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人“渡来”日本过程考察
李宗勋 王建航
[摘要]在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渡来人中，高句丽系占不少比重。早在汉四郡前期，高句丽和倭就以乐浪郡为媒介有一些交际，但因此时的高句丽还没有完全独立，尚未形成与倭进行群体性接触的条件。4世纪高句丽与倭发生过数次战争，有众多高句丽人作为战俘被强制迁移到日本，成为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丽倭通交时期，大量高句丽人通过国家层面的交流形式渡来日本。高句丽国灭亡之后，又有部分高句丽群体通过统一新罗来到日本。由于渡来时间的不同，渡来的过程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高句丽人；渡来；倭国；三国纷争
[中图分类号]K31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53-07
[收稿日期]2017-12-28
[作者簡介]1. 李宗勋，男，朝鲜族，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研究员，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东亚关系史；2.王建航，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关系史。（延吉133002）
“渡来人”是日本历史学名词，指古代通过海路来日本居住的外国人，特别是在公元4—7世纪从朝鲜、中国移住到日本的人，他们带来武器制作、织布、农业等先进技术，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大和政权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代日本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在日本历史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渡来人之中也包括高句丽人，即高句丽系渡来人。目前，我国学界对高句丽系渡来人的研究少有涉猎，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入唐高句丽人详见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高句丽人遗民流向、数量等方面楼正豪：《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拜根兴：《在唐高句丽遗民遗物、遗迹的现状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24卷第1辑；范恩实：《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杨军：《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东北史地》，2006年第5期；王其祎，周晓薇：《国内城高氏：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日本学界对于高句丽系渡来人研究时间较长，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于高句丽系渡来人带来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详见关晃：《归化人》，东京：至文堂，1990年（重版）；斋藤忠：《古代朝鮮文化和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初版）；上田正昭：《古代道教和朝鮮文化》，东京：人文书院，1989年（初版）。奥野正男：《骑马民族和日本古代的迷》，东京：大和书房，1931年（初版）。以及高句丽系渡来人遗迹的考察等等井上满郎：《古代南山城和渡来人》，《京都府埋藏文化财论集》第6集，2010年；高丽澄雄：《高丽神社和高丽乡》，高丽神社社务所，2002年；山口勇：《交流之窗东国渡来人和高丽神社》，《历史地理教育》，2011年。，而对高句丽系渡来人的渡来过程鲜有提及。本文通过对高句丽人渡来日本过程的研究，进一步阐明包括渡来原因、路径、影响等在内的“渡来”全貌，进而还原高句丽人与日本历史的关系及对东北亚历史的影响。
一、高句丽和日本最初交往时间考证关于高句丽与日本最初交往的时间，在中外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由于高句丽人和日本人分别居住于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和日本列岛，地理上相距遥远，中间还有百济和新罗阻挡，加之当时航海技术不高以及没有交往意愿，以致早期高句丽与日本之间没有形成交流的充分条件。
笔者认为两国最初的交流时间应不晚于东汉光武帝时期。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曾通过乐浪郡向东汉朝贡，而此时的高句丽则被东汉玄菟郡管控。公元1—3世纪，日本正处在小国林立的联盟体阶段，但经常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半岛进行各方面交流。在日本九州一带出土的很多乐浪郡时代的遗物，如铜镜、半两钱、五株钱、货泉等，说明日本在弥生时代频繁出入朝鲜半岛。而当时的高句丽也已建国多年，并逐渐与汉朝的乐浪郡、玄莬郡分庭抗礼，甚至相互发生战争。《三国志》中记载高句丽王伯固时期（公元165-179年），曾入侵玄菟郡、攻打乐浪、虏获乐浪太守妻子的事情。[1]（846）
对于包含乐浪郡、玄菟郡在内的汉四郡地理位置，学界仍有争议，不过在乐浪郡与玄菟郡间地理相近上存有共识。既然高句丽和倭国都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双方有一些交际的可能性较大，进而也可以推断，早在汉四郡时期高句丽与倭国之间就以乐浪郡为媒介产生了一定的关联。
当然，这个时期双方的交往应该是个别的、小规模的，发生人口流动的可能性也相当低，谈不上是国家之间的人际往来，更谈不上高句丽人大批东渡日本的现象。毕竟当时高句丽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还不够强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四郡管制，故不可能以独立外交的方式与倭接触。
此外，高句丽太祖大王开始逐渐向半岛扩展势力，如四年（公元56年）“秋七月，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仓海，南至萨水”。[2]（191）高句丽的领土扩大到沧海今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东部沿海。，高句丽和日本之间的海路得以打通。而萨水一般认为今朝鲜清川江。距三韩较近，这样一来，高句丽与活跃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倭国势力之间直接交际的可能性明显加大。
二、强制移居至日本的高句丽人
日本学者关晃在其《归化人》一书中将日丽通交前包括高句丽人在内的归化人归化人与渡来人词意相同，前者政治色彩较强，后者较为中性。称作“早期归化人”，[3]（16）对其在古代日本社会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笔者在此暂且亦将日丽通交前渡来的高句丽人称为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并认为最早高句丽系渡来人是日本在战争中俘获来的俘虏和奴隶。关于高句丽与倭国之间的战争关系，史书中少有着墨，但《高句丽好太王碑》显示，4世纪之后丽倭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然会获取一些高句丽俘虏。
高句丽从广开土王开始加紧了对朝鲜半岛的南进政策，为此在平壤一带构筑大规模的军事根据地，为向半岛腹地扩展作准备，最终达到消灭百济和新罗的目的。与此同时，倭国在古坟时代实力也得到猛增，为继续保持任那这个铁资源供应地，以此为军事据点，时常侵扰百济和新罗。加之，此时的中国大陆处于南北朝分立状态，对朝鲜半岛局势鞭长莫及，致使丽倭两股势力在半岛南部相遇，必然引发持久的战争。
