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
刘洋
〔摘要〕 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变革，究其本质乃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具体而言，在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上，新发展理念打破自由主义道路的“我向性”思维，彰显中国特色现代性道路的“共生性”原则、“生机性”实践与“可鉴性”品质；在现代性发展的理论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创新，破解“历史终结论”“单一经济论”与“中国威胁论”；在现代性的发展制度上，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制度的“人民性”与“人类性”，超越自由主义制度带来的发展限制、极权主义；在现代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避免世界发展陷入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2-0078-06
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变革，究其本质乃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内核——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深刻革新，是在新旧全球化交替的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进一步追问与书写。不可否认，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奇迹，但其遵循的是资本逻辑，只顾“物”的增值，对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共进置若罔闻，最终只会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发展的危机。今天的资本主义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新自由主义并未走出资本逻辑的窠臼，究其本质仍是“一个掠夺性的制度。上层统治阶级力量的加强在不同范围内和程度上处处给增长带来损害，不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在边缘地带” 〔1 〕22。中国特色现代性模式的发展理念则不同于自由主义，其将发展目标指向人的现代性，通过创新驱动、开放协调、绿色共生等发展手段，使得自然、社会与人自身都达到完满状态，在道路、理论、制度与价值上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
一、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道路超越
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道路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但从本质上说，它却是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西方国家为本位的发展道路。这样的现代性道路始终贯彻一种“中心—边缘”的对象化逻辑，内含一種“我向性”的维度，进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对自然的蔑视和任意践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少数统治阶级对普通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征服和宰制。由此一来，不管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还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和紧张气氛。显然，这与人类文明所追求和倡导的自由、平等、和谐等价值理念不相符，也达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于是，变革和创新世界现代性发展道路便成为世界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设实践为底色的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不同于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道路，新发展理念摒弃了“中心—边缘”和“我向性”的发展思维，坚持走“共生性”“生机性”的新型现代性发展之路。这就为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现代性事业拓展出新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以及发展着力点，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道路超越。
（一）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遵循“共生性”原则，超越了自由主义的“我向性”思维。在发展道路上，自由主义现代性是被灌注了资产阶级统治意志且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性之路，由此，其发展实践也深深地映射出“我向性”的特征，即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思维。这种思维逻辑将自身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继而驱使和控制外在于“我”的“他者”，“他者”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向“我”提供服务。当然，这里的“他者”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他人”和“他国”。根据这一发展思维，自然界只是为人类提供各种发展资源的场所，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它的承载力而可以无节制地掠夺和索取；他人与他国也只不过是“我”获取发展的“垫脚石”，所以也无需顾及他们的利益而可以肆意地侵犯和践踏。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以牺牲“他者”利益而发展起来的，这样势必矛盾丛生、冷酷畸形、片面且不可持续。针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我向性”思维，新发展理念提倡的是一条“共生性”的和谐发展之路，它坚决反对将人和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对立起来，而是要做到既对人类负责也对自然负责，既对个人负责也对他人负责，既对前人负责也对后人负责。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是从驱动方式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等之间的发展矛盾，过去的要素驱动，不论是人力要素还是自然要素，都会造成矛盾愈演愈烈，而以创新改变发展方式，可以节约人力与自然力，缓解发展矛盾。同样，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都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矛盾得到调节与缓解。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从而建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统一体，创造“和和美美，美美与共”的现代性新局面。
（二）新发展理念促进了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生机性”实践，超越了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的“危机性”。在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多重因素中，生产力是最为根本的推动性力量。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采取了一套绝对市场化、私有化以及自由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被削弱到最低的限度。不可否认，市场作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可以充分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市场本身却也有着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过度依赖市场，在出现市场“失灵”时，会导致难以控制的发展危机，使现代性事业遭受沉重打击和挫折。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则不如此，新发展理念体现的是“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原则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要倡导符合市场原则的创新与开放理念，推动发展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改变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发展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作用来完善市场调控的缺陷，要倡导符合政府调节原则的协调、绿色与共享理念，维护发展的公平正义，破解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发展不当”问题。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效率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又可以发挥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西方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得以克服。所以说，相较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道路而言，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更加充满活力和动力，更加具有自信心和生命力，更加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可鉴性”品质，超越了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的“难以复制性”。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在现代性道路的选择上，由于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最早成形且成效显著，所以吸引了一大批国家的目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然而事实却证明，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并没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福祉，带来的反而是寄生或畸形的发展。