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全球化进程
朱可辛
〔摘要〕当时光走过一百年，十月革命之于世界历史的深刻意义也愈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全球范围看，十月革命推动了殖民体系的崩溃进而为全球化拓展了新空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的出现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方案。
〔关键词〕十月革命；全球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4-0035-06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之际，列宁曾说过：“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1〕的确，当时光走过一百年，这场伟大革命之于世界历史的深刻意义也愈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不过，列宁也未曾预料到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爆发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会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开辟了道路。当然这种影响有时并不是直接显现的，不恰当地说，这也许是一种“创造性破坏”。
一、 十月革命推动了殖民体系的崩溃进而为全球化拓展了新空间
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这个进程自资本主义一产生就开始了。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传导，这使得全球化的过程始终在悖论中演进：全球化本身自然产生着反全球化的力量。19世纪下半叶，当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已经出现了。然而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瓜分资源的活动终将导致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激化，并且引发世界大战。在20世纪前半期，世界就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战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这与现今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是“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战争与危机会使全球化停滞甚至倒退，但此时如有新的因素加入，则能使全球化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继续推进。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颠峰状态”：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突破；且随着亚非拉的殖民化，全球都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155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16%-17%。〔3〕然而当时的世界体系，即旧殖民主义体系是封闭的、垄断的、地域性切割的，它反过来又成为全球化推进的强大阻力。且在殖民体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由于被长期残酷掠夺，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一个极度贫困的“边缘”国家显然不能持续为“中心”国家提供丰厚的利润，并有可能成为其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殖民地的德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而千方百计保留殖民地的法国在经济发展上却落后了）。“车祸”适时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无法通过自身破解这个全球化的悖论。
而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为打破这一“魔咒”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自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来，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就对殖民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抵抗运动。然而在十月革命前，这些抗争大都还停留在下层人民群众的骚动和自发起义阶段，具有全民族规模的、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性运动尚未形成。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极大的震撼，“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4〕土耳其诗人那齐姆·希克梅特写道：“安那托里亚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小乡村都流传着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5〕十月革命以行动提供了一种可能——被压迫人民可以用武力推翻殖民统治、实现自身解放。正如斯大林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6〕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意义，就如“正在这个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忽然，远处出现了指引光明之路的燈塔。”〔7〕1920年元旦，中国的《星期评论》周刊“新年词”写道，“远远的鼓声动了”，“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随着这“新潮”的冲击，在1918-1923年间，亚洲的中国、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尼、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兴起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毛泽东就曾讲到，五四运动就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8〕
诚然，这些国家发生的斗争各自有其深刻的国内外原因，但十月革命“通过各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9〕而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的思想回应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现实需求。在印度，“甚至普通印度工人都在谈论苏联已经对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清算。”〔10〕1918年1月，印度地下报纸刊载了印度人民祝贺十月革命和要求印度独立的文件。〔11〕在埃及，1919年的“三月起义”中一些城市和乡村建立的人民革命政权，甚至就用俄文“苏维埃”来命名，公开地表明了自己要学习俄国人的榜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月革命开启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
实际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早有预言。当年在英国工业“最惊人的繁荣”当中，他已经看到了“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那就是市场的扩大仍然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他当时预料，“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2〕虽然后来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转过来”影响和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思想得到证实。正是这些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二战后摧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月革命以行动为亚非拉人民树立了榜样，也在理论上给予支持。早在十月革命前，当第二国际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为本国“开明殖民”辩护时，列宁就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认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了以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为核心内容的民族自决思想，“所谓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①列宁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的敌人，而民族解放运动“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为此，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3〕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城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大会的最突出主题就是俄国的工人阶级要和东方的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尽管在20世纪头40年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没能从根本上撼动旧殖民主义体系，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14〕然而缺口已经被打开。面对殖民地日益高涨的独立意识，就殖民者自身来说，其传统的殖民观念开始松动，旧殖民统治方式也被迫改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迫使英国对印度采取了新的剥削方法。印度共运创始人马·纳·罗易当时认为，印度正处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即将从“附属国”上升到“自治领”地位，从一个农业殖民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成为“英联邦自由国家”的一员。他还指出，“非殖民地化孕育着英帝国解体的胚胎。”〔15〕而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此时也开始要求摧毁旧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其关于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 “十四点”计划中，明确提出了殖民地民族自决的原则——这是新兴霸主对全球性民族主义思潮及民主独立运动的顺势回应，而不仅仅是因为传统的殖民结构限制了美国的扩张——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殖民主义时代正趋于消亡，倡导民族自决可以占据道德高点，从而为其确立世界精神领袖的地位提供了机会。
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了列宁的论断，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在殖民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二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有殖民地则在二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而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亚非拉国家独立后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整体上是在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且使全球化处在一个新的水平之上：世界各国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开始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平等的国家关系，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转变为“中心”与“多极”并存且趋向“多极”发展的格局。二战后世界的发展状况业已说明，新关系更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市场因不再有殖民分割而统一了；曾被动地卷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在主动融入其中了；且至少在观念上，西方主流舆论中更多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利益的互补性、共同性，所谓共享、共荣、共赢——这表明全球化进入了更高阶段的“颠峰状态”。当然，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又需要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让渡了——这也是“更高”阶段的话题。
