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同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策略说
〔摘要〕 当前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探讨之不足体现为前提论证多于方法探寻、立场纠结多于自我认知、宏观指导多于微观实践。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命题的提出，背后蕴藏有非常复杂的关乎文化振兴与文论自觉的因素；要瞄准打造人类文论话语知识共同体来正确认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对象范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重在建构，旨归在建构，评价标准亦在建构。中西同题比较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现阶段上的一种策略选择，是由中国文论对于西方文论所处的劣势位置、中西同题比较有助于搭建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中西同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目标任务相向而行、中西同题比较研究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细化研究趋向等因素决定的。
〔关键词〕 同题比较；中国文论；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9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青年学者项目（Q2016219）
〔作者简介〕陈军，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江苏 扬州
225009。 自近代以降，伴随社会变革风云，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学人面对西学，率先展开了建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实践尝试。算而今，业已两个多世纪。尤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文论的输入更是因为社会改革开放的推波助澜，呈现出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产生了空前强烈而持久的冲击，其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研究渐入窘境。”〔1〕于是乎，1990年代以来，一股声势浩大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吁求之类的风潮，甚嚣尘上，影响不息，引人瞩目。学界围绕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话题的研究也是纷纭琳琅，或就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总体原则建言献策，或就某具体西方文论流派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实际影响作细部考察，或就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路径作实际个案的探索，或就“中国文论”及其与西方文论关系作本体论阐说，或反思中国文论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而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提供借鉴……诸如此类，都为继续探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参考基础。
一、当前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探讨之反思与不足
第一，前提论证多于方法探寻。不论处于哪一种境地，本民族、本国度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是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命题，只有建构了这一话语体系，方可参与国际话语交流与互动，彰显民族活力与自信，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亦然。可是反观一些相关研究，仍是拘囿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可能性等方面，一而再地论证为什么建构的前提，老生常谈，难觅新意。流于重要性的重复强调，而对究竟如何整合融通先秦至今的中国文论遗产思考不够、琢磨不深、方法不多、碰撞不足，导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研究不时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印象，阻碍了正常应有的学术进程。因此1990年代曹顺庆等先生郑重呼吁：“中国的文论话语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重建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是‘怎样重建的迫切现实问题。”〔2〕
第二，立场纠结多于自我认知。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必须直面以欧美文论为代表的他者的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对待中国问题不可，也不能离开世界眼光。此间不应该是孰优孰劣、孰高孰下的偏狭性价值判断，更多的应该是交流互鉴、融合并进的开放性对话关系。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从属于全人类的文论话语建构总体系，而不应该陷于自我中心主义或民族原教旨主义。离开世界视野大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是一个伪命题。所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但是，在关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探讨过程中，一小股明显的潮流就是纠结于中国文论与以欧美文论为代表的他者关系的立场，甚至错误地把西方文论视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敌对和障碍。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文论传统资源又认知到何种程度呢？我们敢说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的文论都弄通吃透、了然于心了吗？记得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目特别醒目：《為什么中国人读不懂中国文论》，意味深长，发人深省。试就《文心雕龙》研究而言，新世纪初，还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准确把握《文心雕龙》这一独特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和未完成的任务。〔3〕