好太王碑的辛卯年纪事中有，“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口，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4]（11）的记载。对于此记事主语的争论已有百年，至今仍无定论，而在笔者看来不论主语为何，就文句本身而论，辛卯年条确实记述着4世纪末高句丽与日本曾角逐半岛南部这一事实。
辛卯年纪事之后，碑文又有“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军至□□道，攻取宁八城、臼模卢城、各模卢城……残倭溃逃”[4]（11）的记载。即“六年丙申”，高句丽好太王亲率水军征讨百济，击溃百济、倭军，占领大片领土。对于“六年丙申”这一纪事，无论是在《三国史记》的《高句丽本纪》中还是《百济本纪》均未有记载。不过，《高句丽本纪》好太王四年（公元395年）条中记载，（八月）好太王率军与百济军大战于氵贝水，“虏获八千余级”。[5]（223）再有，《百济本纪》阿莘王四年条中（公元395年）记载，（八月）“丽王谈德亲率兵七千，阵于浿水之上。我军大败，死者八千人”。[6]（299）好太王碑文中“六年丙申”与《三国史记》记录的史实虽相差二年，但就记录内容而言，好太王碑文中“六年丙申”与《三国史记》的两则史料应为同一事件。
高句丽好太王十四年（公元405年），倭又“侵入带方界”与高句丽发生战争。好太王碑是为赞颂高句丽广开土王开疆拓土的伟业而建造的丰碑，自然会有很多夸大当时高句丽战胜日本等周边势力的记录。但从上述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高句丽与倭国之间的战争，确实大多以倭国方面的失败而告终。不过，在丽倭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倭没有获取高句丽俘虏，因此掠取战争俘虏也是日本征战的主要目的之一。
倭国除了在与高句丽的直接战争中获取高句丽俘虏之外，还可以在与百济、新罗的交流和战争中间接获得更多高句丽俘虏和奴隶。如在新罗勿奈尼师今三十八年（公元393年），倭兵围攻新罗首都金城长达五日，说明当时的军事实力优于新罗，在这一过程中倭国会俘获很多俘虏，包括高句丽俘虏，因新罗与高句丽战争中也曾获得过大量高句丽俘虏。从《三国史记》中同时期日本与新罗交战的记载来看，此时日本对外发动战争仍以掠夺人口为主。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的高句丽人工匠、田部等，就应是倭在与新罗交战之际获取的。
其实，倭国间接通过百济获得的高句丽人口最多，这与倭济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经常联合作战密切相关。自高句丽加快对朝鲜半岛南进以后，丽济战争频繁不断。公元369年9月，高句麗故国原王派兵两万入侵百济，百济近肖古王遣太子率兵击破高句丽军，斩获五千余级，“其虏获分赐将士”。[7]（294）公元371年10月，近肖古王又率兵三万进攻平壤城，射杀高句丽故国原王。公元389年9月，百济辰斯王遣兵抄略高句丽南边部落。公元390年，百济辰斯王命达率真嘉谟伐高句丽，攻陷都坤城，虏获二百人。如上所述，在公元369-390年间，百济在与高句丽战争中曾占据有利地位，自然会虏获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口。
不过，随着高句丽好太王继位并加大对百济攻势以后，丽济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正如好太王碑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在好太王的亲自征伐下，百济丧失大量土地、人口，百济不得已将在半岛南部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倭国引入战争。于是出现《三国史记》所记载的一幕，即百济阿莘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6]（299）在古代东亚，派遣质子是两国结好的通交方式，进献奴隶亦是交好的重要手段。如在邪马台国时期，日本为与汉朝通交，曾进献人口。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为结好倭国、寻求军事援助，也曾向其进献一定数量高句丽人奴隶。日本钦明天皇四年（公元542年）九月，“百济圣明王、遣前部奈率真牟贵文、护德己州己娄、物部施德麻奇牟等，来献扶南财物与奴二口”。[8]（316）钦明天皇十一年（公元549年）四月，日本贵族阿比多自百济归国，百济圣明王“献高丽奴六口、別赠王人奴一口”，[8]（330）其后百济圣明王再“遣中部奈率皮久斤、下部施德灼干那等，献狛虏十口”。[8]（330）其中对于公元549年所献高句丽人奴隶的来源，《日本书纪》给出了明确答案，即“皆（百济）攻尔林高句丽地名。所擒奴也”，[8]（330）所以说百济将战争中虏获的高句丽人进献给日本是可信的，而且这种进献奴隶的外交传统一直延续到百济灭亡前后。日本通过百济获得多少高句丽人目前尚无准确数字，不过若将视域扩大至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交往来看，日本通过百济获得高句丽人口数量不可小觑。
高句丽在与日本敌对时期，不曾对日朝贡，在学界已被公认，然而在《日本书纪》中却多次出现高丽（指高句丽）工匠和使节的相关记录。关于这部分高句丽人的性质，中外学界有着不同看法。朝鲜学者金锡亨提出“分国论”，[9]认为朝鲜半岛三国曾经在日本列岛建立分国。而我国学者全春元则认为这部分高句丽人是为躲避战乱和兵役，流入日本列岛的。[10]（66）日本学界则通常认为他们只是众多渡来人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渡来人并无不同。[11]（275～277）以上观点虽各有道理，然均似对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势缺乏整体把握。笔者认为，《日本书纪》记录的高丽（高句丽）工匠、使节等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应是作为战俘身份强制移居至日本的。
日本钦明天皇二十六年（公元564年）五月，“高丽人头雾唎耶陛等，投化于筑紫，置山背国”。[8]（346）这是日本史书中第一次详细记载高句丽渡来人史实，甚至出现了高句丽系渡来人确切的名字，且《日本书纪》编撰者还明确写道，此次渡来的头雾唎耶陛等人为“今畝原、奈罗、山村高丽人之先祖也”。[8]（346）可见，此次渡来的高句丽人身份较高、数量较多，是十分重要、典型的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有较高的探讨价值。
但笔者仍然认为，他们绝非如《日本书纪》所记录的“投化筑紫”，而是日本在战争中用暴力手段强制移居到日本的，理由有三：第一，从地理上看，高句丽与日本筑紫间相隔百济、新罗，路途遥远、海路艰险，何况高句丽与百济、新罗敌对，所以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平安到达日本较难实现。第二，头雾唎耶陛等人渡来之前，倭、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发生多次战争，公元561年倭国曾用百济之计大破高句丽，甚至攻入高句丽宫室，掠得“七织帐”、“铁屋”等众多珍宝。[8]（345）因此，高句丽人头雾唎耶陛等人在这几场战争中被俘获而被迫“投化”日本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公元561年被俘虏为何公元564年才得以“投化筑紫”呢？对于时间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与朝鲜半岛形势变化有着紧密关系。公元561年后新罗在战争中击败高句丽、百济，夺得大片土地，其后吞并任那，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原有秩序。任那被新罗吞并后，倭国失去了在半岛的临时军事据点，实力大为削弱，甚至与百济交往也受到阻碍。当然，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日本书纪》在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1年）—二十六年（564年）日本与百济交往记录的空白。不过，随着百济进攻新罗以及伽耶反叛，新罗对半岛南部的控制力相对削弱，高句丽人头雾唎耶陛等人最终得以在公元564年抵达筑紫，正因头雾唎耶陛等人多年前就被日本俘获，日本对其较为熟悉和信任，所以对其记载颇详，甚至安置在日本政治中心平安京附近的山背国。第三，类似头雾唎耶陛的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的着陆地均是九州筑紫。仓住靖彦通过对九州北部一带考古资料、文献的整理和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大宰府及其前身那津官家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接待使节的外交功能尚不具备”，[12]（14～16）这意味着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在九州筑紫渡来的高句丽人与军事有关的可能性较大。高句丽与日本航路相对固定，即从朝鲜半岛东北部横渡大海到达日本越后地区，该航路在两国通交后多次使用，乃至在渤海国与日本的交流中仍然沿用，可奇怪的是这条稳定的航路却少见于《日本书纪》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的记载。
