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王立峰 潘博
〔摘要〕 当前少数党员存在着政治纪律散漫、贪污腐败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主要可以归因于少数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冲突，并采取了错误的调适策略所致。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包括基于多元角色价值产生的角色冲突、基于角色规范产生的角色冲突、基于角色期望产生的角色冲突。党内政治文化具有表征党员的正确角色期望、筛滤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和契合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需求等功能。因此，要结合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战略部署，基于价值形塑、规范厘定与期望协调来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关键词〕 党员角色冲突，党内政治文化，调适功能
〔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3-0058-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内政治生态渐趋清正。黨的十九大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相关论断，更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引了前进方向。然而，当前依然有部分党员存在腐败、作风问题，其主要表现为角色行为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并未按照党员角色应有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导致党员角色行为偏离标准的成因中，家人与自身的不当需求占据较大比例。近年来腐败行为与家人有关的案例占贪腐官员总案例的八成 〔1 〕，党员因个人贪图享乐而违反党纪与国法的案例也不胜枚举。这些党员之所以违反党纪与国法，是因为其在角色扮演方面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在扮演政治角色的过程中受到了角色丛中其他角色的干扰，因为亲情角色、职业角色、自我角色和其他社会角色的扮演需求而利用手中的权力、金钱与地位等资本获取不当利益，导致党员这一政治角色扮演失败，具体表现即为党员消极运用权力、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当利益及其他违反党纪与国法的行为。
个体在生活中往往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政治角色、亲情角色与职业角色等，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个体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特定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现代人所需扮演的多重角色身份的总和即为“角色丛” 〔2 〕。由于角色丛中的不同角色对个体有不同要求，因此这些角色间往往会互相干扰并在角色扮演中造成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其他角色干扰政治角色扮演，导致扮演角色丛中不同角色时产生冲突，这种角色冲突往往体现为由于角色之间的矛盾、个人或角色相关者对于角色期待所引起冲突而造成个体产生的心理失常或角色扮演困难等现象 〔3 〕。角色冲突会使个体寻找调适策略，进而选择一种自身能接受的行动方案，调适策略的选择会对个体的角色扮演产生较大影响。在这种个体角色扮演中，其他角色对政治角色形成干扰的实质是扮演不同角色的需求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利益方面的，可能是价值方面的，也可能是二者兼有。党员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在扮演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政治角色的同时，也可能兼备其他不同角色，如亲情角色、自我角色与职业角色等，其产生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亦较高。这些角色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亦因此而具有不同的需求与追求。党组织吸纳的是社会精英分子，其一般掌握一定的各类社会资本，但是大部分党员工作在体制内，其收入水平、获取资源的能力均处于社会一般水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当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反对小集团与阳奉阴违等。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凸显，在拜金、功利等错误价值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党员因自身的享乐、攀比心理、权力地位乃至亲属的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与留学移民等需求，很可能与扮演党员角色的要求产生冲突，如果党员对于多重角色冲突的调适不当，那么其在价值排序与个体行为方面很可能会脱离党员的应有标准，从而走上阳奉阴违，不作为甚至违纪违法的道路。
上述现实问题凸显了党员角色冲突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对于党员角色冲突这一命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尚不充分，对冲突的类型与成因并无细致剖析，基于问题而构建的具有针对性的调适策略更是阙如。对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与成因进行梳理，并据此探究调适党员角色冲突的策略，就成为当前治理党员腐败与作风问题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
二、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及成因分析
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应基于对冲突类型及其成因的梳理与分析之上，只有切实把握角色冲突的类型及其成因，才能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角色冲突理论认为，个体角色冲突的形成可能由多方面因素导致，学者根据研究侧重给出了不同解释，但总体上主要包括对角色定位与价值认知出现问题、各类规范模糊与失范、他人对其角色期望过高与多重期望对个体造成困扰等几类原因，这些解释为归纳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与成因提供了基本框架。结合党员政治角色的自身特征与其角色冲突的现实表征，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可以被归纳为基于角色价值、角色规范与角色期望而产生的冲突。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及成因如图1所示。
（一）基于多元角色价值产生的角色冲突