第三，宏观指导多于微观实践。与上述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既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项实践性强的学术工程，探讨必须以实践为旨归，外部研究必须尽快转向内部研究和微观实践，切实开展好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宏观层面关于为什么建构、建构的意义何在、如何处理中外文论之间关系等，不是不重要，而是说宏观层面的探讨都是为了指导微观实践层面的具体开展，服务于实践操作。若是光停留于或偏向于宏观指导，微观实践严重滞后于宏观研究，割裂宏观指导与微观实践，则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明显不利，建构恐怕永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近些年来，随着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资助支持，诗话、词话、文话、曲话等一系列文论资料文献整理次第展开，并相继推出阶段性成果；另外如重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的呼声不绝于耳；以及《中国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之类实践成果的问世，应该说微观实践层面的薄弱局面在慢慢改观、逐渐向好。
值得一提的是，杨明照、季羡林两位先生曾分别撰文《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1986）、《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1995），针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及其必要性、基本立场等发表了卓有见地的意见，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振聋发聩，重读之感慨宛同昨日眼前之事，足可窥见加速改进当下建构研究现状之急迫性。
二、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我见
首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命题的提出背后蕴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作为一个拥有五六千年辉煌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文论资源自是构成其灿烂而博大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对自身文论传统的挖掘、整理、总结与归纳、提升，使之进一步体系化，本身就是一项时代使命。杨明照先生指出，“我们应当行动起来，将我国极为丰富的古代文艺理论介绍出去，让世界充分认识。……不但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民族，而且必将丰富和完善世界文论宝库。”〔4〕在中华民族矢志早日复兴，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之际，这种使命感应该是越发强烈。在这种时代氛围感召之下，学界亦应有这份时代自觉，建构好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向世界文论大家庭发出中国好声音，推出中国好理论，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民族自信。同时，中国文论自身的体大精深、纷繁复杂也有待自我消化、自我厘清，才能更好地发展传承与转换创新。应该说，伴随着外国文论的大肆传播，对中国文论自身的全方位认知与提炼越发显得紧迫，否则我们真的将要失去自身特色的理论栖居家园，沦为外国文论的附庸与殖民地，而这与我们新时代的新使命新梦想，极不相称且背道而驰。客观、科学、全面认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原因，有助于更加清醒地认识建构之核心要务，有助于提升建构之自觉，有助于建立对于建构之复杂与困难程度的准确全面估计。
其次，要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对象范围建立正确认识。众所周知，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不同学界领域的专家都在积极关注和参与，可是又难免有侧重点之差异。比如古代文论方面的专家就比较倾向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或谓之适用性问题，焦点是古代文论当下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问题；而文艺学方面的学者则比较关心中外文论异同问题，焦点在于中国文论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问题。两者重心与焦点之不同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两者都不能单方面代替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这一命题。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既包括古代文论、近现代文论、当代文论等各个历史阶段文论资源的整理与研究，更包括针对如许文论总资源进行去芜存菁的辩证反思，汇聚精华，钩沉机理，深度探究，在交流互动中求同存异，在碰撞论争中淬炼特色，共同打造人类文论话语知识共同体。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对象范围的正确认识，有助于统一各学术领域的建构反思步伐，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殊途同归，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完成建构工程。
