倾向。 在当今开放性世界、开放性政党政治的情势下,国外政党强化从严治党的做法和行动对于我们党在十九大后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无疑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当然,国外政党强化从严治党的做法和行动,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合规律性、合法理性、合正当性,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雷霆行动”,这与世界政党政治领域内不断强化从严治理的潮流走势是相呼应的、是相顺应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人民出版社,1996.38-39.

    〔2〕〔3〕邓小平文選: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80,38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人民出版社,1997.956-957.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人民出版社,2000.49,50.

    〔7〕〔8〕〔9〕〔10〕〔11〕〔12〕江泽民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6.496,496,499,499,498,498.

    〔13〕〔14〕〔15〕江泽民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290,290,290.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人民出版社,2002.48.

    〔1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2004.31-32.

    〔1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人民出版社,2012.46.

    〔1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人民出版社,2009.5-6.

    〔20〕〔2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2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扎实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N〕.人民日报,2014-01-21.

    〔2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

    〔24〕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

    〔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26〕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6-11-03.

    〔2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

    〔2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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