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使臣金允植与李鸿章
[摘要]1881年10月，金允植作为朝鲜领选使率团前往中国，经北京，赴保定、天津，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人士多次笔谈。在前后近一年时间里，《天津谈草》记录了42次谈草情况；随行的朝鲜朝工匠、儒生则在天津洋务工厂学习。此次使行使金允植与中国最重要的一批洋务派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对中国的洋务情况有了深入的认识；通过多次笔谈，金允植还了解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签约的相关问题。在此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金允植充当向导，带领清兵平定了叛乱，也提升了他在朝鲜政坛的地位。此次使行是近代朝鲜积极主动通过清朝学习西方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对金允植的人生以及朝鲜近代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金允植；李鸿章；《天津谈草》；壬午兵变；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K3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60-11
[收稿日期]2017-10-11
[作者简介]孙卫国，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明清史。（天津300350）
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末办理洋务与外交的第一人，在清末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作为外交大臣，他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屈辱条约；同时，他倡导向西方学习，积极兴办洋务，创办北洋水师，训练新军，试图实现富国强兵之梦。金允植（1835—1922年）则是朝鲜王朝末期办理洋务与外交的第一人，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的洋务思想与近代外交理念几乎都是从李鸿章身上学来的。作为领选使，在北京、保定、天津近一年的时间里，金允植经常与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笔谈，并亲自考察天津工厂，了解中国洋务的情况。李鸿章等几乎是以“导师”的身份不厌其烦地介绍相关情况，而金允植则从笔谈中有了对西方的了解，并为朝鲜近代开化寻求富国强兵之策。
有关这次使行，金允植有多部著作，包括《天津谈草》[1]（205～401）《领选使日记》[2]《阴晴史》金允植之《阴晴史》，韩国有很多版本。本文参见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在金允植的文集《云养集》中，也有相关的诗歌及文章，留下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天津谈草》前有金允植之《天津奉使缘起》，末有“不肖曾孙周龙谨书”，从字迹上看，似是周龙抄录件。此书根据时间记录每次谈话内容，在金允植的数种书籍中，《天津谈草》应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史料，诚如其自言，“每谈罢归馆，手缮谈草，付上本国，以备乙览，录底稿于行历中，其与他人晤谈，非汗漫说话者亦载之。壬辰季夏，谪居无事，属印君东植移誊行历中谈草，汇为一册，命之曰《天津谈草》。”参见《天津谈草·天津奉使缘起》，第211页；又见金允植《云养集》卷十四《天津奉使缘起[壬辰]》。对照《云养集》与《天津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版本的差别，除个别字的不同外，最大的不同乃是在《天津谈草》中的“中国”二字，在《云养集》中，全部改为“清国”，盖因《云养集》编辑刊行时，已是民国，清朝已不存，朝鲜王国亦不复存在，加之当时民国人有强烈的反清心态，故而改“中国”为“清国”。最后一句“盖识我国与外国交涉，自此始也。”则在《天津谈草》中无，只载于《云养集》中。可见，每日谈话之后当即写就，上呈国王，以为汇报。而此书在底稿基础上，于1892年（壬辰）编成，书中除了谈话没有其他内容，为我们还原其原初状态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金允植还编写了《领选使日记》和《阴晴史》。《云养集》中的相关文章，则是从其他书中摘录而来的。本文即以《天津谈草》为基本依据，并参照《李鸿章全集》[3]等资料，探讨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人的交往，进而对朝鲜近代化的相关问题，略加论述，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有关金允植的研究论著不少，中国学术界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王鑫磊：《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复旦学报》，2010年第2期；李谷悦：《<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史志学刊》，2014年第1期；于建胜：《甲午前中国的对朝政策：兼论李鴻章与“以夷制夷”政策》，《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一、 金允植的生平及其天津之行的历史背景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本贯清风，其先祖金湜、金堉都是朝鲜朝历史上的名臣。十六岁拜朝鲜开化思想的先驱朴珪寿和理学大师俞莘焕为师。三十岁中进士，四十岁擢文科，从此踏入仕途。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金允植以47岁之龄，领选使的身份，率从事官尹泰骏、翻译官崔性学等数十人（学徒25人、工匠13人、其他随员31人）出使中国，被派往天津，学习洋务。经过近一年与清朝洋务派人士的交往，金允植对于洋务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第一手的考察，成为朝鲜近世史上对洋务最为了解的人士。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士都特别肯定天津之行的重要性，即便是当时的日本人也不例外。日本人德富正敬在为金允植文集《云养集》序曰：“李朝五百年，人才不为乏，而其学纯正，其文高古，与其人足传不朽者，不得不推云养（金先生）为第一人焉。先生以清风名族后，仕李朝。尝奉命赴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外事。甲午新政际，为外部大臣，参画机务，拮据经营，其功不尠。既遭困阨，流谪数年，屡踬屡起，而出处去就之际，险夷如一，未尝失其义。” [4]（《云养文集》序）可见，德富正敬很推崇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吕圭亨在重刊《云养集》序中亦称：“云养先生，以弘道直节，晩登科第，专对使命，督办外交，历扬内外，致位岩廊。” [5]（重刊《金云养先生文集》后序） 也特别肯定他在外交上的功劳。可见，天津之行，是金允植生平中的一次转折，对他个人的思想与经历至关重要；并因此影响了朝鲜近代化的历程，是朝鲜近世史上一次关键性的外交活动。这不仅是一次朝鲜积极主动地向清朝学习洋务、了解西方的尝试，也对朝鲜王朝随后的政策及其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金允植是在何种情况下，又因为什么被派往天津的呢？在天津使行十年之后（壬辰，1892），金允植写了《天津奉使缘起》，对此略有交代。根据其所论，分析当时背景，大体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朝鲜王朝当时乃清朝藩国，遵循事大主义原则，保持与清朝的交往，这种关系却受到俄国、日本等外来威胁，清与朝鲜都试图强化双边关系，以便应对外来威胁。诚如金允植所言：
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于是中国及日本，皆与泰西各国修好，所立约者近二十国。日本旧有关白执权，自通洋以来，日皇废关白而亲揽国政，凡治国、炼兵、制器、征货等事，悉用泰西之法，灭琉球，拓北海，号称“东洋强国”。日本最近者，莫如我国。改纪以后，通书契于我朝廷。朝廷以书契多违旧式，令边臣却而不受，至于八年之久。丙子（1876）春，日本派使乘兵船入江华要约，不得已许之。俄罗斯廓其境土，至于海参葳，屯兵开港，与我国边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傍。时安南、缅甸、琉球次第削弱，至于灭亡，我国犹未知也。安南则与法国修约，缅甸则与英国修约，琉球则服事日本。此三国不愿广交，专仗一国，以为可恃，事久变生，渐加侵凌，国势积弱，无以制之。他国则素不立约，以局外处之，不敢过问，孤立无援，遂值倾覆。中国鉴于此三国之祸，为我国深忧之。盖此三国，皆中国通贡之国，弃旧悦新，自取祸败。中国虽欲救护，实有鞭长不及之叹，且在约外，不便过问，海外荒服，又无损于中国之大计，故不能力争。[6]（206～211）
可见，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原来的藩属国安南、缅甸、琉球三国都陆续脱离了清朝，被其他强国所占领，清朝的天下秩序受到了极大挑战。清朝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满足其需要。在这种大势之下，朝鲜朝自然不能独善其身。法国、美国商船多次前来，“洋扰”事件频发，更为严重的是，刚刚实施“维新”不久的日本迅速强大起来。1876年，发生“云扬号”事件，随后迫使朝鲜朝签订《江华条约》，开放门户，逐步向朝鲜半岛渗透。这些现实的威胁使朝鲜朝倍感危机。朝鲜朝国内政局也发生了变化，1873年，高宗亲政，闵妃掌权，一改大院君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主动与西方、日本等交往，试图仰仗清朝，处理相关危机，同时，也试图从清朝寻求解决之道。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朝鲜半岛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西方列强与俄罗斯、日本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这种双方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1880年，通信使金弘集率团前往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制度。当时清朝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将自撰《朝鲜策略》一书，给了金弘集，为朝鲜出谋划策，主张朝鲜朝“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此书传到朝鲜朝，引起极大轰动。1881年朝鲜朝设立统理机务衙门，谋求外交事务。1881年5月，朝鲜朝向日本又派出“绅士游览团”12人，亲自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的成果，长达七十余天，对于朝鲜触动很大，直接推动了朝鲜朝向清朝派出领选使，并选派出工匠与儒生前来清朝学习洋务。可以说，金允植使团的来华，是朝鲜朝赴日“绅士游览团”的后续效应。