角色价值体现了扮演某种角色对于个体价值性需求的满足，是角色对于个体意义的高度抽象，其引导个体对于某一角色的基本定位。不同的角色对于价值的追求与认同标准存在差异，因不同角色的价值需求而形成的价值冲突是导致角色冲突的重要成因。国内学者张彦指出，价值排序反映了主体选择和评价周围客观事物的准则与看法，是行为的内部动力 〔4 〕。角色价值导致的冲突往往导致个体以价值排序的方式加以调适，而这种角色排序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取向，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党员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员在自身各层次的需求出现冲突时，应当首先以满足自我实现层次的需要为第一要务，在价值排序中将奉献、公正、廉洁等价值置于首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党员会获得归属、尊重等其他层次需求的满足。然而在现实中，随着享乐、逐利等价值与传统政治文化糟粕对党员角色价值的侵蚀，当不同角色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部分党员与党组织这一共同体的价值排序出现了不一致。因此，当少数党员进行错误的角色价值排序后，政治身份、职业权力难免就会异化为其谋求自身享乐、为亲朋谋取利益与经营交际圈子的工具，党员违纪违法等现象的接踵浮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基于角色规范产生的角色冲突
角色规范是指社会所决定的角色的行为要求或行为模式 〔5 〕53，是个体在角色扮演中必须依循的规则。角色的社交规范是角色规范中的重要部分，这里所讲的角色社交规范是指党员处理自身与他人社会交往关系时的规范，包括社会交际的对象、内容与形式等。党内法规对党员的社交规范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组织老乡会、老友会、婚丧嫁娶操办的桌数、礼金等均有“红线”规定，越过“红线”要受到相应处罚。中国属于人情社会，也是重视面子的社会。面子催生了人情交换，而人情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完成了社会资本的交换功能，关系网在人情交换中逐渐形成，并成为人情交换的重要渠道。关系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人脉资本、物质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捷径，也为通过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裙带关系等方式违法牟利提供了重要的滋生土壤 〔6 〕267，因此对党员社交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部分党员干部却表现出了角色适应困难，这些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并对此产生了抵触情绪。如2015年深圳市记者暗访该市部分退休党员干部遭到殴打及武汉警方晒吃盒饭照片叫板媒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体现了在对党员社交进行严格监管的情境中，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角色冲突与适应困难。
（三）基于角色期望产生的角色冲突
奚丛清将角色期望的内涵界定为角色扮演者或角色相关者对于个体在扮演角色中应有行为的期待 〔7 〕100，是对角色行为的具体权利、义务与责任等内容的概括，由不同角色相关者对于角色的期望与个体自身对于角色的期望两部分组成。基于角色期望的冲突包含了上述两方面的冲突。党员这一政治角色被赋予了社会优秀分子的内涵，其往往被亲人、朋友及社会赋予较高期望，而且由于光环效应的影响，外界与个体往往对角色扮演者的物质收入水平也具有较高期望。外在的角色期望对于个体的角色扮演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这一过程并非表现为机械性的作用，而是因个体对于角色规范、期望的理解与接受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的行为结果。现实中，一方面，党员很多从事的都是体制内工作，工资待遇比照私企低，物质生活质量与角色期望可能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党员是对于个人思想先进、业务精进的一种肯定，但并非升官发财、寻租牟利的“护身符”。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可能会使部分党员心态失衡、自尊受损，导致其进取意识、奉献意识与自律意识遭受损伤。因此当部分角色相关者与党员个体对党员这一角色认知与期望出现偏差时，出于满足自尊需求、弥补收益差距等动机，有些党员便会“另辟蹊径”，以通过违纪违法的手段谋取的收益来维持自身或外在对于党员角色的错误期望。
三、党内政治文化：调适党员角色冲突的可行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形成并传播的一种政治文化，具备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特征与功能，但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特殊性，即其蕴含的对优秀道德品质、高尚政治信仰、高度政治觉悟及积极实践精神等品质的追求 〔8 〕。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界定。在探讨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进行有效调适的可行性之前，应当首先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学术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其内涵核心是与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紧密相关的。关于政治文化，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从两个进路对其内涵展开界定。国外学者一般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个体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与态度，并探讨了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评价等方面内容。国内学者则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心理多个层面来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界定 〔9 〕11，不同学者从不同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治文化的内涵。当前我国党内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10 〕，虽然当前党内文化场域中还存在少量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成分，但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党内文化中的少量糟粕成分终将得到彻底净化。结合上述学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与党内政治文化自身的特征，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党内思想文化环境与经济社会制度，经过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而积淀于党员心理层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汇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内核 〔11 〕，以党章对于党员的要求来形塑党员个体对于政治体系及在体系中自我角色的态度与评价，对党员扮演政治角色者的行为、政治要求的内容与对法律的反应具有正面影响。
（一）党内政治文化表征了党员的正确角色期望
