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普融通”的理论机制探究

    张晓玲+罗秋兰

    【摘 要】目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轨道发展已经严重阻碍了自身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招生难，高等教育就业难，毕业生的生存困境与可持续发展矛盾加剧；经济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日益提高，对应用型本科的需求成为发展重点。应对上述挑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必然之路。但促使其沟通融合并非易事，需在政策层面建立联动的责任机制，在对外宣传方面建立多渠道的信息沟通机制。具体操作方面，需立足于课程实施，开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课程衔接。同时，要不断完善数据共享平台，为未来的各项工作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普融通”；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7）11006504

    一、“职普融通”的合理性分析

    1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沟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点。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向信息化社会，国家对中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成为重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端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会应该成为教育界培养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追求。传统教育体制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分离、单轨发展，不利于新时期国家对人才培养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社会转型时期，促进就业，改善民生，不仅关系着个体的生存，也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每个人提供适当的教育，保障就业，“就好业”是教育的应有之责。能够就业需要有针对性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这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就好业”，需要个体的综合实力以及企业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接纳情况，普通教育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认同度和无法比拟的优势。促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各自优势以及合力作用的发挥，需要教育体系层面的多项实质工作开展，“职普融通”的有效进行是一条需要选择和必然选择之路。总体来说，“职普融通”是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教育领域的诉求和体现。

    2服务于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

    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发展不仅是教育界一直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各界的愿景。就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质量不断受到社会质疑，其纵深发展也在遭遇瓶颈。职业教育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入口”层面，吸引力不够，无法录取到优秀学生，直接影响到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2009年，国家开始推行中等职业学校减免学费的政策，但招生难的现象并未因此好转，对优秀学生吸引更是缺乏实际效果。从分流的第一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的情况来看，2013年、2014年、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招生数比分别为82%，78%，75%。[1]从中可以看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录取情况依然落后于普通高中的录取情况，与国家所提倡的普职比达到1∶1仍然有一定差距。高中阶段后的职业教育，学生录取分数线远远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录取批次也是比较靠后。生源不足、质量层次不齐、发展潜力有限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普通教育方面，主要体现在“出口”层面，高中阶段，其教育对象多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进入本科阶段后，依旧是经过选拔后的相对优秀学生，其毕业生的质量总体上也是比较优秀的。但一些媒体传递的信息却是：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专业素质缺乏，工作过程中的知识应用能力较低，用人单位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缺乏融通是原因中的基础问题。从职业教育来看，其人才培养的环境主要是促进就业及一技之长的获得，教学内容上的局限较大，尤其是部分职业学校，其方式和内容正在把职业学校变成技能训练所，学生可供拓展的上升渠道较窄、综合素质的培养缺乏多层面的支撑，继而社会声望和地位不尽如人意。而普通教育，陈述性知识的掌握成为学习的主要评价内容，程序性知识或者工作过程知识的掌握较少，缺乏与职业前景紧密结合的专业能力、行业知识和职业素养，这些情况导致学生无法深刻感受到学习的应用价值，毕业时的就业困境，加剧了他们对所学知识和接受教育的怀疑态度，学习主动性降低，教育质量的提升很是艰难。应用型本科的大力提倡和改革发展是针对此方面提出的重要举措。但只是针对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职普融通”更为宽泛，是立足长远，结合教育各阶段、各轨道发展的实践需求。