第二，为了使朝鲜朝避免与安南等国一样的命运，李鸿章希望确保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不受冲击，亲自为朝鲜出谋划策，希望其遵循“联美亲中”之策，以图解决危机。朝鲜朝也依然希望在清朝的保护下，维持与清朝的朝贡关系，而对西方和日本极不信任。金允植论道：
至如我国，水陆相接，为东三省藩蔽，中国视同内服。故欲先事设法，俾不蹈三国之辙。北洋大臣李少荃中堂鸿章，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开陈利害，劝与各国修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其策有“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联美者，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又富于财，无贪人土地之欲。先与美国商立善约，则嗣后他国立约，亦将悉照前稿，无见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难解纷，必不容各国偏加凌侮，此联美之利也。亲中国者，我国服事中国，自有数百年相守之典礼。然海禁既开，我国亦以自主立于万国之中，则内治外交，中国不便干涉，而我国素昧交际，若无中国勷助，则必随事失误。故中、东两国，须加意亲密，随机暗帮，如一室无间，则亦可以御外人之侮，此亲中国之利也。津门诸人又多方为此说以劝之。
庚辰冬，天津海关道郑藻如，以少荃之意，致书于我国年贡使臣，使之归达我廷。其论有联美七利，且曰：“朝鲜既许日本通商，各国必將援例而至，果能一概谢绝，今日之论，诚为赘词。若明知万万不能，必待其异日别生枝节而后许之，不如今日许之而可泯形迹也； 必待众国交乘而后许之，不如择其较可亲者而先引以为助也。宜借学生赴津为名，迅选晓事大员来津商办，机不可失。惟此议必须慎密，勿使他邻知之。” 自上深嘉其议，断欲行之，奈国论汹汹，以和洋为非，不可力遏。[6] （206～211）
与其他藩属国相比，对清朝而言，朝鲜地位最为重要。为了避免朝鲜朝重蹈其他三国的覆辙，李鸿章主动出击，“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开陈利害，劝与各国修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6]（206～211）希望朝鲜朝能够采取主动，以摆脱受宰割的命运，并特别提出“联美亲中”的策略。同时，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将此意转达朝鲜朝年贡使，特别论“联美七利”，为朝鲜朝与美国签订盟约牵线搭桥，这也是李鸿章等敦促朝鲜朝尽快派使臣前来的直接动因。自从1866年“沙曼（General Sherman）号事件”以来，美国就一直未能解决与朝鲜朝的关系，由此美国通过清朝，希望以和谈解决争端，而李鸿章等清人也为朝鲜朝与美国的和谈积极谋求解决之道。
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平息国内的议论，朝鲜朝国王力排众议，选派金允植为领选使，前往天津，亲自向李鸿章等请教，“翌年辛巳三月，始有派送领选使之命，至是年七月，余猥充使衔。” [6]（206～211）这样多管齐下，终于使得朝鲜朝国王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并决定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领大批工匠、学员前往天津。一则学习洋务，二则商谈联美对策。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即在金允植来津的前一年，朝鲜朝国王就上书清朝，希望派工匠来天津学造机械，并由通事伴送朝鲜朝赍奏官卞元圭来天津，李鸿章当即委令天津海关道郑藻如、永定河道游智开、办理机器军械各局候补道许其光、刘含芳等连日与之笔谈，“稍知该国大概情势，复导往机器局、制造局、军械局及西沽储备火器、火药各库，遍加观览，俾识端绪。” [7] （ 《妥筹朝鲜制器练兵折 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186）
为了给卞元圭充分介绍天津的洋务情况，李鸿章亲自与他笔谈，议定请朝鲜派38人前往天津，分入天津东、西两局，分别在木样厂、翻砂厂、枪子厂、卷筒廠、机器厂、熟铁厂等工厂学习。双方制定章程，以便更好地管理这批朝鲜朝学员，为其前来天津做准备。光绪七年三月，朝鲜朝最初拟派赵龙镐带徒前来天津，但不久赵病故。九月，方改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徒来津。[7] （ 《朝鲜来学制造折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二日》，545）
李鸿章尽管主张朝鲜朝派遣全权大使来中国，商谈与美国订约之事，但对于朝鲜朝派人来天津学习枪炮制造还是有所疑虑。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上陈列种种困难说：“惟该国匠工来津学习机器，此中亦有繁难之处……今朝鲜匠工来学，即使尽娴各法，闻该国所用土枪仅与中国绿营之抬鸟枪相等，其制造机器及新式枪炮仍须购自外洋，是无器而不能用也。西洋枪炮其准线、口令、步武，非操演数年难以纯熟，是无其人而不能用也。臣愚以为既准该国来习机器，将来必须代为购器，代筹练兵，皆事之连类而及，缺一不可者。又该国匠工言语不通，来局之后应如何设法教导，俾获渐窥门径……” [7]（ 《奏议九（光绪九年初四日）妥筹朝鲜武备折》，171～172）认为即便朝鲜朝派人来学习机器枪炮，仍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李鸿章给光绪帝奏折中对此一一陈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此确定了对朝鲜的策略。
金允植此行，先到北京，再追随李鸿章的脚步，来到保定，后来则常住天津。其曰：“余于本年闰七月十四日，以承旨递顺天。十五日拜领选使。八月初九日发行赴京，九月二十六日辞陛，发领选之行……十月十一日抵义州，同月二十六日渡江。十一月十七日抵北京，呈咨文于礼部。此行盖为学习制造军器，将赴天津厂局。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府，为呈咨文，听候指挥，二十二日发向保定府。” [8]（57） 金允植此行目标相当明确，就是追随李鸿章的脚步，以解决现实的外交危机，并为朝鲜朝开展洋务培养工匠。
实际上，这可以说是朝鲜朝近代史上一次积极主动的重要的外交活动。在《云养集》中，此段末尾特别加上一句“盖识我国与外国交涉，自此始也”，[9 ]（ 《天津奉使缘起[壬辰]》） 尽管是事后所加，但也充分说明了金允植此行的重要性。朝鲜王朝对于西方的认识是在李鸿章等人的引领下才开始的；如何开展与西方的交往，也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教导下展开的。故而金允植此行正式开启了朝鲜朝近代积极主动外交的先声。李鸿章多次接见金允植，“到津后承少荃指导，屡以约事专使函达，而我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余以是每于谈次，屡被困迫，而自同痴人，惟婉辞谢之而已。”[6]（206～211）李鸿章提出希望朝鲜朝与美国缔结和约，但是以金允植为代表的朝鲜朝官员，甚少与西方人打交道，他们不知以何种姿态与西方人交往。前往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清朝与西方的交往之道，也从清朝获得了一些西方各国的知识。同时，他们也想通过清朝与西方的交往，试图寻求解决洋扰的办法。之前，法国商船、美国商船与日本的侵略，对于朝鲜朝来说都是一种被动的应付，唯独在金允植来天津之后，朝鲜朝积极主动寻求交往的办法，并派驻工匠与儒生脚踏实地学习洋务，重要性自不待言。
二、 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之笔谈内容
金允植一行，于辛巳（1881年）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呈文礼部后，即南下保定，再前往天津。《天津谈草》记录了金允植与李鸿章等清人42次谈话，从辛巳（188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到壬午（1882年）十月十四日结束。期间朝鲜朝经历了“壬午兵变”，金允植担当了重要角色，最终清朝派兵将其平定。仔细分析《天津谈草》的内容，不仅可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且能够感知李鸿章是如何给金允植灌输近代外交理念的。先就谈草时间、参与谈草的人物、地点及主要议题列表说明，以获知其概况。
表1金允植与清人谈草情况一览表本表乃以《天津谈草》为基本依据，表中的日期以阴历为准。
次数日期（阴历）朝方人物中方人物地点主要议题1辛巳（1881年）
11月28日金允植、尹泰骏、
白乐伦、卞元圭李鸿章保定省署寒暄、领选使所率学徒情况。（为阴历日期，下同）。211月30日金允植、尹泰骏、
白乐伦、卞元圭李鸿章保定省署论日本事。312月1日金允植、尹泰骏、
白乐伦、卞元圭李鸿章保定省署督署邀饮，使通词传语口。问朝鲜土产、文字、科举等事。412月19日金允植李鸿章保定省署谈美使薛斐尔之事。512月26日金允植李鸿章保定省署应对美、日使之事。末附《附录钞上谈草封书》，乃涉及与美全权大使商谈之事，商谈条约之事。612月28日金允植永定河道
游智开永定道署希望金允植劝说朝鲜朝君臣，遵守万国规约。7壬午（1882年）
正月初十日金允植、李应浚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谈与日本签约之事与朝鲜朝全权大使事。8正月8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美国签约之事。92月11日金允植机器总办
许其光天津机器总办谈及与美国签约以及万国公法之事。102月17日金允植、李应浚李鸿章天津北洋衙门谈及朝鲜朝年贡使情况。112月20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美船赴朝鲜半岛之事。122月21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朝鲜朝如何应对美船之事。132月21日金允植天津军械所总办
刘含芳天津军械所谈及购买朝鲜朝史书、物产等问题。142月29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朝鲜朝鱼允中等使行。152月30日金允植东局器械局总办
潘骏德东局有关机械、学徒学习之事。163月1日金允植游智开金允植馆舍173月4日金允植、尹石汀李鸿章、周馥、