角色定位是党员个体对于角色认知的核心。角色定位蕴含着角色价值，体现了角色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角色扮演者和他人对于该角色的期望 〔12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宗旨与信仰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涵括了角色背后高尚的政治价值，如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等，是党员角色价值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亦对党员权利与义务具有认知、教化与规训功能。权利与义务是角色构成的重要部分，是角色行为规范的核心要件。作为党内重要的制度文化，党章及一系列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政治生活、党员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亦确立了对党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问责、处分等，为个体如何扮演党员角色提供了指引。此外，党内政治文化是纠正角色期望偏差的有效路径。党员在角色实践中往往会遭遇与角色预期不符的情况，从而产生心理上的落差体验。这种偏差可能基于自身对于角色的期待，亦可能是来自他人或社会对于角色的期待，均会对个体的行为造成影响。强调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与担当使命的角色价值与规范已经印刻在党内政治文化之中，新时代的党员精神与优秀党员典型等文化符号都为如何协调角色期望偏差与克服角色扮演困难提供了榜样，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到党员的认知结构当中。
（二）党内政治文化对错误角色文化信息具有筛滤作用
黨内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场域，其具备一定的信息筛滤功能，这些筛滤功能通过培育党员屏蔽错误角色文化信息的认知偏好、构建稳固有效的信息筛滤路径等机制来实现。首先，政治文化对信息筛滤机制的典型作用机制是政治文化对早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信息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抗拒 〔13 〕145，这一机制通过文化对党员归属感的满足发挥作用 〔14 〕。作为归属感维系的结果，党员会认同这一文化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并坚持这一文化传统 〔15 〕97-99。对党内政治文化这一特定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形成归属感的党员个体会形成稳定的文化接受偏好与价值体系，当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与这一偏好与体系冲突后，党员个体往往会坚持既有文化传统，将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筛滤后加以排除。其次，各级党委、官方媒体等具备信息社会化功能的组织或路径往往发挥着对信息源的筛滤作用。政治精英的意见在通过政治文化要求信任的群体、组织或路径传播后往往能够左右公众的意见，而与这些意见不符的信息则往往会被上述群体、组织或路径筛滤排除。党内政治文化要求全体党员服从中央权威与指示精神，服从各级党委的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积极通过各类官方媒体了解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与指示精神。在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各级党委与官方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将党中央对全体党员的思想、作风与纪律等方面的要求传播到党员个体这一接收端，一些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则被上述组织筛滤排除，从而使党中央的相关要求更为有效地内化到党员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当中。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功能契合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需求
党内政治文化具备社会化功能，即执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和策略， 向广大党员宣传党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党内政治文化为党员习得正确角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这一场域为党员学习调适角色心理、调节自身角色冲突提供了主要的信息源，从而在形塑党员的角色价值观、角色行为观、角色期望观与提供角色冲突调适策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角色定位、角色规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无论是从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还是党内法规的制度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所培育的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培育党员角色意识、强化党员角色价值认同、明晰党员角色规范及引导党员的价值等方面来展开的，党内政治文化作用于党员关于角色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形成了关于角色的态度，继而形成了协调角色间关系、预防角色冲突趋向与调适角色冲突的策略。这些策略信息将作为替代性经验，在党内政治文化这一信息场域中被党员习得，从而为党员调适自身存在的角色冲突提供了可靠依循。
四、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应以冲突类型与成因为标靶，并在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功能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围绕上文所述的三种党员角色冲突类型，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可以从价值、规范与期望维度进行强化。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调适功能的核心逻辑如图2所示。
（一）基于角色价值冲突的调适功能
角色价值是党员满足自我效能需求、评估角色意义以及获得角色扮演动力的核心要素，由角色价值而导致党员角色冲突的根源在于个体价值体系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党员个体对角色价值的认知与评价偏离正确轨道。价值体系是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内容，文化更容易通过社会化过程形塑个体的价值体系。党内政治文化应当充分将调适党员角色冲突与自身的角色价值形塑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整与形塑党员个体对于角色价值的认知与评价来调适其存在的价值冲突。
第一，角色价值的清理功能。价值清理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的洞察和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净化 〔16 〕。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少数党员的入党动机是错误的，即入党是为了获取体制内工作的通行证，是为日后更好的职业发展积累资本。上述错误的价值认知是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背离的，因此必须得到纠正。这就要求党内政治文化针对部分党员错误的入党动机与角色价值认知，在对党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清除部分党员在政治角色上附着的利己、特权等错误价值，严正指出遵循这些价值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强化党员对于正确政治角色价值的角色认知与正向情感。