最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重在建构，旨归在建构，评价标准亦在建构。外围性的建构前提论证和宏观指导原则的探究越多，反映出的愈是对于中国自身文论资源复杂精深性的退舍与回避。中国文论资源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复杂程度世无其双，这就决定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两重困难。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要有持久战准备，建构之路任重道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季羡林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优秀文化的两大体系之一，这也就决定了中西文学理论植根的文化土壤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但是，“西方和东方，分析和综合，不同的方式要相互补充，相存相成，不可流于一偏。”〔5〕外国文论绝非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障碍，切实领会外国文论真谛，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科学全面的眼光审视和建构自身的文论遗产，强化我们建构的学术自觉程度，以进一步提高建构的质量和水平。重在建构这一宗旨的确立，有助于我们调整重心，凝聚力量，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气概，稳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进程。
三、中西同题比较作为一种建构策略
所谓中西同题比较研究，是指围绕中西语域下的同一个问题或命题展开的异同比较研究。之所以将中西同题比较研究作为当下开展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策略选择，是由于下列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文论相对于西方文论所处劣势位置。准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作出准确判断。不少研究指望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地建构起中国文论话语之大厦，动机良好，但是绝无实现可能。其中缘故即在于缺乏对于中西文论所处不同时代位置的清醒认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严峻事实是，在中西文论交流甚或中国与欧美一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上，严重不平衡的逆差现象长期且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一切基于这样定位的认识和结论，才是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否则都是超越或脱离客观事实的。设若认可这样的失衡逆差事实，那么所谓“失语症”就是发展过程之中的一种必然，是必须要经历的中西文论交流互动过程中的阶段现象，不可逾越。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如何尽快从“失语”的盲从与追随中求得突破，进入跟跑状态，为将来的并跑和超越积蓄力量。此时如果就一味强调以我为主，化西为中，强调特色，坚持差异，是罔顾事实的一厢情愿，缺乏足够的媒介来实现如此跨度的角色转变。中西文论交流之间的此种严重逆差决定了我们必须“同”字当头，尊重西方文论的优势地位，以中西文论中的共同问题和命题寻求中西文论之间平等对话的契机，从而赢得跟跑、伴跑的角色转换。换言之，借助同题比较，使得西方文论有意愿、有兴趣与我们开展交流对话，以期改善我们长期失语的不利局面。
第二，中西同题比较有助于搭建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在中西文论互动过程中，简单地以西释中或以中证西、以中补西，皆长期受到诟病，最大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中西方文论各自的主體地位，导致交流不平等，结论难免存在削足适履、机械套用、强制阐释之弊，大大降低了中西文论对话交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而使得比较诗学研究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窘境。而同题比较则较好弥合了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方便搭建平等对话平台。不仅如此，同题比较还提供了问题或命题这样科学有效的具体抓手，也从比较对象上保证了比较诗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已有研究还有一种倾向，认为在建构中国文论话语过程中，凡是西方文论的概念、思维、范畴等都必须一概摈弃，力求以全部自我的砖瓦来进行打造。这就在中西文论之间人为划下了沟壑，实质上否定了两者之间对话交流在形式上的可能性。正像赖大仁先生指出的那样，“完全以西方的理论范畴来研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固不可取，容易造成‘失语；但完全排斥似乎也无益，特别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如果只一味强调中西诗学的‘异质性，认为彼此不能对话，不可兼容与通约，那就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意义。”〔6〕我们必须杜绝和防止如此这般的狭隘思想和偏颇做法。
第三，中西同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目标任务相向而行。中国文论话语建构首要面对的就是异常丰富庞杂、精深博大的文论资源，如何整合、提炼就是一个异常棘手的绝大问题。同题比较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路径，以问题和命题切入对于文论资源的梳理与挖掘，凭借基本问题和命题自身的基础性、渗透性、辐射性，实现贯通古今中外，提纲挈领式地覆盖文论全部。同题比较还鲜明体现出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对话交流策略，因为中西文论之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同题比较的结果就势必触及同题之异。同题比较决定了中西文论之间的可对话性、趋同性，而同中之异则必将揭示出中西文论之间的区别特质及其背后所表征的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妨可以说，同题之同，首先让中西文论能够淡对悬殊，走到一起，开启对话交流；而同中之异，则是让中西文论最终真正实现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不难想见，众多同题之网结，必将编织出一幅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多元世界文论新图画。
第四，中西同题比较研究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细化研究趋向。比较诗学务必要注意比较对象的恰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否则只能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必须要避免大而无当的粗放式的伪比较。如果说这样的情形在比较文学进入我国学界的初期还能允许或被原谅，那么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比较必须要有的放矢，科学把握好比较对象。过去常说学术研究倡导小题大做，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云处理时代的到来，小题大做不仅仅只是一种倡导，而是势在必行。精细化比较研究就是大数据时代下的小题大做，“细”是对研究对象选择的要求，越具体、越基础、越具有可比较性；“精”是对于研究深度和视野广度的要求，研究必须直接触及研究对象背后各自深藏的民族文化基因。而同题比较立足基本问题或命题展开，其宗旨正与精细化比较研究的精神相契合。