马建忠北洋大臣衙门谈及与美、日签约条款，末附《北洋大臣衙门笔谈事情及海关谈略》。183月13日金允植马建忠天津海关署谈朝鲜朝海关与港口之事、并及清朝兵船之事。193月15日金允植李鸿章、游智开203月21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问朝鲜朝使臣鱼允中等人。213月22日金允植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金允植馆舍谈及商务、安南事务。224月12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从朝鲜朝到天津的航道及签约之事。234月21日金允植南局会办
徐建寅南局希望舉荐识洋务、通洋务之人赴朝鲜朝。244月22日金允植、李应浚周馥北洋衙门254月30日金允植马建忠英美之约。265月1日金允植、尹石汀周馥、马建忠尹石汀将与眉叔东渡，周玉山邀余二人及眉叔会饮叙别。275月10日金允植徐建寅谈及徐建寅所刻印之书。285月10日金允植许其光金允植馆舍谈及《申报》所载美国与朝鲜朝所订之约。295月14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洋务之事。305月29日金允植南局王筱云南局朝鲜朝设厂及机器局之事。316月7日金允植许其光朝鲜朝宰相丁忧之事。326月13日金允植罗刺史丰禄谈及马建忠因为朝鲜通商之事，往安徽见李鸿章。336月18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壬午兵变之事”。346月19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356月20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366月22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376月27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并及派兵前往之事。386月30日金允植周馥、张制军北洋衙门397月2日金允植袁世凯船上谈及出兵之事。4010月8日金允植、金明李鸿章、周馥、
马建忠、王筱云、
潘骏德天津北洋衙门4110月14日金允植李鸿章、周馥4210月14日金允植穆麟德谈及穆麟德赴朝之事。
从上表可知如下几点：第一，从双方参与谈草的人员来看，朝鲜朝当然以领选使金允植最为重要，其余人员尹泰骏是从事官、白乐伦是官弁，卞元圭是通事兼赍奏官，前一年已先来联系过。而清朝人员除李鸿章之外，天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马建忠、永定河道游智开、南局会办徐建寅、天津军械所总办刘含芳、机器总办许其光、东局器械局总办潘骏德、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无一不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洋务派人士。其中，金允植与李鸿章笔谈10次，与周馥笔谈19次、与马建忠笔谈5次，金允植与这三人谈草的次数最多，也最为重要。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1月28日，初见李鸿章时，金允植特地写了一首诗：
省署潭潭夜色迟，高堂列烛照须眉。
平淮事业廿年绩，留洛声名四海知。
礼遇远人畦畛坦，忧深藩服缀旒危。
冰开河口应移节，更拟新春捧寿危。[10] （ 《保定省署，谒李少荃（中堂）[鸿章○补遗]》）
诗后附说明曰：“少荃现任北洋大臣，兼带直隶总督。冬月冰合，则驻保定府，冰开而海舶通津，则驻天津。明年少荃年六旬，属官将献寿称贺云。”[10]（《保定省署，谒李少荃（中堂）[鸿章○补遗]》）表达了他对李鸿章的敬意。朝鲜朝领选使的来华是李鸿章力主，这足以说明他对于朝鲜朝事务也极其用心。壬午兵变发生以后，在金允植的力主之下，清朝派兵平定后，金允植又回天津，再见到李鸿章时，他又写了一首诗：
几日旋淮驾，公堂又摄斋。纡谟通海约，决策救藩危。“东援之事，张振轩主之，而实 遥议于傅相。”义举光千古，威名震四夷。驽愚终蔑报，窃愧负深知。[10]（ 《再到天津，谒李傅相[补遗]》）
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朝主导朝鲜朝事务的灵魂人物，也是其最重要的指导者，金允植对此心存感激。金允植对于李鸿章极其敬佩，其曰：“当今识时务者，宜莫如北洋大臣（少荃）李公。夫以亚洲之广、清国之大，岂乏能谈时务之人，惟深达其故，而知其缓急之宜，其力量、智谋又足以副其所言，非俊杰不能也。故曰：‘惟李公足以当之。 虽然但知慕李公而欲事事仿效，天津则已非吾国今日之急务，况泰西枝叶之末乎。”[11]（ 时务说[送陆生钟伦游天津 壬辰闰六月]》）
周馥（1837—1921年）是与金允植笔谈中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人。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长达三十余年，深受倚重。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接任天津海关道，成为了与金允植谈草次数最多的清朝官员。同年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并在与金允植的笔谈中，多次商讨相关条款，是美国与朝鲜朝和谈的重要建议者。
其他人士无一不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洋务派人士。马建忠曾留学法国，1880年回到天津，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徐建寅是中国现代兵工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良多。刘含芳通晓法文，是李鸿章的重要部将，也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罗丰禄曾留学英国，兼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可见，当时金允植所接触的是清朝最重要的一批洋务派精英，也是中国对西方最了解的一批人士，从各方面向金允植介绍洋务情况，全面而又系统。
第二，从议题来看，诚如金允植自言：“时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 [6]（ 206～211） 尽管金允植所率领的学徒以学习洋务为主，但当时李鸿章等人与他商谈的主要问题则是“议约”，即与美国议约之事。
1880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抵达长崎，随后到釜山，要求朝鲜朝“开港”，遭到拒绝。次年，他重返东亚，先与李鸿章会晤，要求朝鲜朝派全权代表来天津谈判。李鸿章试图透过这次会谈，打击日本在朝鲜朝的势力，于是写信催促朝鲜朝；10月，金允植以领选使的名义率团赴天津会谈商务事宜，这是金允植被派往天津的直接原因。但是金允植并未被授予全权代表，到了天津，他也不能与薛斐尔谈判，他没有资格与美国中将薛斐尔会谈，因此在天津期间，并未与薛斐尔会面。只是通过李鸿章等人给美国传话而已。尽管如此，金允植与中国的洋务派人士李鸿章、马建忠、周馥、唐廷枢等笔谈之时，讨论与美国签约之事，一直是一个中心话题。
即如辛巳（188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金允植第五次与李鸿章笔谈之时，末附《附录钞上谈草封书》，乃涉及与美全权大使商谈之事，商谈条约之事。其曰：“臣窃伏念美使既以全权出使，奉其国命，早晚议约，势所难已，条约不可不豫为讲定，而有难悬空说去。故下送议稿三件，合誊一册，指示某某所拟拜。日本修好条规誊本，出示李中堂，请商酌可否。中堂一番披览后，不论自己所拟，但论黄、李二稿。先论李东仁所拟，颇为简括，而第七款派驻官员及通商章程，五年后议定，尤恐难行……此二款，李中堂所云难行者，似非谬见。又第十款不立教堂之难便，臣既以书以谈，力言不可，中堂亦以为然，当从旁力劝云，且在谈草中又曰第十一款悉照万国通例，亦有难行。中东订约，皆未能照万国通例，岂独让朝鲜耶？” [6]（246） 乃逐一商谈条约款项，成为多次笔谈的主要内容。
壬午三月四日，金允植与清朝官员第17次笔谈时，依然是讨论订约之事。附“北洋大臣衙门笔谈事情及海关谈略”，予以总结和回顾。曰：“本月初四日海关道周馥以李中堂之意相邀，当日申时量与首堂李应浚即往海关署。同周馥、马建忠诣北洋大臣衙门笔谈，定李应浚行期。中堂辞色平和，不似囊时峻厉，为言与美使议定约稿之事，盖知我国虽有派员，亦未有全权之使，美使行期渐迫，不容迟延，故先议约稿，赍送李应浚还奏也，仍出示约稿凡十五款，详细奉阅。第一款特书中国属邦，末系中国年号，似碍自主之权。日本人见之，必为藉口，而中堂之意，自初确定，以此一款为我国之大关键，嗣后各国若侵侮我国，即是侵侮中国，同声相应，一气相贯，使各国不敢侮视，即中堂之主意也。我国方复事中国，若以有碍自主为言，则便疑我国有自尊各立之心，故不敢发口议约。” [6]（310～311）随后再谈及红参、税收等事。《李鸿章全集》第九册中，收录了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初六日所上的《筹办朝美议约折》， [7]（ 《奏议九·筹办朝美议约折》，55～58）具体陈述了美国拟与朝鲜朝议约事之来龙去脉以及相应条款，恰与上文所提笔谈之时间与内容皆相吻合。尽管没有与美国使臣见面的机会，但是清人与他笔谈，始终没有离开签约之事，也使得朝鲜朝通过多次笔谈充分了解了美国人与清人的想法，从而为他们最终订约打下了基础。
第三，清人向金允植等介绍洋务。金允植一行在天津，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对他们接待非常周到，邀请他们参观天津的东局、南局、招商局等中国的洋务机构，并安排其学徒学习。上述表1中提及的很多官署与地名，都与清朝洋务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策，以李鸿章等人为首，开始兴办洋务，天津是当时最重要的兴办洋务的城市。北洋衙门与天津海关道既是官署，又是经办洋务之所。1867年3月，清朝在天津城东贾家沽道建机器制造局，初名“军火机器总局”，称东局。9月，在海光寺兴建西局，内设铸铁、锯木、金工、木工4个分厂，地处天津西南，亦称南局。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改名天津机器局。1896年，又改成北洋机器局。为了帮助朝鲜朝学徒和工匠，该局特设朝鲜馆。朝鲜朝学徒与儒生分配在天津不同的局中学习。
朝鲜朝对于这批被选工匠与儒生寄予厚望。金允植曰：“选徒北学，亶出宵旰忧念。被选之人，均蒙洪造。既厚给盘缠矣，月颁家廪矣。圣恩如海，何以仰答？唯有学习精勤，庶为涓埃万一之报。”[8]（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 12）同时，金允植要求清朝向朝鲜朝举荐可以经办洋务与外交的人才。壬午四月二十一日，与徐建寅笔谈时，金允植希望徐建寅能举荐中国识洋务、通洋务之人赴朝鲜朝。金允植描述道：“徐仲虎，名建寅，南局会办，游历四国，深识时务，善化学，多所著述。” [6]（334） 徐建寅认为与其举荐中国人，不如举荐西洋人为佳。后来经李鸿章举荐，德国人穆麟德被派往朝鲜朝，[12] （ 《代朝鲜聘西士片》， 113～114） 对于朝鲜朝近代洋务与外交都影响深远，成为朝鲜朝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金允植与清人的谈草，大多数是以笔谈为主，个别情况才用通译口译。正因为笔谈的方式，所以大多数谈草资料都得以保存。
三、 金允植与壬午兵变
