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巫俗神话透视朝鲜民族的生命价值观
彭少森 潘畅和
[摘要]韩国巫俗神话蕴含着朝鲜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的生成价值，这种价值存在于人的生命动态生成的过程本身；二是生命的创造价值，它主要表现为人的非凡创造力；三是生命的超越价值，它集中体现在人“成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爱”的精神。而且，由这三种价值维度所建构的生命价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文化精神取向，而且还指引着今人去重新认识生命。
[关键词]韩国巫俗神话；朝鲜民族；生命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31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15-06
[收稿日期]2016-12-22
[作者简介]1.彭少森，男，延边大学国际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2.潘畅和，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韩儒学比较。（延吉133002）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韩国巫俗神话在兼收并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不断与其他文化碰撞、交融，并最终积淀为朝鲜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流。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可以说作为一种“生命文化体”的巫俗神话，不仅反映了朝鲜民族的文化特性，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发展方向。从韩国巫俗神话处处流露的“重生”思想中可隐约看出朝鲜民族先民的生命价值观：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价值的基础；生命本身就是目的；植物、动物等生命形式是人类生命本身的一种补充和延长。那么，生命所蕴含的价值究竟包括哪些？它们的存在如何得到证明？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满足当今社会需要的普适性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索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韩国巫俗神话的再诠释，揭示其所隐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意蕴，进而探讨其被建构成符合当今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一、生命的生成价值
生命的生成价值，是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的根本依据，表现在人的生命本身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的感性存在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蕴涵着生命存在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又意味着人的本性需要之中本然含有生成、创造的驱动因素。尼采认为，生命是以“增长”为本质内容的动态的“生成”（devenir），且其并非一种现成，而是一种“生成着的生命”，是所有生成之流的缘起与归宿。可见，生命的生成价值主要体现为生命为肯定自身的存在，不断生长、成熟，并趋于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生命的价值内含于生命的生成中，而且就体现在这种生成过程的本身。在朝鲜民族先民眼中，不仅人与植物、动物的区分不大，而且三者之间还存在一种交相连接、相互生成的关系。这种原始思维其实可看作是早期的“生成”意识，并且这种思想萌芽继而又在先民“具象”思维的作用下，变现为巫俗神话中的一系列生成，即植物的生成（种生）→动物的生成（卵生）→人的生成（胎生）→重生。随着朝鲜民族先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些具体生成又演化为：稻灵信仰→卵神信仰→产神信仰→灵魂信仰。而且，这些信仰还一同构成了朝鲜民族以“生成”信仰为核心的生命价值链，即人——植物、人——动物、人——人。
（一）人——植物：人向植物的生成
朝鲜半岛的水稻种植历史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史书《三国志》中就有辰韩“宜种五谷及稻”[1]（632）的记载，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也有百济“始作稻田”的记载，而且京畿道、庆尚道等朝鲜半岛地区史前稻作农耕遗址的大规模发现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朝鲜民族先民不仅要面对残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经常遭受野兽的侵袭，于是人的生命常常朝不保夕。而稻米不仅维持了朝鲜民族先民的生命，而且稻草屋、稻草鞋、禁绳等稻草制品也满足了先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加上稻在生、婚、丧等人生礼仪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是先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稻的膜拜心理。朝鲜民族先民对于稻的信仰主要表现在朝鲜民族带有巫术性生殖崇拜色彩的稻灵信仰中，在这种信仰中稻由一种具有很高实用性价值的植物上升为能赐予人类生命甚至影响人类生存祸福的植物神。朝鲜民族先民通过对这位植物神的精心祭祀或是通过模拟植物的重生可以实现植物丰收，从而达至一种“共在关系”意义上的精神满足。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朝鲜民族先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中，还是在其精神需求的满足中，稻都是与朝鲜民族先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植物。
