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考

    秦龙　赵永帅

    〔摘要〕

    李达毕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寻求出路，并形成了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反思，内涵式地形成了立足中国国情、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起点、研究目标和研究路径。当下，处于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华民族，亟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化”的逻辑方式拿出一套“中国方案”，让理论与现实再次产生强有力的互动。对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深刻挖掘和创造性阐释，将在问题澄清、思维方法和路径选择上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突破带来明确的启示与指引。

    〔关键词〕

    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国化；中华民族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60-06

    上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或是通过引入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进行探讨，或是围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进行激辩的方式奔走呼号，或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潜心著述、形成体系的方式来加以研究，亦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当时国情，不断使其中国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李达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追随者，也形成了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范式。这一范式充分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要义，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以史为鉴，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案的精神内核、方法路径、思维路向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寻求突破。

    一、从历史文化到个人经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找“中国出路”

    李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找中国出路的过程，也是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其范式的形成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范式的篇章。历经战乱中国到新中国，李达总能历久弥新地保持学习和研究中国时局最需要、最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正是由于他身处多变时局，并能保持知行合一、荣辱与共。这一范式的形成与时代发展、历史文化背景、李达独特的经历以及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密切相关。这一形成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其研究范式高度的自觉性、极强的针对性和务实的实践性。

    历史文化背景是李达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础条件。哲学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放眼世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将中国即将瓜分殆尽，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基本确立。国内，国家支离破碎、民不聊生，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著书立说、奔走呼号，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得到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也是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形成的重要历史契机。李达研究范式的发展经历了当时思想界对中国道路的迷茫和探讨，在这样的困境中，李达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挽救中国，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深入中国社会并直面中国问题，让马克思主义走中国道路来挽救中国，

    理论来源是李达研究范式形成的重要条件。李达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根据国情不断调整、更新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和内容，这是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他通晓日、英、德、俄四种外语，翻译了二十余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为李达提供了大量一手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内容。他还亲自撰写编撰了四十余篇著作，其中他针对不同的国情进行先后完成《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摒弃苏联教条式二分法的体系，强调“实践观”等特点都是代表着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弗·阿多拉茨基等人出版德文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李达很快就研读并将其内容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此外，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国情为指要针对不同时期的国情进行文章的撰写。1919年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1920年撰写《劳动者与社会主义》，1923年在《新时代》创刊号刊登自己的译作《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这些都为中国人了解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李达作《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社会学的阶级性》、《社会变革之要件》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等文章，导引当时的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中国化。其为国情为指要的研究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致好评，毛泽东高度赞扬其“旗帜鲜明”。

    独特经历是李达研究范式形成的关键条件。李达始终能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知行合一，而且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荣辱与共。早年在永州中学对新知识的学习，就萌生了李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次东渡日本留学，本是为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但俄国十月革命的枪响让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李达开始师从河上肇先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回国后李达立即投入家国革命和民族复兴。1921年7月，李达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立场鲜明、针砭时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大旗。革命时期，李达行走于军队和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做了认识普及和思想动员工作。建国后，李达仍然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力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立足国情重新整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编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重建哲学系不仅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促进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重建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楷模。李达还作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应用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二、从研究起点到研究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反思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反思内涵着其研究范式的基本内容。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以其哲学反思的文本载体为基础，将其研究范式的内容概括为研究起点、研究目标、研究路径。李达研究范式的内容是随着中国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以适应中国实际的需要，这也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够在人民大众、军队、国家以及学术层面都能受欢迎和被认可的原因。

    李达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明作为其研究范式的起点。一方面，李达以唯物辩证法为线索，对整个哲学史进行的梳理使得李达对唯物辩证法的把握更加科学合理。李达将唯物辩证法概括为：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以及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李达从社会历史的现实根源上阐明为何选择了唯物辩证法，非常重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可以发现，当时的李达已经认识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马克思区别以往哲学的根本依据就是实践：“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1〕。另一方面李达以“整体的体系”视角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并非像当时一些国家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的分为“几大块”〔2〕，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李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价值论都统一起来，充分尊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联。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3〕这一整体性看法说明，李达已经意识到只有将辩证唯物论扩张到历史领域，才能深入理解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发展，人们才能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