    3实现个体生存与生活完美结合的终极要求

    长久以来，普通教育主要传授基本知识，启迪心智，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发展人的各种自然禀赋”，[2]使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高雅人；职业教育主要传授专门知识，以工作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使人拥有一技之长，满足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时期，都各自蓬勃发展，发挥着应有功能。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民众可以追求并且能够实现的目标，加之用人单位对高学历人才的追捧，职业教育逐渐被边缘化，作为以个体先天素质差异为依托的教育分流，在实然层面，成为了“淘汰”机制，“而非个性化教育的自主选择”。[3]此种情况下，职业教育的地位一再下降，选择者成为人们眼中的“差生”，在一些地方和学校，无论是师资设备，还是舆论氛围都在不知不觉中扼杀着这部分学生应有应得、应知应会的素质提升机会，无形中削弱了他们的外在竞争力和内在心理能量。而较为急躁的普通高等教育扩招，因学校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缺乏，更重要的是师资等软件方面的不足以及缺乏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相当一部分学生也面临各种问题，就业是其中一项直接而严峻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顺利毕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以满足生存之需，变得沉重而迫切。生存本领的培养需要针对性的技术技能教育，缺乏与职业教育沟通融合的普通教育未能满足广大学子这方面需求，踏入社会后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职业教育使人拥有一技之长，从基本层面能够满足个体生存，但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更新加速，而薄弱的文化基础和较低的学习能力使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受到限制，影響了其工作期间的厚积薄发与晋升；同时，在社会矛盾频发的时期，教育让人“自由”，使人思考，与自己和谐相处、与周围人相处、与自然相处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程度的缺失，使这些青少年少了一些笃定、少了一些理想与追求。“职业教育是教育，更是生产和生活”，[4]普通教育是教育，更是素质和涵养。“职普融通”将为每个人的人生出彩提供基础条件和技能保证，也为每个人提供在复杂多变的人生中拥有感受幸福的能力，优化生命质量，提供知识和智慧保障。

    二、“职普融通”的相关机制探究

    “职普融通”是实践不断呼唤的结果，也是百年来对教育认识的深化，其逻辑起点有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对人才状态变化的需求，也有促进民生发展、扩大中收入群体、保持社会稳定的因素，更有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要求。从相关机制探究，保持融通 的持续性和长效性，促使其形式和内容上的实质融通，成为各方面的实际需求。

    1责任机制

    责任机制是推行“职普融通”的前提保证，是“职普融通”在推进过程中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的基础。在“职普融通”开展方面，责任机制是极其重要的首要环节。从发达国家情况看，美国近百年来单轨制的教育体制，综合高中的广泛设置，英国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综合中学促进法》都在政策层面为各项融通事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保障了后续各环节的有效实施。责任机制的建立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确保融通所涉及到的教育部门、学校以及企业的合作进行；二是满足学生在融通过程中的基本权益，保障教师等一线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自由；三是为后续在课程、评价、标准、实施、数据搜集、管理等融通过程中的事项提供依据，做到有章可循。

    责任机制建设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宏观层面包括政府的立法、配套政策的支持，如经济方面，国家、省、市、县等各自的经费支援和比例以及最低限额等；中观层面涉及到各个机构的职责情况，如管理机构——国家、地方的责任分担，具体实施机构——学校的定位，为保障“职普融通”的质量可能引入的第三方实体的角色，以及相关的评审机制和奖惩机制等。在责任机制发挥作用过程中，考虑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属于不同的教育体系，性质也有较大差异，制定协调统一的标准或要求是必须的。但在现实层面，各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社会需求和教育状况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责任机制应该具备弹性。即一方面需要统一的标准，以避免行政领导变更或行政事宜变化带来的“政策的延续性以及责任机制的连续性方面受到一定的制约”；[5]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核心主体学校、教师、学生的意愿情况，避免过多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手段对“职普融通”的不恰当干预。责任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学习者服务，自始至终都应把学习者的发展放在首位，而不是其他利益相关群体。

    2信息沟通机制

    “职普融通”作为一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及开展在理论上有支撑，理念上有需求，但现实中缺乏舆论氛围和引领机制。因此，需要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把相关政策、各项规章制度、具体措施及时准确地送达给学生。送达的内容至少包括：初、高中阶段不同定位的学校的设置、具备的主要优势；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互相转轨的条件；针对优秀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群体，不同类型学校奖助学金设置上的便利、转轨的便利；学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费用问题、课程标准的延续及变更细节等。从总体上来说，广度上要注重全面性，深度上要注重细节的可操作性。信息沟通机制要达成的目标很明确，即通过这样的机制，学生不仅明白“职普融通”的操作规程，并且能够清楚地知晓如何享受“职普融通”带来的便利。信息沟通可考虑几种途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学校教师的信息传达和分享交流；学校负责融通事宜的招生人员的具体信息和个性化指导；大型活动的宣传，如职业教育活动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普通教育的招生咨询会等。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一些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即通过一些的固定时间或周末的联谊活动，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体系中的学生之间分享资讯、交流心得。在信息沟通中，要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信息发布机制，统一发布重要信息，发挥网络的即时性、个性化、交互性的强大功能。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强大功能，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公众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固有思维和观念，提升“职普融通”的社会效应。在信息沟通过程机制建设中，尤其需要关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学生群体，他们是“职普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了解信息的渠道不多。在适当的时候，政策上可对他们进行一些倾斜，以避免或减少他们在准备过程、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