对此，亨廷顿指出，“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 〔2 〕47究其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发展道路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上都注定难以“复制”。就主观动机而言，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要实现的是本国的自我扩张，对外贯彻的是“中心—边缘”的逻辑，它不可能允许其他民族国家通过这条道路富强起来，而只能充当它们疯狂掠夺的对象。从客观条件上来说，西方强国的崛起道路往往伴随的是暴力的武力征服，而目前和平与发展构成世界发展的大环境，故自由主义的崛起道路在今天走不通。正是因为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本身是非正义与不平等的，所以决定了它是不能被复制的。而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作为“晚外发”现代性国家的一员，它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国情、共同的命运以及共同的使命，都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正是因为国情、命运、使命的相似，从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积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而在此基础上凝结成的新发展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性与地域性”发展的共同课题具有普遍示范作用。特别是新发展理念提出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现代性道路认识更加明确：在发展动力上坚持创新驱动，在发展原则上坚持协调、开放、绿色，在发展目标上坚持共享。这就使得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得以彰显，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明晰中国奇迹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理论超越
资本主义在其现代性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即所谓的“西化论”。按照“西化论”的理解，人类要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实现社会的根本转型，有且只有一种选择：“自由主义现代模式”。特别是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者更是急于在理论上论证其现代性模式的完美性与永恒性，从而将“西化论”极端地演变为“历史终结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指出：“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在历史演变如何直线发展以及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 〔3 〕78但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打破了“西化论”的独断，彰显出现代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北京共识”，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发展理念正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的最新和最集中体现，它系统阐释了现代性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突破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等局限，證明了“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4 〕71，在现代性发展理论上具有开拓性与超越性。
（一）新发展理念突破了“西化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框架。“西化论”将“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预设为一个别无选择、必然如此和完美无缺的发展模式，苏东剧变后更是进一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由此，自由主义现代性变为了历史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成为了永恒存在的不朽之物。不错，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自由主义的神话仍未熄灭，资本主义仍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主导，世界仍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资本以权力的形式不断从积累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加强渗透。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不坚持国家独立发展，只是消极地跟随资本逻辑的运动而随波逐流，势必会导致国家发展丧失自主性，走向“依附性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正是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主性，我们创立了有别于自由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理论的方向目标、原则思路与发展格局：在目标导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思路原则上坚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共生，在发展格局上坚持世界共赢。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就成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发展新道路，突破了“西化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框架，也弥补了自由主义现代性理论“资本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局限，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新可能。
（二）新发展理念超越了“单一经济论”的理论偏向。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物化现代性”理论，蕴含的整个社会的发展逻辑是：一切为了经济增长。这就将现代性与现代化简单等同起来，但二者是有实质性区别的：现代化主要涉及物质资料层面，是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而现代性的内涵则更具层次性，既有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又包括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塑。自由主义一味强调现代性发展中的工具理性，使得现代性发展变得片面化与绝对化，易造成要素驱动与资源环境的冲突、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失调、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而遵循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则突出发展的协调性与系统性，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 〔5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6 〕11矛盾的转化说明人民不仅在物质文化需求上有更高要求，而且十分注重民主、发展、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发展必须要直面社会矛盾的变化，此时我们的发展必须要加以系统性与全局性的考虑，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要更加突出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摒弃自由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单一经济论”。
（三）新发展理念驳斥了“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偏见论调。随着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事实的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再次发出中国“威胁”“衰退”甚至“崩溃”的陈词滥调。“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看似矛盾，但其出发点和立场是一致的，无非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从这对矛盾声音中我们也可看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无知与成见的复杂心态。“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表明，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仅对“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自我标榜，而且对不同的道路制度在理论上极尽诋毁。邓小平曾指出，世界上有人担心害怕中国发达，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后就会称霸世界，二是怕中国发展起来就会与他们竞争。抱有这种忧患心理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暴力”是主旋律，新航路开辟之后便打开了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之路，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更是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中国的崛起遵循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存在“中国威胁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任何威胁。同样，“中国崩溃论”更是站不住脚，中国现代性道路已取得的历史成就姑且不论，新发展理念提出后，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具有源动力，更具有系统性与全面性。由此，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可谓永葆活力，绝不会出现“崩溃”一说。
