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走进德国文学的“魔山”
许晓迪 周盛楠
杨武能
十一二岁时，杨武能因为读书用力过猛，差点被文字“反噬”，走火入魔。
那一年，堂兄为在老家开书店，来重庆买书，借住在他家。那些书都是武侠剑仙小说，杨武能放学后就蜷在躺椅里，读得废寝忘食、天昏地暗，一连好多天，直到堂兄打道回府，才如梦初醒，像生了一场大病。
“从此以后我再不读武侠剑仙小说，小小年纪吃的苦头永生难忘。”
读到这段故事，纪录片导演郑苏杭觉得，这个翻译家“特别有意思”，“和我们印象中老一辈翻译家那种认真严肃、埋头苦翻的感觉不太一样”。
年初上线B站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里，她负责《词语摆渡人》这一集，拍的是长年隐于书籍背后的译者，正发愁怎幺拍摄对象都是“社恐”时，杨武能出现了。“他有骨子里的认真严肃，是一位非常‘稳’的老人家，但时不时会‘跳’一下，来点小幽默，猝不及防地反问你一些不知道怎幺回答的问题。”比如举着当年读大学的照片，指着自己打补丁的裤子，问“95后”的导演：“这一点你会吗？”
杨武能的旧居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山上最高的楼，年轻人爬都觉得累。拍摄那天，他执意要自己爬上去：“重庆人，体格好，小时候爬十八梯，长大了就爬这个梯。”
这或许正是他能翻出《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魔山》等名着的原因。翻译，本是最初走投无路的选择，“但一走上这条路，就像着了迷一样”，这位84岁的“巴蜀译翁”对《环球人物》记者说，“60年，一辈子干这个。”
拍摄时，郑苏杭想让杨武能读一遍普希金的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自传《译海逐梦录》里，杨武能曾说，这首诗“就好像是专为我写的一样”。
1949年，他小学毕业，跑遍山城的中学，都因交不起学费而失望离开，只能白天在大街上卷纸烟卖，晚上去人民公园的文化馆上夜校，混在一帮大叔大伯中间学文化。
第二年春天，杨武能考进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这里校风平等开放，教员不称先生而称大哥大姐。教俄语的“赵姐”，是个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混血儿，一身飘飘洒洒的布拉吉，给杨武能种下了心中的俄罗斯情结。他坚信列宁说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加电气化”，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梦想去修三峡水电站。不料毕业前一纸体检报告，判定他先天色弱，梦想就此破灭。
念高中时，杨武能有了第二个梦想——当音乐家，课间休息时要幺弹三弦，要幺带领全班唱歌，节衣缩食去听音乐会，终因没有深入学习的条件，梦想再次破灭。
1958年在南京大学，穿补丁裤子的裁判就是大学时期的杨武能。
四川外国语大学合影，三排右二为杨武能。? 1962年，时任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教员的杨武能。
那时候，中学生中流行读俄罗斯小说，杨武能尤其喜欢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前夜》和《罗亭》，因此记住了译者丽尼和陆蠡的名字。他下决心报考俄语专业，先当翻译家，再做作家。
1956年秋天，杨武能考入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半年后跳级到了二年级。眼看还有一年毕业，中苏关系破裂，学俄语的“僧多粥少”，他只能东出夔门，转学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德语专业。
梦想又一次破灭，但命运也打开了另一扇门。南大五年，尽管伴着严寒、酷暑和臭虫度过了一个个长夜，甚至染上肺结核住进南大设立的学生肺结核疗养所，杨武能仍感觉到如鱼得水般的畅快。德语专业拥有自己的原文图书馆，他几乎每周都要和那位个头矮小却神通广大的图书管理员打交道，多年后才知道，这位看守宝山的“小矮人”，竟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也是中国日耳曼学开山祖师之一的陈铨。
大学期间，在老师叶逢植的鼓励下，杨武能开始向《世界文学》投稿，翻译了莱辛、施笃姆、亨利希·曼等名家的作品。因为景仰前辈丽尼，他取了个笔名“金尼”，随后又觉得“女兮兮”的，改成“蜀夫”，表明自己是四川的大丈夫。1962年春天，他用第一笔190多元的稿酬，接济了贫困的家庭，还去服装店买了一件灰色夹克衫，“破天荒地改善了一下自己的形象”。
这一年，杨武能大学毕业，被分配回曾经的母校——已升格为四川外语学院的西南俄专，做了一名教师。头两年，他还发表了一些德语译作，再往后，选题怎幺都过不了关，连审毕待发的也统统发不出来了。
生活又一次“欺骗”了他。1965年，由鲁迅创刊的、当时中国唯一一家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停刊。杨武能的翻译梦也化为泡影，“身心遂堕入了黑暗而漫长的冬夜”。
寒冬如此漫长。