    3课程衔接机制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对“职普融通”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即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桥梁：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可以开展课程和学分互认；学习者可以通过考试在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之间转学、升学；普通高等学校可以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并与职业院校联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这些内容分别从教育教学的核心部分——课程，转换路径——考试，实施机构——学校，以及顶层设计——高等教育招生，来促进“职普融通”的开展。其中，课程和学分互认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职普融通”有效开展的重要依托。

    基础教育阶段时间跨度较大，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考虑小学阶段之后进行第一次分流，分流后的初中和高中可采取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方式，即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可选修普通教育的课程，普通教育的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选修职业教育的课程。这种情况下，选修课的多样化、高质量是前提，有条件的学校可采取互派教师的方式进行相应教学；也可邀请不同类型包括企业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座，共享部分优秀教员、课程资源、相关器材等。高等教育阶段，不同生源学生的融通方式可采取课程互认，或课程模块互认，或学分认定，或职业资格认定的方式。用以帮助学习者获得持续学习的通道和阶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无所适从。原则为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方式有校际之间的协议认可或第三方机构认证后的彼此承认等。通过改革试点或实践验证，优胜劣汰，寻找最佳方式。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教育教学的目标与内容、过程与方式、条件与情景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融通需要考虑到学生的现实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可通过补课机制或预备课程，如文化补习、职业实习等形式切实解决衔接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也可借鉴德国的经验，“为了实现教育‘立交桥的有效贯通，德国还设立了‘中间型学校，学制为一年至三年不等，為学历不达标者补习以获取高校入学资格，满足学生升学与高校补充合格生源的需求”。[6]在实习、实训等技能层面，可设置专门的技术技能学校或指定一些企业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弥补学生在此方面的不足，为其转入职业类高等教育提供技能保障。“当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建立起畅通的联系以后，学生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课程，高等教育系统的灵活性将极大地增加，也将更好地满足学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7]

    4数据共享平台

    数据共享平台的建立，目的是通过数据的形式了解“职普融通”的效果，提高“职普融通”下学生的学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为未来改革提供实证依据。首先，应该建设好相关平台，搜集学生的个人信息资料，如学业成绩、能力发展水平、优势特长等，确保融通前后围绕同一个目标开展有针对性的课程、教学、补习等。同时从宏观上了解学生的辍学率、毕业率、就业率、补课率，转学率、衔接率，甚至学生工作后的相关情况，更好地服务于就业指导、财政援助以及其它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为了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和学分转换，TAFE 院校和大学建立了学分转换案例库和学分数据库，还建立了学分矩阵，记录从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学生所要做的各项准备。基于这些信息，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状况与预期学位对比，了解自己有什么缺什么，还需要补什么”，[8]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可作为有效的借鉴。数据共享平台的实施机构主要是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以及其它参与“职普融通”的教育实体。

    数据共享平台的建立重点是如何搜集数据，否则无法清楚知晓融通前后的一系列情况及问题。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搜集数据，不再那么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广泛应用，在线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对于普通教师来说成为可能。这些过程性的记录将是重要的资料，为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个性化的指导提供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60229.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2]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

    [3]张凌洋.我国教育分流制度问题及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6）：57.

    [4]瞄准新目标 亮出新举措：四论职业教育如何适应新常态[N].中国教育报，20150516（1）.

    [5]张晓玲.美国p16教育改革政策的研究：k12与高等教育的衔接[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05：36.

    [6][8]罗淑云.借鉴国际经验构建我国职教课程体系的探讨[J].职业技术教育，2014（17）：26.

    [7]孙丽丽.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美国的历史与经验[J].职教通讯，2012（34）：54.

    Research on Theory System of “Fus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ZHANG Xiaoling， LUO Qiula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The sepa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has not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us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ystem， the need to adapt to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ountry， the important breakthrough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way of the student survival and the life under the new era background.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s needed for “Fus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cluding， developing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the communicating signal， rethinking the curriculum， and building the date system.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fus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mechanism

    （編辑/徐 枫）2017第11期（总第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