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结构及路径

    翟坤+周黎+万和

    〔摘要〕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理念和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中的“出场”，为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提供了新的逻辑图式。在马克思主义遭遇“西方话语霸权”的当代性和中国陷入“发展话语缺失”的在场性双重危机时，中国共产党站在“谁之发展、发展谁为”的主体确认和“何为发展、发展为何”的价值追问双重维度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话语，具有深刻而丰富的人学意蕴。推进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转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这需要从人的主体性解放、供给侧改革、治理现代化、文化自信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发展新理念实践转化的人学路径。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人学；主体性；话语；治理

    〔中图分类号〕D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5-0094-08

    一、引言：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出场”视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为我国“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当前，诸如“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1〕的学理认知，却凸显了中国发展正遭遇严重的“西方话语霸权”境遇、马克思主义正面临“话语权被边缘化”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中向马克思主义求教，展示新发展理念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无穷魅力。发展理念本质上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2〕。这就需要我们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论说，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开辟新发展理念的诠释路径，增强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 1. 发展“话语”：困境与突围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我国已逐渐从强调“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话语向突出“科学发展主题”的发展话语转换，但在解决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之后，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决定论”线性思维和经济增长话语桎梏，在“坚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依旧面临“话语”困境。一方面，发展的理论话语呈现出“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缺席”。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处在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发展主义话语逻辑之中，“那种以现代性初期（工业化时代）为物质基础的实践辩证法，特别是被传统教科书简单化、公式化了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线性运动逻辑所呈现的局限性”〔3〕日渐暴露无遗，发展的理论话语亟需“改变自己的形式”，建构超越“片面发展”的“整体发展”话语。另一方面，发展的实践话语又遮蔽了人的主体性。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逻辑，呈现出“重增长轻效益”“重物本轻人本”“见物不见人”的实践图景，造成人的主体性在发展的实践话语中被严重遮蔽。近年来，我们发现，“在发展的‘思想方法上有一种越来越显著的‘人本化趋向，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发展的‘人本意义”〔4〕。可见，超越主体的物化现象，反思发展的工具理性，重塑发展的人文价值，把“人本化”发展新趋向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已成为发展话语的新内涵。五大发展新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对“片面发展”话语的超越和对当代中国发展“话语”困境的突破。 2. 新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解构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内涵、特征、逻辑关系、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但总体上呈现两大倾向：一是对新发展理念的“政策性解读”过多；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对新发展理念的“学理性阐释”不足。我们认为，新发展理念既然是在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双重话语困境中提炼出的新发展话语，就需要以创新的诠释视角对其加以深刻理解，才能有效促进发展的“理论话语”向“实践话语”转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作为哲学范畴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在中国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由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从价值观上强调尊重人到20世纪90年代从学理上说清人、从实践上塑造人的方向发展”〔6〕起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等“改变世界”的主题不断转换，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出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为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学理性阐释提供了新视域。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话语，具有丰富的人学意蕴。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出场”视域，揭示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真理，以增强对新发展理念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性、学理性和实践性。 二、继承发展：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 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時空境遇，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新话语，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 1. 新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主体论 尊重“人的主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革命的主题，又是树立五大发展理念遵循的首要原则。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7〕，启迪着人们发挥自身本质力量，使世界成为人之世界，使人成为世界之人。马克思主义人学主体论魅力在于：它确认了人的发展性、主体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哲学意味，终结了人们对终极真理的跪拜，揭示了人可以在由“人为的”（行为机制）和“为人的”（价值取向）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中利用本质力量，塑造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主体实践能力。人的活动是以劳动为载体的主体性活动，“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8〕，从而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本质。可见，“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9〕，人的主体性塑造就是人这个主体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行动能力的增强，直接表现为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因此，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提出，正是对当代中国发展话语的人学主体论确认。只有认识到人民主体是推动发展理念实践转化的根本力量，才能通过健全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权利共享，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 新发展理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本质论 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清算了人的本质抽象化错误认知，把人重新带回到具象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中揭示了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个人单独劳动，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0〕，“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11〕。所以，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群体性，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的行为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12〕，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3〕。同时，马克思又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沿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揭示了人的类特性，实现了人从“抽象”到“现实”意义世界的切换。一方面，人类在历史走向中通过对象性活动来确证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在现实生产和交往实践中对未来的永不满足性决定了人类发展的时空开放性。