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教学”看中西教育差异
毛荣富
今年夏天，英国邀请5名中国中学教师到英国一所名校——博航特中学，对该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不仅全天作息安排和中国学校相同，而且全程跟拍，录制成纪录片。5名中国教师是经过挑选的优秀教师，他们具备全英文教学的能力，被要求用中国传统方法教学。
中英文化差异让课堂充满戏剧性冲突。这场实验的结果是：中国老师明显“水土不服”，英国学生的不少举动让他们“抓狂”，而英国学生也无法适应中国老师的教学方法。
来自南京的李老师在纪录片中直言不讳地说：“每次我希望他们能认真地听我讲，可现实却是他们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有时候，我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就疯了。”
来自西安的杨老师也深有同感。她说，有一次，一个女孩在课堂上突然大哭着跑出教室，原因竟然是这个女孩得知她的偶像、英国歌手泽恩·马利克宣布退出乐队。
杨老师试图严肃地看着学生，结果学生直接忽略她；她提高嗓门，学生也提高嗓门；她咆哮，学生当面嘲笑她。杨老师生气了，她让一个男生走到教室前面壁，却又担心这样可能会伤了这孩子。没想到这孩子笑得站也站不住，反而觉得这事很好玩儿。最后，杨老师感慨地说：“中国学生从小就懂得纪律二字，这种规范是从出生、从家庭、从整个社会的意识中就教给孩子的，根本不需要老师在教室里再强调，但在这里，纪律竟然成为我们教学最大的挑战。”
此外，就连体育课也出现问题。纪录片中，两名英国学生无法承受中国式体育课的“高强度竞争”，居然哭了起来。
英国学生为什么会这么散漫？5位赴英讲课的老师异口同声地表示，是英国的高福利制度造成的。是这样吗？依我看，与其说这与他们的高福利制度有关，还不如说是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要知道，教育从来都离不开所在区域的文化传统。
纪律问题不能简单地分对错。我们历来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文化，要求大家保持一致。个性强的人在这样的集体中往往显得“扎眼”，易受排斥。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从众心理、跟风做法。而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由和自我的独立性。中国的父母在批评孩子时最喜欢说的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可见，“听话、服从”被当作是中国式好孩子的标准，尊敬师长也就成了一切校园生活的前提。所以，当中国教师来到英国学校，发现“学生对教师的敬畏”并不是天然法则，纪律并不是人人都必须遵守时，他们的内心是有些纠结的。
另外还得看到，我们的纪律往往是为了满足教师对学生的单向传递，为了让老师省心省事，对孩子的好动天性缺少考虑。这样的纪律是不是好的纪律，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中国，大部分学校是大班教育，纪律能保证课堂的安静，使几十个学生都能在教室里有效率地学习。如果几十个人乱成一团，教师和学生都是受害者。而纪录片中实验的不合理之处，是让习惯了小班教育的英国孩子突然进入大班，这对中国教师是不公平的。也许有些学生对教师所讲的东西已经弄懂了，但还是不容许他们讲话，必须正襟危坐。对他们来说，这种枯坐是很难受的事，也是浪费时间。
客观说来，守纪律应该要有弹性。可在大班上课的情况下，为了大部分学生的利益，只能用严格的纪律要求每个学生。但过度强调纪律会限制孩子的自由发展，时间久了，学生的思维就有了惰性——听老师说就够了，不需要主动参与。这就是很多中国学生不太爱发言的原因。单向的教学方式在人多、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会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成绩，但不容易“入心”。纪录片中也提到，学生们好像都明白了，但一下课就都全忘了。
邹海连老师的数学课是一个标准的中国课堂：老师不停地演示公式、学生不停记笔记、记忆各种知识。这显然是最快的传授知识的方法，可是需要学生100%集中注意力，而这群英国的“熊孩子”基本都做不到。
西方的学生不习惯于教师单向的灌输，其实双向互动式教学在今天我们的课堂里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双向的教育方式至少有3个优势：学生不容易疲劳，不懂可以随时停下来讨论；师生之间更加平等，有讨论的意愿；学生的提问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这是单向的教育方式永远无法做到的。“就像谈恋爱，没有人愿意和只会自说自话的人交往。需要交流，才能互相理解。”想想如果换做5个英国教师来中国上课，他们会不会痛苦于“在人群中叫喊却无人应和”，鼓励了半天也不见得有人愿意说话呢？
西方国家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尤其是公立学校的教育，跟中国相比其实效果并不好：同一个年级比较，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解题能力平均来说明显比他们的学生好很多。斯坦福大学的马立平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对比研究，发现23名随机调查的美国小学生，只有9个人正确做出14除以2的数学题；而72名中国小学生，全部都做对。另外，对于“除以1/2”的数学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参与研究的美国小学生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所有的中国小学生都正确答对。
于是，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那么“糟糕”，为什么大学水平那么牛？为什么西方无论科技还是人文的创新都成就巨大？
其实，也许是因为西方人相信“不落后于终点”，而很多中国人相信“不落后于起点”。西方人基本不怎么管学生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而我们在学前班、小学、初中教了学生很多东西。中国学生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年年捧得金牌归，可得了金牌、进入名牌大学之后却未见得都成为研究型人才。原因何在？历经多年的机械化训练和急功近利的“催肥”，孩子们求知创新的兴趣可能已经没有了。