综上所述，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高句丽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以战争形态为主，战争引发了两国间的规模性人口流动，而作为数量较多的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应是在暴力胁迫下强制移居至日本的。
三、丽日通交后来日的高句丽人
随着中国大陆渐趋统一、新罗王国崛起、丽济关系由冲突转为交好，此前一直呈敌对关系的高句丽与日本亦开始和解，至公元570年高句丽使节携带鸟羽之表高句丽人携带到日本的国书，其材质为鸟羽，故名。到达日本，标志着两国正式通交。此后直到高句丽灭亡前，两国总体上保持着和平状态。与之前高句丽人被强制移居日本不同，通交后高句丽人的渡来显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以下表格所示，是《日本书纪》中所载公元570—公元668年间高句丽人赴日记录。
公元570—668年高句麗人赴日记录表
时间事件570年高句丽使节在越岸登陆。573年高句丽使节泊于越海之岸，被放逐。574年高句丽使节泊于越海之岸。583年高句丽僧人惠便到达日本，栖身加古川附近，后建立鹤林寺。595年高句丽僧人惠慈赴日。602年高句丽僧人僧隆、云聪赴日。605年高句丽王向日本赠送黄金300两。610年高句丽僧人云徵、法定赴日。625年高句丽僧人惠灌赴日。642年高句丽使节泊于难波。656年高句丽调度副使伊利之使主来朝。660年高句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100余人泊于筑紫。666年春正月，高句丽使人前部能娄等进贡。冬十月，高句丽使人乙相奄邹等进贡，大使臣乙相奄邹、副使达相遁、二位玄武若光等。668年高句丽遣使进贡。
从上表可知，丽日通交后曾有大量高句丽僧人、使节到达日本，两国在文化和政治上开展了密切交流，尤其在佛教文化方面。佛教自公元372年经中原传入高句丽后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间学界仍有争议，有366年之前、372年、396年之前等不同说法。笔者采信《三国史记》记载，认为372年佛教传入高句丽。，因受到高句丽统治阶层欢迎而得以快速发展，“目前仅在平壤一带已有清岩里土城内的金刚寺、上五里和清湖里寺院址、洛寺址、奄祠址、中兴寺址、定陵寺址等数量众多的寺庙遗址被发现”。[13]（199）高句丽在大兴佛教的同时还利用佛教从事外交活动，[14]（303）所以东渡日本的高句丽僧人肩负着文化传播与政治交好的双重使命。可以说，高句丽僧人渡来对日本的哲学思想、珈蓝建造乃至风俗习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5]（229）
在佛教东传期间，佛教不单作为宗教而存在，而是包含建筑、绘画、雕刻等众多文化在内的综合体。随着高句丽向日本传播佛教，与佛教文化相关联的高句丽人也一并到达日本，在《日本书纪》亦记录有“高丽画师子麻吕”。[16]（465）《日本书纪》虽然如此表述，但只有一人前往日本的可能性相当低，正如僧人惠灌乃是以高句丽王使者身份出使日本，那么使节团的规模应相当巨大。在上表的赴日僧侣中，除惠慈于595年回到高句丽外，其他或归化，或无迹可寻，最终滞留在日本，成为高句丽系渡来人。
另一方面，公元570年两国正式通交后，高句丽多次向日本派遣外交使节。公元642年后，高句丽与唐朝关系日益严峻，为寻求日本援助，高句丽在对日外交中呈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在高句丽即将灭亡之际，为安全起见大批高句丽使节滞留在日本。如667年高句丽向倭国遣使进贡，因回途风浪高而索性不归；[16]（466）666年作为使节团副使的玄武若光虽得以短暂归国，却因高句丽的灭亡而举族回渡日本。这一部分无法归国的高句丽使节最终不得已而寄居日本，成为渡来人。
四、通过统一新罗来日的高句丽人
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大量流向周边国家和部族，但学界对于其中流入日本的高句丽人数量如何，目前尚无具体研究。不过，有学者认为流入日本的高句丽人数量较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17]（150）然而笔者认为，对于高句丽灭亡后人口流入日本的数量，不能仅以史书记载进行简单加减，还应考虑高句丽人通过统一新罗渡来日本的可能性。
在唐罗联军征服高句丽前后，大量高句丽人被迁移至唐朝境内，也有一些逃至渤海国，还有大量遗民仍在朝鲜半岛。如镇守高句丽南境的贵族、城主多降于新罗，其中对新罗影响较大的是，公元666年12月“高句丽贵臣渊净土以城十二、户七百六十三、口三千五百四十三来投”，[18]（84）又如公元669年2月，高句丽王族安胜“率四千余户投新罗”。[19]（271）于是在公元670年7月，新罗册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公然让其大肆招纳高句丽残余势力，引发唐朝不满，唐罗战争旋即爆发。对于唐罗战争的爆发原因，今人有较多分析和推断，但就《新唐书》《三国史记》中的记录而言，似乎均将“纳高句丽叛众”作为战争爆发的首要原因，这也意味着在唐朝的压力下，新罗必须对其境内的高句丽残余势力做出合理安排。
前文多次提及渡来人为日本带去了先进文化、技术，推动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古代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对包括高句丽人在内的渡来人尤为重视，通常会合理安置他们，使其为社会发展发挥作用。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实施部民制，就是将渡来人作为部民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这一态度在唐罗联军征服高句丽之际也显现无疑，在《日本书纪》记载了耐人寻味的异事，即“鼠产于马尾”。[20]（473）对于此事，高句丽僧人释道显解释为“北国之人将附南国，即高句丽灭亡而归属日本”。[20]（473）高句丽国灭亡后无法归属日本，归属的只能是高句丽人。释道显的这一解释，折射出日本统治集团对接纳高句丽人来日持有的积极态度，这为高句丽人东渡日本创造了条件。
唐罗战争爆发后，新罗开始谋求同日本改善自白村江战役后的对立关系。特别是每当唐与新罗的关系较为紧张之时，新罗便连年出使日本。[21]（53）不过，从《日本书纪》的记录中能够发现，流入新罗的高句丽残余势力曾多次参与到新罗与日本的外交活动中，且所谓的“高句丽使者”大多是伴随新罗使节一同出使日本或由新罗使者将其送往日本筑紫的渡來人。“高句丽使者”的出现使得罗日外交中“高句丽色彩”更加强烈。《三国史记》中虽没有新罗使节与“高句丽使节”同赴日本的记载，但却有公元698年“日本国使至，王引见于崇礼殿”、[22]（109）公元703年“日本国使至，总二百四人”[22]（110）的记录。若无此前两国使者的多次来往，日本大规模使团赴新罗恐怕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新罗与日本在高句丽人东渡的事情上存有默契。
唐罗战争以新罗文武王“金法敏遣使请罪”[23]（6204）而告终，同时新罗将高句丽王安胜改封为报德王。但此次改封引发新罗境内高句丽残余势力不满。公元684年11月“安胜族子将军大文在金马渚谋叛，事发伏诛”。[24]（106）叛乱被戡定后，新罗将高句丽残余势力迁往新罗南部州郡。新罗南部州郡交通便利，农业较为发达，将叛乱的异国人迁往此地，令人生疑。新罗南部虽远离唐土，然地接日本，这客观上为高句丽残余势力东渡日本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高句丽人被迁往新罗南部州郡后，东渡日本的事件仍不断发生。一般来说，作为作乱的异国人必定会受到严密监视，出逃的可能性较低，且新罗在沿海设置船府令、加耶郡设立金官小京，对南部州郡的控制力增强。[25]（87～88）