金允植在天津期间，朝鲜朝国内忽然发生政变。壬午六月初九日（1882年7月23日），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一年多未领到军饷，发生哗变，汉城市民亦加入其中，袭击日本公使馆，攻入王宫，闵妃政权被推翻，闵妃的得力助手闵谦镐、李最应等被杀，大院君又趁机上台执政，史称“壬午兵变”。这是一次以大院君为首的保守派对以闵妃为首的开化派的政变斗争。金允植作为开化派的代表，获悉消息后，立即向天津海关道周馥等清人游说，请求中国出兵。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自从六月十八日以后，金允植与天津海关道周馥的谈草，有关“壬午兵变”就是主要的话题。
《天津谈草》清晰地记录了金允植向清人汇报兵变的情况。壬午六月十八日，金允植方知兵变之事。“日本驻京黎公使初次电报，略言本国军变事，即访玉山共谈。” [6]（ 373） 可见，金允植乃是从日本公使电报中获知此事的，并当即与周馥商量。从言谈之中可知，当时金允植尚不知兵变详情，他们谈话也只论及日本公使被驱逐，是否会引起日本的要挟。次日，金允植又跟周馥笔谈，尽管事情真相尚不得知，但金允植提出：“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探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次第就捕，则幸矣。若不然，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 [6]（374～375） 希望中国尽快派兵前往镇压，一定要赶在日本人之前出兵，以便掌控局势。二十日，金允植再与周馥商谈出兵之事。二十二日，“昨得日本再次电报，知乱党犯阙，玉山问乱起之由。” [6]（378） 于是，与周馥商谈出兵人数，金允植以为步兵千人即可，并商讨日本可能采取怎样的对策。周馥告知清朝已有安排，“已派兵船十号，其三号此次丁雨亭带去，其余分在烟台等处，准备以待。” [6]（382） 清朝已安排妥当，让金允植放心。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回安徽老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兼理。张树声遂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和朝鲜问议官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从天津出发，东渡朝鲜朝；同时，奏请出兵朝鲜朝，由吴长庆、袁世凯等率兵前往，镇压乱党。
六月二十七日，金允植接到周馥书函，請与吴长庆（字筱轩）一谈。“筱轩军门将奉旨带陆兵四千即赴仁川。筱轩军门在紫竹林上泰安兵轮船。筱轩，本名家子，身历战场廿年，现官广东水师提督，驻兵山东登州。满腹经济，祈速一见，相约随往也……吴军门来会，年可六十内外……韶颜笑容，有儒将之风，绝无赳赳之气。” [6]（382）金允植对吴长庆的印象极佳。北洋大臣张树声决定以金允植为向导，随同吴长庆等前往朝鲜半岛。行前，张树声特别接见了金允植。
余曰：“敝邦国事，不幸至此，上贻皇上之轸念，重勤大人之忧，劳师远抚，不胜感泣之至。允一介书生，受寡君之恩，虽赴汤蹈火，亦耶甘心。至于戎事，素所不闲。昨蒙差委向导之任，亦惧不堪，实无以仰塞明问。”张曰：“虽有嘉宾，若无贤主人，亦难为力，贵国朝廷有素负重望，可以整顿颓纲者否？” [6]（383～384）
张树声考虑善后事宜，金允植推荐申应朝、洪淳穆等人。金允植随同登船，在船上，他见到了青年军官袁世凯，并一见如故。金允植介绍其所见到的袁世凯：“时余随军东出，遇慰廷于日新船中。名世凯，年二十四，河南亳县人，官中书舍人，现带吴营中行司马。其父叔皆显官。岛人乐易莫从，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 [6]（388亦见《袁世凯全集》第一册第15页） 从此奠定他们一生的交往。
清军抵达汉城后不久，七月十三日（1882年8月26日），计擒大院君，并将他火速押送天津，随后剿灭叛军，使闵妃继续掌政，迅速将兵变平定。金允植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居功至伟，随后即获重用。九月，金允植回到天津，不久将在天津学习的学徒与工匠带回朝鲜。并购买了许多书籍、机器图纸、工业机器等，同时聘请一批熟练的中国工人在汉城建立机械厂，从而推动了朝鲜朝洋务活动的展开。
四、 金允植与朝鲜朝洋务活动的展开
领选使之行为金允植积累了政治资本，与金玉均等积极投靠日本的“开化党”不同，金允植既主张开化，又赞同亲华，他主张“东道西器”，被视为朝鲜朝近代史上“稳健的开化派”。天津之行，一则，为他与清朝的洋务派人士建立了很好的人脉关系，也为他在朝鲜朝实施洋务活动积累了人力资源；二则，他对清朝洋务活动的亲身考察，对于他在朝鲜朝推动洋务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因此，他成为了朝鲜朝近代洋务活动重要的推动者。
在处理朝鲜朝与清、日关系时，金允植既不反对跟日本交往，但又希望维持跟清朝的宗藩关系。金允植在给日本人的信函中，提及与清朝的关系时说：“贵国之于敝邦，唇齿之势，何时不然，惟今时尤切。向来通问绝罕，情志未孚，小民无知，见其衣服言语之不同，便怀疑惧。至清国则往来较数，耳目习熟，制度文字，多仿于是。自前世以来，恪守事大之义，现时局虽变，不便遽改前规。小民之心，亦知清国是庇护我，非贪害我，惟君子，则不然。清国不可背，而外国不可不亲。外国尚欲亲，况比邻世交之贵国乎？” 《云养集》卷十一《书牍上·答日本人栗林次彦书》。因为上文中，凡是“清国”都是“中国”改过来的，这里的“清国”一疑最初是“中国”二字。其对清朝，以“事大”之心，而在面对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威胁时，仰仗清朝，以为依靠。谈及跟清朝人交往时，特别强调天津之行的重要，“仆尝西游天津，与津门诸公及此中驻防诸人，交谊颇厚。” [13]（ 《书牍上·答日本人栗林次彦书》） 对日本人说他与清朝诸公“交谊颇厚”，可见，天津之行给他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金允植主张开港，主张训练新兵，主张与西方各国订约，但他希望这些能在清朝关照之下进行。金允植回国后，给天津海关道台周馥函中言：“仁川可以开港，而进兵则当由旱路七十里，渡一江，乃抵汉城。江华四面环海，直达汉城水面，仅五六百步，炮子飞过对岸，小轮载兵一二百名，可以驶过，此必争之地也。但目下苦无筹款，有意莫遂，不计难易，约于开春，邀中国教师，往炼新军。” “至商务土俗，尚未兴开，近立商会数处，苦乏资本，姑无成绪。矿山非无其处，事巨费多，未敢轻议。去月新建营官员，与中国张敬夫观察，合同约开一矿，以助兵饷。弟亦与袁慰庭舍人相议，请中国人开矿，以裕沁兵之饷。均属创行，有落落难合之叹。驻津商务委员，敝朝廷拟于岁前派遣，姑未闻择定何人。机器已由上海运来，向承有水脚及镪水诸料买来费，属金莞居妥筹补偿。” [13]（ 《书牍上·与津海关道周玉山[馥]书[壬午至月]》） 详谈其洋务开港计划。可见，金允植实施洋务之时，随时与清朝洋务派人士交流、请教，模仿清朝，开办工厂，开港做生意。
壬午（1882年）秋，签订了清朝与朝鲜朝《水陆贸易章程》，从此开启中朝间的近代商贸关系，同时也是朝鲜朝尝试与外国开展平等外交的努力。诚如金允植所言：“我国本无外交，自开港以后，闻见稍异于前。然至京城里开设各国行栈，抑亦各国之所无，议者之云不便，非无所见也。”[14]（《汉城开栈私议[乙酉]》）当时朝鲜朝人有曰：“清国视我犹内服，委以东方藩蔽之重。故凡有利益于我者，靡所不容其极。今于《章程》中，特开汉城开栈一欵，岂为清商争锱铢之利于我国哉？盖缘我国之人不谙交涉商务等事，他日各国麕至，必多欺侮。须令清商来往汉城，与我民一体开栈，又派商务委员以办其事，足以御外侮，足以资暗帮，此非计之善者乎？我国贫窭，所有土货不概清商之眼，而愚民常恐见夺其利，不近于腐鼠之吓乎？”[14]（《汉城开栈私议[乙酉]》）金允植以为：“清商之开栈汉城，诚为保护我利益，敦一家之谊，御外人之侮。” [14 ]（ 《汉城开栈私议[乙酉]》） 朝鲜朝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也多向清朝汇报。金允植给北洋大臣张树声函中称：“窃敝邦去年，与美、英、德三国议约，寔禀北洋意旨，防范周全，商订妥善。彼时三国使臣固无异辞，本年二月，英国驻日本领事阿须顿奉其公使书信，来看租界形便，将去年约条，反复辨难。其大致谓与中、东所证约欵有异，其最要谓抽十过重，其他小节字句之间，亦多诘驳。现伊无办理之权，未便请改。” [13]（ 《书牍上·上署理北洋大臣张宫保[树声]书 [癸未]》） 在此，金允植向张树声表明，朝鲜朝签约完全依照清朝惯例。
同時，仿效京师同文馆，成立同文学，积极效仿清朝洋务运动，开始创办朝鲜朝的洋务。金允植回国后不久，被任命担任江华岛留守，成立镇抚营，并延请袁世凯训练军队，创办朝鲜朝新军。金允植从天津回国以后，有《十六私议》，乃是为当时朝鲜国政出谋划策的。其中有言：“余在天津，李少荃（中堂）及其僚佐诸人，尝为余言天下之形势，劝之自强，余每闻之，未尝不怵然动心。嗣后我国建亲军营，设机器厂，颇修武备。伊来八九年间，阅历世故，商度时宜，乃知养兵非今日急务。曩日津门诸论，盖未深知我国情形之故也。” [14]（ 《十六私议》）金允植此议乃是学习清朝，建立洋枪队，以洋务来武装朝鲜朝军队。尽管金允植觉得当时建亲军营并非急务，有所反思，但实际上，朝鲜朝设立亲军营就是受到李鸿章等人的鼓动而成立的。
天津之行归来后，金允植成为朝鲜朝兴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金玉均等发动政变，将“事大党”赵宁夏、闵台镐等处死，挟持高宗，成立了以开化党为主的新政权，史称“甲申政变”。金允植极为不满，当即请求袁世凯镇压，袁世凯同意他的请求，率军镇压了开化党政权，甲申政变很快平定。两次政变都在金允植的策划下予以镇压了。闵妃得以再次执政，于是金允植被委以重任，特别让他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并授兵曹判书兼江华留守。1895年，发生“乙未事件”，闵妃被日本人谋杀，因为金允植的亲日表现，他被流放达10年之久，后被放归。1910年，日韩合并，金允植被封子爵。1919年“三一运动”期间，他又是激烈的反日人士领袖，成为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1922年病逝。金允植与朝鲜近代史密切相关，既是积极主张开放、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开化派人士，同时也是积极投身于学习洋务之中，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來的干将。
综上所述，金允植天津之行，是朝鲜朝积极主动通过清朝学习西方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而金允植担当了领选使的职衔，成为了朝鲜朝国王最信任的官员，对其寄予极大希望。从中可以看出，清朝不仅是朝鲜朝赖以依存的靠山，也是朝鲜朝学习西方文明的唯一来源。这次使行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这是朝鲜朝积极主动透过清朝学习西方的一次尝试，既有思想上的接受，也有实际的行动；第二，清朝成为他们唯一信任的国家，唯一依存的希望；第三，朝鲜朝对西方的学习跟清朝的步伐是亦步亦趋的，甚至是朝鲜近代洋务和开化思想最重要的来源；第四，金允植这次北京、保定、天津之行，接触了当时清朝最重要的一批洋务派人士，其观察到的也是清朝最重要的实施洋务的城市，亲身体验了清朝的洋务，思想上产生极大的震动；第五，金允植也与清朝这批洋务派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六，此次领选使之任务使金允植思想上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他成为朝鲜朝最重要的主张开化的人物。因而，本次天津领选使之行，不仅对金允植个人意义重大，在朝鲜近代史上亦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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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全红]