① 引自吕祖谦《诗说拾遗》，《吕东莱先生文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本。中西同题比较研究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前某些研究已经对此有所践行，例如“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以关键词为切入点，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辨析，以期发现其在不同理论语境中的异同”，“作为走出当代我国文论困境重要思路”来试图解决中西文论之间的融通对话问题，从而为创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当代我国文艺理论话语新体系准备好条件。〔7〕又如李春青教授围绕“意境”范畴，研究认为不能把“意境”范畴完全视为舶来品，并以宗白华先生的意境论学说为例，论证了“意境”说在中国文论传统背景下的独特而深厚的理论资源。〔8〕诸如此类的研究，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别具一格，显示出中西同题比较强有力的学术之魅。下面围绕文论与美学方面再略举数例以证之。
例如关于审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的问题，席勒指出，“是什么现象宣告野蛮人进入人性的呢？不论我们对历史探究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生活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爱，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9〕甚至还有科学家通过实验来证明动物无审美行为能力，人和动物的区别即在于是否具有审美能力。我国先秦时期对此也有相关论说，像《诗经·鄘风·相鼠》抨击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乐记》中也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礼记·曲礼》中也有“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可见，以审美作为人与动物之区别，中西方都涉及外观形式，但是席勒的重心在于客体物的形式之于主体的意义与价值层面，而我国先秦时期则既有客观声音之文之于主体人的价值层面，又关注主体本身是否具备礼乐之文的外在形式显现。总之，我国先秦时期的关于审美是社会现象的认识，烙上浓重的早期礼乐文明的时间痕迹，属于审美伦理化的典型性状。
又如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说，元代郝经在论说绝句中的要言警句的重要性时，对此也提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版本：“譬如观山，诸山掩映，中有奇峰一二，则诸山皆美矣。若一二奇峰，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润气，非楼石剑门少华，则不能。此绝句全篇，诗人所尤重也。”〔10〕狄德罗明确否定不存在绝对美，只有处于关系中的相对美，而郝經则不然，认为绝对美和相对美都是存在的。
上述两例都是着重于中西文论之间的同中有异，除此而外，中西文论之间也有不少有趣的趋同性观点。例如我们有审美伦理化的强大美学传统，其实也有针对文学审美独立性的相关论述。北宋谢良佐赞誉程颢解《诗》的高妙时指出：“善乎明道之言《诗》也，未尝章解而句释也，优游吟讽，抑扬舒疾之间，而听者已焕然心得矣。”①作为解经之语言形式自身就具有高度审美效果。类似的还有屠隆评价“六经”时认为，不仅其中思想内涵可贵，而且作为表达思想之载体的“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11〕清代魏礼也同样对《诗经》语言的审美效果做出具体评价，即：“诗之所以感人，性情油然而不自已者，则尤在于韵。”〔12〕换言之，我国也有一股与西方文论发展相似的语言形式美学潮流，只是被言志传道的耀眼光芒多少掩盖了而已。
再如，关于形式与内容之关系观，除了我们熟悉的《论语·颜渊》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的表述，另有如王安石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13〕在强调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之同时，又强调其中内容之于形式所应有的优先地位。置之于西方文论中毫不逊色的还如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理论，嵇康就说过：“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14〕同样点出了符号能指与物之间的约定俗成关系。特别是北宋程颐拈出“文义”与“文意”两范畴对应能指与所指、语言的意义与涵义之分，即“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 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15〕清代袁枚、郑珍等人还注意到“语言”与“言语”两范畴之不同，所谓“字字古有，言言古无”〔16〕“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17〕是也。其他如文学风格论，众所周知，影响最大的是1753年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的著名观点“风格即人”，认为同样的思想内容，不同人的表达呈现会打上鲜明个人烙印。我国明代李梦阳早于布封两百多年就以“体势”来指称文章、书法之风格，他说：“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18〕形象地以书法之恒定笔画与多变体势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表征风格之内涵，简洁直观又特别合理贴切。
其他在诸如美是什么、美的特征、美与善的关系、审美教育与人的物化、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陌生化手法、审美自由、典型人物、灵感、文学起源、诗乐画之别、诗史之辨、童心说、自然美与艺术美优劣论、文艺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等等一系列命题上，中西文论都有异同交错、各见其彩、相映生辉的共鸣或碰撞，有待逐一予以比较检视，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做好全面厚实的铺垫与积累。
四、余论