公元686年，日本将“投化”的高句丽人安置于常陆国。笔者推断此次渡来的高句丽人与因金马渚叛乱被迫南迁的高句丽人有较大关联。首先，从时间上看，此次高句丽人渡来发生在“金马渚叛乱”后，且时间相距较近。其次，日本对此次高句丽系渡来人的安置，与以往就近安置、集团安置不同，而选择将其分散安置在远离朝鲜半岛的东南地区。最后，此次渡来的首领为高句丽贵族王若光，他作为副使曾于公元666年出使日本，地位高贵。王若光极有可能在高句丽灭亡后流落新罗，在参与“金马渚叛乱”后被迁往新罗南部州郡，最终举族东渡日本。
对于高句丽人通过统一新罗渡来日本，不应片面地认为是新罗与日本合作并有计划地将高句丽人送往日本。这里所说通过统一新罗的渡来日本还应包含借用新罗之地的渡来之意以及新罗在高句丽人渡来日本过程中有意识参与。总而言之，高句丽灭亡后，曾有相当部分的高句丽人通过统一新罗到达日本。
五、结语
综上分析，高句丽系渡来日本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汉四郡前期，高句丽与倭通过乐浪郡有所接触，但人际交流仅限于个别交往，未能形成规模；第二阶段是倭国与高句丽角逐朝鲜半岛南部时期，很多高句丽人作为战争俘虏和奴隶渡来日本；第三阶段是倭国与高句丽两国正式通交以后，通过正常的交流方式向倭派遣了众多高句丽学者、技术人员；第四阶段为统一新罗时期，滞留在半岛或投奔新罗的高句丽遗民因各种原由陆续前往日本。
日本的高句丽系渡来人数量到底有多少具体不得而知，但通过几个重要阶段高句丽系渡来人分析，其数量绝对不能忽视。但有一点还需注意，日本为什么非常愿意接纳高句丽人的问题。理由大致有三：第一，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相比百济、新罗人，高句丽人文化水准、生产技术最高，大量引进对日本社会发展极为有利。第二，高句丽的军事经验丰富，尤为日本所器重。日本在九州地区建筑的许多堡垒、城廓等军事设施及经验受高句丽人影响较大。第三，古代日本侵扰半岛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掠夺人口，以补充国内劳力及军力的不足。
移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较为独特，因为移民过程就是文化传播、交融的过程。在古代史书中，有关流民、移民情况记录较少，记载的多是那些波澜壮阔的官方往来。日本历史上，一直注重与中国中原王朝交流，以此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大和国家时期频繁向隋唐派遣规模巨大的使节团。在以往研究中，中日两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诚然，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为本国引入了大量先进文化和技术，并在日本上层形成了中国式的律令政体。但值得一提的是，倡导律令文化的日本大化改新效果不佳，近半个世纪间无法顺利推进。即律令文化对日本上层影响固然重大，但推行时间不长，不到三百年日本又进入漫长的幕府统治时期。也就是说，律令文化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社会水土不服，对下层社会所产生影响也值得商榷。但与之相反，包括高句丽系在内的大批渡来人，对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技术及民间文化影响甚大，从而推动了民间文化和社会基层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陈寿：《东夷传·高句丽》，《三国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朝]金富轼：《高句丽本纪第三·大祖大王》，《三国史记》（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3][日]关晃：《归化人》，东京：至文堂，1990年。
[4]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5][朝]金富轼：《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三国史记》（卷1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6][朝]金富轼：《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三国史记》（卷2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7][朝]金富轼：《百济本纪第二·近肖古王》，《三国史记》（卷24），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8][日]经济杂志社编：《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北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9][朝]金錫亨：《关于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叙述的严重错误》，《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8 日。
[10]全春元：《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日]稻叶君山：《朝鲜文化史研究》，东京：雄山阁，1925年。
[12][日]仓住靖彦：《古代的大宰府》，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年。
[13]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李云铎译，顾学铭、方起东校，哈尔滨：黑龙江出版文物编辑室，1983年。
[14]韩昇：《隋唐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外交”》，《佛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5][日]斋藤忠：《古代朝鲜文化与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
[16][日]经济杂志社编：《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北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17]李德山：《高句丽人口去向考》，《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18][朝]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三国史记》（卷6），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19][朝]金富轼：《高句丽本纪第十·宝臧王》，《三国史记》（卷22），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0][日]经济杂志社编：《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北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21] [日]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朝]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八·孝昭王》，《三国史记》（卷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24][朝]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八·神文王》，《三国史记》（卷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5]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高敬洙：《朝鲜简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全红]