[关键词]金允植；李鸿章；《天津谈草》；壬午兵变；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K3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60-11
[收稿日期]2017-10-11
[作者简介]孙卫国，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明清史。（天津300350）
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末办理洋务与外交的第一人，在清末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作为外交大臣，他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屈辱条约；同时，他倡导向西方学习，积极兴办洋务，创办北洋水师，训练新军，试图实现富国强兵之梦。金允植（1835—1922年）则是朝鲜王朝末期办理洋务与外交的第一人，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的洋务思想与近代外交理念几乎都是从李鸿章身上学来的。作为领选使，在北京、保定、天津近一年的时间里，金允植经常与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笔谈，并亲自考察天津工厂，了解中国洋务的情况。李鸿章等几乎是以“导师”的身份不厌其烦地介绍相关情况，而金允植则从笔谈中有了对西方的了解，并为朝鲜近代开化寻求富国强兵之策。
有关这次使行，金允植有多部著作，包括《天津谈草》[1]（205～401）《领选使日记》[2]《阴晴史》金允植之《阴晴史》，韩国有很多版本。本文参见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在金允植的文集《云养集》中，也有相关的诗歌及文章，留下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天津谈草》前有金允植之《天津奉使缘起》，末有“不肖曾孙周龙谨书”，从字迹上看，似是周龙抄录件。此书根据时间记录每次谈话内容，在金允植的数种书籍中，《天津谈草》应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史料，诚如其自言，“每谈罢归馆，手缮谈草，付上本国，以备乙览，录底稿于行历中，其与他人晤谈，非汗漫说话者亦载之。壬辰季夏，谪居无事，属印君东植移誊行历中谈草，汇为一册，命之曰《天津谈草》。”参见《天津谈草·天津奉使缘起》，第211页；又见金允植《云养集》卷十四《天津奉使缘起[壬辰]》。对照《云养集》与《天津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版本的差别，除个别字的不同外，最大的不同乃是在《天津谈草》中的“中国”二字，在《云养集》中，全部改为“清国”，盖因《云养集》编辑刊行时，已是民国，清朝已不存，朝鲜王国亦不复存在，加之当时民国人有强烈的反清心态，故而改“中国”为“清国”。最后一句“盖识我国与外国交涉，自此始也。”则在《天津谈草》中无，只载于《云养集》中。可见，每日谈话之后当即写就，上呈国王，以为汇报。而此书在底稿基础上，于1892年（壬辰）编成，书中除了谈话没有其他内容，为我们还原其原初状态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金允植还编写了《领选使日记》和《阴晴史》。《云养集》中的相关文章，则是从其他书中摘录而来的。本文即以《天津谈草》为基本依据，并参照《李鸿章全集》[3]等资料，探讨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人的交往，进而对朝鲜近代化的相关问题，略加论述，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有关金允植的研究论著不少，中国学术界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王鑫磊：《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复旦学报》，2010年第2期；李谷悦：《<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史志学刊》，2014年第1期；于建胜：《甲午前中国的对朝政策：兼论李鴻章与“以夷制夷”政策》，《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一、 金允植的生平及其天津之行的历史背景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本贯清风，其先祖金湜、金堉都是朝鲜朝历史上的名臣。十六岁拜朝鲜开化思想的先驱朴珪寿和理学大师俞莘焕为师。三十岁中进士，四十岁擢文科，从此踏入仕途。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金允植以47岁之龄，领选使的身份，率从事官尹泰骏、翻译官崔性学等数十人（学徒25人、工匠13人、其他随员31人）出使中国，被派往天津，学习洋务。经过近一年与清朝洋务派人士的交往，金允植对于洋务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第一手的考察，成为朝鲜近世史上对洋务最为了解的人士。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士都特别肯定天津之行的重要性，即便是当时的日本人也不例外。日本人德富正敬在为金允植文集《云养集》序曰：“李朝五百年，人才不为乏，而其学纯正，其文高古，与其人足传不朽者，不得不推云养（金先生）为第一人焉。先生以清风名族后，仕李朝。尝奉命赴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外事。甲午新政际，为外部大臣，参画机务，拮据经营，其功不尠。既遭困阨，流谪数年，屡踬屡起，而出处去就之际，险夷如一，未尝失其义。” [4]（《云养文集》序）可见，德富正敬很推崇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吕圭亨在重刊《云养集》序中亦称：“云养先生，以弘道直节，晩登科第，专对使命，督办外交，历扬内外，致位岩廊。” [5]（重刊《金云养先生文集》后序） 也特别肯定他在外交上的功劳。可见，天津之行，是金允植生平中的一次转折，对他个人的思想与经历至关重要；并因此影响了朝鲜近代化的历程，是朝鲜近世史上一次关键性的外交活动。这不仅是一次朝鲜积极主动地向清朝学习洋务、了解西方的尝试，也对朝鲜王朝随后的政策及其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金允植是在何种情况下，又因为什么被派往天津的呢？在天津使行十年之后（壬辰，1892），金允植写了《天津奉使缘起》，对此略有交代。根据其所论，分析当时背景，大体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朝鲜王朝当时乃清朝藩国，遵循事大主义原则，保持与清朝的交往，这种关系却受到俄国、日本等外来威胁，清与朝鲜都试图强化双边关系，以便应对外来威胁。诚如金允植所言：
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于是中国及日本，皆与泰西各国修好，所立约者近二十国。日本旧有关白执权，自通洋以来，日皇废关白而亲揽国政，凡治国、炼兵、制器、征货等事，悉用泰西之法，灭琉球，拓北海，号称“东洋强国”。日本最近者，莫如我国。改纪以后，通书契于我朝廷。朝廷以书契多违旧式，令边臣却而不受，至于八年之久。丙子（1876）春，日本派使乘兵船入江华要约，不得已许之。俄罗斯廓其境土，至于海参葳，屯兵开港，与我国边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傍。时安南、缅甸、琉球次第削弱，至于灭亡，我国犹未知也。安南则与法国修约，缅甸则与英国修约，琉球则服事日本。此三国不愿广交，专仗一国，以为可恃，事久变生，渐加侵凌，国势积弱，无以制之。他国则素不立约，以局外处之，不敢过问，孤立无援，遂值倾覆。中国鉴于此三国之祸，为我国深忧之。盖此三国，皆中国通贡之国，弃旧悦新，自取祸败。中国虽欲救护，实有鞭长不及之叹，且在约外，不便过问，海外荒服，又无损于中国之大计，故不能力争。[6]（206～211）
可见，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原来的藩属国安南、缅甸、琉球三国都陆续脱离了清朝，被其他强国所占领，清朝的天下秩序受到了极大挑战。清朝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满足其需要。在这种大势之下，朝鲜朝自然不能独善其身。法国、美国商船多次前来，“洋扰”事件频发，更为严重的是，刚刚实施“维新”不久的日本迅速强大起来。1876年，发生“云扬号”事件，随后迫使朝鲜朝签订《江华条约》，开放门户，逐步向朝鲜半岛渗透。这些现实的威胁使朝鲜朝倍感危机。朝鲜朝国内政局也发生了变化，1873年，高宗亲政，闵妃掌权，一改大院君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主动与西方、日本等交往，试图仰仗清朝，处理相关危机，同时，也试图从清朝寻求解决之道。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朝鲜半岛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西方列强与俄罗斯、日本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这种双方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1880年，通信使金弘集率团前往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制度。当时清朝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将自撰《朝鲜策略》一书，给了金弘集，为朝鲜出谋划策，主张朝鲜朝“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此书传到朝鲜朝，引起极大轰动。1881年朝鲜朝设立统理机务衙门，谋求外交事务。1881年5月，朝鲜朝向日本又派出“绅士游览团”12人，亲自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的成果，长达七十余天，对于朝鲜触动很大，直接推动了朝鲜朝向清朝派出领选使，并选派出工匠与儒生前来清朝学习洋务。可以说，金允植使团的来华，是朝鲜朝赴日“绅士游览团”的后续效应。