在朝鲜的祈子风俗里，先民每年会在祭祀产神的祖灵坛子中放入新米，旧米则做成米饭由全家人分吃。因为在先民看来，人与稻同生于一种灵，而灵魂可以交相感应，祖先的灵气附着在稻米上，通过献祭稻神以及分吃稻米，能让稻的生命力长在自己的身体里，从而使后世子孙也会像稻一般丰产多子。所谓“秧好一半禾”，好的秧苗是水稻丰产的关键。为了使新生命能像稻谷一般茁壮成长，朝鲜民族先民在婴儿降生前后以及婚丧嫁娶等人生阶段，都时刻不忘祈求稻神的护佑。最初，古代韩国的孕妇在炕上铺上洁净的稻草生产。在朝鲜民族先民看来，稻灵是稻谷的守护神，居于稻草之中，因而先民想通过接触稻灵触染过的稻草来顺接稻灵的灵气，从而“神染”上这种植物之神强盛的生命力。生产时，婆婆会特意从屋外的稻草垛取一束最新鲜干净的稻草放置于墙角，这一看似“画蛇添足”的行为其实正映射了先民巫术性生殖仪式中的“迎神”过程，朝鲜民族先民通过模拟稻灵被迎进产房来取悦产神，从而求得产神稻灵的庇佑。产后，家人会将那层铺在炕上的稻草连同生产过程中的污物一起扔进灶里烧掉，烧完还要把灰洒在稻田里，稻灰会逐渐化作有机质并为生长的水稻所吸收，这一过程正契应了朝鲜民族“生于稻，死于稻”的思想。在朝鲜民族先民看来，稻草是强大繁殖力的象征，因此无子的妇女，只要喝下由禁绳熬出的汤，就可以像稻一样穗丰多子。在朝鲜民族的婚俗中，新娘在首次进门时，要跨过稻草燃起的火堆，以防其将晦气带入新家。稻火象征着阳，新娘象征着阴，新娘跨过稻火象征阴阳交合，婚礼含有的男女交媾环节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实质上来说，这一风俗正体现了交感巫术的原理，即男女交媾可以促进稻谷丰收，稻谷丰产又反过来促进人的繁衍。除此之外，朝鲜民族先民往往会在人死之后，用稻草将尸体包裹，并在堆完土后，在坟上铺上稻草，正如同农民在收割完稻谷后，將枯黄的稻草深埋以壮地的场景。水稻属于不定根的须根植物，因此水稻又可被看作是某种意义的“根茎”。在生产稻的过程中，人与稻其实形成了一种“异质共生”的关联构成，稻谷形成人的“仿图”，人的交媾则成为稻谷的高潮。并且在此生成中，人成为水稻繁殖系统的有机组成。值得注意的是，人——植物的生成并不意味着人现实地变成植物，而是意指二者之间某种生命状态的过渡。
（二）人——动物：人向动物的生成
历史上，朝鲜民族很早就有关于生成“—动物”的思想雏形，如新罗的“天鸡”崇拜，高句丽的鹤崇拜，《檀君神话》中的熊崇拜等等。熊是朝鲜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图腾动物，古代韩国的巫师为获取“死而复生”的能力，会经常像熊一样钻在洞里冬眠。在《熊川》神话中，少女幻化为熊去追少年的情节则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生成“—动物”的“不可区分性”和“缠卷性”。在姑娘时而变熊时而化人的高速运动中，人与熊共同进入到一种公共的模糊区域，人或熊的主体性不断被消解并极速地趋向对方，直到消解为一种纯感觉的强度。在这个隐约断续的毗邻区间，无论人还是熊都已经进入到“人—熊”的生成之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到底熊是人，还是人是熊。这也象征着先民在经常性地和熊遭遇的狩猎过程中，受到熊的情状的感染，自身的情状也发生改变，熊的生命强力不断地渗入到人，汇流为人的“强度”，[2][220～229]从而形成了“人——熊”配置。然而，生成“—动物”属于有断块的“异质连接”，熊形成人的“解域”，[4]（731）先民在与动物的较量中形成的精神与体魄则形成动物的“结域”。这里，熊在本质上其实属于“集群动物”，[3]（338～339）因为“集群既是动物的实在，同时也是人之生成‘——动物的实在”。[3]（341）而神话中的熊女则是“异常者”，她不仅汇集着集群最大的强度，而且还左右着这个多元体的阈限和临界自由。此外，朝鲜民族传统男装的素衣黑冠以及鹤舞中展现的如鹤一般的凌空舞姿，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向动物的生成。在假面舞中，古代朝鲜民族的先民不分男女老少一起戴上动物的面具，并在巫师的带动下，迈着动物一般雄浑的舞步，一起进入到一种物我不分的迷狂。在这种迷狂中，无论人或动物已俨然成为某种“个别体”，而且“只有通过感觉或感受才能够得到理解”，[4]（318～324）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生成“—动物”从根本上属于感受性，即一种指向生命价值的感受性。而这恰恰可以看作是朝鲜民族意识中那种不分彼此、融洽无间的“我们”。先民跳巫舞并不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跳舞而跳舞，为了完成一次精神的“游牧”和解放。
（三）人—人：人向人的生成
尼采说：“对于生成来说，存在者和不存在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当它们共同起作用时，就有了生成。”[5]（58）这意味着要想生成“—人”，必须先生成“—不存在者”，“不存在者”无影无形，不可感知，即灵魂。灵魂具有未定性与居间性特征，分为“生命灵魂”和“转生灵魂”。通过灵魂重生其实是一种“以未分性为基础的循环性持续思考体系”。[6]（154）尼采指出，灵魂再生是生命意志的“永恒轮回”促使生命不断地去“生成”。德勒兹进一步将其解读为“生成之在”，也即“生成肯定存在或者存在在生成中得到肯定”。[7]（36）而这些生成特色，则鲜明地体现在古代韩国以灵魂信仰为内核的重生仪式中。重生仪式，包括人生礼仪（rite de passage），以及荐渡亡灵的“死者的仪礼”。朝鲜民族巫俗神话《堂金姑娘》集中体现了这种“重生仪式”：在巫歌中，堂金姑娘先是被刀砍，然后又被关进密闭的石函一连产下三子的过程，象征着巫教中的死亡——重生仪式，堂金姑娘历经重重痛苦的磨练，灵魂得到不断的洗礼，并最终重生为主管人类生育的世尊神。无独有偶，在古代韩国的巫俗仪式中，巫堂首先通过“重生不净”祭仪来洗净死者的魂灵，然后在巴里（Bali）公主的带领下获取冥门钥并支付路费，最后通过划开象征阴间阳间之隔的布来使亡魂顺利重生。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巫堂会通过一系列“痛苦”的过程来象征生命的死亡和重生。这些情节其实反映了古代韩国人寄望通过厚葬死者的方式使亡灵得以顺利地“重生”。
尼采认为，生命体本性中存在“生成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命令生命体不断地生成、向外扩充。个体之内往往有多种潜在的“生成意志”，而且每一种“生成意志”都奋力变为现实。但是任何一种“生成意志”的存有又离不开“生成意志”彼此之间的关系规定，正是这种相互规定或者“意愿”赋予生命以价值的内涵，并在灵魂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延宕为向“广义的人”的生成。在朝鲜庆州天马冢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墓室的一个坛子里装着几十个蛋壳，而且在其他同时期的墓葬发掘中，也发现有类似的容器内装鸡蛋的情形。据记载，古代韩国人在产妇分娩之前，首先会用一些净泥，将产房的门和窗户都封上，这显然是对蛋壳孕育新生命情景的一种模拟。另外，在朝鲜民族的起源神话中，诸如新罗、驾洛国等国的创建者也往往为卵生。我们可以通过弗雷泽的模拟巫术原理来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墓穴如同地母的子宫，卵是生命的起点、灵魂的寓所，象征着宇宙无穷生命力，先民通过模拟动物繁殖的情景，期望人也能像动物产蛋一样获得新生。根据巫术相似律的原则，这些频繁出现的蛋的意象，还传递出一种终极的生成思想：只有生成为“不可感知”，才能生成为任何形式的生命，也只有在这种“不可感知”的无限中，生命才能最真实地去生成。先民将日月交替与阴阳交合产生生命联系在一起，圆的循环不息成为一种无限生成的象征。
二、生命的创造价值
