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及意蕴探究

    王群+詹真荣

    〔摘要〕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李大钊民生思想是在完成反帝反封的近代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和怎样实现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 “自由全面发展”的思考中逐步形成的。研究李大钊民生思想，厘清其理论来源和主要内容，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还能够为当前我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李大钊；民生；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4-0081-11

    一、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形成溯源

    （一）实践基础：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百年屈辱的近代史的序幕，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被侵略破坏的境地。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直到1927年英勇就义，可以说他正好生活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要想全面科学地分析李大钊的民生思想，就必须从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着手。

    1.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资本主义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侵入中国，开启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血泪史。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及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领导这次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敢发动和依靠农民阶级，企图以妥协代替斗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1912年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开启了中国从此被军阀所统治，大军阀代替封建皇帝，继续充当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的角色。

    粗略估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80年间，大小战争不下五十余次。勿庸置疑，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灾难；整个经济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帝国主义对中国采用了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以英、美、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用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等方法，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勒索巨额赔款，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和交通，直接投资经营工商企业、铁路，以便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经济变成为半殖民地经济。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们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基本命脉，铁路、工厂、矿井、银行等等都是在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或控制之下。”〔1〕

    2.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

    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扩充地盘，连年混战不息。他们都拥兵自重，扩充自己武装力量，军费支出猛增。仅在1918年，单是段祺瑞政府的军事预算就达2.03億元，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们的军费更是无法计算。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除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外，就是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中央军阀除了保留清政府的全部税捐外，又巧立名目，先后增设了几十种税捐项目，从军事特别捐到人头税，无孔不入。各地方军阀也都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有的地方如四川，人民甚至被迫预先缴纳几十年以后的税款。军阀们还滥发通货和公债来掠夺人民。总之，他们横征暴敛，竭尽搜刮之能事。民脂民膏被军阀搜刮殆尽了，可是用人民血汗供养的军队实际上都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土匪。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军队骚扰抢劫，奸淫烧杀，更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整个中国处在极端混乱状态中，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各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1921年，有记载的农民反抗斗争达257次，波及全国各地，其中有的起义坚持数年之久。

    李大钊在《隐忧篇》中总结了六点，即“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2〕战乱导致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猖獗，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加速崩溃。结果是工农业生产规模急剧而广泛地缩小了，交通运输瘫痪了，工人失业，农民流亡，中小业主破产，社会经济在加速度地崩溃中。面对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李大钊在《大哀篇》中表达了对当时中国民不聊生之哀痛，他说：“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3〕

    3.拯救民生的上下求索

    新的理论源自于时代的需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为谋生存，人民的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连连不断，推动着社会思想的变革，从西体中用“师夷长技”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近代中国的思想觉醒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大解放。

    事实上，清末民初，无论是政治权贵还是知识阶层，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同时，亦开始关注社会民生问题。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以传统的农民暴力起义的方式，建立全新的政治道统，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理想公平的“天国”。辛亥革命后，一大批仁人志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沿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轨迹，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思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之路，包括孙中山本人依然倾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北洋军阀时期，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尝试思想救国，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易白沙、钱玄同等人清楚地看到神州大地广大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他们愤懑于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广大民众水深火热的现实，他们苦苦探寻着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们创办进步期刊，掀起新文化运动，充分表达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爱国热情，高度关切中国的民生问题，推进了对中国革命的新一轮探索。

    （二）思想渊源：多元民生思想的融合与深化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分析其思想渊源是研究李大钊的民生理论的逻辑起点。简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生思想是李大钊民生思想形成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提供李大钊民生思想以方法指导，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李大钊民生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传统文化的价值辐射：中国古代民生思想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源远流长，几乎诸子百家都对民生内容作过相关论述。例如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后世的政治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李大钊的民生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理论渊源。

    在中国思想史上，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众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以民为本的思想中，民本思想是贯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思想红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的民本思想，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之道；荀子总结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5〕的君民关系。

    中国济贫救助思想源远流长。孔子在《礼记》中说：“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礼记》中又记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老弱病残者的关怀。孟子也十分重视济贫救助问题，他希望社会达到这样—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境界。除了儒家以外，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以实现人无饥无寒和安居乐业的理想。

    2.科学理论的价值引领：马克思的民生思想

    马克思、思格斯毕生都在孜孜求索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理，无产阶级要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必须打破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剥削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枷锁，拥有民主，获得生存权，解放全人类。李大钊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6〕可见马克思主义给予李大钊的深刻影响。