第二，为了使朝鲜朝避免与安南等国一样的命运，李鸿章希望确保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不受冲击，亲自为朝鲜出谋划策，希望其遵循“联美亲中”之策，以图解决危机。朝鲜朝也依然希望在清朝的保护下，维持与清朝的朝贡关系，而对西方和日本极不信任。金允植论道：
至如我国，水陆相接，为东三省藩蔽，中国视同内服。故欲先事设法，俾不蹈三国之辙。北洋大臣李少荃中堂鸿章，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开陈利害，劝与各国修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其策有“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联美者，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又富于财，无贪人土地之欲。先与美国商立善约，则嗣后他国立约，亦将悉照前稿，无见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难解纷，必不容各国偏加凌侮，此联美之利也。亲中国者，我国服事中国，自有数百年相守之典礼。然海禁既开，我国亦以自主立于万国之中，则内治外交，中国不便干涉，而我国素昧交际，若无中国勷助，则必随事失误。故中、东两国，须加意亲密，随机暗帮，如一室无间，则亦可以御外人之侮，此亲中国之利也。津门诸人又多方为此说以劝之。
庚辰冬，天津海关道郑藻如，以少荃之意，致书于我国年贡使臣，使之归达我廷。其论有联美七利，且曰：“朝鲜既许日本通商，各国必將援例而至，果能一概谢绝，今日之论，诚为赘词。若明知万万不能，必待其异日别生枝节而后许之，不如今日许之而可泯形迹也； 必待众国交乘而后许之，不如择其较可亲者而先引以为助也。宜借学生赴津为名，迅选晓事大员来津商办，机不可失。惟此议必须慎密，勿使他邻知之。” 自上深嘉其议，断欲行之，奈国论汹汹，以和洋为非，不可力遏。[6] （206～211）
与其他藩属国相比，对清朝而言，朝鲜地位最为重要。为了避免朝鲜朝重蹈其他三国的覆辙，李鸿章主动出击，“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开陈利害，劝与各国修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6]（206～211）希望朝鲜朝能够采取主动，以摆脱受宰割的命运，并特别提出“联美亲中”的策略。同时，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将此意转达朝鲜朝年贡使，特别论“联美七利”，为朝鲜朝与美国签订盟约牵线搭桥，这也是李鸿章等敦促朝鲜朝尽快派使臣前来的直接动因。自从1866年“沙曼（General Sherman）号事件”以来，美国就一直未能解决与朝鲜朝的关系，由此美国通过清朝，希望以和谈解决争端，而李鸿章等清人也为朝鲜朝与美国的和谈积极谋求解决之道。
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平息国内的议论，朝鲜朝国王力排众议，选派金允植为领选使，前往天津，亲自向李鸿章等请教，“翌年辛巳三月，始有派送领选使之命，至是年七月，余猥充使衔。” [6]（206～211）这样多管齐下，终于使得朝鲜朝国王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并决定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领大批工匠、学员前往天津。一则学习洋务，二则商谈联美对策。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即在金允植来津的前一年，朝鲜朝国王就上书清朝，希望派工匠来天津学造机械，并由通事伴送朝鲜朝赍奏官卞元圭来天津，李鸿章当即委令天津海关道郑藻如、永定河道游智开、办理机器军械各局候补道许其光、刘含芳等连日与之笔谈，“稍知该国大概情势，复导往机器局、制造局、军械局及西沽储备火器、火药各库，遍加观览，俾识端绪。” [7] （ 《妥筹朝鲜制器练兵折 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186）
为了给卞元圭充分介绍天津的洋务情况，李鸿章亲自与他笔谈，议定请朝鲜派38人前往天津，分入天津东、西两局，分别在木样厂、翻砂厂、枪子厂、卷筒廠、机器厂、熟铁厂等工厂学习。双方制定章程，以便更好地管理这批朝鲜朝学员，为其前来天津做准备。光绪七年三月，朝鲜朝最初拟派赵龙镐带徒前来天津，但不久赵病故。九月，方改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徒来津。[7] （ 《朝鲜来学制造折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二日》，545）
李鸿章尽管主张朝鲜朝派遣全权大使来中国，商谈与美国订约之事，但对于朝鲜朝派人来天津学习枪炮制造还是有所疑虑。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上陈列种种困难说：“惟该国匠工来津学习机器，此中亦有繁难之处……今朝鲜匠工来学，即使尽娴各法，闻该国所用土枪仅与中国绿营之抬鸟枪相等，其制造机器及新式枪炮仍须购自外洋，是无器而不能用也。西洋枪炮其准线、口令、步武，非操演数年难以纯熟，是无其人而不能用也。臣愚以为既准该国来习机器，将来必须代为购器，代筹练兵，皆事之连类而及，缺一不可者。又该国匠工言语不通，来局之后应如何设法教导，俾获渐窥门径……” [7]（ 《奏议九（光绪九年初四日）妥筹朝鲜武备折》，171～172）认为即便朝鲜朝派人来学习机器枪炮，仍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李鸿章给光绪帝奏折中对此一一陈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此确定了对朝鲜的策略。
金允植此行，先到北京，再追随李鸿章的脚步，来到保定，后来则常住天津。其曰：“余于本年闰七月十四日，以承旨递顺天。十五日拜领选使。八月初九日发行赴京，九月二十六日辞陛，发领选之行……十月十一日抵义州，同月二十六日渡江。十一月十七日抵北京，呈咨文于礼部。此行盖为学习制造军器，将赴天津厂局。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府，为呈咨文，听候指挥，二十二日发向保定府。” [8]（57） 金允植此行目标相当明确，就是追随李鸿章的脚步，以解决现实的外交危机，并为朝鲜朝开展洋务培养工匠。
实际上，这可以说是朝鲜朝近代史上一次积极主动的重要的外交活动。在《云养集》中，此段末尾特别加上一句“盖识我国与外国交涉，自此始也”，[9 ]（ 《天津奉使缘起[壬辰]》） 尽管是事后所加，但也充分说明了金允植此行的重要性。朝鲜王朝对于西方的认识是在李鸿章等人的引领下才开始的；如何开展与西方的交往，也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教导下展开的。故而金允植此行正式开启了朝鲜朝近代积极主动外交的先声。李鸿章多次接见金允植，“到津后承少荃指导，屡以约事专使函达，而我国事素多持难，又碍于浮论，事多濡滞。余以是每于谈次，屡被困迫，而自同痴人，惟婉辞谢之而已。”[6]（206～211）李鸿章提出希望朝鲜朝与美国缔结和约，但是以金允植为代表的朝鲜朝官员，甚少与西方人打交道，他们不知以何种姿态与西方人交往。前往中国期间，他们积极学习清朝与西方的交往之道，也从清朝获得了一些西方各国的知识。同时，他们也想通过清朝与西方的交往，试图寻求解决洋扰的办法。之前，法国商船、美国商船与日本的侵略，对于朝鲜朝来说都是一种被动的应付，唯独在金允植来天津之后，朝鲜朝积极主动寻求交往的办法，并派驻工匠与儒生脚踏实地学习洋务，重要性自不待言。
二、 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之笔谈内容
金允植一行，于辛巳（1881年）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呈文礼部后，即南下保定，再前往天津。《天津谈草》记录了金允植与李鸿章等清人42次谈话，从辛巳（188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到壬午（1882年）十月十四日结束。期间朝鲜朝经历了“壬午兵变”，金允植担当了重要角色，最终清朝派兵将其平定。仔细分析《天津谈草》的内容，不仅可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且能够感知李鸿章是如何给金允植灌输近代外交理念的。先就谈草时间、参与谈草的人物、地点及主要议题列表说明，以获知其概况。
表1金允植与清人谈草情况一览表本表乃以《天津谈草》为基本依据，表中的日期以阴历为准。
次数日期（阴历）朝方人物中方人物地点主要议题1辛巳（1881年）
11月28日金允植、尹泰骏、
白乐伦、卞元圭李鸿章保定省署寒暄、领选使所率学徒情况。（为阴历日期，下同）。211月30日金允植、尹泰骏、
白乐伦、卞元圭李鸿章保定省署论日本事。312月1日金允植、尹泰骏、
白乐伦、卞元圭李鸿章保定省署督署邀饮，使通词传语口。问朝鲜土产、文字、科举等事。412月19日金允植李鸿章保定省署谈美使薛斐尔之事。512月26日金允植李鸿章保定省署应对美、日使之事。末附《附录钞上谈草封书》，乃涉及与美全权大使商谈之事，商谈条约之事。612月28日金允植永定河道
游智开永定道署希望金允植劝说朝鲜朝君臣，遵守万国规约。7壬午（1882年）
正月初十日金允植、李应浚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谈与日本签约之事与朝鲜朝全权大使事。8正月8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美国签约之事。92月11日金允植机器总办
许其光天津机器总办谈及与美国签约以及万国公法之事。102月17日金允植、李应浚李鸿章天津北洋衙门谈及朝鲜朝年贡使情况。112月20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美船赴朝鲜半岛之事。122月21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朝鲜朝如何应对美船之事。132月21日金允植天津军械所总办
刘含芳天津军械所谈及购买朝鲜朝史书、物产等问题。142月29日金允植天津海关道
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朝鲜朝鱼允中等使行。152月30日金允植东局器械局总办
潘骏德东局有关机械、学徒学习之事。163月1日金允植游智开金允植馆舍173月4日金允植、尹石汀李鸿章、周馥、
马建忠北洋大臣衙门谈及与美、日签约条款，末附《北洋大臣衙门笔谈事情及海关谈略》。183月13日金允植马建忠天津海关署谈朝鲜朝海关与港口之事、并及清朝兵船之事。193月15日金允植李鸿章、游智开203月21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问朝鲜朝使臣鱼允中等人。213月22日金允植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金允植馆舍谈及商务、安南事务。224月12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从朝鲜朝到天津的航道及签约之事。234月21日金允植南局会办