生命的创造价值，是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最有力表征，主要表现为人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创造性。相对而言，生命的存在价值不过是生命价值的最基本层面，生命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创造性价值的实现。如果没有生命的创造价值，人的种种价值可能就无法由潜在过渡为实在。因此可以说，人因创造而走向了真正生命意义上的“完整”，即一方面人因本质的未定义、未定型而得以从动物的本能中解脱，从而完成意志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人又通过自主决定自我的存在样式与方式而不断地向“位格”意義上的神性生成。
柏格森说：“神只是一种永不止息的生命力，是行动和自由。可见创造并不神秘”。[8]（196）简言之，生命是一个创造不息的过程，而神则是人类自身创造力的一种映射，展现的是生命意志的永动与自由，而韩国先民最初对于自身创造力的认识，主要体现为神话中诸神的创造行为。例如，在古代朝鲜民族的神话《创世歌》中，弥勒大神为人间创造了取火照明的方法；在《成造本歌》中，成造氏不仅植树造林，而且创造房屋，创造了一套完善的房屋建筑设计方法，等等。神的一系列的创造行动象征着人在创造高于自身的事物时，人的主体性不断生成，且与自我的客体构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作为神的创造物，古代韩国先民在诸物的创造中找到了一种意义的关联，并在这种神性的链接中完整地体验到生命价值的无限生成。《檀君神话》就集中反映了朝鲜民族的这种创造性的生命价值。首先，檀君开创了巫俗文化。《檀君神话》体现了在韩国古代祭政合一的体制下，在兼任王的巫师的带领下，巫师祭天祀神，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巫俗盛况。另外，史书中对于马韩的“天君”、夫余的“迎鼓”、高句丽的“东盟”、濊的“舞天”、驾洛的“楔洛”、百济的“苏涂”等情况的记载，也有力地印证了韩国古代的巫俗传统。从桓因授予桓雄“天符印三个”以及“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并指导熊虎要在黑暗洞穴中度过百日并服食灵艾与蒜方能化作人的神话情节看，显然带有原型巫术的色彩。此外，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檀君的韩语发音与“巫师”（Dangol）极为相似，这也暗合了巫的称谓，即堂古尔（Tangol）。其次，《檀君神话》也是古代朝鲜民族的创世神话，并以“开天节”的纪念形式保留至今。神话中象征游牧文明的“天父”桓雄与象征农耕文明的“地母”熊女婚交后生下檀君，寓意天地交融产生人间万物。桓雄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在创造了半人半神的王俭，更体现在他投身人间积极创造文化的实践中。譬如，桓雄降临人间后便立即率徒三千，并选择“风水宝地”太伯山建造神市，又积极地创造了朝鲜最早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任命“风伯、雨师、云师”等官僚，让他们“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来对“人间三百六十余事”进行有效管理。桓雄也在理化人间的过程中，寻觅到生命的创造性价值，从而使生命的内涵更加丰满。一生下来就拥有高贵身份的檀君王俭，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生命存在的基础层面，而是通过建都、建国、御国等一系列创造价值的行为，来使自己变得名副其实。
三、生命的超越价值
生命的超越价值，是人作为一种神性存在的最好注解，集中体现在人在经受苦难锤炼的“成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爱的超越精神。人类是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存在，这种高度发达的意识直接指向一种对生命意义的需求。而且，生命的“生成”性也意味着，生命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存在，而是在对现实的适应中，本然地具有一种超越现存、追求卓越的属性。在生命价值的三个层面中，超越性价值是对于存在性价值以及创造性价值实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发现，朝鲜民族的巫俗神话中的动植物本身的生长过程就具有超越性。如水稻：种子→萌芽→幼苗→分蘖→拔节→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熊：受精卵→胚胎→个体。可以看出，从植物、动物以至于人的成长周期中，每一个时期无一不是对自身前一时期的“扬弃”，而且每一次“扬弃”也是超越的过程，这也是对生命的进一步肯定、促进和发扬。基于此种逻辑，植物、动物以及人类实则构成了一种具有超越属性的生命“连续体”。而在人的成长的过程中，不仅有外在性的超越，更有一种生命内在的超越。
古代韩国巫俗中的成巫仪式，就用一种感性直观的方式表现了人的内在超越。换个角度来说，成巫仪式实质是一种“成人仪式”，标志着个体走向真正的成熟。成巫仪式是指凡人由于“神选”而罹患“神病”，并在“神意的浸染”下成为巫堂的过程。成巫绝非易事，仅靠神意还不够，候选者还需跟随老巫堂从师学艺多年，勤学苦练各种巫术，如巫服的穿戴方法、巫歌的演唱方式等，甚至赤脚在斫刀刃上跳巫舞，还要会预言以及占卜，更要能在接神的高潮时如神灵附体一般发布神谕，如若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从根本上来说，成巫其实是人由旧人格体向新人格体的转变，也就是为了“回复原来的造化状态”，[9]（82～84）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完成内在的“质的飞跃”的过程。通过这种仪式的转变，人的生命被赋予新的强力，造化也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复归。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由“表层自我”向“深层自我”的转变过程，恰如柏格森所说：“表层的自我受功利影响，是第二性的东西，只有深层的自我才是真实的、实在的、自由的，是行为与言论的深层动力。”[10]（156）那么，“成人”过程中这种内在的超越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一）疏离（被弃）