    （1）逻辑起点：现实的“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的人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超越抽象的“人”的思考，把“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的前提，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人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科学认识人的本质，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2）最终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与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解决人民生活幸福这一根本性问题。〔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思格斯明确指出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并且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资料将是全社会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将彻底消除一切私有制的痕迹，生产资料将完全地、直接地与全社会成员相结合，每个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互相合作关系将会达到和谐、自觉的最高境界。

    （3）实现手段：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称自己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通过揭示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异化，民生不幸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历史根源后，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0〕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和必然结局，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进步，才能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

    3.现实思潮的价值启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李大钊与孙中山交往甚密，并且建立起真挚的革命情谊。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语。〔11〕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李大钊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12〕“中国革命的老祖”〔13〕，并生动描绘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的“诚敬钦感”和“浓厚同情”。所以，孙中山的民生思想无疑对李大钊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是其“三民主义”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核心部分，是针对当时中国民众最关切的土地、经济实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个重大民生问题而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后来在苏俄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重新阐释了革命的民生主义的新内涵，也成为李大钊民生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李大钊民生思想的意蕴阐释

    李大钊在猛烈抨击封建社会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好民生的内容及实现路径等诸多观点。细心梳理就会发现，李大钊的民生思想内容丰富，且在不少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关注民生的根本生存：“人道主义”人权思想

    李大钊关心民众疾苦，很早就呼吁改善群众生活。他试图将个人主义人权观同社会主义人权观统一起来，兼容各派人权理论成为李大钊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1.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合理的生存权

    生存权则属于社会权的范畴，通常是指享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具体又可以细分为尊严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环境权、健康权、和平权等。李大钊对这些内容是都作过一定阐述。

    在生存权上，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以食为天”，“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14〕李大钊将温饱看作生存权的首要问题，认为吃饭问题是引发社会革命重要因素，因此发出了“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15〕的狂呼。

    在劳动权上，李大钊认为劳动权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方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将生存权、劳动权视为同一涵义。他主张人人都应该成为劳动者，享有维持生存的劳动权利。李大钊同时坚持“禁止使用童工”的态度，他曾深入研究过上海的童工问题，指出“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废劳过度之所致”。〔16〕“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17〕他对儿童所遭受的悲惨境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休息权上，李大钊提出了“三八”主张，即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和休息八小时，〔18〕“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得保平均的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19〕而慰安疲劳的方法可以是满足生理需求的睡眠，也可以是满足工人“智的情的方面的发展”〔20〕，要给工人“神圣时间”，他们可以“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灵性”。〔21〕

    在环境权、健康权上，李大钊很早就已经有所关注，并强调社会保障，主张对不同的弱势人群采用不同的政策，呼吁改善群众生活。李大钊非常关怀人力车夫，指出“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谴责其“最背乎人道主义”。〔22〕李大钊还较早地关注到了生活环境以及人民的卫生健康状况，“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23〕对于空气污秽、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李大钊深感忧虑和不安。

    2.实行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方式

    李大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强调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分配平均，此实是整理，非为破坏”。他认为，要改变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的现状，必须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明确提出了要实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正义，他说：“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24〕

    3.自杀权属于个人自由权范畴

    生命权属于人权的根本内容，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生命权，这一点毫无争议。但是，关于自杀权，分歧和争论就不绝于耳，特别是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两派争执不下。社会本位主义者认为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人的生命同社会相关，人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个人本位主义观点认为生命权属于个人拥有，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自杀权的态度，李大钊比较偏向于个人本位主义。

    在研究各种自杀现象后，李大钊得出结论：“人在不与他人以迷惑与烦累的范围内，应该有他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25〕要特别强调的是，李大钊支持自杀属于个人自由意志，但是他并不鼓励这种消极做法，而是主张青年“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26〕时至今日，面对死刑、安乐死、堕胎等困扰已久的社会难题，李大钊的这种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推进民生的文化引导：“平民主义”教育思想

    李大钊论述了教育的本质，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得出了“教育由经济构造而决定”的结论。强调我国加强劳工补助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大钊非常关注青年的健康成长，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主张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的教育理念，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理论遗产，值得我们总结和深刻思考。

    1.揭示教育的本质：“表面构造”