中西同题比较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现阶段上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审时度势，综合多方面因素谨慎作出的路径考虑。行百里者半九十，同题比较离不开在熟稔中西文论全部主要家底的基础上遴选出同题比较的目录，离不开研究者全面学养的有力支撑，离不开对比较结果尤其是同中之异的深度分析与精炼融通……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道道同题比较，如同一块又一块的坚实基石，必将引导我们走向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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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关键词〕 同题比较；中国文论；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9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青年学者项目（Q2016219）
〔作者简介〕陈军，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江苏 扬州
225009。 自近代以降，伴随社会变革风云，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学人面对西学，率先展开了建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实践尝试。算而今，业已两个多世纪。尤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文论的输入更是因为社会改革开放的推波助澜，呈现出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产生了空前强烈而持久的冲击，其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研究渐入窘境。”〔1〕于是乎，1990年代以来，一股声势浩大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吁求之类的风潮，甚嚣尘上，影响不息，引人瞩目。学界围绕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话题的研究也是纷纭琳琅，或就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总体原则建言献策，或就某具体西方文论流派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实际影响作细部考察，或就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路径作实际个案的探索，或就“中国文论”及其与西方文论关系作本体论阐说，或反思中国文论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而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提供借鉴……诸如此类，都为继续探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参考基础。
一、当前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探讨之反思与不足
第一，前提论证多于方法探寻。不论处于哪一种境地，本民族、本国度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是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命题，只有建构了这一话语体系，方可参与国际话语交流与互动，彰显民族活力与自信，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亦然。可是反观一些相关研究，仍是拘囿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可能性等方面，一而再地论证为什么建构的前提，老生常谈，难觅新意。流于重要性的重复强调，而对究竟如何整合融通先秦至今的中国文论遗产思考不够、琢磨不深、方法不多、碰撞不足，导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研究不时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印象，阻碍了正常应有的学术进程。因此1990年代曹顺庆等先生郑重呼吁：“中国的文论话语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重建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是‘怎样重建的迫切现实问题。”〔2〕
第二，立场纠结多于自我认知。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必须直面以欧美文论为代表的他者的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对待中国问题不可，也不能离开世界眼光。此间不应该是孰优孰劣、孰高孰下的偏狭性价值判断，更多的应该是交流互鉴、融合并进的开放性对话关系。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从属于全人类的文论话语建构总体系，而不应该陷于自我中心主义或民族原教旨主义。离开世界视野大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是一个伪命题。所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但是，在关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探讨过程中，一小股明显的潮流就是纠结于中国文论与以欧美文论为代表的他者关系的立场，甚至错误地把西方文论视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敌对和障碍。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如此，我们对自己的文论传统资源又认知到何种程度呢？我们敢说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的文论都弄通吃透、了然于心了吗？记得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目特别醒目：《為什么中国人读不懂中国文论》，意味深长，发人深省。试就《文心雕龙》研究而言，新世纪初，还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准确把握《文心雕龙》这一独特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和未完成的任务。〔3〕