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后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被泛用。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民族自决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但它是有特定的适用范围的。联合国1960年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的同时又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371页。
二、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的出现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在通常的意义上，下述观点是成立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打断或延缓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因为两大阵营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形成对峙，在经济领域苏联还一直致力于建立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的一种经济体系，即计划经济体系，它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两个平行市场”——这是斯大林的提法。他认为，二者在实力上具有平行地位，相互独立、相互对立、自成体系且各具特点。可以看出，“两个平行市场”实际上意味着竞争和对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种回应，是为了抵抗西方资本强国的肆意掠夺。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一种互相矛盾、极富戏剧性的结果：当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时，有学者发现，“冷战的最终作用是一体化而不是非一体化。虽然它造成东西方深刻的分裂，但是这种分裂却为西方内部的一体化整合服务，同时促进第三世界融入第一世界，并且可能潜在地为冷战后形成单一的全球体系作出了贡献。”也有学者就此论证说，冷战造成了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内部的高度协调，对推进二战后世界市场的深层次一体化整合具有重要影响。〔16〕
正如钱币的两面，上述两个结论都是成立的。对抗不是只有你死我活一种结局，更多时候可能是互相促进的“双赢”。正如被社会主义“打断”的是资本主义旧有的全球化模式。二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一系列保障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平稳运作的国际组织如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相继诞生。与此同时，西方阵营也加速了一体化建设。大致上，欧洲一体化建设与非殖民化的进程同步，或者，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之一。曾经欧洲强国的崛起得益于殖民化的进程，而非殖民化使昔日的欧洲列强从国际舞台上逐一消失，它们“受困于殖民帝国风起云涌的独立战争，已经无力面对殖民地国家独立自主运动的高漲局面”，且由于战争而元气大伤，它们“不得不考虑其经济重组的问题”，即一体化——这既是重新强大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的现实路径：当“以往联合了欧洲列强及其殖民帝国殖民统治的广大地域”，被“欧洲统一的而且主要依赖自身而运行的强大经济区域”所取代后，欧洲经济就实现了彻底的转变。〔17〕作为一种新型的合作机制，欧洲一体化既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前景，也勾勒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轮廓。自然，促成上述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冷战的压力，为了避免分裂和战争可能是更为主要的因素。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浩劫之后，人们唯一的愿望便是“永不再战”。这是两大阵营的人民的共同心声。
就社会主义国家自身来说，也曾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苏东国家的生产力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苏联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化的旧面貌，也使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可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力量。苏联模式一度成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佳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资本主义的改良以及全球化的新模式提供了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度盛行还是福利国家的发展，都不过是参照苏联模式的一种反应。凯恩斯本人多次访问过苏联，他曾在演说中表示，苏联的创新，完全可以点点滴滴地借用到西方经济制度中去。〔18〕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犀利地评论道：“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就，却反而是救了它的死敌一命”，且“战时已经如此，平时亦然”。二战后，正是为苏联的存在所刺激，资本主义着手进行改革，并且还从苏联的“计划”路线中得到了某些改革灵感。〔19〕
在一定意义上，苏联模式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纠正，甚至是一种矫枉过正。可能正是如此，这一极端的社会主义实验却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方案——完全相反的方案。恩格斯曾讲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20〕在某种程度上，苏联模式的确是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十月革命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进而迸发危机的结果，反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的产物。因此，苏联在发展模式上一切皆与“充满危机和罪恶的资本主义”相反，它试图以一种彻底的方式进行最公正合理的物质积累与分配——但在现实中，这个目标却是通过赶超式发展和高度集权来实现的，其结果就是惊人的生产效率与巨大的社会代价并存，这使其不可持续。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平行市场”是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被隔绝于全球化进程之外。在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之后，苏东国家抛弃了苏联模式，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这可能正是全球化进程推进的结果——是又一桩“20世纪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为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做出了贡献，但却在全球化的作用下逐渐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外围或半外围市场。
三、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全速进行。人们一边感慨“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一边叹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这种体系不仅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21〕这也许是全球化又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颠峰状态”的“信号”。而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的世界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那情形仿佛是发生十月革命时的“场景重现”：重重的经济、政治、生态危机渐次袭来，从地区性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機、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到橙色、黄色、紫色以及玫瑰、茉莉、郁金香等各类颜色革命、鲜花革命；从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到SARS、H7N9、MERS……以至于危机已经成为日常现象。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情形表明，资本主义“在自身内”的确找不到任何帮助来纠正或者补偿其矛盾及其破坏作用。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英国脱离欧盟为标志的一体化反向排他、封闭、碎片化发展，还是民粹主义进入西方政治主流，这些所谓“逆全球化”的方案均于事无补——“这里的无能为力，不是因为问题本身的难度，及世界危机的复杂性”，而“在不分新旧，一切对策显然均已失灵”。冷战后盛行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其“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也显然破产。〔22〕
但这并不代表“在机制之外”也没有解决方案。苏联模式曾是一种选择，它的失败虽有很多原因，但自我封闭并拒绝全球化是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资本也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全球问题的产生，使得其解决也必须在全球层面完成。在这个资本和资本主义已经“国际主义”的时代，人类最好的选择依然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就本质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现象，其本身就是在不断冲破地域和民族藩篱的过程，一步步从欧洲走向世界的。就价值观而言，社会主义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的整体利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主义情怀所表达的恰恰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因而这一次，可能挽救全球化“车祸”的就是一种“新”社会主义的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曾经，“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3〕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开启改革进程以来，中国虽依然坚持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自己的路。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重要发展。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日趋完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开放和融入，并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努力使其改变，最终将开创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建设一个世界性的新社会。中国人民已经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达成共识，并认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各自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方案的核心要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2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为这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指出的一个“确定性”方向。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RECP 等举措正一步步由构想变为现实。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这表明，倡导合作，坚持共同发展、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正在被全世界所接受。可以期待，在未来，社会主义也终将会代替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而那时的全球化将不同以往，会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十月革命的理想也终将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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