1976年夏天，杨武能带学生到武钢实习，遇到了一别多年的老师叶逢植。彼时，叶逢植领到了翻译敏娜·考茨基的小说《旧人与新人》的任务，便把工作分给“饥不择食”的学生一半，只是没有稿费，也不能署译者的名字。
“哪样都行喽，只要有东西翻，只要翻出来有用！”回到重庆，杨武能偷偷摸摸地干起来。山城的冬天寒冷彻骨，他窝在歌乐山的教师宿舍，晚上冻得受不了，就把未熄的烧饭炉子搬进房来夹在腿下，一直翻到深更半夜。1977年早春，他把半部译稿寄出，却迟迟没等来下文。
但改革的春天已至。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大龄考生”杨武能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诗人、翻译家冯至，攻读德国古典文学。
这一年，他40岁，放弃讲师头衔，告别妻女，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车，来到北京。随后是3个“忙得一塌糊涂”的寒暑春秋。“下雪了，上旧货市场花两块钱买顶有护耳的棉军帽戴上;嘴馋了，用家里带来的以废纸为燃料的炉子煮碗鸡蛋面吃，还不行就到北师大新开的‘乐群食堂’啃一盘排骨。”这是杨武能笔下的研究生生活，“从来没有无聊寂寞的时候。”等到毕业时，他已经出版了五六种译着、编着，成为名牌刊物《读书》的“老作者”了。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1981年出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1774年，24岁的歌德写下这本薄薄的小书，在欧洲掀起一阵“维特热”。一个半世纪后的1922年，郭沫若执笔推出了第一个《维特》全译本，“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在青年中流传不息，汇成一片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之声。杨武能的重译，适逢歌德逝世150周年前后，出版后大受欢迎。爱而不得、在社会上不断碰壁后自杀的维特，触动了心性敏感的文学青年们。在杨武能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有人“督促自己一字一句地读”，有人结合自己的遭遇创作了中国版的维特故事。
此时的中国，正迎来一场“文艺复兴”，规模浩大的翻译工程轮番启动。《维特》之后，漓江出版社邀请杨武能翻译托马斯·曼的《魔山》。这部厚达上千页的德语巨着，通过大学生汉斯在一所肺病疗养院的7年生活，呈现了欧洲当时的各种思潮，跨越精神分析、生理学、解剖学、音乐、摄影、赌博、接灵术等领域，内容庞杂、艰涩、深刻，成为翻译家既渴望又畏惧的精神高山。
“好在我生过肺结核，那些症状都了解，什幺咯血，肺出了空洞，打气胸，刚好为我翻这本书创造了条件。”
杨武能决定勇闯“魔山”，然而山中道路曲折幽秘，跋涉了快一年，才完成全书的四分之一，交稿时间紧迫，只好请人合译。那是1986年的盛夏，他赤膊上阵，沁出的汗水常打湿了面前的稿纸。
《少年维特的烦恼》。《魔山》。
1990年，四人合译的《魔山》面世，好评如潮，也因译者风格的不统一，留下缺陷与遗憾。2004年，杨武能受邀入驻欧洲翻译家协会，立刻抛下一切前往德国，在边境小城施特拉伦继续未竟的翻译。这一年，他66岁。一年后，新译《魔山》出版，距他初次闯入这座“鬼王”统治下的“魔山”，已过去20多年。
2000年，杨武能（左）获得德国总统颁发的国家功勋奖章。
这样的苦译，还有《格林童话全集》，厚厚两册，50多万字。当时还未用上电脑，杨武能手写笔译，每天八九个小时，熬到后来脖颈发僵，手抖发颤，颈椎“罢工”，只能拉来也是学德语的妻子和女儿救场，终于在1993年出版了这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格林童话全译本。
杨武能将其视为“最疼爱的孩子”，在译后记中，他写下一首《永恒的温馨》：“今天的孩子们和过去的孩子们，一代又一代枕着这只小宝盒，进入梦乡，进入幻想的天国，变成美丽的公主，勇敢的王子，变成聪明又机智的小裁缝，变成害怕也得学的傻大个，去环游世界，去历经坎坷，去斗巨人，斗大灰狼，斗老妖婆！即使在严寒的冬夜，不慎落入食人者的凶窟，多幺的紧张，多幺的恐怖！可恶梦总会在曙光中消逝，醒来，我们更爱身边的一切……”
“说我有一亿读者，都是比较保守、谨慎的。这算吹牛吧？我不怕吹牛。中国有多少家庭、多少儿童会买上一本《格林童话》？这种情况下，我还不自信吗？我自信得很！”
《格林童话全集》。《浮土德》。
“读杨老的文字，有时会感到他蛮喜欢自夸的。采访的时候也是，说起钱锺书、冯至、季羡林对他青睐有加，他说，‘因为我人很好。’听了觉得很可爱。”郑苏杭说，“但沟通多了，发现他真是一个善良、细腻的人，会帮我们联系人，协调拍摄，还帮我们安排故事怎幺拍，这里可以采取一个倒叙，中间可以穿插点什幺之类的。”
一天拍摄时，杨武能告诉他们，明天要进行家庭音乐会的排练，可以来拍。音乐会很正式，有节目单，写着每人的分工职责。乐队成员是杨武能的家人，弟弟、妹妹、弟媳，一大家子每个人都精通乐器，能歌善舞，杨武能担任主唱和指挥，随时指出大家合奏时的问题。
他真心热爱音乐，家里每个角落都有音响。一开始，郑苏杭想拍他坐在家中静静地听古典乐，杨武能却说自己也听摇滚。“我以为是西方摇滚乐、重金属那种，结果一放出来，是《潇洒走一回》。”当杨武能开始随着音乐摆动，整个摄制组面对这突然的舞蹈“真的快笑死了”。“你们年轻人也应该这样动一动。”杨武能对他们说，不时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自己的动作，跳完一遍还问，要不要再来一遍。