[摘要]在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渡来人中，高句丽系占不少比重。早在汉四郡前期，高句丽和倭就以乐浪郡为媒介有一些交际，但因此时的高句丽还没有完全独立，尚未形成与倭进行群体性接触的条件。4世纪高句丽与倭发生过数次战争，有众多高句丽人作为战俘被强制迁移到日本，成为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丽倭通交时期，大量高句丽人通过国家层面的交流形式渡来日本。高句丽国灭亡之后，又有部分高句丽群体通过统一新罗来到日本。由于渡来时间的不同，渡来的过程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高句丽人；渡来；倭国；三国纷争
[中图分类号]K31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53-07
[收稿日期]2017-12-28
[作者簡介]1. 李宗勋，男，朝鲜族，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研究员，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东亚关系史；2.王建航，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关系史。（延吉133002）
“渡来人”是日本历史学名词，指古代通过海路来日本居住的外国人，特别是在公元4—7世纪从朝鲜、中国移住到日本的人，他们带来武器制作、织布、农业等先进技术，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大和政权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代日本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在日本历史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渡来人之中也包括高句丽人，即高句丽系渡来人。目前，我国学界对高句丽系渡来人的研究少有涉猎，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入唐高句丽人详见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高句丽人遗民流向、数量等方面楼正豪：《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拜根兴：《在唐高句丽遗民遗物、遗迹的现状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24卷第1辑；范恩实：《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杨军：《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东北史地》，2006年第5期；王其祎，周晓薇：《国内城高氏：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日本学界对于高句丽系渡来人研究时间较长，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于高句丽系渡来人带来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详见关晃：《归化人》，东京：至文堂，1990年（重版）；斋藤忠：《古代朝鮮文化和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初版）；上田正昭：《古代道教和朝鮮文化》，东京：人文书院，1989年（初版）。奥野正男：《骑马民族和日本古代的迷》，东京：大和书房，1931年（初版）。以及高句丽系渡来人遗迹的考察等等井上满郎：《古代南山城和渡来人》，《京都府埋藏文化财论集》第6集，2010年；高丽澄雄：《高丽神社和高丽乡》，高丽神社社务所，2002年；山口勇：《交流之窗东国渡来人和高丽神社》，《历史地理教育》，2011年。，而对高句丽系渡来人的渡来过程鲜有提及。本文通过对高句丽人渡来日本过程的研究，进一步阐明包括渡来原因、路径、影响等在内的“渡来”全貌，进而还原高句丽人与日本历史的关系及对东北亚历史的影响。
一、高句丽和日本最初交往时间考证关于高句丽与日本最初交往的时间，在中外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由于高句丽人和日本人分别居住于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和日本列岛，地理上相距遥远，中间还有百济和新罗阻挡，加之当时航海技术不高以及没有交往意愿，以致早期高句丽与日本之间没有形成交流的充分条件。
笔者认为两国最初的交流时间应不晚于东汉光武帝时期。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曾通过乐浪郡向东汉朝贡，而此时的高句丽则被东汉玄菟郡管控。公元1—3世纪，日本正处在小国林立的联盟体阶段，但经常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半岛进行各方面交流。在日本九州一带出土的很多乐浪郡时代的遗物，如铜镜、半两钱、五株钱、货泉等，说明日本在弥生时代频繁出入朝鲜半岛。而当时的高句丽也已建国多年，并逐渐与汉朝的乐浪郡、玄莬郡分庭抗礼，甚至相互发生战争。《三国志》中记载高句丽王伯固时期（公元165-179年），曾入侵玄菟郡、攻打乐浪、虏获乐浪太守妻子的事情。[1]（846）
对于包含乐浪郡、玄菟郡在内的汉四郡地理位置，学界仍有争议，不过在乐浪郡与玄菟郡间地理相近上存有共识。既然高句丽和倭国都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双方有一些交际的可能性较大，进而也可以推断，早在汉四郡时期高句丽与倭国之间就以乐浪郡为媒介产生了一定的关联。
当然，这个时期双方的交往应该是个别的、小规模的，发生人口流动的可能性也相当低，谈不上是国家之间的人际往来，更谈不上高句丽人大批东渡日本的现象。毕竟当时高句丽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还不够强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四郡管制，故不可能以独立外交的方式与倭接触。
此外，高句丽太祖大王开始逐渐向半岛扩展势力，如四年（公元56年）“秋七月，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仓海，南至萨水”。[2]（191）高句丽的领土扩大到沧海今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东部沿海。，高句丽和日本之间的海路得以打通。而萨水一般认为今朝鲜清川江。距三韩较近，这样一来，高句丽与活跃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倭国势力之间直接交际的可能性明显加大。
二、强制移居至日本的高句丽人
日本学者关晃在其《归化人》一书中将日丽通交前包括高句丽人在内的归化人归化人与渡来人词意相同，前者政治色彩较强，后者较为中性。称作“早期归化人”，[3]（16）对其在古代日本社会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笔者在此暂且亦将日丽通交前渡来的高句丽人称为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并认为最早高句丽系渡来人是日本在战争中俘获来的俘虏和奴隶。关于高句丽与倭国之间的战争关系，史书中少有着墨，但《高句丽好太王碑》显示，4世纪之后丽倭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然会获取一些高句丽俘虏。
高句丽从广开土王开始加紧了对朝鲜半岛的南进政策，为此在平壤一带构筑大规模的军事根据地，为向半岛腹地扩展作准备，最终达到消灭百济和新罗的目的。与此同时，倭国在古坟时代实力也得到猛增，为继续保持任那这个铁资源供应地，以此为军事据点，时常侵扰百济和新罗。加之，此时的中国大陆处于南北朝分立状态，对朝鲜半岛局势鞭长莫及，致使丽倭两股势力在半岛南部相遇，必然引发持久的战争。