第二，角色價值的排序功能。党内政治文化如果要充分发挥角色价值排序功能，就必须在结构中构建价值排序的标准。角色价值排序标准的拟定必须考虑到党员的主体性，即在充分考量党员主观认知与情感后方能设定排序标尺。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在综合考量党员的主观体验后拟定标准，这些主观体验包括成就感、存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等。这些主观感受分别在不同方面满足了个体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推动了党员不同角色价值的实现，有效缓解了党员因角色价值冲突而导致的紧张感。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角色价值排序在强调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的同时，亦需兼顾党员其他物质、精神与关系价值的需求，将家庭幸福、职业发展、个人享受等利益价值诉求与遵纪守法相统一，在以政治角色价值为最高价值的同时，确保其成就感、存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的体验，从而使各个角色价值统一在党员政治角色的自我实现当中。
（二）基于角色规范冲突的调适功能
社交规范是角色规范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党员角色冲突调适应当着重关注的领域。这一功能的强化需要通过拟定正常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标准，同时纠正部分党员对于相关党内法规的错误认知来完成。党内政治文化在调适政治角色冲突方面，应当以树立对相关党内法规的正确认知态度为核心，辅之以对于错误认知的纠偏与对于公民社会契约文化的教化，最终将传统文化中关系文化的部分糟粕成分清除出党员的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当中。
第一，厘清政治角色社会关系的判定标准，即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内容与社会交往形式是符合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规定的，不违反中央政治纪律设定的“红线”。如老乡会等聚会问题，中纪委就曾为党员领导干部设立过标准，如不能组织、参加各种联谊会及借机编织“关系网”等。关于婚丧喜庆事宜的操办问题，中央和各地出台的规定与细则基本内容均包含了限定人数桌数、限定礼金金额与限定宾客身份等多项内容。这些细则与解释明晰了全面从严治党关于社会关系的具体要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的边界，既让广大党员干部有章可循，又消除了部分党员心中对于规定的不解与抵触情绪，确立了党员正确的政治角色规范。
第二，以牢固树立党员的契约意识来破解人情关系对社交规范的负面影响。中国是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将人情置于法治之上，那么人情关系难免会蜕变成为利益输送的链条，成为破坏法治的因素。法治社会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契约意识，即认同以契约作为社会资本交换的主要媒介，崇尚自由合意、公正平等、权责对等与互助公益等价值取向，提倡依靠法律规范约束进行交换，其在价值取向、依循规则等方面都与人情意识相左①，牢固树立契约意识将有效破解人情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西方的平等、立信等契约文化资源都可以被整合到党内政治文化当中，以政治文化的认知、教化与规范功能来培育党员角色的契约意识，剔除错误的人情意识，使党员以党性思维、党纪思维与法治思维来指导自身角色行为。
（三）基于角色期望冲突的调适功能
角色期望往往会给角色扮演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即如果角色扮演不符合期待，那么其可能会被认为在能力或态度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对角色扮演者的自尊造成一定损害。在角色扮演与自己或他人期望严重相左的情境中，个体在压力体验之下很容易产生角色冲突，调适不当则很可能导致角色扮演的失败。党内政治文化对于角色冲突的调适可以从调节个体角色期望压力入手，通过调整导致党员个体压力源的相关因素来强化其调适功能。
第一，外部期望信息的筛滤功能。外部的角色期望被党员个体接受，要经历信息的接收、加工和认知结构整合等诸多过程。当前社会“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及封建小农意识等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依然存在，工具理性等思潮亦有抬头的趋势，这些都造成了不良外部角色期望的形成，部分党员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期望信息而导致了角色认知的偏差 〔17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是一个内部文化环境，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形式对党员产生影响。其应当针对上述两种外部角色期望建立筛滤机制，明确将其清除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并应当在内涵中积极整合正确的外部角色期待，如在角色地位方面，强调党员不是特权阶层；在破除利己意识方面，强调党员与其他群众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奉献社会就是造福自己与家人等。党内政治文化应当以正确的外部角色期待作为筛滤机制的一部分，进而对社会氛围、党内氛围进行正向、积极的引导，破除因外部错误的角色期望而造成党员角色扮演失败的可能。
第二，党员个体角色期望的形塑功能。首先，对于少数入党动机错误的党员来说，当政治角色期望与角色实践不符时，这些党员可能会产生沮丧、畏难等情绪，形成关于角色的错误态度，进而形成了种种角色错位的表现②，如权力寻租、为官不为等违反党纪与国法的行为。作为自我期望形塑功能的一部分，党内政治文化需要提升个体关于党员这一角色期望的明确程度，并纠正党员错误的自我角色期望。其次，绝大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是正确的，认为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是实现自我的途径；但是理想与现实需求的冲突、现实中的角色与自身扮演的其他角色的冲突又往往令部分党员对自身本初的角色期望产生质疑。党员对于角色期望的清晰程度会对其实际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党员对于角色认知模糊，将很容易在工作中形成焦虑情绪及工作压力，进而导致角色冲突。这就需要党内政治文化充分提升党员对政治角色期望的清晰度，使其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挫折形成准确预期，并对挫折所具有的意义形成积极态度，掌握预防与调适角色冲突的有效策略，从而提升其政治角色的扮演能力。
注 释：
①与人情社会交换中的特殊主义、熟人原则及道德约束等特征不同，契约社会崇尚平等、协商与一视同仁，且依循契约、依靠法律保障来完成交换。因此，反映到意识层面，契约意识与人情意识在价值取向、处事原则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是相左的。参见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社会科学》 2011年第9期。
②角色错位是指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与社会、群体、组织、他人的期待和要求不相符合的行为。参见奚丛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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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