    李大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通过发展人们的道德智慧和各方面的分析能力、旨在追求更幸福的生活。李大钊提出“两种构造论”，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中最基本的现象，是基础构造；而“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并且“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27〕在这里，李大钊明确指出：经济是基础，政治、法律、伦理以及包括教育在内的种种问题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变化。要解决法律、教育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单从问题本身出发，而是应从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出发，唯有如此，才可以根本解决。

    在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后，李大钊进一步阐明了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教育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把教育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教育的目的、制度、方针、内容以至方法都要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大钊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在物质上遭受剥夺，教育权利也受到损害，“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悲！”〔28〕因此，李大钊号召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和后代争取教育权而斗争，并通过教育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他强调，“灵肉一致”“物心两面”的改造，最有力的手段就是进行教育。

    2.论述教育的内容：“爱国主义”

    李大钊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奋斗，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著作中对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多论述。

    首先，阐明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李大钊目睹国家危亡、帝国主义的侵赂、社会黑暗，整个中国“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29〕他忧心如焚，向全國人民敲响亡国灭种的警钟，充分说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李大钊特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30〕认为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尤为必要。他还指出，“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并负责《晨钟报》，将其打造成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主张创造青春中华。

    其次，李大钊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封建主义。他在《大哀篇》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和军阀混战，“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并且“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31〕李大钊深入研究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深刻揭露了所谓民主共和的虚伪本质，他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32〕

    对于西方列强，李大钊及时认清了他们的侵略本质，较早地揭露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谴责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还未被列强完全瓜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暂时的“均势”；美国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只是打着调和的幌子，其实质是试图攫取更大利益。〔33〕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进一步指明“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因此，他告诫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唯一的斗争对象，我们的任务是要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

    再次，李大钊坚决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并且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李大钊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当今时代精神不符，“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34〕李大钊对封建教育的否定更多是因为其专制色彩浓厚，与追求自由的现代价值观背道而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李大钊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以辩证的态度，“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35〕对于宗教，李大钊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36〕，反对传教士利用教师职业进行传教活动，反对设立教会学校，极力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号召教育界的师生共同起来反对教会教育。

    3.阐明教育的作用：“培根固本”

    李大钊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因此，学校对于社会的文化习俗、道德面貌及思想潮流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制造舆论、宣传思想、影响群众的重要阵地。另外，学校通过培养大批的人才，直接为政治经济服务。李大钊主张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同时进行，“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37〕从而充分肯定了教育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李大钊还分别论述了教育对社会各阶级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指出，知识分子“出其学术运其技能以助益于社会，于是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38〕肯定了他们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作用。对于农民阶级，教育可以让他们渐渐觉悟，“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

    总之，李大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国民性。当然，教育不能局限于学校教育，他主张，民众教育要使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组织和动员群众，为社会革命服务；学校教育要多多地培养有进取心，勇于创新，博闻强记，好学求知的青少年和具有专业造诣的学者、专家；还要把工农教育开展好.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

    4.确立教育的范围：“平民主义”

    （1）倡导平民主义的普及教育

    李大钊主张教育平民化，倡导普及教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广大工农群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政治经济上无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更是受到排斥。另外还有占一半人口的广大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本享受不到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提出“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个人”；并且“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要求—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39〕所以李大钊历来重视工人、农民和妇女的教育，倡导教育平民化、普及化。

    （2）倡导工农劳动与教育相结合

    劳工阶级的使命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重大历史责任决定了“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因此，在工人中开展普及教育工作至关重要。为了在工人阶级中普及教育，针对当时工人在资本家工厂中劳动的实际情况，李大钊认为，必须减少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同时还应增加工人工资。李大钊说：“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40〕他在提倡工人运动时，极力主张缩短工作日，让工人有必要的时间学习休息。李大钊还论述了具体的措施，例如“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的知识要求”，〔41〕又或在城市，“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多立贫民学校”等。〔42〕

    （3）倡导对农民进行国民革命教育

    早在《青年与农村》中，李大钊就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其足达于极点。”有感于当时落后的农村教育，李大钊多次强调农民教育问题的重大意义，“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43〕，号召有识之士到农村去，用教育这武器来为开展农民运动服务，为推动阶级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服务。李大钊十分突出反帝反封的革命主义教育，认为要开展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阶级教育，进行工农联盟的政治教育。要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把狭隘的乡土观念逐渐转化而显出阶级的觉悟，认识到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是狭隘的，应该是全面联合的而不是一村落一城邑分立的甚至自相冲突的。并且把农民武装起来，只要现代的武器一入农民手中，五行八卦的进攻便逐渐失其效力。