好太王碑的辛卯年纪事中有，“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口，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4]（11）的记载。对于此记事主语的争论已有百年，至今仍无定论，而在笔者看来不论主语为何，就文句本身而论，辛卯年条确实记述着4世纪末高句丽与日本曾角逐半岛南部这一事实。
辛卯年纪事之后，碑文又有“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军至□□道，攻取宁八城、臼模卢城、各模卢城……残倭溃逃”[4]（11）的记载。即“六年丙申”，高句丽好太王亲率水军征讨百济，击溃百济、倭军，占领大片领土。对于“六年丙申”这一纪事，无论是在《三国史记》的《高句丽本纪》中还是《百济本纪》均未有记载。不过，《高句丽本纪》好太王四年（公元395年）条中记载，（八月）好太王率军与百济军大战于氵贝水，“虏获八千余级”。[5]（223）再有，《百济本纪》阿莘王四年条中（公元395年）记载，（八月）“丽王谈德亲率兵七千，阵于浿水之上。我军大败，死者八千人”。[6]（299）好太王碑文中“六年丙申”与《三国史记》记录的史实虽相差二年，但就记录内容而言，好太王碑文中“六年丙申”与《三国史记》的两则史料应为同一事件。
高句丽好太王十四年（公元405年），倭又“侵入带方界”与高句丽发生战争。好太王碑是为赞颂高句丽广开土王开疆拓土的伟业而建造的丰碑，自然会有很多夸大当时高句丽战胜日本等周边势力的记录。但从上述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高句丽与倭国之间的战争，确实大多以倭国方面的失败而告终。不过，在丽倭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倭没有获取高句丽俘虏，因此掠取战争俘虏也是日本征战的主要目的之一。
倭国除了在与高句丽的直接战争中获取高句丽俘虏之外，还可以在与百济、新罗的交流和战争中间接获得更多高句丽俘虏和奴隶。如在新罗勿奈尼师今三十八年（公元393年），倭兵围攻新罗首都金城长达五日，说明当时的军事实力优于新罗，在这一过程中倭国会俘获很多俘虏，包括高句丽俘虏，因新罗与高句丽战争中也曾获得过大量高句丽俘虏。从《三国史记》中同时期日本与新罗交战的记载来看，此时日本对外发动战争仍以掠夺人口为主。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的高句丽人工匠、田部等，就应是倭在与新罗交战之际获取的。
其实，倭国间接通过百济获得的高句丽人口最多，这与倭济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经常联合作战密切相关。自高句丽加快对朝鲜半岛南进以后，丽济战争频繁不断。公元369年9月，高句麗故国原王派兵两万入侵百济，百济近肖古王遣太子率兵击破高句丽军，斩获五千余级，“其虏获分赐将士”。[7]（294）公元371年10月，近肖古王又率兵三万进攻平壤城，射杀高句丽故国原王。公元389年9月，百济辰斯王遣兵抄略高句丽南边部落。公元390年，百济辰斯王命达率真嘉谟伐高句丽，攻陷都坤城，虏获二百人。如上所述，在公元369-390年间，百济在与高句丽战争中曾占据有利地位，自然会虏获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口。
不过，随着高句丽好太王继位并加大对百济攻势以后，丽济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正如好太王碑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在好太王的亲自征伐下，百济丧失大量土地、人口，百济不得已将在半岛南部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倭国引入战争。于是出现《三国史记》所记载的一幕，即百济阿莘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6]（299）在古代东亚，派遣质子是两国结好的通交方式，进献奴隶亦是交好的重要手段。如在邪马台国时期，日本为与汉朝通交，曾进献人口。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为结好倭国、寻求军事援助，也曾向其进献一定数量高句丽人奴隶。日本钦明天皇四年（公元542年）九月，“百济圣明王、遣前部奈率真牟贵文、护德己州己娄、物部施德麻奇牟等，来献扶南财物与奴二口”。[8]（316）钦明天皇十一年（公元549年）四月，日本贵族阿比多自百济归国，百济圣明王“献高丽奴六口、別赠王人奴一口”，[8]（330）其后百济圣明王再“遣中部奈率皮久斤、下部施德灼干那等，献狛虏十口”。[8]（330）其中对于公元549年所献高句丽人奴隶的来源，《日本书纪》给出了明确答案，即“皆（百济）攻尔林高句丽地名。所擒奴也”，[8]（330）所以说百济将战争中虏获的高句丽人进献给日本是可信的，而且这种进献奴隶的外交传统一直延续到百济灭亡前后。日本通过百济获得多少高句丽人目前尚无准确数字，不过若将视域扩大至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交往来看，日本通过百济获得高句丽人口数量不可小觑。
高句丽在与日本敌对时期，不曾对日朝贡，在学界已被公认，然而在《日本书纪》中却多次出现高丽（指高句丽）工匠和使节的相关记录。关于这部分高句丽人的性质，中外学界有着不同看法。朝鲜学者金锡亨提出“分国论”，[9]认为朝鲜半岛三国曾经在日本列岛建立分国。而我国学者全春元则认为这部分高句丽人是为躲避战乱和兵役，流入日本列岛的。[10]（66）日本学界则通常认为他们只是众多渡来人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渡来人并无不同。[11]（275～277）以上观点虽各有道理，然均似对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势缺乏整体把握。笔者认为，《日本书纪》记录的高丽（高句丽）工匠、使节等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应是作为战俘身份强制移居至日本的。
日本钦明天皇二十六年（公元564年）五月，“高丽人头雾唎耶陛等，投化于筑紫，置山背国”。[8]（346）这是日本史书中第一次详细记载高句丽渡来人史实，甚至出现了高句丽系渡来人确切的名字，且《日本书纪》编撰者还明确写道，此次渡来的头雾唎耶陛等人为“今畝原、奈罗、山村高丽人之先祖也”。[8]（346）可见，此次渡来的高句丽人身份较高、数量较多，是十分重要、典型的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有较高的探讨价值。
但笔者仍然认为，他们绝非如《日本书纪》所记录的“投化筑紫”，而是日本在战争中用暴力手段强制移居到日本的，理由有三：第一，从地理上看，高句丽与日本筑紫间相隔百济、新罗，路途遥远、海路艰险，何况高句丽与百济、新罗敌对，所以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平安到达日本较难实现。第二，头雾唎耶陛等人渡来之前，倭、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发生多次战争，公元561年倭国曾用百济之计大破高句丽，甚至攻入高句丽宫室，掠得“七织帐”、“铁屋”等众多珍宝。[8]（345）因此，高句丽人头雾唎耶陛等人在这几场战争中被俘获而被迫“投化”日本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公元561年被俘虏为何公元564年才得以“投化筑紫”呢？对于时间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与朝鲜半岛形势变化有着紧密关系。公元561年后新罗在战争中击败高句丽、百济，夺得大片土地，其后吞并任那，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原有秩序。任那被新罗吞并后，倭国失去了在半岛的临时军事据点，实力大为削弱，甚至与百济交往也受到阻碍。当然，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日本书纪》在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1年）—二十六年（564年）日本与百济交往记录的空白。不过，随着百济进攻新罗以及伽耶反叛，新罗对半岛南部的控制力相对削弱，高句丽人头雾唎耶陛等人最终得以在公元564年抵达筑紫，正因头雾唎耶陛等人多年前就被日本俘获，日本对其较为熟悉和信任，所以对其记载颇详，甚至安置在日本政治中心平安京附近的山背国。第三，类似头雾唎耶陛的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的着陆地均是九州筑紫。仓住靖彦通过对九州北部一带考古资料、文献的整理和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大宰府及其前身那津官家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接待使节的外交功能尚不具备”，[12]（14～16）这意味着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在九州筑紫渡来的高句丽人与军事有关的可能性较大。高句丽与日本航路相对固定，即从朝鲜半岛东北部横渡大海到达日本越后地区，该航路在两国通交后多次使用，乃至在渤海国与日本的交流中仍然沿用，可奇怪的是这条稳定的航路却少见于《日本书纪》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的记载。