〔摘要〕 当前少数党员存在着政治纪律散漫、贪污腐败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主要可以归因于少数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冲突，并采取了错误的调适策略所致。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包括基于多元角色价值产生的角色冲突、基于角色规范产生的角色冲突、基于角色期望产生的角色冲突。党内政治文化具有表征党员的正确角色期望、筛滤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和契合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需求等功能。因此，要结合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战略部署，基于价值形塑、规范厘定与期望协调来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关键词〕 党员角色冲突，党内政治文化，调适功能
〔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3-0058-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内政治生态渐趋清正。黨的十九大关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相关论断，更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引了前进方向。然而，当前依然有部分党员存在腐败、作风问题，其主要表现为角色行为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并未按照党员角色应有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导致党员角色行为偏离标准的成因中，家人与自身的不当需求占据较大比例。近年来腐败行为与家人有关的案例占贪腐官员总案例的八成 〔1 〕，党员因个人贪图享乐而违反党纪与国法的案例也不胜枚举。这些党员之所以违反党纪与国法，是因为其在角色扮演方面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在扮演政治角色的过程中受到了角色丛中其他角色的干扰，因为亲情角色、职业角色、自我角色和其他社会角色的扮演需求而利用手中的权力、金钱与地位等资本获取不当利益，导致党员这一政治角色扮演失败，具体表现即为党员消极运用权力、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当利益及其他违反党纪与国法的行为。
个体在生活中往往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政治角色、亲情角色与职业角色等，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个体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特定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现代人所需扮演的多重角色身份的总和即为“角色丛” 〔2 〕。由于角色丛中的不同角色对个体有不同要求，因此这些角色间往往会互相干扰并在角色扮演中造成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其他角色干扰政治角色扮演，导致扮演角色丛中不同角色时产生冲突，这种角色冲突往往体现为由于角色之间的矛盾、个人或角色相关者对于角色期待所引起冲突而造成个体产生的心理失常或角色扮演困难等现象 〔3 〕。角色冲突会使个体寻找调适策略，进而选择一种自身能接受的行动方案，调适策略的选择会对个体的角色扮演产生较大影响。在这种个体角色扮演中，其他角色对政治角色形成干扰的实质是扮演不同角色的需求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利益方面的，可能是价值方面的，也可能是二者兼有。党员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在扮演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政治角色的同时，也可能兼备其他不同角色，如亲情角色、自我角色与职业角色等，其产生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亦较高。这些角色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亦因此而具有不同的需求与追求。党组织吸纳的是社会精英分子，其一般掌握一定的各类社会资本，但是大部分党员工作在体制内，其收入水平、获取资源的能力均处于社会一般水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当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反对小集团与阳奉阴违等。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凸显，在拜金、功利等错误价值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党员因自身的享乐、攀比心理、权力地位乃至亲属的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与留学移民等需求，很可能与扮演党员角色的要求产生冲突，如果党员对于多重角色冲突的调适不当，那么其在价值排序与个体行为方面很可能会脱离党员的应有标准，从而走上阳奉阴违，不作为甚至违纪违法的道路。
上述现实问题凸显了党员角色冲突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对于党员角色冲突这一命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尚不充分，对冲突的类型与成因并无细致剖析，基于问题而构建的具有针对性的调适策略更是阙如。对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与成因进行梳理，并据此探究调适党员角色冲突的策略，就成为当前治理党员腐败与作风问题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
二、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及成因分析
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应基于对冲突类型及其成因的梳理与分析之上，只有切实把握角色冲突的类型及其成因，才能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角色冲突理论认为，个体角色冲突的形成可能由多方面因素导致，学者根据研究侧重给出了不同解释，但总体上主要包括对角色定位与价值认知出现问题、各类规范模糊与失范、他人对其角色期望过高与多重期望对个体造成困扰等几类原因，这些解释为归纳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与成因提供了基本框架。结合党员政治角色的自身特征与其角色冲突的现实表征，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可以被归纳为基于角色价值、角色规范与角色期望而产生的冲突。党员角色冲突的类型及成因如图1所示。
（一）基于多元角色价值产生的角色冲突