人被抛弃，处于“边缘境况”中。在这种境况中，人依旧处于异质的实存世界，且面对着为“一般意识”所定义的“此在”边界。而且由于对主流价值规范的怀疑，个体被排挤出主流社会，其与主流价值世界之间的“对话”也随即被断绝，人由社会的参与者转变为旁观社会的“边缘人”。关于人在成人过程中这种被疏离（被棄）的命运，朝鲜民族的诸多神话中都有着相应的描述。在《巴里公主》神话中，某国的国王一心求子以延续其王室血统，却不曾想王后居然接连生了6个女儿，当国王发现王后生的第七个孩子依旧是女儿时，他径直让人把七公主扔到江里。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边缘境况”中，七公主也并不是被直接抛弃，而是先被装进玉盒，继而才被扔进水里。可见，这里的抛弃绝不仅仅是“一抛了之”那么简单，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神话中的这种抛弃其实象征着“成人仪式”中的初始阶段——疏离（被弃）。不仅如此，纵览古代朝鲜民族的神话我们还可以发现，神话中的英雄不仅常常被抛弃，而且往往是被抛弃在水中。水不仅是农耕文明中重要的物质载体，更是韩国古代巫教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神性因素。从另一角度来说，“水”这一巫俗意象还隐喻着孤独、边缘、疏离等情状。被父母弃置水中的巴里公主正如同被水疏离的孤岛，她与王国的正常对话关系也随即陷入困境。在异域的成长经历使她成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然后随着黑暗、死亡等“边缘境况”的一次次逼迫直至陷入一种“绝对孤独”中。在此境况中，孤独一方面不断地去拷问痛苦，并将痛苦中拷问出的意义重新注入生活，另一方面，孤独又倒逼着她向可能的生存境遇生成。
（二）受难（神染）
人罹患神病，生命被神意注满，意味着人不仅要经受住非常考验，还要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痛，才能真正认识自我并超越自我。从古代韩国的巫俗神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典型例子。在《檀君神话》中，嗅觉极为敏感的熊能在长时间里忍受刺鼻的蒜、艾味的折磨，并且全部吃下，并最终升华为人，从而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又如，在《朱蒙神话》中，朱蒙一降生便置身于生死难测的危险境地。他先是被扔给犬彘甄别，继而又被扔到牛棚马厩，受到牛马的“图腾考验”。通过犬彘牛马的鉴别和考验后，朱蒙又被抛弃至恶劣的荒野，所幸“鸟兽覆之”。这一不经意的动作向我们传达了鸟兽或许出于天意，也或许是出于母性本能将还是卵的朱蒙视为己出之幼雏而以身覆盖。此一颇具意味的文本细节实则象征着韩国古时带有巫术性质的“图腾援救”风俗。这一点可以从古代朝鲜民族将新生儿抱至牛棚并通过模拟新生牛犊出生的场景以使牛的旺盛生命力顺接到人从而预防幼儿早夭的民俗中得到印证。此外，在成长的过程中，朱蒙又因为能力出众遭到金蛙王七个王子的嫉妒而受尽折磨。朱蒙在与支持者一同奔走南疆时，又被金蛙王率兵追击；然而，一路上即便再艰险，他却总能在冥冥之中受到各种神灵鸟兽的庇佑，特别是在前有大河拦路，后有追兵的“边缘境遇”中，也能受到河伯的暗助，从而“鱼鳌浮桥，追骑难渡”。最后，终于逃出绝境，“至卒本州，遂都焉。未遑作宫室，乃结庐于沸流水之上，国号高句丽……”。[11]（30～31）朱蒙在受尽磨难并得到救赎后，具有了非比寻常的超人力量，如朽木建宫殿，东征荇人国，以及在和松让王的比试中获胜，从而降服了沸流国。由是观之，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苦难并战胜疏离的宿命，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价值的证明，更是为了在向死而生的搏斗中将生存导向为一种本真意义的生成。
（三）救赎（复归）
神人分化，造化复归，人无论对于自我还是世界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并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爱的超越精神。爱具有“不可还原性”，是构成人格主体的核心因素。爱不仅能有效地缓解生存态势的冲突，而且还能将“生命冲动”成功地导向使人成为更高存在的方向，从而极大地消解本我的自私性带给人的紧张。从规范性意义上来说，作为统摄事物之在的爱，在为内在性生存打开一处缺口的同时，又本能地导向了一种“爱之秩序”的生成。例如上述巫祖神话中的巴里公主，虽然被国王扔到了江里，但后来听到国王和王后同时得了重病，生命垂危时，她马上找到释迦大神并要到解药医活了父母。“国王为了感谢小女儿，许诺把自己的半壁江山给她，却被巴里公主拒绝了，因为她甘愿成为在黄泉路上引渡亡灵的巫堂。从此，巴里公主便成为超度亡者灵魂的巫祖神。”[12]（32～47）在对狠心父母的解救中，巴里公主不仅成功超越了“恨”实现了对自我的救赎，而且她也由边缘回到了中心并重新得到社会认可。《巴里公主》神话为我们生动诠释了生命超越性的一面，而生命的超越性价值则集中体现在人的大爱精神之中。爱是世间最好的解药，可以化解怨恨，超越生死。巴里公主一生下来就遭受被父王抛弃的命运，后来听闻父母病重，不仅不怨恨父母的狠心抛弃，还历经千难万险，度过重重难关为父母寻找还生草和生命水，并最终医活了病危的父母。正是在这种极端生存态势中的抉择，不仅使她摆脱了“我”与社会之间的非常态关系，而且还使她精神蜕变，化茧成蝶。进一步来说，巴里公主在拯救父母的同时实现了对自我的救赎，而神实则用以指涉自我真正的人格，巴里公主成为神的过程也象征着个体由“表层自我”走向“深层自我”的过程。在这种与“他我”的“对话”中，生命个体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层认知，从而超越了可能性生存的视域，实现了与本真生存的“视界融合”。正是爱在意向性活动中所显现出的人格关联力量，指引着价值主体的人由“生成之在”一步步地走向生命的超越。
四、结语
以巫俗神话为代表的韩国巫文化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渔猎农耕文化时期，曾一度是朝鲜民族的主要精神信仰，但后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登陆，特别是随着朝鲜朝时期儒教成为国教以及日帝统治时期对朝鲜半岛巫教文化的“大扫除”，使得巫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巫”甚至成为了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即便一些韩国学者对其评价也不高，认为其缺乏“超越性和精神性”，是一种较为低级的宗教。但令人惊奇的是，朝鲜民族的巫文化之根不仅从未断绝，反而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始终以一种缺席“在场”的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朝鲜民族生命价值取向及其精神文化追求。
总之，韩国巫俗神话所透射出的生命价值意蕴，不仅凸显了朝鲜民族对于生命的体认和觉解程度，而且也有助于唤醒朝鲜民族内部一度被遮蔽的潜藏于生命深处的性灵。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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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金泰坤：《韩国巫俗研究》，首尔：集文堂，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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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韩]金泰坤：《韩国巫巧神话》，首尔：集文堂，1989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摘要]韩国巫俗神话蕴含着朝鲜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的生成价值，这种价值存在于人的生命动态生成的过程本身；二是生命的创造价值，它主要表现为人的非凡创造力；三是生命的超越价值，它集中体现在人“成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爱”的精神。而且，由这三种价值维度所建构的生命价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文化精神取向，而且还指引着今人去重新认识生命。