笔者认为，西方与中国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学制差距：西方的高中阶段大部分是9～12年级，有4年的时间学习。中国的高中阶段其实只有两年，第三年基本是复习备战高考。
——课程差距：西方的高中开始就是学分制的，开出比我们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像一个英国普通高中，就能开出上百门课，有些科目程度相当于大学公共课的程度。这点中国大部分高中都无法做到。
——教师水平差距：西方国家的高中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很多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也不少。在中国，读4年师范毕业就能当老师。可英美的教师从业前无论拥有何种学位，一律要再读两年的教师执照课程。这个课程考进去才能读，读完还得考出来，博士也一样。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苦读多年的博士会去中学教书，更没有系统的岗前培训。
——西方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等，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中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高中生可以到大学上课，拿大学的学分；可以到科研机构，跟科学家一起做研究；可以到各级政府机构去当官员的助理、议员的秘书，民选官员的竞选团队义工；在教育董事会、州或者县市的教育局的决策机构里面，也有学生委员，可以参与公立教育的最高决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学生在这种实践中培养的兴趣和能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西方国家的高中可以开出高程度的课程，很多是得到资金雄厚的机构支持的，有些高中的配置跟设备可能是我们的大学都望尘莫及的。比如英国有所高中，它的生物技术课的设备，学生们可以用来检测市场上有哪些食物是用转基因生物做原料的。可以说，这样的实验在中国很多大学都未必能做，更不要说高中了。
中国跟西方国家在教育上的差距始于高中，到了大学，更在方向上拉开距离。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西方国家更注重对学生个性和内在素养的培养，我们却高度关注可以量化的知识。兴趣的积聚使得西方国家的学生在高中开始发力，而我们的很多优秀学生却显得“后劲不足”。这个后劲儿也许并不在于水平，只在于人生方向和动力。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非常多、创新科技发达。因此，我们不妨考虑去适度调整基础教育高学段的培养重点，让学生平稳过渡到高等教育，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笑到最后。
（责 编 莫 荻）
今年夏天，英国邀请5名中国中学教师到英国一所名校——博航特中学，对该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不仅全天作息安排和中国学校相同，而且全程跟拍，录制成纪录片。5名中国教师是经过挑选的优秀教师，他们具备全英文教学的能力，被要求用中国传统方法教学。
中英文化差异让课堂充满戏剧性冲突。这场实验的结果是：中国老师明显“水土不服”，英国学生的不少举动让他们“抓狂”，而英国学生也无法适应中国老师的教学方法。
来自南京的李老师在纪录片中直言不讳地说：“每次我希望他们能认真地听我讲，可现实却是他们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有时候，我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就疯了。”
来自西安的杨老师也深有同感。她说，有一次，一个女孩在课堂上突然大哭着跑出教室，原因竟然是这个女孩得知她的偶像、英国歌手泽恩·马利克宣布退出乐队。
杨老师试图严肃地看着学生，结果学生直接忽略她；她提高嗓门，学生也提高嗓门；她咆哮，学生当面嘲笑她。杨老师生气了，她让一个男生走到教室前面壁，却又担心这样可能会伤了这孩子。没想到这孩子笑得站也站不住，反而觉得这事很好玩儿。最后，杨老师感慨地说：“中国学生从小就懂得纪律二字，这种规范是从出生、从家庭、从整个社会的意识中就教给孩子的，根本不需要老师在教室里再强调，但在这里，纪律竟然成为我们教学最大的挑战。”
此外，就连体育课也出现问题。纪录片中，两名英国学生无法承受中国式体育课的“高强度竞争”，居然哭了起来。
英国学生为什么会这么散漫？5位赴英讲课的老师异口同声地表示，是英国的高福利制度造成的。是这样吗？依我看，与其说这与他们的高福利制度有关，还不如说是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要知道，教育从来都离不开所在区域的文化传统。
纪律问题不能简单地分对错。我们历来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文化，要求大家保持一致。个性强的人在这样的集体中往往显得“扎眼”，易受排斥。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从众心理、跟风做法。而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由和自我的独立性。中国的父母在批评孩子时最喜欢说的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可见，“听话、服从”被当作是中国式好孩子的标准，尊敬师长也就成了一切校园生活的前提。所以，当中国教师来到英国学校，发现“学生对教师的敬畏”并不是天然法则，纪律并不是人人都必须遵守时，他们的内心是有些纠结的。
另外还得看到，我们的纪律往往是为了满足教师对学生的单向传递，为了让老师省心省事，对孩子的好动天性缺少考虑。这样的纪律是不是好的纪律，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中国，大部分学校是大班教育，纪律能保证课堂的安静，使几十个学生都能在教室里有效率地学习。如果几十个人乱成一团，教师和学生都是受害者。而纪录片中实验的不合理之处，是让习惯了小班教育的英国孩子突然进入大班，这对中国教师是不公平的。也许有些学生对教师所讲的东西已经弄懂了，但还是不容许他们讲话，必须正襟危坐。对他们来说，这种枯坐是很难受的事，也是浪费时间。