三、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制度超越
制度维度构成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确立了一套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基本人权等在内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向来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标杆，宣称“自由民主社会即使理论上称不上为最正义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算作实际上最正义的社会制度” 〔3 〕384。然而，由于自由主义制度的“资本导向”与“个人主义倾向”，使得市场经济的弊端与自由民主的危机在当代世界普遍蔓延。西方的政治选举制度虽以民主为名，实质却是资本导向，使得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又必然导致经济制度中市场化和私有化程度日益强化，而文化制度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也会愈发明显。这一系列的制度特征都表明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所要实现的是资本的无限增值与资本家的私人独享。相比之下，支撑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特别是对新发展理念的遵循，必然要求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上更具“人民性”与“人类性”，体现出中国特色现代性在发展制度上对自由主义模式的超越。
（一）新发展理念诠释了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经济制度上“人民中心”的主体特色，超越了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限定”“劳资矛盾”与“增长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根本特征，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不占有劳动产品。这样劳动者的创造积极性必然被打压，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创新限定”，且长此以往“劳资矛盾”必然不断尖锐化。另外，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缺乏有效的调节性，在经济发展上容易陷入经济、生态、交往的三重危机，出现经济发展的“增长限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则不同，相比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主体特色，尤其体现在产权、分配与宏观调控的制度安排上。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则进一步明确与诠释了中国现代性发展在经济制度上的主体特色，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限定”“劳资矛盾”与“增长限制”：创新目的是满足人民需求，从而激起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突破“创新限定”；发展的目的是共享共赢，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化解“劳资矛盾”； 协调、绿色、开放化解经济、生态、交往的三重危机，突破“增长限制”。
（二）新发展理念加强了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特色，超越了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与霸权主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愈发强烈，自由、平等、民主也成为现代性在政治生活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自由主义者宣扬的“自由民主”却难以实现，因为“自由民主”并不是真正的“多数人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资本权力规制下的多元竞争机制，只不过是资本通过寻求各自的政治代理人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博弈厮杀。所以，自由主义者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只具有形式性，而不具实质性，是占有资本的少数人所独享的权利。这种“自由民主”极易在国内形成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并引申为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则不如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6 〕35-36，特别是新发展理念提出后，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特色得到进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以共享作为落脚点，这充分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而共享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共同享有，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的创新上，它超越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极权性与霸权性。
（三）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社会制度上的民生特色，超越了自由主义社会制度引发的“社会分化”“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 资本逻辑在促进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同时，也将财富逐渐积聚在少数富人手里，成为他们生存和统治的根基。照此逻辑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使得“社会分化”“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不断发生。而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特别注重在社会制度上关注民生问题，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则更加突出了这一点，这可以避免社会乱象的出现。在制度的民生特色上，新发展理念要求既把“民生蛋糕”做大，又把“民生蛋糕”分好。把“民生蛋糕”做大不仅体现在发展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发展的质量上，要做到高效优质，这就需要创新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民生蛋糕”在高效優质的同时，还需要多种维度，因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这就需要以协调理念来为发展注入丰富层次，使“民生蛋糕”丰富多彩 〔7 〕。另外，“民生蛋糕”还需要有持续性，不能“吃子孙粮、断子孙路”，这就需要绿色发展来保驾护航，使发展得以永续。把“民生蛋糕”做好之后，剩下的便是怎么分好，要体现出发展的公平正义性，这就必须要坚持共享发展，要人人皆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让少数特权阶级独享。新发展理念在民生制度上确保了中国现代性发展中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超越了自由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四、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价值超越
就发展的价值理念而言，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值，追求的是发达国家狭隘的一国利益观，也因此形成了世界霸权结构与不平等的世界发展秩序。而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在价值追求上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8 〕315。“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9 〕546。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向在于构建全球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也构成新发展理念的目标追求，同时新发展理念可以助推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使得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在价值理念上超越自由主义模式。
（一）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内生动力，有助于解决自由主义因一国利益而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乏力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持续乏力，据统计，2012-2016年世界经济年增速仅为2.6%。面对当今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现实状况，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出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要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而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最为重要的便是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这便是创新驱动。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地位，创新发展理念要求在人类发展中不断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创新以及政策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智力以及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就是要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科技成果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转化，培育科技新兴产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升级转变。人才创新旨在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技术精湛的创新型人才队伍，着力发现人才、造就人才、优待人才，加强人才交往与人才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保障。