    李达将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其研究范式的目标，这也是李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内涵与实质。这一目标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国情的动态关注即剖析中国问题上。李达对中国国情的关注首先是深入的、动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刚传入中国期间，李达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和宣传。而后，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引入之后，李达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分析中国的阶级问题，如何团结更多的人进行中国革命宣传。1929年在《社会基础知识》一书中李达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剖析已经非常深刻，他提到：“但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会合”〔4〕。这一目标还表现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考即解决中国问题。理论最终是要付诸实践的，也只有实践才能挽救中国。革命时期李达的思考和建议都成为了重要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李达在1926年的这两个主张最终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大纲领。第一个是毛泽东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第二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国家进行联合斗争，与苏联、美国、法国等国家进行合作，并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入侵，这也是中国抗日战胜胜利的关键。建国后李达的思考和建议又对我国教育发展、法制建设、经济复苏、哲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直接作用。

    李达将互动式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首先，李达十分注重学术交流，先后与陈独秀、艾思奇、毛泽东等进行理论交流和研究，其中互动最多的是毛泽东。李达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时间长，形式多。毛泽东的实践性、实际性深深影响了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和内容体系，李达的学术性则是影响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原因。《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寄了一本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复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教科书”。毛泽东著《实践论》《矛盾论》，李达研读后出版《<矛盾论>解说》与《<实践论>解说》，两书的手稿两人互相修改了好几次，可见李达与毛泽东的学术互动性之频繁与深厚。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批示让李达负责编撰《唯物辩证法大纲》。其次，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式推动表明，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推动现实的发展，同时现实的变化和前行也对李达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推动力，这是一种双向的推动力。1937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第一次出版，书的第一页便写道“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5〕。1939年再版，李达写道：“战士们要有效的进行斗争工作，完成民族解放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兴盛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6〕可见，李达不仅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面对不同的局势和需求，同一本书不同时期的出版也对内容进行调整，面对不同的国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鲜有做到。理论第一时间对现实作出解释和指导，现实第一时间向理论表达诉求，这就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理论与现实的互动。

    三、从问题澄清到路径选择：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当代启示

    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旧范式的功能不适、逐渐淡化而新范式未建立起来的一个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呈现出了多样化、多维度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境遇下，学术界并非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研究范式来限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目标、路径的选择，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以往的研究范式，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初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来引领和导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

    李达的研究范式可以引导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问题进行澄清。当下“问题域”的建立既要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尊重，又要承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传统，更要立足现实发挥相应的理论价值。首先，要坚持“直面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问题域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我国，不论其在理论层面、政治层面、现实层面等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中国化，正是李达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篇章，其深刻地坚持着直面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其次，要注重问题域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理论”以及“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理论划分与理论侧重。每个时代对理论的需求又是因时而异、各个国家对理论的需求也是因地而异，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历史发展为重要起点，厘清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历史发展状态；以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为重点，了解时代所需、创新理论研究的新价值、新方向，与时代产生互动性。最后，要保持当下问题域的开放性。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都不能固步自封，都需要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交流融合，在多样化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建立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问题域”也要保证问题域的开放性，保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放性，才能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包容性、普适性。

    李达的研究范式可以引导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包含着实践观、物质观、辩证法、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文化观、科学观、认识论、价值论、人学理论等。因此，要立足当下，在广泛的研究对象中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重点范围。不论是自然界的发展和演进，还是人类的发展足迹，抑或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应尊重历史和以历史为研究范围，这都是当下发展的题中之义。因而一方面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是基于“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以历史为研究范围。历史包括自然的历史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等，只有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明确当下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基于“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以人为研究范围。人的发展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各个理论，甚至人的发展就是实践观、人的发展就是社会观、人的发展就是历史观、人的发展就是文化观等。人民幸福是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确定“人”这一重点研究范围，以人为轴心，将所有的相关问题以人为出发点去研究，就形成了是非明确，又有针对性的研究内容。