角色价值体现了扮演某种角色对于个体价值性需求的满足，是角色对于个体意义的高度抽象，其引导个体对于某一角色的基本定位。不同的角色对于价值的追求与认同标准存在差异，因不同角色的价值需求而形成的价值冲突是导致角色冲突的重要成因。国内学者张彦指出，价值排序反映了主体选择和评价周围客观事物的准则与看法，是行为的内部动力 〔4 〕。角色价值导致的冲突往往导致个体以价值排序的方式加以调适，而这种角色排序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取向，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党员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员在自身各层次的需求出现冲突时，应当首先以满足自我实现层次的需要为第一要务，在价值排序中将奉献、公正、廉洁等价值置于首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党员会获得归属、尊重等其他层次需求的满足。然而在现实中，随着享乐、逐利等价值与传统政治文化糟粕对党员角色价值的侵蚀，当不同角色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部分党员与党组织这一共同体的价值排序出现了不一致。因此，当少数党员进行错误的角色价值排序后，政治身份、职业权力难免就会异化为其谋求自身享乐、为亲朋谋取利益与经营交际圈子的工具，党员违纪违法等现象的接踵浮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基于角色规范产生的角色冲突
角色规范是指社会所决定的角色的行为要求或行为模式 〔5 〕53，是个体在角色扮演中必须依循的规则。角色的社交规范是角色规范中的重要部分，这里所讲的角色社交规范是指党员处理自身与他人社会交往关系时的规范，包括社会交际的对象、内容与形式等。党内法规对党员的社交规范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组织老乡会、老友会、婚丧嫁娶操办的桌数、礼金等均有“红线”规定，越过“红线”要受到相应处罚。中国属于人情社会，也是重视面子的社会。面子催生了人情交换，而人情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完成了社会资本的交换功能，关系网在人情交换中逐渐形成，并成为人情交换的重要渠道。关系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人脉资本、物质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捷径，也为通过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裙带关系等方式违法牟利提供了重要的滋生土壤 〔6 〕267，因此对党员社交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部分党员干部却表现出了角色适应困难，这些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并对此产生了抵触情绪。如2015年深圳市记者暗访该市部分退休党员干部遭到殴打及武汉警方晒吃盒饭照片叫板媒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体现了在对党员社交进行严格监管的情境中，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角色冲突与适应困难。
（三）基于角色期望产生的角色冲突
奚丛清将角色期望的内涵界定为角色扮演者或角色相关者对于个体在扮演角色中应有行为的期待 〔7 〕100，是对角色行为的具体权利、义务与责任等内容的概括，由不同角色相关者对于角色的期望与个体自身对于角色的期望两部分组成。基于角色期望的冲突包含了上述两方面的冲突。党员这一政治角色被赋予了社会优秀分子的内涵，其往往被亲人、朋友及社会赋予较高期望，而且由于光环效应的影响，外界与个体往往对角色扮演者的物质收入水平也具有较高期望。外在的角色期望对于个体的角色扮演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这一过程并非表现为机械性的作用，而是因个体对于角色规范、期望的理解与接受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的行为结果。现实中，一方面，党员很多从事的都是体制内工作，工资待遇比照私企低，物质生活质量与角色期望可能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党员是对于个人思想先进、业务精进的一种肯定，但并非升官发财、寻租牟利的“护身符”。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可能会使部分党员心态失衡、自尊受损，导致其进取意识、奉献意识与自律意识遭受损伤。因此当部分角色相关者与党员个体对党员这一角色认知与期望出现偏差时，出于满足自尊需求、弥补收益差距等动机，有些党员便会“另辟蹊径”，以通过违纪违法的手段谋取的收益来维持自身或外在对于党员角色的错误期望。
三、党内政治文化：调适党员角色冲突的可行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形成并传播的一种政治文化，具备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特征与功能，但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特殊性，即其蕴含的对优秀道德品质、高尚政治信仰、高度政治觉悟及积极实践精神等品质的追求 〔8 〕。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界定。在探讨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进行有效调适的可行性之前，应当首先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学术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其内涵核心是与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紧密相关的。关于政治文化，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从两个进路对其内涵展开界定。国外学者一般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个体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与态度，并探讨了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评价等方面内容。国内学者则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心理多个层面来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界定 〔9 〕11，不同学者从不同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治文化的内涵。当前我国党内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10 〕，虽然当前党内文化场域中还存在少量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成分，但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党内文化中的少量糟粕成分终将得到彻底净化。结合上述学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与党内政治文化自身的特征，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党内思想文化环境与经济社会制度，经过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而积淀于党员心理层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汇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内核 〔11 〕，以党章对于党员的要求来形塑党员个体对于政治体系及在体系中自我角色的态度与评价，对党员扮演政治角色者的行为、政治要求的内容与对法律的反应具有正面影响。
（一）党内政治文化表征了党员的正确角色期望