[关键词]韩国巫俗神话；朝鲜民族；生命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31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15-06
[收稿日期]2016-12-22
[作者简介]1.彭少森，男，延边大学国际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2.潘畅和，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韩儒学比较。（延吉133002）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韩国巫俗神话在兼收并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不断与其他文化碰撞、交融，并最终积淀为朝鲜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流。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可以说作为一种“生命文化体”的巫俗神话，不仅反映了朝鲜民族的文化特性，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发展方向。从韩国巫俗神话处处流露的“重生”思想中可隐约看出朝鲜民族先民的生命价值观：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价值的基础；生命本身就是目的；植物、动物等生命形式是人类生命本身的一种补充和延长。那么，生命所蕴含的价值究竟包括哪些？它们的存在如何得到证明？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满足当今社会需要的普适性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索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韩国巫俗神话的再诠释，揭示其所隐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意蕴，进而探讨其被建构成符合当今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念的可能性。
一、生命的生成价值
生命的生成价值，是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的根本依据，表现在人的生命本身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的感性存在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蕴涵着生命存在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又意味着人的本性需要之中本然含有生成、创造的驱动因素。尼采认为，生命是以“增长”为本质内容的动态的“生成”（devenir），且其并非一种现成，而是一种“生成着的生命”，是所有生成之流的缘起与归宿。可见，生命的生成价值主要体现为生命为肯定自身的存在，不断生长、成熟，并趋于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生命的价值内含于生命的生成中，而且就体现在这种生成过程的本身。在朝鲜民族先民眼中，不仅人与植物、动物的区分不大，而且三者之间还存在一种交相连接、相互生成的关系。这种原始思维其实可看作是早期的“生成”意识，并且这种思想萌芽继而又在先民“具象”思维的作用下，变现为巫俗神话中的一系列生成，即植物的生成（种生）→动物的生成（卵生）→人的生成（胎生）→重生。随着朝鲜民族先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些具体生成又演化为：稻灵信仰→卵神信仰→产神信仰→灵魂信仰。而且，这些信仰还一同构成了朝鲜民族以“生成”信仰为核心的生命价值链，即人——植物、人——动物、人——人。
（一）人——植物：人向植物的生成
朝鲜半岛的水稻种植历史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史书《三国志》中就有辰韩“宜种五谷及稻”[1]（632）的记载，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也有百济“始作稻田”的记载，而且京畿道、庆尚道等朝鲜半岛地区史前稻作农耕遗址的大规模发现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朝鲜民族先民不仅要面对残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经常遭受野兽的侵袭，于是人的生命常常朝不保夕。而稻米不仅维持了朝鲜民族先民的生命，而且稻草屋、稻草鞋、禁绳等稻草制品也满足了先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加上稻在生、婚、丧等人生礼仪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是先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稻的膜拜心理。朝鲜民族先民对于稻的信仰主要表现在朝鲜民族带有巫术性生殖崇拜色彩的稻灵信仰中，在这种信仰中稻由一种具有很高实用性价值的植物上升为能赐予人类生命甚至影响人类生存祸福的植物神。朝鲜民族先民通过对这位植物神的精心祭祀或是通过模拟植物的重生可以实现植物丰收，从而达至一种“共在关系”意义上的精神满足。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朝鲜民族先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中，还是在其精神需求的满足中，稻都是与朝鲜民族先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植物。