    在教学方法上，李大钊提出要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从农民的接受能力出发，“图书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准备”。〔44〕李大钊还注重把农民教育和开展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要求一切革命者积极地帮助农民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在农协的组织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积极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发动农民。

    （三）搭建民生的伦理基石：“男女平等”妇女思想

    李大钊把妇女解放作为社会改造的主题之一。强调没有女权的社会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声讨旧社会歧视妇女的种种不合理，以唯物史观分析妇女的社会地位，寻求妇女争取解放的目标、任务、条件和途径，主张将妇女解放与整个人权运动结合起来，把妇女解放纳入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来。

    1.妇女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45〕李大钊也指出西方民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因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46〕所以他得出结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经济，经济上不独立决定了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为此，他主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47〕

    2.接受教育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

    妇女教育问题，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一方面争取和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是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妇女教育问题的解决，要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去实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卑下，和中国长期把妇女排除在教育之外，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分不开的。因为妇女没有文化知识，处于愚昧状态，且与社会生活隔离，因而缺乏觉悟，不能自觉起来反抗性别压迫，争取自身权利。在深入分析上述情况后，李大钊认为要使妇女解放，必先让妇女接受教育，“生活上职业上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48〕他号召中国无产阶级妇女一定要争取受教育权，否则妇女解放将成为一句空话。

    3.妇女应当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

    李大釗坚持彻底的“男女平等”立场，号召中国妇女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在身体上、精神上解放自己，寻求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

    首先，李大钊重新厘定了妇女权利的四个维度。1923年，李大钊在湖北女权同盟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十条目标，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女权内涵，并且强调要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包括中国宪法应规定最低婚龄、女子应享有为官吏之权、女子应有同受教育之机会等内容。〔49〕

    其次，李大钊主张自由、神圣、崇高的恋爱观，“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鼓励“真正之爱情”。他认为，应该让青年男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50〕李大钊坚持“爱情婚姻一致论”，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造成无数家庭悲剧的根源，主张“实现爱与结婚一致，使一家之中，全充满爱之空气。”〔51〕同时，李大钊也告诫青年男女“爱情是有变动的”，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

    再次，李大钊鼓励婚姻自主，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对于封建包办婚姻，李大钊持彻底的批判态度。李大钊还支持离婚、再婚自由，认为“不必以此为耻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他赞成寡妇、鳏夫应有再婚的自由。除此之外，李大钊积极倡导“一夫一妻”，称其“衡诸天理人道，最称允当，不可渝犯”。我国古代一夫多妻制是以男权至上为特征的，并没有尊重妇女人格和实现男女平等，“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因此，为极力扭转这种社会病态，李大钊主张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纳妾。

    （四）勾勒民生的未来蓝图：“幸福和谐”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追求的美好理想是实现“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52〕的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

    1.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李大钊对此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论证。李大钊依据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强固的根据”，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指出社会主义是“运命的必然出现，是历史的命令”，是全国人民的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时，中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惨遭破坏，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是折戟沉沙。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新纪元，中国革命斗争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综合国内、国际两种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它必然发生”。而且，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依靠“人间的理性”，李大钊主张要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阶级斗争的新生机，原动力就是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是无可避免的”。〔53〕

    2.社会主义使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在经济上，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压榨，实现公平分配。李大钊还设想随着电气化的普遍推行，生产力水平会大大提高，劳力强度会大大减弱，农工均会获得更多自由。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消灭了阶级压迫， 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打破一切特权阶级，建立“平民的社会”。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对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可以由社会主义“智的方面”“情的方面”“意的方面”的建立，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理上的理性认识和道德基础，而这三个方面体现在社会方面，就是政治、法律、经济。可见，社会主义会“再造出一种更好之道德”。在文化上，李大钊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文化艺术获得完全发展。

    3.“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就在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怀有极高期待的同时，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的质疑、非议甚至污蔑此起彼伏。为了回答这些责难，李大钊针锋相对地研究“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一命题，释疑解难，着重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实现，这完全符合当时在思想界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在“知”的方面，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在“情”的方面，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在“意”的方面，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资本主义的统治，即“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54〕