第三，宏观指导多于微观实践。与上述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既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项实践性强的学术工程，探讨必须以实践为旨归，外部研究必须尽快转向内部研究和微观实践，切实开展好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宏观层面关于为什么建构、建构的意义何在、如何处理中外文论之间关系等，不是不重要，而是说宏观层面的探讨都是为了指导微观实践层面的具体开展，服务于实践操作。若是光停留于或偏向于宏观指导，微观实践严重滞后于宏观研究，割裂宏观指导与微观实践，则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明显不利，建构恐怕永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近些年来，随着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资助支持，诗话、词话、文话、曲话等一系列文论资料文献整理次第展开，并相继推出阶段性成果；另外如重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的呼声不绝于耳；以及《中国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之类实践成果的问世，应该说微观实践层面的薄弱局面在慢慢改观、逐渐向好。
值得一提的是，杨明照、季羡林两位先生曾分别撰文《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1986）、《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1995），针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及其必要性、基本立场等发表了卓有见地的意见，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振聋发聩，重读之感慨宛同昨日眼前之事，足可窥见加速改进当下建构研究现状之急迫性。
二、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我见
首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命题的提出背后蕴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作为一个拥有五六千年辉煌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文论资源自是构成其灿烂而博大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对自身文论传统的挖掘、整理、总结与归纳、提升，使之进一步体系化，本身就是一项时代使命。杨明照先生指出，“我们应当行动起来，将我国极为丰富的古代文艺理论介绍出去，让世界充分认识。……不但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民族，而且必将丰富和完善世界文论宝库。”〔4〕在中华民族矢志早日复兴，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之际，这种使命感应该是越发强烈。在这种时代氛围感召之下，学界亦应有这份时代自觉，建构好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向世界文论大家庭发出中国好声音，推出中国好理论，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民族自信。同时，中国文论自身的体大精深、纷繁复杂也有待自我消化、自我厘清，才能更好地发展传承与转换创新。应该说，伴随着外国文论的大肆传播，对中国文论自身的全方位认知与提炼越发显得紧迫，否则我们真的将要失去自身特色的理论栖居家园，沦为外国文论的附庸与殖民地，而这与我们新时代的新使命新梦想，极不相称且背道而驰。客观、科学、全面认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原因，有助于更加清醒地认识建构之核心要务，有助于提升建构之自觉，有助于建立对于建构之复杂与困难程度的准确全面估计。
其次，要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对象范围建立正确认识。众所周知，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不同学界领域的专家都在积极关注和参与，可是又难免有侧重点之差异。比如古代文论方面的专家就比较倾向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或谓之适用性问题，焦点是古代文论当下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问题；而文艺学方面的学者则比较关心中外文论异同问题，焦点在于中国文论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问题。两者重心与焦点之不同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两者都不能单方面代替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这一命题。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既包括古代文论、近现代文论、当代文论等各个历史阶段文论资源的整理与研究，更包括针对如许文论总资源进行去芜存菁的辩证反思，汇聚精华，钩沉机理，深度探究，在交流互动中求同存异，在碰撞论争中淬炼特色，共同打造人类文论话语知识共同体。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对象范围的正确认识，有助于统一各学术领域的建构反思步伐，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殊途同归，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完成建构工程。
最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重在建构，旨归在建构，评价标准亦在建构。外围性的建构前提论证和宏观指导原则的探究越多，反映出的愈是对于中国自身文论资源复杂精深性的退舍与回避。中国文论资源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复杂程度世无其双，这就决定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两重困难。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要有持久战准备，建构之路任重道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季羡林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优秀文化的两大体系之一，这也就决定了中西文学理论植根的文化土壤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但是，“西方和东方，分析和综合，不同的方式要相互补充，相存相成，不可流于一偏。”〔5〕外国文论绝非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障碍，切实领会外国文论真谛，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科学全面的眼光审视和建构自身的文论遗产，强化我们建构的学术自觉程度，以进一步提高建构的质量和水平。重在建构这一宗旨的确立，有助于我们调整重心，凝聚力量，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气概，稳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进程。