在朝鲜的祈子风俗里，先民每年会在祭祀产神的祖灵坛子中放入新米，旧米则做成米饭由全家人分吃。因为在先民看来，人与稻同生于一种灵，而灵魂可以交相感应，祖先的灵气附着在稻米上，通过献祭稻神以及分吃稻米，能让稻的生命力长在自己的身体里，从而使后世子孙也会像稻一般丰产多子。所谓“秧好一半禾”，好的秧苗是水稻丰产的关键。为了使新生命能像稻谷一般茁壮成长，朝鲜民族先民在婴儿降生前后以及婚丧嫁娶等人生阶段，都时刻不忘祈求稻神的护佑。最初，古代韩国的孕妇在炕上铺上洁净的稻草生产。在朝鲜民族先民看来，稻灵是稻谷的守护神，居于稻草之中，因而先民想通过接触稻灵触染过的稻草来顺接稻灵的灵气，从而“神染”上这种植物之神强盛的生命力。生产时，婆婆会特意从屋外的稻草垛取一束最新鲜干净的稻草放置于墙角，这一看似“画蛇添足”的行为其实正映射了先民巫术性生殖仪式中的“迎神”过程，朝鲜民族先民通过模拟稻灵被迎进产房来取悦产神，从而求得产神稻灵的庇佑。产后，家人会将那层铺在炕上的稻草连同生产过程中的污物一起扔进灶里烧掉，烧完还要把灰洒在稻田里，稻灰会逐渐化作有机质并为生长的水稻所吸收，这一过程正契应了朝鲜民族“生于稻，死于稻”的思想。在朝鲜民族先民看来，稻草是强大繁殖力的象征，因此无子的妇女，只要喝下由禁绳熬出的汤，就可以像稻一样穗丰多子。在朝鲜民族的婚俗中，新娘在首次进门时，要跨过稻草燃起的火堆，以防其将晦气带入新家。稻火象征着阳，新娘象征着阴，新娘跨过稻火象征阴阳交合，婚礼含有的男女交媾环节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实质上来说，这一风俗正体现了交感巫术的原理，即男女交媾可以促进稻谷丰收，稻谷丰产又反过来促进人的繁衍。除此之外，朝鲜民族先民往往会在人死之后，用稻草将尸体包裹，并在堆完土后，在坟上铺上稻草，正如同农民在收割完稻谷后，將枯黄的稻草深埋以壮地的场景。水稻属于不定根的须根植物，因此水稻又可被看作是某种意义的“根茎”。在生产稻的过程中，人与稻其实形成了一种“异质共生”的关联构成，稻谷形成人的“仿图”，人的交媾则成为稻谷的高潮。并且在此生成中，人成为水稻繁殖系统的有机组成。值得注意的是，人——植物的生成并不意味着人现实地变成植物，而是意指二者之间某种生命状态的过渡。
（二）人——动物：人向动物的生成
历史上，朝鲜民族很早就有关于生成“—动物”的思想雏形，如新罗的“天鸡”崇拜，高句丽的鹤崇拜，《檀君神话》中的熊崇拜等等。熊是朝鲜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图腾动物，古代韩国的巫师为获取“死而复生”的能力，会经常像熊一样钻在洞里冬眠。在《熊川》神话中，少女幻化为熊去追少年的情节则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生成“—动物”的“不可区分性”和“缠卷性”。在姑娘时而变熊时而化人的高速运动中，人与熊共同进入到一种公共的模糊区域，人或熊的主体性不断被消解并极速地趋向对方，直到消解为一种纯感觉的强度。在这个隐约断续的毗邻区间，无论人还是熊都已经进入到“人—熊”的生成之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到底熊是人，还是人是熊。这也象征着先民在经常性地和熊遭遇的狩猎过程中，受到熊的情状的感染，自身的情状也发生改变，熊的生命强力不断地渗入到人，汇流为人的“强度”，[2][220～229]从而形成了“人——熊”配置。然而，生成“—动物”属于有断块的“异质连接”，熊形成人的“解域”，[4]（731）先民在与动物的较量中形成的精神与体魄则形成动物的“结域”。这里，熊在本质上其实属于“集群动物”，[3]（338～339）因为“集群既是动物的实在，同时也是人之生成‘——动物的实在”。[3]（341）而神话中的熊女则是“异常者”，她不仅汇集着集群最大的强度，而且还左右着这个多元体的阈限和临界自由。此外，朝鲜民族传统男装的素衣黑冠以及鹤舞中展现的如鹤一般的凌空舞姿，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向动物的生成。在假面舞中，古代朝鲜民族的先民不分男女老少一起戴上动物的面具，并在巫师的带动下，迈着动物一般雄浑的舞步，一起进入到一种物我不分的迷狂。在这种迷狂中，无论人或动物已俨然成为某种“个别体”，而且“只有通过感觉或感受才能够得到理解”，[4]（318～324）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生成“—动物”从根本上属于感受性，即一种指向生命价值的感受性。而这恰恰可以看作是朝鲜民族意识中那种不分彼此、融洽无间的“我们”。先民跳巫舞并不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跳舞而跳舞，为了完成一次精神的“游牧”和解放。
（三）人—人：人向人的生成
尼采说：“对于生成来说，存在者和不存在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当它们共同起作用时，就有了生成。”[5]（58）这意味着要想生成“—人”，必须先生成“—不存在者”，“不存在者”无影无形，不可感知，即灵魂。灵魂具有未定性与居间性特征，分为“生命灵魂”和“转生灵魂”。通过灵魂重生其实是一种“以未分性为基础的循环性持续思考体系”。[6]（154）尼采指出，灵魂再生是生命意志的“永恒轮回”促使生命不断地去“生成”。德勒兹进一步将其解读为“生成之在”，也即“生成肯定存在或者存在在生成中得到肯定”。[7]（36）而这些生成特色，则鲜明地体现在古代韩国以灵魂信仰为内核的重生仪式中。重生仪式，包括人生礼仪（rite de passage），以及荐渡亡灵的“死者的仪礼”。朝鲜民族巫俗神话《堂金姑娘》集中体现了这种“重生仪式”：在巫歌中，堂金姑娘先是被刀砍，然后又被关进密闭的石函一连产下三子的过程，象征着巫教中的死亡——重生仪式，堂金姑娘历经重重痛苦的磨练，灵魂得到不断的洗礼，并最终重生为主管人类生育的世尊神。无独有偶，在古代韩国的巫俗仪式中，巫堂首先通过“重生不净”祭仪来洗净死者的魂灵，然后在巴里（Bali）公主的带领下获取冥门钥并支付路费，最后通过划开象征阴间阳间之隔的布来使亡魂顺利重生。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巫堂会通过一系列“痛苦”的过程来象征生命的死亡和重生。这些情节其实反映了古代韩国人寄望通过厚葬死者的方式使亡灵得以顺利地“重生”。
尼采认为，生命体本性中存在“生成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命令生命体不断地生成、向外扩充。个体之内往往有多种潜在的“生成意志”，而且每一种“生成意志”都奋力变为现实。但是任何一种“生成意志”的存有又离不开“生成意志”彼此之间的关系规定，正是这种相互规定或者“意愿”赋予生命以价值的内涵，并在灵魂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延宕为向“广义的人”的生成。在朝鲜庆州天马冢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墓室的一个坛子里装着几十个蛋壳，而且在其他同时期的墓葬发掘中，也发现有类似的容器内装鸡蛋的情形。据记载，古代韩国人在产妇分娩之前，首先会用一些净泥，将产房的门和窗户都封上，这显然是对蛋壳孕育新生命情景的一种模拟。另外，在朝鲜民族的起源神话中，诸如新罗、驾洛国等国的创建者也往往为卵生。我们可以通过弗雷泽的模拟巫术原理来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墓穴如同地母的子宫，卵是生命的起点、灵魂的寓所，象征着宇宙无穷生命力，先民通过模拟动物繁殖的情景，期望人也能像动物产蛋一样获得新生。根据巫术相似律的原则，这些频繁出现的蛋的意象，还传递出一种终极的生成思想：只有生成为“不可感知”，才能生成为任何形式的生命，也只有在这种“不可感知”的无限中，生命才能最真实地去生成。先民将日月交替与阴阳交合产生生命联系在一起，圆的循环不息成为一种无限生成的象征。
二、生命的创造价值