可见，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不断为自身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精神产品，给予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和预期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本质论观点，遵循人类主体在生产和交往实践中的基本逻辑，提出了展现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五大发展理念。 3. 新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正义论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普遍正义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14〕同时，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5〕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尽管强调“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16〕，但他发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7〕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正义，决定了分配上的非正义，直接和间接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等价交换”背后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他们（指工人阶级）应当摈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8〕；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超越形式的正义、根治实质的非正义。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自行解决由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社会风险，必须通过制定各类保障措施加以应对，比如国家应为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19〕等，以此明确国家的社会责任。面对当前我国不同群体和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正义论在当代中国的展开，为实现我国公平正义明晰了方向。 4. 新发展理念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论 人是认知、实践和价值主体的统一。价值是客体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主体在社会关系中对自我生命活动的确证；只有从主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才能做出价值评判。马克思是以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建构其价值关系和呈现其价值图景的。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以感觉、激情表现自己需求的对象性存在物，“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20〕。可见，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对象性活动是价值发生的前提。人通过实践活动，按照人的感觉、激情和需要来改造自然、塑造物体、创造属于自己的对象世界，向社会提供物质或精神财富，以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使对象世界为人、为社会、为自己而存在，构成了人对人、人对社会的积极意义。由此，人在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中确认了自我价值。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的最高价值是通过自觉活动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完整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人的对象性活动，引导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展现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论魅力。 5. 新发展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全面发展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马克思认为，人只有通过对象性活动不断促发自我的完善和超越，才能显示出人的本质的客观展开的全面性；而“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1〕，即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直接决定人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由此，人的全面性有其丰富的内容，是人的劳动、社会关系以及人的能力、素质、个性的全方位充分发展。但马克思看到，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22〕，就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诸多限制和改变旧式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否则，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和合理化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们只能从“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23〕，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4〕；随着教育的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和才能的增加，人的社会交往时空也会从地域性交往走向世界历史性普遍交往，人的交往舞台的扩展也成为“个人主体性水平的提高、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增强以及独特人格、气质、精神的塑造”〔25〕的重要途径。五大发展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实施创新驱动、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全面发展论的继承发展。 三、要素体系：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逻辑 五大发展新理念彼此支撑，共同形成了由动力、方法、自然、时空、价值等要素构成的结构体系，回答了人类发展面临的受动性、整体性、共生性、时空性、价值性等问题。 1. 创新发展：新发展理念的人学动力之维 创新是一个政党、国家或民族迈向现代性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寻找发展动力之举。工业革命主导的科技革新驱使人类肆意“改变世界”，不断突破“对象化世界”的制约性，走向高级文明形态。而人类这种率性而为、几乎不受约束的“本质力量”恰恰是由人类创新实践所支撑的。创新是一个复合型动力机制，“它包含技术创新、科学创新、组织制度创新、文化观念创新等多个层面的内容”〔26〕，蕴含着国家发展源泉和个人发展活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领域的创新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的受动性或受制性问题，推动了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既要主动寻求引领发展的动力源泉，又要突破限制发展的瓶颈约束。因此，这就需要深化理论、科技、文化、制度等综合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发展新体制。实施创新发展，关键在人，就是要把人作为决定发展的第一内生因素；推动创新发展，就是要把目光从物的因素投向人的因素、从注重物质资本转向投资人力资本。没有对人的聚焦，没有充分调动人的因素和激发人的活力，既不可能实现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也不可能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提供人才保障，更不可能广泛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实践。 2. 协调发展：新发展理念的人学方法之维 协调发展具有鲜明的整体思维和方法指向。协调是平衡的艺术，它是“道”与“术”的统一。虽然实现协调发展的具体“术”的方法各异，但在“道”的层面上始终是围绕现实的人而展开。所以，我们既要关注“形而上”的发展对人的积极意义，也要审视“形而下”的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当前，中国正遭遇发展“不够”和发展“不和”两种非均衡陷阱。前者表现为发展的数量、规模、质量未能达到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的状况：一些人锦食玉衣、安居乐业，另一些人则风雨不遮、食不果腹，贫富分化严重；后者表现为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身心不和等。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发展的“不够”问题已基本解决、发展的“不和”问题空前凸显。具体来看，既包括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协调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同步，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对抗和人与人利益分化。说到底，还是没有看到“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的“总体性”，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机制遭到破坏。因此，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应该是包容、平衡、整体的发展。需特别强调的是，协调发展同时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难以实现。这就要求在处理发展平衡艺术时，也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3. 绿色发展：新发展理念的人学自然之维 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范式，旨在探索“人-自然-社会”的共生模式，是党的执政观、发展观和自然观的统一。绿色发展是针对我国现阶段集中爆发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生态问题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特定阶段所秉持的经济至上的发展理念及其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27〕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生态问题是人在处理“人-自然-社会”互动关系中所秉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问题。因此，要突破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就需要变革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社会生活和实践的重心也就明确了，那就是不应再对自然的进一步改造中去使之适应于人类，而是需要首先从人的行为人手，即尽可能地减少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干预。