徐建寅南局希望舉荐识洋务、通洋务之人赴朝鲜朝。244月22日金允植、李应浚周馥北洋衙门254月30日金允植马建忠英美之约。265月1日金允植、尹石汀周馥、马建忠尹石汀将与眉叔东渡，周玉山邀余二人及眉叔会饮叙别。275月10日金允植徐建寅谈及徐建寅所刻印之书。285月10日金允植许其光金允植馆舍谈及《申报》所载美国与朝鲜朝所订之约。295月14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洋务之事。305月29日金允植南局王筱云南局朝鲜朝设厂及机器局之事。316月7日金允植许其光朝鲜朝宰相丁忧之事。326月13日金允植罗刺史丰禄谈及马建忠因为朝鲜通商之事，往安徽见李鸿章。336月18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谈及“壬午兵变之事”。346月19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356月20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366月22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376月27日金允植周馥天津海关署壬午兵变事，并及派兵前往之事。386月30日金允植周馥、张制军北洋衙门397月2日金允植袁世凯船上谈及出兵之事。4010月8日金允植、金明李鸿章、周馥、
马建忠、王筱云、
潘骏德天津北洋衙门4110月14日金允植李鸿章、周馥4210月14日金允植穆麟德谈及穆麟德赴朝之事。
从上表可知如下几点：第一，从双方参与谈草的人员来看，朝鲜朝当然以领选使金允植最为重要，其余人员尹泰骏是从事官、白乐伦是官弁，卞元圭是通事兼赍奏官，前一年已先来联系过。而清朝人员除李鸿章之外，天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马建忠、永定河道游智开、南局会办徐建寅、天津军械所总办刘含芳、机器总办许其光、东局器械局总办潘骏德、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无一不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洋务派人士。其中，金允植与李鸿章笔谈10次，与周馥笔谈19次、与马建忠笔谈5次，金允植与这三人谈草的次数最多，也最为重要。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1月28日，初见李鸿章时，金允植特地写了一首诗：
省署潭潭夜色迟，高堂列烛照须眉。
平淮事业廿年绩，留洛声名四海知。
礼遇远人畦畛坦，忧深藩服缀旒危。
冰开河口应移节，更拟新春捧寿危。[10] （ 《保定省署，谒李少荃（中堂）[鸿章○补遗]》）
诗后附说明曰：“少荃现任北洋大臣，兼带直隶总督。冬月冰合，则驻保定府，冰开而海舶通津，则驻天津。明年少荃年六旬，属官将献寿称贺云。”[10]（《保定省署，谒李少荃（中堂）[鸿章○补遗]》）表达了他对李鸿章的敬意。朝鲜朝领选使的来华是李鸿章力主，这足以说明他对于朝鲜朝事务也极其用心。壬午兵变发生以后，在金允植的力主之下，清朝派兵平定后，金允植又回天津，再见到李鸿章时，他又写了一首诗：
几日旋淮驾，公堂又摄斋。纡谟通海约，决策救藩危。“东援之事，张振轩主之，而实 遥议于傅相。”义举光千古，威名震四夷。驽愚终蔑报，窃愧负深知。[10]（ 《再到天津，谒李傅相[补遗]》）
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朝主导朝鲜朝事务的灵魂人物，也是其最重要的指导者，金允植对此心存感激。金允植对于李鸿章极其敬佩，其曰：“当今识时务者，宜莫如北洋大臣（少荃）李公。夫以亚洲之广、清国之大，岂乏能谈时务之人，惟深达其故，而知其缓急之宜，其力量、智谋又足以副其所言，非俊杰不能也。故曰：‘惟李公足以当之。 虽然但知慕李公而欲事事仿效，天津则已非吾国今日之急务，况泰西枝叶之末乎。”[11]（ 时务说[送陆生钟伦游天津 壬辰闰六月]》）
周馥（1837—1921年）是与金允植笔谈中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人。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长达三十余年，深受倚重。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接任天津海关道，成为了与金允植谈草次数最多的清朝官员。同年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并在与金允植的笔谈中，多次商讨相关条款，是美国与朝鲜朝和谈的重要建议者。
其他人士无一不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洋务派人士。马建忠曾留学法国，1880年回到天津，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徐建寅是中国现代兵工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良多。刘含芳通晓法文，是李鸿章的重要部将，也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罗丰禄曾留学英国，兼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可见，当时金允植所接触的是清朝最重要的一批洋务派精英，也是中国对西方最了解的一批人士，从各方面向金允植介绍洋务情况，全面而又系统。
第二，从议题来看，诚如金允植自言：“时余……率机器学徒七十余人，迫岁到津，屡谒少荃，谈纸成堆。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 [6]（ 206～211） 尽管金允植所率领的学徒以学习洋务为主，但当时李鸿章等人与他商谈的主要问题则是“议约”，即与美国议约之事。
1880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抵达长崎，随后到釜山，要求朝鲜朝“开港”，遭到拒绝。次年，他重返东亚，先与李鸿章会晤，要求朝鲜朝派全权代表来天津谈判。李鸿章试图透过这次会谈，打击日本在朝鲜朝的势力，于是写信催促朝鲜朝；10月，金允植以领选使的名义率团赴天津会谈商务事宜，这是金允植被派往天津的直接原因。但是金允植并未被授予全权代表，到了天津，他也不能与薛斐尔谈判，他没有资格与美国中将薛斐尔会谈，因此在天津期间，并未与薛斐尔会面。只是通过李鸿章等人给美国传话而已。尽管如此，金允植与中国的洋务派人士李鸿章、马建忠、周馥、唐廷枢等笔谈之时，讨论与美国签约之事，一直是一个中心话题。
即如辛巳（188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金允植第五次与李鸿章笔谈之时，末附《附录钞上谈草封书》，乃涉及与美全权大使商谈之事，商谈条约之事。其曰：“臣窃伏念美使既以全权出使，奉其国命，早晚议约，势所难已，条约不可不豫为讲定，而有难悬空说去。故下送议稿三件，合誊一册，指示某某所拟拜。日本修好条规誊本，出示李中堂，请商酌可否。中堂一番披览后，不论自己所拟，但论黄、李二稿。先论李东仁所拟，颇为简括，而第七款派驻官员及通商章程，五年后议定，尤恐难行……此二款，李中堂所云难行者，似非谬见。又第十款不立教堂之难便，臣既以书以谈，力言不可，中堂亦以为然，当从旁力劝云，且在谈草中又曰第十一款悉照万国通例，亦有难行。中东订约，皆未能照万国通例，岂独让朝鲜耶？” [6]（246） 乃逐一商谈条约款项，成为多次笔谈的主要内容。
壬午三月四日，金允植与清朝官员第17次笔谈时，依然是讨论订约之事。附“北洋大臣衙门笔谈事情及海关谈略”，予以总结和回顾。曰：“本月初四日海关道周馥以李中堂之意相邀，当日申时量与首堂李应浚即往海关署。同周馥、马建忠诣北洋大臣衙门笔谈，定李应浚行期。中堂辞色平和，不似囊时峻厉，为言与美使议定约稿之事，盖知我国虽有派员，亦未有全权之使，美使行期渐迫，不容迟延，故先议约稿，赍送李应浚还奏也，仍出示约稿凡十五款，详细奉阅。第一款特书中国属邦，末系中国年号，似碍自主之权。日本人见之，必为藉口，而中堂之意，自初确定，以此一款为我国之大关键，嗣后各国若侵侮我国，即是侵侮中国，同声相应，一气相贯，使各国不敢侮视，即中堂之主意也。我国方复事中国，若以有碍自主为言，则便疑我国有自尊各立之心，故不敢发口议约。” [6]（310～311）随后再谈及红参、税收等事。《李鸿章全集》第九册中，收录了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初六日所上的《筹办朝美议约折》， [7]（ 《奏议九·筹办朝美议约折》，55～58）具体陈述了美国拟与朝鲜朝议约事之来龙去脉以及相应条款，恰与上文所提笔谈之时间与内容皆相吻合。尽管没有与美国使臣见面的机会，但是清人与他笔谈，始终没有离开签约之事，也使得朝鲜朝通过多次笔谈充分了解了美国人与清人的想法，从而为他们最终订约打下了基础。
第三，清人向金允植等介绍洋务。金允植一行在天津，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对他们接待非常周到，邀请他们参观天津的东局、南局、招商局等中国的洋务机构，并安排其学徒学习。上述表1中提及的很多官署与地名，都与清朝洋务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策，以李鸿章等人为首，开始兴办洋务，天津是当时最重要的兴办洋务的城市。北洋衙门与天津海关道既是官署，又是经办洋务之所。1867年3月，清朝在天津城东贾家沽道建机器制造局，初名“军火机器总局”，称东局。9月，在海光寺兴建西局，内设铸铁、锯木、金工、木工4个分厂，地处天津西南，亦称南局。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改名天津机器局。1896年，又改成北洋机器局。为了帮助朝鲜朝学徒和工匠，该局特设朝鲜馆。朝鲜朝学徒与儒生分配在天津不同的局中学习。
朝鲜朝对于这批被选工匠与儒生寄予厚望。金允植曰：“选徒北学，亶出宵旰忧念。被选之人，均蒙洪造。既厚给盘缠矣，月颁家廪矣。圣恩如海，何以仰答？唯有学习精勤，庶为涓埃万一之报。”[8]（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 12）同时，金允植要求清朝向朝鲜朝举荐可以经办洋务与外交的人才。壬午四月二十一日，与徐建寅笔谈时，金允植希望徐建寅能举荐中国识洋务、通洋务之人赴朝鲜朝。金允植描述道：“徐仲虎，名建寅，南局会办，游历四国，深识时务，善化学，多所著述。” [6]（334） 徐建寅认为与其举荐中国人，不如举荐西洋人为佳。后来经李鸿章举荐，德国人穆麟德被派往朝鲜朝，[12] （ 《代朝鲜聘西士片》， 113～114） 对于朝鲜朝近代洋务与外交都影响深远，成为朝鲜朝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金允植与清人的谈草，大多数是以笔谈为主，个别情况才用通译口译。正因为笔谈的方式，所以大多数谈草资料都得以保存。
三、 金允植与壬午兵变
金允植在天津期间，朝鲜朝国内忽然发生政变。壬午六月初九日（1882年7月23日），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一年多未领到军饷，发生哗变，汉城市民亦加入其中，袭击日本公使馆，攻入王宫，闵妃政权被推翻，闵妃的得力助手闵谦镐、李最应等被杀，大院君又趁机上台执政，史称“壬午兵变”。这是一次以大院君为首的保守派对以闵妃为首的开化派的政变斗争。金允植作为开化派的代表，获悉消息后，立即向天津海关道周馥等清人游说，请求中国出兵。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自从六月十八日以后，金允植与天津海关道周馥的谈草，有关“壬午兵变”就是主要的话题。