角色定位是党员个体对于角色认知的核心。角色定位蕴含着角色价值，体现了角色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角色扮演者和他人对于该角色的期望 〔12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宗旨与信仰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涵括了角色背后高尚的政治价值，如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等，是党员角色价值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亦对党员权利与义务具有认知、教化与规训功能。权利与义务是角色构成的重要部分，是角色行为规范的核心要件。作为党内重要的制度文化，党章及一系列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政治生活、党员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亦确立了对党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问责、处分等，为个体如何扮演党员角色提供了指引。此外，党内政治文化是纠正角色期望偏差的有效路径。党员在角色实践中往往会遭遇与角色预期不符的情况，从而产生心理上的落差体验。这种偏差可能基于自身对于角色的期待，亦可能是来自他人或社会对于角色的期待，均会对个体的行为造成影响。强调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与担当使命的角色价值与规范已经印刻在党内政治文化之中，新时代的党员精神与优秀党员典型等文化符号都为如何协调角色期望偏差与克服角色扮演困难提供了榜样，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到党员的认知结构当中。
（二）党内政治文化对错误角色文化信息具有筛滤作用
黨内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场域，其具备一定的信息筛滤功能，这些筛滤功能通过培育党员屏蔽错误角色文化信息的认知偏好、构建稳固有效的信息筛滤路径等机制来实现。首先，政治文化对信息筛滤机制的典型作用机制是政治文化对早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信息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抗拒 〔13 〕145，这一机制通过文化对党员归属感的满足发挥作用 〔14 〕。作为归属感维系的结果，党员会认同这一文化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并坚持这一文化传统 〔15 〕97-99。对党内政治文化这一特定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形成归属感的党员个体会形成稳定的文化接受偏好与价值体系，当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与这一偏好与体系冲突后，党员个体往往会坚持既有文化传统，将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筛滤后加以排除。其次，各级党委、官方媒体等具备信息社会化功能的组织或路径往往发挥着对信息源的筛滤作用。政治精英的意见在通过政治文化要求信任的群体、组织或路径传播后往往能够左右公众的意见，而与这些意见不符的信息则往往会被上述群体、组织或路径筛滤排除。党内政治文化要求全体党员服从中央权威与指示精神，服从各级党委的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积极通过各类官方媒体了解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与指示精神。在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各级党委与官方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将党中央对全体党员的思想、作风与纪律等方面的要求传播到党员个体这一接收端，一些错误的角色文化信息则被上述组织筛滤排除，从而使党中央的相关要求更为有效地内化到党员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当中。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功能契合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需求
党内政治文化具备社会化功能，即执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和策略， 向广大党员宣传党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党内政治文化为党员习得正确角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这一场域为党员学习调适角色心理、调节自身角色冲突提供了主要的信息源，从而在形塑党员的角色价值观、角色行为观、角色期望观与提供角色冲突调适策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角色定位、角色规范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无论是从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还是党内法规的制度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所培育的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培育党员角色意识、强化党员角色价值认同、明晰党员角色规范及引导党员的价值等方面来展开的，党内政治文化作用于党员关于角色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形成了关于角色的态度，继而形成了协调角色间关系、预防角色冲突趋向与调适角色冲突的策略。这些策略信息将作为替代性经验，在党内政治文化这一信息场域中被党员习得，从而为党员调适自身存在的角色冲突提供了可靠依循。
四、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
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应以冲突类型与成因为标靶，并在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功能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围绕上文所述的三种党员角色冲突类型，党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功能可以从价值、规范与期望维度进行强化。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角色冲突调适功能的核心逻辑如图2所示。
（一）基于角色价值冲突的调适功能
角色价值是党员满足自我效能需求、评估角色意义以及获得角色扮演动力的核心要素，由角色价值而导致党员角色冲突的根源在于个体价值体系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党员个体对角色价值的认知与评价偏离正确轨道。价值体系是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内容，文化更容易通过社会化过程形塑个体的价值体系。党内政治文化应当充分将调适党员角色冲突与自身的角色价值形塑功能相结合，通过调整与形塑党员个体对于角色价值的认知与评价来调适其存在的价值冲突。
第一，角色价值的清理功能。价值清理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的洞察和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净化 〔16 〕。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少数党员的入党动机是错误的，即入党是为了获取体制内工作的通行证，是为日后更好的职业发展积累资本。上述错误的价值认知是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背离的，因此必须得到纠正。这就要求党内政治文化针对部分党员错误的入党动机与角色价值认知，在对党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清除部分党员在政治角色上附着的利己、特权等错误价值，严正指出遵循这些价值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强化党员对于正确政治角色价值的角色认知与正向情感。