〔28〕可见，我们必须在明确“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体的延伸、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上，以“理性生态人”批判“理性经济人”，改进资源利用方式、环境治理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才能促进人同自然的“和解”。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短板”，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的“短腿”。这就需要把绿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然底色，推进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摒弃“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建构起从自然自觉正义走向生态代际正义的生态理性，以“自然本位”和“生态本位”的价值观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后现代”承诺，奠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 4. 开放发展：新发展理念的人学时空之维 当今全球化时代所呈现的人类共性和民族个性、文明进步和生态危机、主体自由和生存歧义、发展差距和文化互补等矛盾背反现象，比任何时期都空前凸显。面对这些似同又异的全球公共性难题，人类社会需要开展开放性的时空对话。开放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因应当今世界珍视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呼吁全球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全球治理权利与义务、凸显经济合作与共赢等公共议题而提出来的。本质上，这是党中央顺应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发展大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类”概念出发〔29〕，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题中之义。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时空观是讨论发展问题的重要维度。当代中国的发展，是被置于全球化过程之中的，是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压缩在同一时空之中而寻求超越进化的发展过程。而人类在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过程中，又“总是面临着环境的刺激和挑战，总要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它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上不断地扩张、延伸，把周围环境中一切异己的或自在的要素变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才能最大限度地肯定和发展自己”〔30〕。因此，开放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时空延展问题，它不仅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提出的新理念，更是中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所展现的责任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把全球发展作为重大关切，以开放的心态和姿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愿景。 5. 共享发展：新发展理念的人学价值之维 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本质，又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旨归，是实践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迈克尔·桑德尔认为，“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是要看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然而当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应得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为何如此时，便产生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31〕，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公平正义问题。但“真正的平等不是以同样的标准对待每个人，而是对每个人的不同需求给予同等的关注。每个人都同等享有自我实现的权利，都有权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社会生活。每个人都能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基础上获得自我的发展”〔32〕。可见，共享发展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分配方式和共享机制让全体人民在发展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它至少包括每个人在机会获得上、利益分配上、成长过程中以及权利实现上的公平，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过程公平和权利公平等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社会正义是超越描述性正义的规范性正义，具有明确的伦理边界和价值关怀，它“关涉社会自由的展现，人的本质和个体权利的保障以及最终意义上人类美好理想的实现等问题”〔33〕。同时，公平正义又是实践的，要使社会公平正义成为现实，就需要以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介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把认识高度、实践深度和推进力度统一起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实践转化：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路径 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视界，不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实现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转化”，需要构建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路径。 1. 尊重主体地位，建构公民身份，增强新发展理念的人学实践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重经济轻民生、重效率轻公平的实践取向，遮蔽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人之主体性。事实上，“发展中的物的价值并不是发展的最核心的价值，物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中介性、服务性的价值，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物的创造背后所体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的意义”〔34〕。因而，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实践，首先需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原则，建构体现现代国家所要求的政治参与、权利意识、公共精神、公民人格的公民主体身份，让全社会成员认识到“发展的实质是拓展人类自身主体性自由”〔35〕。一是，把人作为发展的认知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成为创新的主体和成果分享的主体；二是，重构物本发展与人本发展的关系，把物本发展作为人本发展的手段、把人本发展作为物本发展的归宿，在此意义上，就是坚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看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手段。三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统筹“国际接轨”与“自主发展”，在发展理念实践转化中构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政策体系和实施路径。 2.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厚植新动能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转换亟需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变革；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人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凸显与创新驱动不足等。这就要求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到行动中，从满足人民新需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出发，发挥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性平衡，为经济发展厚植新动能。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36〕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原则，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工作重点，建构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生活体系和意义世界；二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引领“三农”协同发展，统筹推进“物的新农村”“人的新农村”和“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实现“产村相融、宜居宜业”；三是以创新驱动战略引领科技革命，削减无效供给、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业，大力发展创绿色产业，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合理的经济发展格局。 3. 坚持主体协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营造良政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顺应了中国政治从“统治”“管理”走向“治理”的发展趋势。“治理”是围绕“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扩散这个核心展开的，它是“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以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为旨归的治理理念，背后充满着丰富的人学思想”〔37〕。