三、中西同题比较作为一种建构策略
所谓中西同题比较研究，是指围绕中西语域下的同一个问题或命题展开的异同比较研究。之所以将中西同题比较研究作为当下开展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策略选择，是由于下列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文论相对于西方文论所处劣势位置。准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作出准确判断。不少研究指望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地建构起中国文论话语之大厦，动机良好，但是绝无实现可能。其中缘故即在于缺乏对于中西文论所处不同时代位置的清醒认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严峻事实是，在中西文论交流甚或中国与欧美一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上，严重不平衡的逆差现象长期且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一切基于这样定位的认识和结论，才是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否则都是超越或脱离客观事实的。设若认可这样的失衡逆差事实，那么所谓“失语症”就是发展过程之中的一种必然，是必须要经历的中西文论交流互动过程中的阶段现象，不可逾越。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如何尽快从“失语”的盲从与追随中求得突破，进入跟跑状态，为将来的并跑和超越积蓄力量。此时如果就一味强调以我为主，化西为中，强调特色，坚持差异，是罔顾事实的一厢情愿，缺乏足够的媒介来实现如此跨度的角色转变。中西文论交流之间的此种严重逆差决定了我们必须“同”字当头，尊重西方文论的优势地位，以中西文论中的共同问题和命题寻求中西文论之间平等对话的契机，从而赢得跟跑、伴跑的角色转换。换言之，借助同题比较，使得西方文论有意愿、有兴趣与我们开展交流对话，以期改善我们长期失语的不利局面。
第二，中西同题比较有助于搭建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在中西文论互动过程中，简单地以西释中或以中证西、以中补西，皆长期受到诟病，最大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中西方文论各自的主體地位，导致交流不平等，结论难免存在削足适履、机械套用、强制阐释之弊，大大降低了中西文论对话交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而使得比较诗学研究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窘境。而同题比较则较好弥合了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方便搭建平等对话平台。不仅如此，同题比较还提供了问题或命题这样科学有效的具体抓手，也从比较对象上保证了比较诗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已有研究还有一种倾向，认为在建构中国文论话语过程中，凡是西方文论的概念、思维、范畴等都必须一概摈弃，力求以全部自我的砖瓦来进行打造。这就在中西文论之间人为划下了沟壑，实质上否定了两者之间对话交流在形式上的可能性。正像赖大仁先生指出的那样，“完全以西方的理论范畴来研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固不可取，容易造成‘失语；但完全排斥似乎也无益，特别是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如果只一味强调中西诗学的‘异质性，认为彼此不能对话，不可兼容与通约，那就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意义。”〔6〕我们必须杜绝和防止如此这般的狭隘思想和偏颇做法。
第三，中西同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目标任务相向而行。中国文论话语建构首要面对的就是异常丰富庞杂、精深博大的文论资源，如何整合、提炼就是一个异常棘手的绝大问题。同题比较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路径，以问题和命题切入对于文论资源的梳理与挖掘，凭借基本问题和命题自身的基础性、渗透性、辐射性，实现贯通古今中外，提纲挈领式地覆盖文论全部。同题比较还鲜明体现出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对话交流策略，因为中西文论之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同题比较的结果就势必触及同题之异。同题比较决定了中西文论之间的可对话性、趋同性，而同中之异则必将揭示出中西文论之间的区别特质及其背后所表征的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妨可以说，同题之同，首先让中西文论能够淡对悬殊，走到一起，开启对话交流；而同中之异，则是让中西文论最终真正实现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不难想见，众多同题之网结，必将编织出一幅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多元世界文论新图画。
第四，中西同题比较研究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细化研究趋向。比较诗学务必要注意比较对象的恰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否则只能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必须要避免大而无当的粗放式的伪比较。如果说这样的情形在比较文学进入我国学界的初期还能允许或被原谅，那么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比较必须要有的放矢，科学把握好比较对象。过去常说学术研究倡导小题大做，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云处理时代的到来，小题大做不仅仅只是一种倡导，而是势在必行。精细化比较研究就是大数据时代下的小题大做，“细”是对研究对象选择的要求，越具体、越基础、越具有可比较性；“精”是对于研究深度和视野广度的要求，研究必须直接触及研究对象背后各自深藏的民族文化基因。而同题比较立足基本问题或命题展开，其宗旨正与精细化比较研究的精神相契合。