    三、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理论特征

    李大钊民生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有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历史规律，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一）鲜明的救国救民的时代色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近代史的时代背景。李大钊的民生思想深受时代影响，发端于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基本国情，被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所推动，五四时期又以共产主义思想来解决民生制度的变革问题。可以说，李大钊的民生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受时代影响，李大钊民生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他将救国和救民两者结合起来，在救国的过程中解决民生问题，在解救贫苦大众的同时实现民族独立，体现了目的性和过程性的统一。李大钊在《隐忧篇》明确指出，“国基未固，百制抢攘”〔55〕，将“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蹙，立召瓜分”归纳为致使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实现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

    同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李大钊的民生思想明显具有不同的理论倾向。在前期，李大钊还是民主主义者，尤其深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他的民生思想从而也就带有很多民主共和色彩，例如曾经主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逐步深化并且有所转变。

    （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五四运动之后，他的民生思想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第一，李大钊在阐述民生思想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群众史观。第二，无产阶级是李大钊民生思想的阶级属性。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着眼点在于人，尤其关注社会底层，李大钊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享有劳动和教育等等权利的美好生活。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李大钊民生思想的重要特征。

    民生问题的解决处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因此，民生的社会历史就是实践的历史。实践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主线，民生思想的实践性在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使民生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性，并通过实践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方面，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并被选举为执行委员，创办《民权》周刊，以“伸张民权，铲除民权的障碍为职志”，为劳苦大众与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自由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此后，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下，民权运动大同盟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支持正太、道清、津浦南段铁路工人罢工；接着发起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由李大钊起草全文，“请愿于参、众两院”。

    李大钊关注女权运动，重视妇女解放，并且积极参与其中。1922年7月12日，女权运动同盟在李大钊的热心支持下，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是年8月13日，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召开茶话会，李大钊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1923年2月4日，李大钊应邀出席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并发表演讲，极大声援了湖北婦女运动的开展。此外，李大钊热情宣传“三八”国际妇女节，并参加多次纪念活动，例如1925年的3月8日，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等20多个团体举行庆祝“三八”节，李大钊带着大女儿李星华参加纪念会，并在大会上作讲演，对于国际妇女节在中国的普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大钊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亲历亲为，直接参加领导青年学生反对封建军阀的实际斗争。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动军阀政权大规模地镇压青年爱国运动，对各地学校加强暴力统治，颁布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不仅非法干涉学生的言论、集会等自由，甚且任意逮捕学生，枪杀爱国青年。李大钊对此非常痛恨，曾一再发表言论，控诉军阀的罪恶。如李大钊在1920年1月所写《整顿学风》短文中，就对封建军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给予无情的抨击：“你们胆子好大，居然要整顿超越一切的思想了”。李大钊在“三·一八”惨案中也遭到军阀的通缉，最后于1927年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架上，用实际行动，为当年青年学生，也为后世青年学生上了一堂悲壮难忘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三）强烈的不分畛域的人文关怀

    李大钊的民生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国际视野，关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国内，而是“睁眼看世界”，对国际民生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充分体现出李大钊不分畛域的人道情怀和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李大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真正关注人的发展、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根本价值，“以人为本”在李大钊的民生思想中都是一以贯之的，对人类幸福的高度关注和人的解放的执著追求，也是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目标之所在。

    其次，李大钊关注社会底层，尤其是灾荒等突发灾祸，李大钊经常号召社会各界，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20年中国北方旱灾，李大钊心急如焚，在北京大学带头成立赈灾会，希望教职员工和学生“全体赞助，慷慨认捐，以尽互助之谊”。〔56〕

    再次，李大钊同样关注世界各国的民生问题。比如俄国窝瓦河地区的旱灾，李大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李大钊深情描绘了当时灾难的悲惨景象：“看着就要饿死的人，三四千万”〔57〕，并发起成立了俄国灾荒赈济会，号召同仁“体上帝救世之心，实行人道主义，极力来帮忙”。〔58〕李大钊对于日本的失业问题也做过专门研究，指出达不到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家占社会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余都是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赡，子弟不能教育”，〔59〕贫富差异巨大，并表示“替我们邻邦担忧”。

    此外，李大钊还提出“恤邻即为爱国”的论断，他认为：“济人之急，正是为自己造福。”〔60〕李大钊极力支持国际援助，认为“提视世界如一家，凡自己力量所能办到的，竭力提倡”，〔61〕并且捐款不在多少，“凡是亲仁善邻，救灾恤患，一切美德，从不让人独步的”。〔62〕

    通过梳理李大钊关于民生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我们不难发现，李大钊高度关心民生、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一直把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同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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