政策创新目的在于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发展困境，解决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中的矛盾冲突问题，通过创新微观政策与宏观政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平稳环境，有助于克服自由主义因自我扩张而造成的全球安全危机。在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过程的不平衡，必然会出现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权力支配关系，易造成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不断蔓延和泛滥，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难民潮，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立包容互鉴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单一政治思维。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理念上坚持开放与共享，要摒弃霸权和独断，将发展的出发点定位在全球主义与多边主义，以一种开放与共享的心态主张民族国家间加强沟通、互相理解、彼此尊重，汇聚成解决全球事务的力量，实现全球的政治觉醒。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就在于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分歧，要通过平等协商处理，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只有各国都持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才能共同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和平相处。这样一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民族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也会显著减少，全球将获得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三）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生态指南，有助于避免自由主義现代性模式的发展不可持续性。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发展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值，这就迫使资本必然去掠夺资源，甚至可以逾越民族国家界限去掠夺全球资源，因为这些都是可能的生产资料。这种掠夺与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随意性、盲目性、破坏性，对自然资源无限度地开发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完全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修复能力，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加重，发展出现不可持续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主张的是以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现代生态共同体，它将人与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发展的趋势。习近平指出：“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10 〕。也就是说，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由此，在发展上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摒弃自由主义反自然逆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生活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一方面，牢固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意识，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另一方面，坚持走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拓展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此外，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创设绿色发展的国际环境、建设人类绿色家园，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建立健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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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李胜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陈浩天.精准扶贫政策清单治理的价值之维与执行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
责任编辑 吕晓斌
〔摘要〕 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变革，究其本质乃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具体而言，在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上，新发展理念打破自由主义道路的“我向性”思维，彰显中国特色现代性道路的“共生性”原则、“生机性”实践与“可鉴性”品质；在现代性发展的理论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创新，破解“历史终结论”“单一经济论”与“中国威胁论”；在现代性的发展制度上，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制度的“人民性”与“人类性”，超越自由主义制度带来的发展限制、极权主义；在现代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避免世界发展陷入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2-0078-06
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变革，究其本质乃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内核——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深刻革新，是在新旧全球化交替的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进一步追问与书写。不可否认，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奇迹，但其遵循的是资本逻辑，只顾“物”的增值，对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共进置若罔闻，最终只会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发展的危机。今天的资本主义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新自由主义并未走出资本逻辑的窠臼，究其本质仍是“一个掠夺性的制度。上层统治阶级力量的加强在不同范围内和程度上处处给增长带来损害，不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在边缘地带” 〔1 〕22。中国特色现代性模式的发展理念则不同于自由主义，其将发展目标指向人的现代性，通过创新驱动、开放协调、绿色共生等发展手段，使得自然、社会与人自身都达到完满状态，在道路、理论、制度与价值上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
一、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道路超越
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道路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但从本质上说，它却是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西方国家为本位的发展道路。这样的现代性道路始终贯彻一种“中心—边缘”的对象化逻辑，内含一種“我向性”的维度，进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对自然的蔑视和任意践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少数统治阶级对普通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征服和宰制。由此一来，不管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还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和紧张气氛。显然，这与人类文明所追求和倡导的自由、平等、和谐等价值理念不相符，也达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于是，变革和创新世界现代性发展道路便成为世界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设实践为底色的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不同于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道路，新发展理念摒弃了“中心—边缘”和“我向性”的发展思维，坚持走“共生性”“生机性”的新型现代性发展之路。这就为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现代性事业拓展出新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以及发展着力点，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道路超越。