综上所述，公元4世纪—6世纪中叶高句丽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以战争形态为主，战争引发了两国间的规模性人口流动，而作为数量较多的早期高句丽系渡来人应是在暴力胁迫下强制移居至日本的。
三、丽日通交后来日的高句丽人
随着中国大陆渐趋统一、新罗王国崛起、丽济关系由冲突转为交好，此前一直呈敌对关系的高句丽与日本亦开始和解，至公元570年高句丽使节携带鸟羽之表高句丽人携带到日本的国书，其材质为鸟羽，故名。到达日本，标志着两国正式通交。此后直到高句丽灭亡前，两国总体上保持着和平状态。与之前高句丽人被强制移居日本不同，通交后高句丽人的渡来显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以下表格所示，是《日本书纪》中所载公元570—公元668年间高句丽人赴日记录。
公元570—668年高句麗人赴日记录表
时间事件570年高句丽使节在越岸登陆。573年高句丽使节泊于越海之岸，被放逐。574年高句丽使节泊于越海之岸。583年高句丽僧人惠便到达日本，栖身加古川附近，后建立鹤林寺。595年高句丽僧人惠慈赴日。602年高句丽僧人僧隆、云聪赴日。605年高句丽王向日本赠送黄金300两。610年高句丽僧人云徵、法定赴日。625年高句丽僧人惠灌赴日。642年高句丽使节泊于难波。656年高句丽调度副使伊利之使主来朝。660年高句丽使人乙相贺取文等100余人泊于筑紫。666年春正月，高句丽使人前部能娄等进贡。冬十月，高句丽使人乙相奄邹等进贡，大使臣乙相奄邹、副使达相遁、二位玄武若光等。668年高句丽遣使进贡。
从上表可知，丽日通交后曾有大量高句丽僧人、使节到达日本，两国在文化和政治上开展了密切交流，尤其在佛教文化方面。佛教自公元372年经中原传入高句丽后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间学界仍有争议，有366年之前、372年、396年之前等不同说法。笔者采信《三国史记》记载，认为372年佛教传入高句丽。，因受到高句丽统治阶层欢迎而得以快速发展，“目前仅在平壤一带已有清岩里土城内的金刚寺、上五里和清湖里寺院址、洛寺址、奄祠址、中兴寺址、定陵寺址等数量众多的寺庙遗址被发现”。[13]（199）高句丽在大兴佛教的同时还利用佛教从事外交活动，[14]（303）所以东渡日本的高句丽僧人肩负着文化传播与政治交好的双重使命。可以说，高句丽僧人渡来对日本的哲学思想、珈蓝建造乃至风俗习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5]（229）
在佛教东传期间，佛教不单作为宗教而存在，而是包含建筑、绘画、雕刻等众多文化在内的综合体。随着高句丽向日本传播佛教，与佛教文化相关联的高句丽人也一并到达日本，在《日本书纪》亦记录有“高丽画师子麻吕”。[16]（465）《日本书纪》虽然如此表述，但只有一人前往日本的可能性相当低，正如僧人惠灌乃是以高句丽王使者身份出使日本，那么使节团的规模应相当巨大。在上表的赴日僧侣中，除惠慈于595年回到高句丽外，其他或归化，或无迹可寻，最终滞留在日本，成为高句丽系渡来人。
另一方面，公元570年两国正式通交后，高句丽多次向日本派遣外交使节。公元642年后，高句丽与唐朝关系日益严峻，为寻求日本援助，高句丽在对日外交中呈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在高句丽即将灭亡之际，为安全起见大批高句丽使节滞留在日本。如667年高句丽向倭国遣使进贡，因回途风浪高而索性不归；[16]（466）666年作为使节团副使的玄武若光虽得以短暂归国，却因高句丽的灭亡而举族回渡日本。这一部分无法归国的高句丽使节最终不得已而寄居日本，成为渡来人。
四、通过统一新罗来日的高句丽人
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大量流向周边国家和部族，但学界对于其中流入日本的高句丽人数量如何，目前尚无具体研究。不过，有学者认为流入日本的高句丽人数量较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17]（150）然而笔者认为，对于高句丽灭亡后人口流入日本的数量，不能仅以史书记载进行简单加减，还应考虑高句丽人通过统一新罗渡来日本的可能性。
在唐罗联军征服高句丽前后，大量高句丽人被迁移至唐朝境内，也有一些逃至渤海国，还有大量遗民仍在朝鲜半岛。如镇守高句丽南境的贵族、城主多降于新罗，其中对新罗影响较大的是，公元666年12月“高句丽贵臣渊净土以城十二、户七百六十三、口三千五百四十三来投”，[18]（84）又如公元669年2月，高句丽王族安胜“率四千余户投新罗”。[19]（271）于是在公元670年7月，新罗册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公然让其大肆招纳高句丽残余势力，引发唐朝不满，唐罗战争旋即爆发。对于唐罗战争的爆发原因，今人有较多分析和推断，但就《新唐书》《三国史记》中的记录而言，似乎均将“纳高句丽叛众”作为战争爆发的首要原因，这也意味着在唐朝的压力下，新罗必须对其境内的高句丽残余势力做出合理安排。
前文多次提及渡来人为日本带去了先进文化、技术，推动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古代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对包括高句丽人在内的渡来人尤为重视，通常会合理安置他们，使其为社会发展发挥作用。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实施部民制，就是将渡来人作为部民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这一态度在唐罗联军征服高句丽之际也显现无疑，在《日本书纪》记载了耐人寻味的异事，即“鼠产于马尾”。[20]（473）对于此事，高句丽僧人释道显解释为“北国之人将附南国，即高句丽灭亡而归属日本”。[20]（473）高句丽国灭亡后无法归属日本，归属的只能是高句丽人。释道显的这一解释，折射出日本统治集团对接纳高句丽人来日持有的积极态度，这为高句丽人东渡日本创造了条件。
唐罗战争爆发后，新罗开始谋求同日本改善自白村江战役后的对立关系。特别是每当唐与新罗的关系较为紧张之时，新罗便连年出使日本。[21]（53）不过，从《日本书纪》的记录中能够发现，流入新罗的高句丽残余势力曾多次参与到新罗与日本的外交活动中，且所谓的“高句丽使者”大多是伴随新罗使节一同出使日本或由新罗使者将其送往日本筑紫的渡來人。“高句丽使者”的出现使得罗日外交中“高句丽色彩”更加强烈。《三国史记》中虽没有新罗使节与“高句丽使节”同赴日本的记载，但却有公元698年“日本国使至，王引见于崇礼殿”、[22]（109）公元703年“日本国使至，总二百四人”[22]（110）的记录。若无此前两国使者的多次来往，日本大规模使团赴新罗恐怕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新罗与日本在高句丽人东渡的事情上存有默契。
唐罗战争以新罗文武王“金法敏遣使请罪”[23]（6204）而告终，同时新罗将高句丽王安胜改封为报德王。但此次改封引发新罗境内高句丽残余势力不满。公元684年11月“安胜族子将军大文在金马渚谋叛，事发伏诛”。[24]（106）叛乱被戡定后，新罗将高句丽残余势力迁往新罗南部州郡。新罗南部州郡交通便利，农业较为发达，将叛乱的异国人迁往此地，令人生疑。新罗南部虽远离唐土，然地接日本，这客观上为高句丽残余势力东渡日本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高句丽人被迁往新罗南部州郡后，东渡日本的事件仍不断发生。一般来说，作为作乱的异国人必定会受到严密监视，出逃的可能性较低，且新罗在沿海设置船府令、加耶郡设立金官小京，对南部州郡的控制力增强。[25]（87～88）