拍摄纪录片的那段时间，杨武能4点半起床，5点钟坐在电脑前，修订自己20多年前翻译的《浮士德》。为了拍到他的起居场景，摄制组凌晨时分就架好了机器。“那一次，他聊到在德国参加《浮士德》译者工场，如何用汉语诗艺引来各国学者的羡慕。他去国外参加活动，都会穿上唐装，体现中国人的精气神。那种文化的使命感和自豪感，特别打动人。”
杨武能曾感叹，搞翻译的人都是浮士德，迷上了这件事，就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梅菲斯特，想停下不干都不行了。他最喜欢老博士浮士德临终前的最后一段独白，那也是老诗人歌德的遗嘱，是他“智慧的最后结论”：“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
30多年前，杨武能写过一首诗，叫《五十岁的男人》。诗中写道：
他知道名位是虚影，事业是一切，因为他读过《浮士德》，自己也是浮士德。
《但是还有书籍2》剧照，杨武能在看他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最大的影响是，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既是学者，也是作家。他（她）不仅要掌握好外语，也要掌握杂七杂八的知识，对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还要有出色的文字功夫。这些大翻译家，无不都是这样的人。
在他们身上，还体现了对后辈的器重爱护。一般人认为钱锺书很傲慢，不好接近。但他对我很好，我们通了很多信。后来他身体不好了，原来写信用毛笔，写得很潇洒;后来用圆珠笔，能看出抖动的痕迹。我就狠下心来，断绝了与钱先生的联系，不再写信，也不打电话，就是为了不让他再操劳了。
克服文化差异，一方面要深入学习、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一方面要沉潜、浸润到对方的文化中。说到这里就要讲到“文化自信”。作为中国人，我是很自信的。1999年，我应歌德学院的邀请，到魏玛参加《浮士德》译者工场。受邀的学者共13人，来自各个国家，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大家围绕《浮士德》的解读和翻译进行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是，《浮士德》的诗体很多，长句、短句，顺口溜式的也有，庄严沉稳的也有。怎幺用格律音调来表现？好几位学者都表示很难。
他们讲完了，轮到我发言。中国人喜欢谦虚，但在国际场合，你不用太谦虚。我说，这个确实不容易，但对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那幺难。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诗歌传统，从汉魏乐府，到唐诗的绝句律诗、五言七言，后来又有宋词、元曲，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和资源来解决问题。
这些外国同行都很惊讶、羡慕，特别是日本人和韩国人。日本人说：“哎呀，我们就没有那幺多形式！”韩国人说：“太可惜了，我们干吗要废弃汉字呢？”
我喜欢音乐，有空就听听音乐会。在家里，就一个人跳广场舞。听的音乐是《三步踩》，不知道吗？三步踩是一种舞步，实际上有四步，中间一步是踮一下。
我眼睛不好，年纪又大，只能让助理学车，从两轮摩托到三轮电动车，现在学四轮汽车。等她学会了，就能带着我到处玩了。
这不，3月下旬我买了一辆咱重庆产的轿车，很便宜，很舒适，很漂亮！我的助理拿到驾照，在家里一位老司机的监护下上了路，结果撞到墙上，修车花了6000大洋。家人都说助理必须在师傅带领下再练两个月，我才能坐她的车。我呢偏不信，心想通过考试，拿了驾照，就该能开车。第二天便让她开车送我去办事，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不断给她打气，说“就算又进修理厂也只是花点儿钱”，只要胆大心细出不了大事。这不，一个多月过去了，咱们已经开自己的车上下班了。
我这个重庆出生的四川人啊，就是自信，就是胆大，在国外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言作报告，从来不念讲稿，也没有讲稿，学咱们老祖宗苏东坡“胸有成竹”呗！在重庆图书馆 “译翁书院”即将举行的揭牌典礼上，我将做《歌德与苏东坡》的主题演讲，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指导。届时您或许会发现：老头子虽自号巴蜀译翁，却不只是一名翻译家。
1938年生于重庆十八梯下厚慈街， 自号巴蜀译翁。代表译作有《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魔山》《格林童话全集》，随笔集《译海逐梦录》《感受德意志》。2000年获得德国总统颁发的国家功勋奖章，2013年荣获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2018年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