（一）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遵循“共生性”原则，超越了自由主义的“我向性”思维。在发展道路上，自由主义现代性是被灌注了资产阶级统治意志且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性之路，由此，其发展实践也深深地映射出“我向性”的特征，即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思维。这种思维逻辑将自身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继而驱使和控制外在于“我”的“他者”，“他者”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向“我”提供服务。当然，这里的“他者”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他人”和“他国”。根据这一发展思维，自然界只是为人类提供各种发展资源的场所，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它的承载力而可以无节制地掠夺和索取；他人与他国也只不过是“我”获取发展的“垫脚石”，所以也无需顾及他们的利益而可以肆意地侵犯和践踏。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以牺牲“他者”利益而发展起来的，这样势必矛盾丛生、冷酷畸形、片面且不可持续。针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我向性”思维，新发展理念提倡的是一条“共生性”的和谐发展之路，它坚决反对将人和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对立起来，而是要做到既对人类负责也对自然负责，既对个人负责也对他人负责，既对前人负责也对后人负责。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是从驱动方式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等之间的发展矛盾，过去的要素驱动，不论是人力要素还是自然要素，都会造成矛盾愈演愈烈，而以创新改变发展方式，可以节约人力与自然力，缓解发展矛盾。同样，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都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矛盾得到调节与缓解。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从而建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统一体，创造“和和美美，美美与共”的现代性新局面。
（二）新发展理念促进了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生机性”实践，超越了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的“危机性”。在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多重因素中，生产力是最为根本的推动性力量。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采取了一套绝对市场化、私有化以及自由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被削弱到最低的限度。不可否认，市场作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可以充分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市场本身却也有着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过度依赖市场，在出现市场“失灵”时，会导致难以控制的发展危机，使现代性事业遭受沉重打击和挫折。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则不如此，新发展理念体现的是“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原则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要倡导符合市场原则的创新与开放理念，推动发展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改变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发展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作用来完善市场调控的缺陷，要倡导符合政府调节原则的协调、绿色与共享理念，维护发展的公平正义，破解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发展不当”问题。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效率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又可以发挥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西方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得以克服。所以说，相较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道路而言，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更加充满活力和动力，更加具有自信心和生命力，更加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可鉴性”品质，超越了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的“难以复制性”。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在现代性道路的选择上，由于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最早成形且成效显著，所以吸引了一大批国家的目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然而事实却证明，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并没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福祉，带来的反而是寄生或畸形的发展。对此，亨廷顿指出，“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 〔2 〕47究其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发展道路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上都注定难以“复制”。就主观动机而言，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要实现的是本国的自我扩张，对外贯彻的是“中心—边缘”的逻辑，它不可能允许其他民族国家通过这条道路富强起来，而只能充当它们疯狂掠夺的对象。从客观条件上来说，西方强国的崛起道路往往伴随的是暴力的武力征服，而目前和平与发展构成世界发展的大环境，故自由主义的崛起道路在今天走不通。正是因为自由主义现代性道路本身是非正义与不平等的，所以决定了它是不能被复制的。而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作为“晚外发”现代性国家的一员，它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国情、共同的命运以及共同的使命，都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正是因为国情、命运、使命的相似，从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积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而在此基础上凝结成的新发展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性与地域性”发展的共同课题具有普遍示范作用。特别是新发展理念提出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现代性道路认识更加明确：在发展动力上坚持创新驱动，在发展原则上坚持协调、开放、绿色，在发展目标上坚持共享。这就使得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得以彰显，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明晰中国奇迹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理论超越
资本主义在其现代性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即所谓的“西化论”。按照“西化论”的理解，人类要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实现社会的根本转型，有且只有一种选择：“自由主义现代模式”。特别是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者更是急于在理论上论证其现代性模式的完美性与永恒性，从而将“西化论”极端地演变为“历史终结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指出：“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在历史演变如何直线发展以及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 〔3 〕78但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打破了“西化论”的独断，彰显出现代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北京共识”，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发展理念正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的最新和最集中体现，它系统阐释了现代性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突破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等局限，證明了“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4 〕71，在现代性发展理论上具有开拓性与超越性。
（一）新发展理念突破了“西化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框架。“西化论”将“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预设为一个别无选择、必然如此和完美无缺的发展模式，苏东剧变后更是进一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由此，自由主义现代性变为了历史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成为了永恒存在的不朽之物。不错，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自由主义的神话仍未熄灭，资本主义仍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主导，世界仍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资本以权力的形式不断从积累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加强渗透。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不坚持国家独立发展，只是消极地跟随资本逻辑的运动而随波逐流，势必会导致国家发展丧失自主性，走向“依附性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正是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主性，我们创立了有别于自由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理论的方向目标、原则思路与发展格局：在目标导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思路原则上坚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共生，在发展格局上坚持世界共赢。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就成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发展新道路，突破了“西化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框架，也弥补了自由主义现代性理论“资本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局限，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新可能。