第二，角色價值的排序功能。党内政治文化如果要充分发挥角色价值排序功能，就必须在结构中构建价值排序的标准。角色价值排序标准的拟定必须考虑到党员的主体性，即在充分考量党员主观认知与情感后方能设定排序标尺。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在综合考量党员的主观体验后拟定标准，这些主观体验包括成就感、存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等。这些主观感受分别在不同方面满足了个体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推动了党员不同角色价值的实现，有效缓解了党员因角色价值冲突而导致的紧张感。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角色价值排序在强调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的同时，亦需兼顾党员其他物质、精神与关系价值的需求，将家庭幸福、职业发展、个人享受等利益价值诉求与遵纪守法相统一，在以政治角色价值为最高价值的同时，确保其成就感、存在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的体验，从而使各个角色价值统一在党员政治角色的自我实现当中。
（二）基于角色规范冲突的调适功能
社交规范是角色规范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党员角色冲突调适应当着重关注的领域。这一功能的强化需要通过拟定正常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标准，同时纠正部分党员对于相关党内法规的错误认知来完成。党内政治文化在调适政治角色冲突方面，应当以树立对相关党内法规的正确认知态度为核心，辅之以对于错误认知的纠偏与对于公民社会契约文化的教化，最终将传统文化中关系文化的部分糟粕成分清除出党员的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当中。
第一，厘清政治角色社会关系的判定标准，即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内容与社会交往形式是符合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规定的，不违反中央政治纪律设定的“红线”。如老乡会等聚会问题，中纪委就曾为党员领导干部设立过标准，如不能组织、参加各种联谊会及借机编织“关系网”等。关于婚丧喜庆事宜的操办问题，中央和各地出台的规定与细则基本内容均包含了限定人数桌数、限定礼金金额与限定宾客身份等多项内容。这些细则与解释明晰了全面从严治党关于社会关系的具体要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的边界，既让广大党员干部有章可循，又消除了部分党员心中对于规定的不解与抵触情绪，确立了党员正确的政治角色规范。
第二，以牢固树立党员的契约意识来破解人情关系对社交规范的负面影响。中国是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将人情置于法治之上，那么人情关系难免会蜕变成为利益输送的链条，成为破坏法治的因素。法治社会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契约意识，即认同以契约作为社会资本交换的主要媒介，崇尚自由合意、公正平等、权责对等与互助公益等价值取向，提倡依靠法律规范约束进行交换，其在价值取向、依循规则等方面都与人情意识相左①，牢固树立契约意识将有效破解人情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西方的平等、立信等契约文化资源都可以被整合到党内政治文化当中，以政治文化的认知、教化与规范功能来培育党员角色的契约意识，剔除错误的人情意识，使党员以党性思维、党纪思维与法治思维来指导自身角色行为。
（三）基于角色期望冲突的调适功能
角色期望往往会给角色扮演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即如果角色扮演不符合期待，那么其可能会被认为在能力或态度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对角色扮演者的自尊造成一定损害。在角色扮演与自己或他人期望严重相左的情境中，个体在压力体验之下很容易产生角色冲突，调适不当则很可能导致角色扮演的失败。党内政治文化对于角色冲突的调适可以从调节个体角色期望压力入手，通过调整导致党员个体压力源的相关因素来强化其调适功能。
第一，外部期望信息的筛滤功能。外部的角色期望被党员个体接受，要经历信息的接收、加工和认知结构整合等诸多过程。当前社会“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及封建小农意识等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依然存在，工具理性等思潮亦有抬头的趋势，这些都造成了不良外部角色期望的形成，部分党员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期望信息而导致了角色认知的偏差 〔17 〕。党内政治文化系统是一个内部文化环境，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形式对党员产生影响。其应当针对上述两种外部角色期望建立筛滤机制，明确将其清除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并应当在内涵中积极整合正确的外部角色期待，如在角色地位方面，强调党员不是特权阶层；在破除利己意识方面，强调党员与其他群众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奉献社会就是造福自己与家人等。党内政治文化应当以正确的外部角色期待作为筛滤机制的一部分，进而对社会氛围、党内氛围进行正向、积极的引导，破除因外部错误的角色期望而造成党员角色扮演失败的可能。
第二，党员个体角色期望的形塑功能。首先，对于少数入党动机错误的党员来说，当政治角色期望与角色实践不符时，这些党员可能会产生沮丧、畏难等情绪，形成关于角色的错误态度，进而形成了种种角色错位的表现②，如权力寻租、为官不为等违反党纪与国法的行为。作为自我期望形塑功能的一部分，党内政治文化需要提升个体关于党员这一角色期望的明确程度，并纠正党员错误的自我角色期望。其次，绝大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是正确的，认为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是实现自我的途径；但是理想与现实需求的冲突、现实中的角色与自身扮演的其他角色的冲突又往往令部分党员对自身本初的角色期望产生质疑。党员对于角色期望的清晰程度会对其实际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党员对于角色认知模糊，将很容易在工作中形成焦虑情绪及工作压力，进而导致角色冲突。这就需要党内政治文化充分提升党员对政治角色期望的清晰度，使其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挫折形成准确预期，并对挫折所具有的意义形成积极态度，掌握预防与调适角色冲突的有效策略，从而提升其政治角色的扮演能力。
注 释：
①与人情社会交换中的特殊主义、熟人原则及道德约束等特征不同，契约社会崇尚平等、协商与一视同仁，且依循契约、依靠法律保障来完成交换。因此，反映到意识层面，契约意识与人情意识在价值取向、处事原则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是相左的。参见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社会科学》 2011年第9期。
②角色错位是指角色扮演者的实际表现与社会、群体、组织、他人的期待和要求不相符合的行为。参见奚丛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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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