生命的创造价值，是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最有力表征，主要表现为人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创造性。相对而言，生命的存在价值不过是生命价值的最基本层面，生命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创造性价值的实现。如果没有生命的创造价值，人的种种价值可能就无法由潜在过渡为实在。因此可以说，人因创造而走向了真正生命意义上的“完整”，即一方面人因本质的未定义、未定型而得以从动物的本能中解脱，从而完成意志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人又通过自主决定自我的存在样式与方式而不断地向“位格”意義上的神性生成。
柏格森说：“神只是一种永不止息的生命力，是行动和自由。可见创造并不神秘”。[8]（196）简言之，生命是一个创造不息的过程，而神则是人类自身创造力的一种映射，展现的是生命意志的永动与自由，而韩国先民最初对于自身创造力的认识，主要体现为神话中诸神的创造行为。例如，在古代朝鲜民族的神话《创世歌》中，弥勒大神为人间创造了取火照明的方法；在《成造本歌》中，成造氏不仅植树造林，而且创造房屋，创造了一套完善的房屋建筑设计方法，等等。神的一系列的创造行动象征着人在创造高于自身的事物时，人的主体性不断生成，且与自我的客体构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作为神的创造物，古代韩国先民在诸物的创造中找到了一种意义的关联，并在这种神性的链接中完整地体验到生命价值的无限生成。《檀君神话》就集中反映了朝鲜民族的这种创造性的生命价值。首先，檀君开创了巫俗文化。《檀君神话》体现了在韩国古代祭政合一的体制下，在兼任王的巫师的带领下，巫师祭天祀神，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巫俗盛况。另外，史书中对于马韩的“天君”、夫余的“迎鼓”、高句丽的“东盟”、濊的“舞天”、驾洛的“楔洛”、百济的“苏涂”等情况的记载，也有力地印证了韩国古代的巫俗传统。从桓因授予桓雄“天符印三个”以及“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并指导熊虎要在黑暗洞穴中度过百日并服食灵艾与蒜方能化作人的神话情节看，显然带有原型巫术的色彩。此外，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檀君的韩语发音与“巫师”（Dangol）极为相似，这也暗合了巫的称谓，即堂古尔（Tangol）。其次，《檀君神话》也是古代朝鲜民族的创世神话，并以“开天节”的纪念形式保留至今。神话中象征游牧文明的“天父”桓雄与象征农耕文明的“地母”熊女婚交后生下檀君，寓意天地交融产生人间万物。桓雄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在创造了半人半神的王俭，更体现在他投身人间积极创造文化的实践中。譬如，桓雄降临人间后便立即率徒三千，并选择“风水宝地”太伯山建造神市，又积极地创造了朝鲜最早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任命“风伯、雨师、云师”等官僚，让他们“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来对“人间三百六十余事”进行有效管理。桓雄也在理化人间的过程中，寻觅到生命的创造性价值，从而使生命的内涵更加丰满。一生下来就拥有高贵身份的檀君王俭，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生命存在的基础层面，而是通过建都、建国、御国等一系列创造价值的行为，来使自己变得名副其实。
三、生命的超越价值
生命的超越价值，是人作为一种神性存在的最好注解，集中体现在人在经受苦难锤炼的“成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爱的超越精神。人类是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存在，这种高度发达的意识直接指向一种对生命意义的需求。而且，生命的“生成”性也意味着，生命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存在，而是在对现实的适应中，本然地具有一种超越现存、追求卓越的属性。在生命价值的三个层面中，超越性价值是对于存在性价值以及创造性价值实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发现，朝鲜民族的巫俗神话中的动植物本身的生长过程就具有超越性。如水稻：种子→萌芽→幼苗→分蘖→拔节→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熊：受精卵→胚胎→个体。可以看出，从植物、动物以至于人的成长周期中，每一个时期无一不是对自身前一时期的“扬弃”，而且每一次“扬弃”也是超越的过程，这也是对生命的进一步肯定、促进和发扬。基于此种逻辑，植物、动物以及人类实则构成了一种具有超越属性的生命“连续体”。而在人的成长的过程中，不仅有外在性的超越，更有一种生命内在的超越。
古代韩国巫俗中的成巫仪式，就用一种感性直观的方式表现了人的内在超越。换个角度来说，成巫仪式实质是一种“成人仪式”，标志着个体走向真正的成熟。成巫仪式是指凡人由于“神选”而罹患“神病”，并在“神意的浸染”下成为巫堂的过程。成巫绝非易事，仅靠神意还不够，候选者还需跟随老巫堂从师学艺多年，勤学苦练各种巫术，如巫服的穿戴方法、巫歌的演唱方式等，甚至赤脚在斫刀刃上跳巫舞，还要会预言以及占卜，更要能在接神的高潮时如神灵附体一般发布神谕，如若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从根本上来说，成巫其实是人由旧人格体向新人格体的转变，也就是为了“回复原来的造化状态”，[9]（82～84）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完成内在的“质的飞跃”的过程。通过这种仪式的转变，人的生命被赋予新的强力，造化也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复归。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人由“表层自我”向“深层自我”的转变过程，恰如柏格森所说：“表层的自我受功利影响，是第二性的东西，只有深层的自我才是真实的、实在的、自由的，是行为与言论的深层动力。”[10]（156）那么，“成人”过程中这种内在的超越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一）疏离（被弃）