公元686年，日本将“投化”的高句丽人安置于常陆国。笔者推断此次渡来的高句丽人与因金马渚叛乱被迫南迁的高句丽人有较大关联。首先，从时间上看，此次高句丽人渡来发生在“金马渚叛乱”后，且时间相距较近。其次，日本对此次高句丽系渡来人的安置，与以往就近安置、集团安置不同，而选择将其分散安置在远离朝鲜半岛的东南地区。最后，此次渡来的首领为高句丽贵族王若光，他作为副使曾于公元666年出使日本，地位高贵。王若光极有可能在高句丽灭亡后流落新罗，在参与“金马渚叛乱”后被迁往新罗南部州郡，最终举族东渡日本。
对于高句丽人通过统一新罗渡来日本，不应片面地认为是新罗与日本合作并有计划地将高句丽人送往日本。这里所说通过统一新罗的渡来日本还应包含借用新罗之地的渡来之意以及新罗在高句丽人渡来日本过程中有意识参与。总而言之，高句丽灭亡后，曾有相当部分的高句丽人通过统一新罗到达日本。
五、结语
综上分析，高句丽系渡来日本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汉四郡前期，高句丽与倭通过乐浪郡有所接触，但人际交流仅限于个别交往，未能形成规模；第二阶段是倭国与高句丽角逐朝鲜半岛南部时期，很多高句丽人作为战争俘虏和奴隶渡来日本；第三阶段是倭国与高句丽两国正式通交以后，通过正常的交流方式向倭派遣了众多高句丽学者、技术人员；第四阶段为统一新罗时期，滞留在半岛或投奔新罗的高句丽遗民因各种原由陆续前往日本。
日本的高句丽系渡来人数量到底有多少具体不得而知，但通过几个重要阶段高句丽系渡来人分析，其数量绝对不能忽视。但有一点还需注意，日本为什么非常愿意接纳高句丽人的问题。理由大致有三：第一，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相比百济、新罗人，高句丽人文化水准、生产技术最高，大量引进对日本社会发展极为有利。第二，高句丽的军事经验丰富，尤为日本所器重。日本在九州地区建筑的许多堡垒、城廓等军事设施及经验受高句丽人影响较大。第三，古代日本侵扰半岛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掠夺人口，以补充国内劳力及军力的不足。
移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较为独特，因为移民过程就是文化传播、交融的过程。在古代史书中，有关流民、移民情况记录较少，记载的多是那些波澜壮阔的官方往来。日本历史上，一直注重与中国中原王朝交流，以此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大和国家时期频繁向隋唐派遣规模巨大的使节团。在以往研究中，中日两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诚然，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为本国引入了大量先进文化和技术，并在日本上层形成了中国式的律令政体。但值得一提的是，倡导律令文化的日本大化改新效果不佳，近半个世纪间无法顺利推进。即律令文化对日本上层影响固然重大，但推行时间不长，不到三百年日本又进入漫长的幕府统治时期。也就是说，律令文化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社会水土不服，对下层社会所产生影响也值得商榷。但与之相反，包括高句丽系在内的大批渡来人，对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技术及民间文化影响甚大，从而推动了民间文化和社会基层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陈寿：《东夷传·高句丽》，《三国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朝]金富轼：《高句丽本纪第三·大祖大王》，《三国史记》（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3][日]关晃：《归化人》，东京：至文堂，1990年。
[4]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5][朝]金富轼：《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三国史记》（卷1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6][朝]金富轼：《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三国史记》（卷2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7][朝]金富轼：《百济本纪第二·近肖古王》，《三国史记》（卷24），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8][日]经济杂志社编：《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北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9][朝]金錫亨：《关于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叙述的严重错误》，《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8 日。
[10]全春元：《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日]稻叶君山：《朝鲜文化史研究》，东京：雄山阁，1925年。
[12][日]仓住靖彦：《古代的大宰府》，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年。
[13]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李云铎译，顾学铭、方起东校，哈尔滨：黑龙江出版文物编辑室，1983年。
[14]韩昇：《隋唐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外交”》，《佛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5][日]斋藤忠：《古代朝鲜文化与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
[16][日]经济杂志社编：《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北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17]李德山：《高句丽人口去向考》，《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18][朝]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三国史记》（卷6），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19][朝]金富轼：《高句丽本纪第十·宝臧王》，《三国史记》（卷22），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0][日]经济杂志社编：《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北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
[21] [日]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朝]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八·孝昭王》，《三国史记》（卷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24][朝]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八·神文王》，《三国史记》（卷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25]朴真奭、姜孟山、朴文一、高敬洙：《朝鲜简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