客观说来，守纪律应该要有弹性。可在大班上课的情况下，为了大部分学生的利益，只能用严格的纪律要求每个学生。但过度强调纪律会限制孩子的自由发展，时间久了，学生的思维就有了惰性——听老师说就够了，不需要主动参与。这就是很多中国学生不太爱发言的原因。单向的教学方式在人多、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会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成绩，但不容易“入心”。纪录片中也提到，学生们好像都明白了，但一下课就都全忘了。
邹海连老师的数学课是一个标准的中国课堂：老师不停地演示公式、学生不停记笔记、记忆各种知识。这显然是最快的传授知识的方法，可是需要学生100%集中注意力，而这群英国的“熊孩子”基本都做不到。
西方的学生不习惯于教师单向的灌输，其实双向互动式教学在今天我们的课堂里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双向的教育方式至少有3个优势：学生不容易疲劳，不懂可以随时停下来讨论；师生之间更加平等，有讨论的意愿；学生的提问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这是单向的教育方式永远无法做到的。“就像谈恋爱，没有人愿意和只会自说自话的人交往。需要交流，才能互相理解。”想想如果换做5个英国教师来中国上课，他们会不会痛苦于“在人群中叫喊却无人应和”，鼓励了半天也不见得有人愿意说话呢？
西方国家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尤其是公立学校的教育，跟中国相比其实效果并不好：同一个年级比较，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解题能力平均来说明显比他们的学生好很多。斯坦福大学的马立平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对比研究，发现23名随机调查的美国小学生，只有9个人正确做出14除以2的数学题；而72名中国小学生，全部都做对。另外，对于“除以1/2”的数学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参与研究的美国小学生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所有的中国小学生都正确答对。
于是，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西方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那么“糟糕”，为什么大学水平那么牛？为什么西方无论科技还是人文的创新都成就巨大？
其实，也许是因为西方人相信“不落后于终点”，而很多中国人相信“不落后于起点”。西方人基本不怎么管学生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而我们在学前班、小学、初中教了学生很多东西。中国学生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年年捧得金牌归，可得了金牌、进入名牌大学之后却未见得都成为研究型人才。原因何在？历经多年的机械化训练和急功近利的“催肥”，孩子们求知创新的兴趣可能已经没有了。
笔者认为，西方与中国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学制差距：西方的高中阶段大部分是9～12年级，有4年的时间学习。中国的高中阶段其实只有两年，第三年基本是复习备战高考。
——课程差距：西方的高中开始就是学分制的，开出比我们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像一个英国普通高中，就能开出上百门课，有些科目程度相当于大学公共课的程度。这点中国大部分高中都无法做到。
——教师水平差距：西方国家的高中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很多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也不少。在中国，读4年师范毕业就能当老师。可英美的教师从业前无论拥有何种学位，一律要再读两年的教师执照课程。这个课程考进去才能读，读完还得考出来，博士也一样。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苦读多年的博士会去中学教书，更没有系统的岗前培训。
——西方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等，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高中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高中生可以到大学上课，拿大学的学分；可以到科研机构，跟科学家一起做研究；可以到各级政府机构去当官员的助理、议员的秘书，民选官员的竞选团队义工；在教育董事会、州或者县市的教育局的决策机构里面，也有学生委员，可以参与公立教育的最高决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学生在这种实践中培养的兴趣和能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西方国家的高中可以开出高程度的课程，很多是得到资金雄厚的机构支持的，有些高中的配置跟设备可能是我们的大学都望尘莫及的。比如英国有所高中，它的生物技术课的设备，学生们可以用来检测市场上有哪些食物是用转基因生物做原料的。可以说，这样的实验在中国很多大学都未必能做，更不要说高中了。
中国跟西方国家在教育上的差距始于高中，到了大学，更在方向上拉开距离。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西方国家更注重对学生个性和内在素养的培养，我们却高度关注可以量化的知识。兴趣的积聚使得西方国家的学生在高中开始发力，而我们的很多优秀学生却显得“后劲不足”。这个后劲儿也许并不在于水平，只在于人生方向和动力。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非常多、创新科技发达。因此，我们不妨考虑去适度调整基础教育高学段的培养重点，让学生平稳过渡到高等教育，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笑到最后。
（责 编 莫 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