    李达的研究范式可以引导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性”为研究指针。时代性指的是时间和地域的特殊性。以时代性为指针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内容的定位。现如今，虽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途径来源也越来越多样化，但只有立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和本真性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等多方面进行理论的引领性发展，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们必须要借鉴李达在学理和现实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定位，对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时代性定位。其次，以时代性为指针是要倡导形成多维发展的“中国化”研究范式，即倡导一个多层次的发展范畴。一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内容呈现多维发展趋势，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更多的学科共建实现多维发展，三要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革了国家发展的方式和建设，同时社会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多样化，这就导致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复杂。在这样的境遇下，单靠哲学去解决问题略显单薄，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原则、方法和规律的指导下，结合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人学、城市建设以及技术革新等多种学科、多个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去研究理论的发展方向以解决现存问题。多维实现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应当是兼容并包、互通有无的理论发展，建构“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要在传统的模式下实现突破，引领多学科维度发展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交流，关注其文本翻译与研究工作，关注其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工程中要主动承担任务，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真正得到世界的认可。

    李达的研究范式可以引导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体用。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思维方式混乱、陈旧的问题，转变思维就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必须汲取新的经验来转变当下的思维方式。李达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便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唯物辩证法》一书中写道：“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是变革世界。”〔7〕李达已经意识到实践观的思维方式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点。“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就应当是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基础。”〔8〕可见只有转变并发展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守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每一个哲学观点都代表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哲学的依据就是实践观点，因此必须立足实践才能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守住根本。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应当从李达所注重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中获得启示，研究者应当意识到实践思维方式并非仅仅是注重实践的理论观点，而是一种思维逻辑的实践化转变。我们要用实践观的思维方式去审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有理论，纠正理论本身。尔后将实践的观点贯彻研究中，真正实现变革。其次，只有转变并发展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表达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形式。高清海先生曾说：思维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主体的发展程度及其与客体发生关系的方式不同，人们用以观察和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也便不同。主体及其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也要变化。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是一个复杂而又必须进行的过程，当下，我国的各项事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改革的落脚点。将实践的思维方式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去取代盲目的实践、不合理的行动等，真正在工作方式、行为习惯和意识层面上将实践贯彻始终，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结语

    理论如何对现实产生推动力？学者们倡导的“中国化”、“中国问题”、“中国立场”、“中国民族的思想自我”等都是希望研究范式能够面向中国，保持“中国味道”。在李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启示下，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将落脚点放在理论对现实的推动力上，建构历史的和社会的“中国化”研究范式。一方面，以“中国化”的立场出发是基于历史维度建立“中国化”研究范式。这样的研究范式凝聚着历史的智慧和责任，更能适应和指导当下的发展。另一方面，以“中国化”的立场出发也是基于社会维度建构“中国化”研究范式，这里的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一种视角。今天中国的问题并非革命性的抵御侵略、阶级相争，更多的是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因此新的“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要直面当下的社会问题，这样才能重新找到理论与现实的相互推动力。因而，只有以“中国化”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研究方能抓住时代的脉搏并与时代产生有效的互动。

    我们期许的伟大复兴是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有信仰。这样的伟大复兴很大程度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点和关键。新的历史发展征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共同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紧握时代命脉、重新与时代共舞。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应当是共同体成员自发形成的理论共识、原则共识、方法共识、路径共识、信仰共识、责任共识和目标共识。以此为基，方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现实再次产生有效的推动力，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上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多向度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有信仰”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2〕〔3〕〔5〕〔6〕〔7〕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2，4，228，7，7，70.

    〔4〕宋俭，宋镜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达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5.

    〔8〕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3.

    【责任编辑：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