因此，推动社会主体公共诉求的扩散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8〕，是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的重要维度。伴随社会主体的公共性诉求扩散和公共性能力提升，政府与社会合作空间拓宽，为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以治理现代化为内核的“良政善治”体系和促进新发展理念的人学实践提供了可能。一是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协同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关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政府权力向社会公共空间扩散，促进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人民民主扩展。二是全面依法治国，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创新基层民主治理体制和机制，在国家层面不断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在个人层面培育社会主体的主人翁意识、社会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利益诉求表达能力，畅通社会主体政策参与渠道，消除社会公众普遍存在的“公共利益剥夺感”。 4. 坚持以文化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重塑文化自信 文化具有教化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但这些功能的显现，必须把文化作用于“现实的人”，通过“以文化人”的中介机制才能实现。能否通过“以文化人”达到以文养人和以文育人，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对既有“文化”拥有足够自信。没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就没有走向繁荣兴盛的底气。而在文化自信中最具统摄意义的是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因此，要增强全国人民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践的自信力、向心力与凝聚力，就需要懂得文化强国和文化育人的中国逻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文化自信之“魂”，为发展理念的实践主体涵养文化气质。一是，文化决不是固步自封、简单移植和一味盲从，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化创新和文化共享，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多样需求。二是，面对“不少国家竭力抢占价值观的制高点，鼓吹自己价值观的普世意义”〔39〕的话语权争论，我们要学会通古今之变，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在植根于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中构建“讲透”中国发展的话语体系，以此“辨清”国内外各种形貌价值观的纷扰。同时，我们更要学会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时代创造性转化，赋予传统文化鲜活样态，维系好中国发展话语的文化根系。 5. 坚持民生导向，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维护公平正义 近年来，中国在“做大蛋糕”后正面临如何“分好蛋糕”的公平正义问题，诸如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使整个社会陷入不同程度的正义焦虑。从根本上讲，这种正义焦虑源于两大矛盾：“一是在国际上，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与我们的现代性自主发展形成尖锐冲突；二是在国内，功利与道德、科技与人文、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日趋紧张，‘物化现象及其影响干扰着现代性的正常发展。”〔40〕这两大矛盾导致各级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价值的正义关怀。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民生导向，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维护社会正义，将成为党和国家促进发展理念人学实践转化的政治承诺。一是，促进增长型政府向民生型政府转变，把民生改善纳入地方经济社会评价体系；二是，实现以物质增长的经济建设向以民生改善的社会建设转变，以民生改善带动社会建设，促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实现“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变，通过制定针对性社会政策来推进贫困地区、偏远山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脱贫，发挥社会政策的“兜底功能”。同时，在全社会培育公共价值和公共道德，使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公平正义之风。 6. 坚持执政为民，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为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保持政治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圈层治理格局，核心圈层是执政党治理，中观圈层是国家治理，外围圈层是全球治理，中国共产党处于权力结构的中心。可见，党的核心领导是保持新发展理念人学实践转化政治定力的根本保证。因此，面对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观冲击，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继续占领思想和信仰“高地”，能否造就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能否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直接决定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人学实践成效。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为新发展理念的人学实践保持政治定力：一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41〕；二是，把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结合起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党员干部纪律条例，加强党的反腐倡廉法治化建设；三是，把党的工作方法和党的宗旨结合起来，创新群众路线实施机制，积极开展“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五大发展新理念如何引领“十三五”〔J〕.人民论坛，2015，（S2）.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3〕田鹏颖.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社会工程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16，（8）.

    〔4〕李晓西.评《人本发展经济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1）.

    〔5〕朱宗友，张继龙.国内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6，（3）.

    〔6〕韩庆祥.现实逻辑中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4.

    〔7〕〔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0，9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11〕〔16〕〔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97.

    〔12〕〔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9，364.

    〔1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

    〔14〕〔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571.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6.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07.

    〔25〕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19.

    〔26〕郗戈.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21.

    〔27〕何畏.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及其类型划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

    〔28〕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7.

    〔29〕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

    〔30〕张曙光.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36.

    〔31〕〔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9.

    〔3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07.

    〔33〕袁祖社.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社会发展探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9.

    〔34〕邱耕田.发展哲学的五大前沿问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6）.

    〔35〕李元宝.人本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0.

    〔36〕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18.

    〔37〕钟明华，魏传光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1-203.

    〔38〕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39〕沈壮海.文化自信之核是价值观自信〔J〕.求是，2014，（18）.

    〔40〕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7.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1.

    【责任编辑：朱凤霞】党政研究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