《天津谈草》清晰地记录了金允植向清人汇报兵变的情况。壬午六月十八日，金允植方知兵变之事。“日本驻京黎公使初次电报，略言本国军变事，即访玉山共谈。” [6]（ 373） 可见，金允植乃是从日本公使电报中获知此事的，并当即与周馥商量。从言谈之中可知，当时金允植尚不知兵变详情，他们谈话也只论及日本公使被驱逐，是否会引起日本的要挟。次日，金允植又跟周馥笔谈，尽管事情真相尚不得知，但金允植提出：“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探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次第就捕，则幸矣。若不然，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 [6]（374～375） 希望中国尽快派兵前往镇压，一定要赶在日本人之前出兵，以便掌控局势。二十日，金允植再与周馥商谈出兵之事。二十二日，“昨得日本再次电报，知乱党犯阙，玉山问乱起之由。” [6]（378） 于是，与周馥商谈出兵人数，金允植以为步兵千人即可，并商讨日本可能采取怎样的对策。周馥告知清朝已有安排，“已派兵船十号，其三号此次丁雨亭带去，其余分在烟台等处，准备以待。” [6]（382） 清朝已安排妥当，让金允植放心。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回安徽老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张树声兼理。张树声遂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和朝鲜问议官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从天津出发，东渡朝鲜朝；同时，奏请出兵朝鲜朝，由吴长庆、袁世凯等率兵前往，镇压乱党。
六月二十七日，金允植接到周馥书函，請与吴长庆（字筱轩）一谈。“筱轩军门将奉旨带陆兵四千即赴仁川。筱轩军门在紫竹林上泰安兵轮船。筱轩，本名家子，身历战场廿年，现官广东水师提督，驻兵山东登州。满腹经济，祈速一见，相约随往也……吴军门来会，年可六十内外……韶颜笑容，有儒将之风，绝无赳赳之气。” [6]（382）金允植对吴长庆的印象极佳。北洋大臣张树声决定以金允植为向导，随同吴长庆等前往朝鲜半岛。行前，张树声特别接见了金允植。
余曰：“敝邦国事，不幸至此，上贻皇上之轸念，重勤大人之忧，劳师远抚，不胜感泣之至。允一介书生，受寡君之恩，虽赴汤蹈火，亦耶甘心。至于戎事，素所不闲。昨蒙差委向导之任，亦惧不堪，实无以仰塞明问。”张曰：“虽有嘉宾，若无贤主人，亦难为力，贵国朝廷有素负重望，可以整顿颓纲者否？” [6]（383～384）
张树声考虑善后事宜，金允植推荐申应朝、洪淳穆等人。金允植随同登船，在船上，他见到了青年军官袁世凯，并一见如故。金允植介绍其所见到的袁世凯：“时余随军东出，遇慰廷于日新船中。名世凯，年二十四，河南亳县人，官中书舍人，现带吴营中行司马。其父叔皆显官。岛人乐易莫从，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 [6]（388亦见《袁世凯全集》第一册第15页） 从此奠定他们一生的交往。
清军抵达汉城后不久，七月十三日（1882年8月26日），计擒大院君，并将他火速押送天津，随后剿灭叛军，使闵妃继续掌政，迅速将兵变平定。金允植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居功至伟，随后即获重用。九月，金允植回到天津，不久将在天津学习的学徒与工匠带回朝鲜。并购买了许多书籍、机器图纸、工业机器等，同时聘请一批熟练的中国工人在汉城建立机械厂，从而推动了朝鲜朝洋务活动的展开。
四、 金允植与朝鲜朝洋务活动的展开
领选使之行为金允植积累了政治资本，与金玉均等积极投靠日本的“开化党”不同，金允植既主张开化，又赞同亲华，他主张“东道西器”，被视为朝鲜朝近代史上“稳健的开化派”。天津之行，一则，为他与清朝的洋务派人士建立了很好的人脉关系，也为他在朝鲜朝实施洋务活动积累了人力资源；二则，他对清朝洋务活动的亲身考察，对于他在朝鲜朝推动洋务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因此，他成为了朝鲜朝近代洋务活动重要的推动者。
在处理朝鲜朝与清、日关系时，金允植既不反对跟日本交往，但又希望维持跟清朝的宗藩关系。金允植在给日本人的信函中，提及与清朝的关系时说：“贵国之于敝邦，唇齿之势，何时不然，惟今时尤切。向来通问绝罕，情志未孚，小民无知，见其衣服言语之不同，便怀疑惧。至清国则往来较数，耳目习熟，制度文字，多仿于是。自前世以来，恪守事大之义，现时局虽变，不便遽改前规。小民之心，亦知清国是庇护我，非贪害我，惟君子，则不然。清国不可背，而外国不可不亲。外国尚欲亲，况比邻世交之贵国乎？” 《云养集》卷十一《书牍上·答日本人栗林次彦书》。因为上文中，凡是“清国”都是“中国”改过来的，这里的“清国”一疑最初是“中国”二字。其对清朝，以“事大”之心，而在面对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威胁时，仰仗清朝，以为依靠。谈及跟清朝人交往时，特别强调天津之行的重要，“仆尝西游天津，与津门诸公及此中驻防诸人，交谊颇厚。” [13]（ 《书牍上·答日本人栗林次彦书》） 对日本人说他与清朝诸公“交谊颇厚”，可见，天津之行给他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金允植主张开港，主张训练新兵，主张与西方各国订约，但他希望这些能在清朝关照之下进行。金允植回国后，给天津海关道台周馥函中言：“仁川可以开港，而进兵则当由旱路七十里，渡一江，乃抵汉城。江华四面环海，直达汉城水面，仅五六百步，炮子飞过对岸，小轮载兵一二百名，可以驶过，此必争之地也。但目下苦无筹款，有意莫遂，不计难易，约于开春，邀中国教师，往炼新军。” “至商务土俗，尚未兴开，近立商会数处，苦乏资本，姑无成绪。矿山非无其处，事巨费多，未敢轻议。去月新建营官员，与中国张敬夫观察，合同约开一矿，以助兵饷。弟亦与袁慰庭舍人相议，请中国人开矿，以裕沁兵之饷。均属创行，有落落难合之叹。驻津商务委员，敝朝廷拟于岁前派遣，姑未闻择定何人。机器已由上海运来，向承有水脚及镪水诸料买来费，属金莞居妥筹补偿。” [13]（ 《书牍上·与津海关道周玉山[馥]书[壬午至月]》） 详谈其洋务开港计划。可见，金允植实施洋务之时，随时与清朝洋务派人士交流、请教，模仿清朝，开办工厂，开港做生意。
壬午（1882年）秋，签订了清朝与朝鲜朝《水陆贸易章程》，从此开启中朝间的近代商贸关系，同时也是朝鲜朝尝试与外国开展平等外交的努力。诚如金允植所言：“我国本无外交，自开港以后，闻见稍异于前。然至京城里开设各国行栈，抑亦各国之所无，议者之云不便，非无所见也。”[14]（《汉城开栈私议[乙酉]》）当时朝鲜朝人有曰：“清国视我犹内服，委以东方藩蔽之重。故凡有利益于我者，靡所不容其极。今于《章程》中，特开汉城开栈一欵，岂为清商争锱铢之利于我国哉？盖缘我国之人不谙交涉商务等事，他日各国麕至，必多欺侮。须令清商来往汉城，与我民一体开栈，又派商务委员以办其事，足以御外侮，足以资暗帮，此非计之善者乎？我国贫窭，所有土货不概清商之眼，而愚民常恐见夺其利，不近于腐鼠之吓乎？”[14]（《汉城开栈私议[乙酉]》）金允植以为：“清商之开栈汉城，诚为保护我利益，敦一家之谊，御外人之侮。” [14 ]（ 《汉城开栈私议[乙酉]》） 朝鲜朝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也多向清朝汇报。金允植给北洋大臣张树声函中称：“窃敝邦去年，与美、英、德三国议约，寔禀北洋意旨，防范周全，商订妥善。彼时三国使臣固无异辞，本年二月，英国驻日本领事阿须顿奉其公使书信，来看租界形便，将去年约条，反复辨难。其大致谓与中、东所证约欵有异，其最要谓抽十过重，其他小节字句之间，亦多诘驳。现伊无办理之权，未便请改。” [13]（ 《书牍上·上署理北洋大臣张宫保[树声]书 [癸未]》） 在此，金允植向张树声表明，朝鲜朝签约完全依照清朝惯例。
同時，仿效京师同文馆，成立同文学，积极效仿清朝洋务运动，开始创办朝鲜朝的洋务。金允植回国后不久，被任命担任江华岛留守，成立镇抚营，并延请袁世凯训练军队，创办朝鲜朝新军。金允植从天津回国以后，有《十六私议》，乃是为当时朝鲜国政出谋划策的。其中有言：“余在天津，李少荃（中堂）及其僚佐诸人，尝为余言天下之形势，劝之自强，余每闻之，未尝不怵然动心。嗣后我国建亲军营，设机器厂，颇修武备。伊来八九年间，阅历世故，商度时宜，乃知养兵非今日急务。曩日津门诸论，盖未深知我国情形之故也。” [14]（ 《十六私议》）金允植此议乃是学习清朝，建立洋枪队，以洋务来武装朝鲜朝军队。尽管金允植觉得当时建亲军营并非急务，有所反思，但实际上，朝鲜朝设立亲军营就是受到李鸿章等人的鼓动而成立的。
天津之行归来后，金允植成为朝鲜朝兴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金玉均等发动政变，将“事大党”赵宁夏、闵台镐等处死，挟持高宗，成立了以开化党为主的新政权，史称“甲申政变”。金允植极为不满，当即请求袁世凯镇压，袁世凯同意他的请求，率军镇压了开化党政权，甲申政变很快平定。两次政变都在金允植的策划下予以镇压了。闵妃得以再次执政，于是金允植被委以重任，特别让他协办交涉通商事务，并授兵曹判书兼江华留守。1895年，发生“乙未事件”，闵妃被日本人谋杀，因为金允植的亲日表现，他被流放达10年之久，后被放归。1910年，日韩合并，金允植被封子爵。1919年“三一运动”期间，他又是激烈的反日人士领袖，成为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1922年病逝。金允植与朝鲜近代史密切相关，既是积极主张开放、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开化派人士，同时也是积极投身于学习洋务之中，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來的干将。
综上所述，金允植天津之行，是朝鲜朝积极主动通过清朝学习西方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而金允植担当了领选使的职衔，成为了朝鲜朝国王最信任的官员，对其寄予极大希望。从中可以看出，清朝不仅是朝鲜朝赖以依存的靠山，也是朝鲜朝学习西方文明的唯一来源。这次使行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这是朝鲜朝积极主动透过清朝学习西方的一次尝试，既有思想上的接受，也有实际的行动；第二，清朝成为他们唯一信任的国家，唯一依存的希望；第三，朝鲜朝对西方的学习跟清朝的步伐是亦步亦趋的，甚至是朝鲜近代洋务和开化思想最重要的来源；第四，金允植这次北京、保定、天津之行，接触了当时清朝最重要的一批洋务派人士，其观察到的也是清朝最重要的实施洋务的城市，亲身体验了清朝的洋务，思想上产生极大的震动；第五，金允植也与清朝这批洋务派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六，此次领选使之任务使金允植思想上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他成为朝鲜朝最重要的主张开化的人物。因而，本次天津领选使之行，不仅对金允植个人意义重大，在朝鲜近代史上亦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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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