（二）新发展理念超越了“单一经济论”的理论偏向。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物化现代性”理论，蕴含的整个社会的发展逻辑是：一切为了经济增长。这就将现代性与现代化简单等同起来，但二者是有实质性区别的：现代化主要涉及物质资料层面，是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而现代性的内涵则更具层次性，既有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又包括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塑。自由主义一味强调现代性发展中的工具理性，使得现代性发展变得片面化与绝对化，易造成要素驱动与资源环境的冲突、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失调、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而遵循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则突出发展的协调性与系统性，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 〔5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6 〕11矛盾的转化说明人民不仅在物质文化需求上有更高要求，而且十分注重民主、发展、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发展必须要直面社会矛盾的变化，此时我们的发展必须要加以系统性与全局性的考虑，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理论要更加突出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摒弃自由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单一经济论”。
（三）新发展理念驳斥了“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偏见论调。随着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事实的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再次发出中国“威胁”“衰退”甚至“崩溃”的陈词滥调。“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看似矛盾，但其出发点和立场是一致的，无非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从这对矛盾声音中我们也可看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无知与成见的复杂心态。“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表明，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仅对“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自我标榜，而且对不同的道路制度在理论上极尽诋毁。邓小平曾指出，世界上有人担心害怕中国发达，一是怕中国发展起来后就会称霸世界，二是怕中国发展起来就会与他们竞争。抱有这种忧患心理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暴力”是主旋律，新航路开辟之后便打开了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之路，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更是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中国的崛起遵循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存在“中国威胁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任何威胁。同样，“中国崩溃论”更是站不住脚，中国现代性道路已取得的历史成就姑且不论，新发展理念提出后，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具有源动力，更具有系统性与全面性。由此，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可谓永葆活力，绝不会出现“崩溃”一说。
三、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制度超越
制度维度构成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确立了一套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基本人权等在内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向来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标杆，宣称“自由民主社会即使理论上称不上为最正义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算作实际上最正义的社会制度” 〔3 〕384。然而，由于自由主义制度的“资本导向”与“个人主义倾向”，使得市场经济的弊端与自由民主的危机在当代世界普遍蔓延。西方的政治选举制度虽以民主为名，实质却是资本导向，使得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又必然导致经济制度中市场化和私有化程度日益强化，而文化制度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也会愈发明显。这一系列的制度特征都表明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所要实现的是资本的无限增值与资本家的私人独享。相比之下，支撑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特别是对新发展理念的遵循，必然要求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上更具“人民性”与“人类性”，体现出中国特色现代性在发展制度上对自由主义模式的超越。
（一）新发展理念诠释了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经济制度上“人民中心”的主体特色，超越了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限定”“劳资矛盾”与“增长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根本特征，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不占有劳动产品。这样劳动者的创造积极性必然被打压，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创新限定”，且长此以往“劳资矛盾”必然不断尖锐化。另外，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缺乏有效的调节性，在经济发展上容易陷入经济、生态、交往的三重危机，出现经济发展的“增长限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则不同，相比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主体特色，尤其体现在产权、分配与宏观调控的制度安排上。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则进一步明确与诠释了中国现代性发展在经济制度上的主体特色，从而超越了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限定”“劳资矛盾”与“增长限制”：创新目的是满足人民需求，从而激起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突破“创新限定”；发展的目的是共享共赢，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化解“劳资矛盾”； 协调、绿色、开放化解经济、生态、交往的三重危机，突破“增长限制”。
（二）新发展理念加强了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特色，超越了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与霸权主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愈发强烈，自由、平等、民主也成为现代性在政治生活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自由主义者宣扬的“自由民主”却难以实现，因为“自由民主”并不是真正的“多数人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资本权力规制下的多元竞争机制，只不过是资本通过寻求各自的政治代理人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博弈厮杀。所以，自由主义者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只具有形式性，而不具实质性，是占有资本的少数人所独享的权利。这种“自由民主”极易在国内形成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并引申为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则不如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6 〕35-36，特别是新发展理念提出后，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特色得到进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以共享作为落脚点，这充分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而共享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共同享有，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的创新上，它超越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极权性与霸权性。