人被抛弃，处于“边缘境况”中。在这种境况中，人依旧处于异质的实存世界，且面对着为“一般意识”所定义的“此在”边界。而且由于对主流价值规范的怀疑，个体被排挤出主流社会，其与主流价值世界之间的“对话”也随即被断绝，人由社会的参与者转变为旁观社会的“边缘人”。关于人在成人过程中这种被疏离（被棄）的命运，朝鲜民族的诸多神话中都有着相应的描述。在《巴里公主》神话中，某国的国王一心求子以延续其王室血统，却不曾想王后居然接连生了6个女儿，当国王发现王后生的第七个孩子依旧是女儿时，他径直让人把七公主扔到江里。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边缘境况”中，七公主也并不是被直接抛弃，而是先被装进玉盒，继而才被扔进水里。可见，这里的抛弃绝不仅仅是“一抛了之”那么简单，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神话中的这种抛弃其实象征着“成人仪式”中的初始阶段——疏离（被弃）。不仅如此，纵览古代朝鲜民族的神话我们还可以发现，神话中的英雄不仅常常被抛弃，而且往往是被抛弃在水中。水不仅是农耕文明中重要的物质载体，更是韩国古代巫教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神性因素。从另一角度来说，“水”这一巫俗意象还隐喻着孤独、边缘、疏离等情状。被父母弃置水中的巴里公主正如同被水疏离的孤岛，她与王国的正常对话关系也随即陷入困境。在异域的成长经历使她成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然后随着黑暗、死亡等“边缘境况”的一次次逼迫直至陷入一种“绝对孤独”中。在此境况中，孤独一方面不断地去拷问痛苦，并将痛苦中拷问出的意义重新注入生活，另一方面，孤独又倒逼着她向可能的生存境遇生成。
（二）受难（神染）
人罹患神病，生命被神意注满，意味着人不仅要经受住非常考验，还要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痛，才能真正认识自我并超越自我。从古代韩国的巫俗神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典型例子。在《檀君神话》中，嗅觉极为敏感的熊能在长时间里忍受刺鼻的蒜、艾味的折磨，并且全部吃下，并最终升华为人，从而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又如，在《朱蒙神话》中，朱蒙一降生便置身于生死难测的危险境地。他先是被扔给犬彘甄别，继而又被扔到牛棚马厩，受到牛马的“图腾考验”。通过犬彘牛马的鉴别和考验后，朱蒙又被抛弃至恶劣的荒野，所幸“鸟兽覆之”。这一不经意的动作向我们传达了鸟兽或许出于天意，也或许是出于母性本能将还是卵的朱蒙视为己出之幼雏而以身覆盖。此一颇具意味的文本细节实则象征着韩国古时带有巫术性质的“图腾援救”风俗。这一点可以从古代朝鲜民族将新生儿抱至牛棚并通过模拟新生牛犊出生的场景以使牛的旺盛生命力顺接到人从而预防幼儿早夭的民俗中得到印证。此外，在成长的过程中，朱蒙又因为能力出众遭到金蛙王七个王子的嫉妒而受尽折磨。朱蒙在与支持者一同奔走南疆时，又被金蛙王率兵追击；然而，一路上即便再艰险，他却总能在冥冥之中受到各种神灵鸟兽的庇佑，特别是在前有大河拦路，后有追兵的“边缘境遇”中，也能受到河伯的暗助，从而“鱼鳌浮桥，追骑难渡”。最后，终于逃出绝境，“至卒本州，遂都焉。未遑作宫室，乃结庐于沸流水之上，国号高句丽……”。[11]（30～31）朱蒙在受尽磨难并得到救赎后，具有了非比寻常的超人力量，如朽木建宫殿，东征荇人国，以及在和松让王的比试中获胜，从而降服了沸流国。由是观之，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苦难并战胜疏离的宿命，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价值的证明，更是为了在向死而生的搏斗中将生存导向为一种本真意义的生成。
（三）救赎（复归）
神人分化，造化复归，人无论对于自我还是世界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并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爱的超越精神。爱具有“不可还原性”，是构成人格主体的核心因素。爱不仅能有效地缓解生存态势的冲突，而且还能将“生命冲动”成功地导向使人成为更高存在的方向，从而极大地消解本我的自私性带给人的紧张。从规范性意义上来说，作为统摄事物之在的爱，在为内在性生存打开一处缺口的同时，又本能地导向了一种“爱之秩序”的生成。例如上述巫祖神话中的巴里公主，虽然被国王扔到了江里，但后来听到国王和王后同时得了重病，生命垂危时，她马上找到释迦大神并要到解药医活了父母。“国王为了感谢小女儿，许诺把自己的半壁江山给她，却被巴里公主拒绝了，因为她甘愿成为在黄泉路上引渡亡灵的巫堂。从此，巴里公主便成为超度亡者灵魂的巫祖神。”[12]（32～47）在对狠心父母的解救中，巴里公主不仅成功超越了“恨”实现了对自我的救赎，而且她也由边缘回到了中心并重新得到社会认可。《巴里公主》神话为我们生动诠释了生命超越性的一面，而生命的超越性价值则集中体现在人的大爱精神之中。爱是世间最好的解药，可以化解怨恨，超越生死。巴里公主一生下来就遭受被父王抛弃的命运，后来听闻父母病重，不仅不怨恨父母的狠心抛弃，还历经千难万险，度过重重难关为父母寻找还生草和生命水，并最终医活了病危的父母。正是在这种极端生存态势中的抉择，不仅使她摆脱了“我”与社会之间的非常态关系，而且还使她精神蜕变，化茧成蝶。进一步来说，巴里公主在拯救父母的同时实现了对自我的救赎，而神实则用以指涉自我真正的人格，巴里公主成为神的过程也象征着个体由“表层自我”走向“深层自我”的过程。在这种与“他我”的“对话”中，生命个体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层认知，从而超越了可能性生存的视域，实现了与本真生存的“视界融合”。正是爱在意向性活动中所显现出的人格关联力量，指引着价值主体的人由“生成之在”一步步地走向生命的超越。
四、结语
以巫俗神话为代表的韩国巫文化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渔猎农耕文化时期，曾一度是朝鲜民族的主要精神信仰，但后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登陆，特别是随着朝鲜朝时期儒教成为国教以及日帝统治时期对朝鲜半岛巫教文化的“大扫除”，使得巫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巫”甚至成为了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即便一些韩国学者对其评价也不高，认为其缺乏“超越性和精神性”，是一种较为低级的宗教。但令人惊奇的是，朝鲜民族的巫文化之根不仅从未断绝，反而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始终以一种缺席“在场”的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朝鲜民族生命价值取向及其精神文化追求。
总之，韩国巫俗神话所透射出的生命价值意蕴，不仅凸显了朝鲜民族对于生命的体认和觉解程度，而且也有助于唤醒朝鲜民族内部一度被遮蔽的潜藏于生命深处的性灵。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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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庚香：《论柏格森的生命美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1][韩]一然：《三国遗事》，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12][韩]金泰坤：《韩国巫巧神话》，首尔：集文堂，1989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