① 引自吕祖谦《诗说拾遗》，《吕东莱先生文集》卷一五，文渊阁四库本。中西同题比较研究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前某些研究已经对此有所践行，例如“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以关键词为切入点，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辨析，以期发现其在不同理论语境中的异同”，“作为走出当代我国文论困境重要思路”来试图解决中西文论之间的融通对话问题，从而为创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当代我国文艺理论话语新体系准备好条件。〔7〕又如李春青教授围绕“意境”范畴，研究认为不能把“意境”范畴完全视为舶来品，并以宗白华先生的意境论学说为例，论证了“意境”说在中国文论传统背景下的独特而深厚的理论资源。〔8〕诸如此类的研究，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别具一格，显示出中西同题比较强有力的学术之魅。下面围绕文论与美学方面再略举数例以证之。
例如关于审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的问题，席勒指出，“是什么现象宣告野蛮人进入人性的呢？不论我们对历史探究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生活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爱，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9〕甚至还有科学家通过实验来证明动物无审美行为能力，人和动物的区别即在于是否具有审美能力。我国先秦时期对此也有相关论说，像《诗经·鄘风·相鼠》抨击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乐记》中也说：“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礼记·曲礼》中也有“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可见，以审美作为人与动物之区别，中西方都涉及外观形式，但是席勒的重心在于客体物的形式之于主体的意义与价值层面，而我国先秦时期则既有客观声音之文之于主体人的价值层面，又关注主体本身是否具备礼乐之文的外在形式显现。总之，我国先秦时期的关于审美是社会现象的认识，烙上浓重的早期礼乐文明的时间痕迹，属于审美伦理化的典型性状。
又如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说，元代郝经在论说绝句中的要言警句的重要性时，对此也提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版本：“譬如观山，诸山掩映，中有奇峰一二，则诸山皆美矣。若一二奇峰，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润气，非楼石剑门少华，则不能。此绝句全篇，诗人所尤重也。”〔10〕狄德罗明确否定不存在绝对美，只有处于关系中的相对美，而郝經则不然，认为绝对美和相对美都是存在的。
上述两例都是着重于中西文论之间的同中有异，除此而外，中西文论之间也有不少有趣的趋同性观点。例如我们有审美伦理化的强大美学传统，其实也有针对文学审美独立性的相关论述。北宋谢良佐赞誉程颢解《诗》的高妙时指出：“善乎明道之言《诗》也，未尝章解而句释也，优游吟讽，抑扬舒疾之间，而听者已焕然心得矣。”①作为解经之语言形式自身就具有高度审美效果。类似的还有屠隆评价“六经”时认为，不仅其中思想内涵可贵，而且作为表达思想之载体的“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11〕清代魏礼也同样对《诗经》语言的审美效果做出具体评价，即：“诗之所以感人，性情油然而不自已者，则尤在于韵。”〔12〕换言之，我国也有一股与西方文论发展相似的语言形式美学潮流，只是被言志传道的耀眼光芒多少掩盖了而已。
再如，关于形式与内容之关系观，除了我们熟悉的《论语·颜渊》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的表述，另有如王安石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13〕在强调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之同时，又强调其中内容之于形式所应有的优先地位。置之于西方文论中毫不逊色的还如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理论，嵇康就说过：“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14〕同样点出了符号能指与物之间的约定俗成关系。特别是北宋程颐拈出“文义”与“文意”两范畴对应能指与所指、语言的意义与涵义之分，即“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 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15〕清代袁枚、郑珍等人还注意到“语言”与“言语”两范畴之不同，所谓“字字古有，言言古无”〔16〕“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17〕是也。其他如文学风格论，众所周知，影响最大的是1753年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的著名观点“风格即人”，认为同样的思想内容，不同人的表达呈现会打上鲜明个人烙印。我国明代李梦阳早于布封两百多年就以“体势”来指称文章、书法之风格，他说：“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18〕形象地以书法之恒定笔画与多变体势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表征风格之内涵，简洁直观又特别合理贴切。
其他在诸如美是什么、美的特征、美与善的关系、审美教育与人的物化、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陌生化手法、审美自由、典型人物、灵感、文学起源、诗乐画之别、诗史之辨、童心说、自然美与艺术美优劣论、文艺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等等一系列命题上，中西文论都有异同交错、各见其彩、相映生辉的共鸣或碰撞，有待逐一予以比较检视，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做好全面厚实的铺垫与积累。
四、余论
中西同题比较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现阶段上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审时度势，综合多方面因素谨慎作出的路径考虑。行百里者半九十，同题比较离不开在熟稔中西文论全部主要家底的基础上遴选出同题比较的目录，离不开研究者全面学养的有力支撑，离不开对比较结果尤其是同中之异的深度分析与精炼融通……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道道同题比较，如同一块又一块的坚实基石，必将引导我们走向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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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