（三）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在社会制度上的民生特色，超越了自由主义社会制度引发的“社会分化”“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 资本逻辑在促进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同时，也将财富逐渐积聚在少数富人手里，成为他们生存和统治的根基。照此逻辑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使得“社会分化”“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不断发生。而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特别注重在社会制度上关注民生问题，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则更加突出了这一点，这可以避免社会乱象的出现。在制度的民生特色上，新发展理念要求既把“民生蛋糕”做大，又把“民生蛋糕”分好。把“民生蛋糕”做大不仅体现在发展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发展的质量上，要做到高效优质，这就需要创新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民生蛋糕”在高效優质的同时，还需要多种维度，因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这就需要以协调理念来为发展注入丰富层次，使“民生蛋糕”丰富多彩 〔7 〕。另外，“民生蛋糕”还需要有持续性，不能“吃子孙粮、断子孙路”，这就需要绿色发展来保驾护航，使发展得以永续。把“民生蛋糕”做好之后，剩下的便是怎么分好，要体现出发展的公平正义性，这就必须要坚持共享发展，要人人皆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让少数特权阶级独享。新发展理念在民生制度上确保了中国现代性发展中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超越了自由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四、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价值超越
就发展的价值理念而言，自由主义现代性发展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值，追求的是发达国家狭隘的一国利益观，也因此形成了世界霸权结构与不平等的世界发展秩序。而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在价值追求上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8 〕315。“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9 〕546。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向在于构建全球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也构成新发展理念的目标追求，同时新发展理念可以助推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使得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在价值理念上超越自由主义模式。
（一）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内生动力，有助于解决自由主义因一国利益而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乏力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持续乏力，据统计，2012-2016年世界经济年增速仅为2.6%。面对当今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现实状况，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新的出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要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而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最为重要的便是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这便是创新驱动。创新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地位，创新发展理念要求在人类发展中不断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创新以及政策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智力以及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就是要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科技成果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转化，培育科技新兴产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升级转变。人才创新旨在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技术精湛的创新型人才队伍，着力发现人才、造就人才、优待人才，加强人才交往与人才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保障。政策创新目的在于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发展困境，解决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中的矛盾冲突问题，通过创新微观政策与宏观政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平稳环境，有助于克服自由主义因自我扩张而造成的全球安全危机。在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过程的不平衡，必然会出现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权力支配关系，易造成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不断蔓延和泛滥，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难民潮，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立包容互鉴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单一政治思维。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理念上坚持开放与共享，要摒弃霸权和独断，将发展的出发点定位在全球主义与多边主义，以一种开放与共享的心态主张民族国家间加强沟通、互相理解、彼此尊重，汇聚成解决全球事务的力量，实现全球的政治觉醒。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就在于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分歧，要通过平等协商处理，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只有各国都持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才能共同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和平相处。这样一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民族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也会显著减少，全球将获得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三）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生态指南，有助于避免自由主義现代性模式的发展不可持续性。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发展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值，这就迫使资本必然去掠夺资源，甚至可以逾越民族国家界限去掠夺全球资源，因为这些都是可能的生产资料。这种掠夺与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随意性、盲目性、破坏性，对自然资源无限度地开发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完全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修复能力，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加重，发展出现不可持续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主张的是以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现代生态共同体，它将人与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发展的趋势。习近平指出：“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10 〕。也就是说，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由此，在发展上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摒弃自由主义反自然逆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在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生活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一方面，牢固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意识，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另一方面，坚持走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拓展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此外，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创设绿色发展的国际环境、建设人类绿色家园，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建立健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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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
责任编辑 吕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