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日语文献《满洲评论》与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
〔摘要〕 伪满时期的日语文献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为追根溯源地解读当代中日关系提供了史料依凭，同时也为今天的中日领土领海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野。本文以伪满时期日语文献中较为典型的《满洲评论》作为切入点，尝试厘清该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历史线索，从前人未曾触及的日文史料角度来解析中日领土领海争端的历史形成及其背后成因，进而阐明伪满日语文献之于当代中日关系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探讨以文献推进当代研究多维度视角的全新可能。
〔关键词〕 中日关系；中日领土领海问题；伪满洲国；《满洲评论》
〔中图分类号〕K265.6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65-06
① 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韦和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原书名『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满洲评论》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15YJC770053）；吉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伪满日语文献与当代中日关系研究”（JJKH20170955SK）；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伪满时期东北民众的文学抗争”（2015BS24）
〔作者简介〕祝力新，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3。 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是近年来一个颇受重视的话题，此类归属于现实的研究视域，多关注为当下的矛盾和争端寻求形成共识的可能乃至最终的解决途径。相关中日领土领海的中日两国研究，目前国内主要限于国际法、海洋法、国际关系、东亚政治等现代研究的范畴，并不具备从史料文献中去追根溯源地探讨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历史学视野。与此相对，日本学界在聚焦文献的基础之上阐述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研究倾向已经初现端倪，但亦仅有《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①一书可称为顶梁之作。该书对“历史档案”的描述受限于官方撰写的“档案”，本论所主张的伪满日语文献则拥有更大的史料覆盖面。总而言之，以伪满日语文献来切入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不仅是中国学界尚未发现，也是日本学界刚刚发足、并未深入开展的全新研究。
伪满日语文献是指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期间（即伪满洲国时期，或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东北沦陷期），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实际存在的日语文献。在伪满当时存在的所有语种的文献之中，日语文献占比逾7成，不仅所占比重最大，又因傀儡当局的把控，对社会生活的关照角度最为全面，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最能够反映伪满的社会生活。伪满日语文献是一类在特殊时空中所衍生出的、极具典型意义和特殊研究价值的史料文献，它不仅具备特有的社会性与国别视角，还拥有语种与国境的天然优势，作为亚洲近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中日两国学界双方所共同认可的文献平台，特别是其中记述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为中日双方学界构筑了一个文献学意义上的对话平台。
一、 伪满日语文献与《满洲评论》
上世纪中上叶来华或“渡满”且从事文学创作和兴办报刊等文化活动的日本文人，从滞留伪满的时间和目的上来看，主要包括中国研究家、少部分日本军方安插在文化界的势力和更多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自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已经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开始压制国内的反战声音，施行高压言论统制政策，大批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遭到政治迫害，那些不肯屈从战争、不肯选择“转向”的文人纷纷流亡中国东北，欲图在伪满洲国实现所谓的“新大陆梦想”。〔1〕他们创办杂志，或积极参与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并以此为舞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军国主义流毒展开唇枪舌剑和口诛笔伐，逐渐成为伪满日文杂志的中坚力量。如《满洲评论》《满蒙》《新天地》等当时颇有分量的杂志，其情况大抵如此。这便是由在“满”日本文人所创立、编辑与刊发的、脱离了官办性质的民间创办伪满日文杂志的由来。
其中《满洲评论》是伪满日文杂志类别中的代表性文献，且同时得到了中日两国学界较为广泛的共同关注，其史料价值意义重大，不仅局限于伪满洲国问题研究领域，多年来更被应用于东亚近代史、地域史、经济史、日本近代思想史、殖民地文学、移民问题研究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文献印证中。《满洲评论》由在华日本文人创办，为时事评论类日文周刊。该刊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8月15日在大连创刊，于1945年7月7日正式停刊，此时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一个多月。在时间维度上，它横跨伪满洲国14年，是该历史时期在文献学意义上的“见证人”。刊物共发行了29卷，合计676期，每期发行5000册左右，也有逢增刊或特辑一次发行逾万册的情况，总文字量逾2200万字，是至今存留的日本侵华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日文史料之一。〔2〕
《满洲评论》的栏目构成颇具特色，内容充实详尽，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与调整，是透视伪满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鲜活素材。杂志开篇一般由主编或首席撰稿人执笔，撰写反映热点问题的时事评论，对日本主流媒体的观点或迎合或有所辩驳，代表了杂志在各阶段的主要言论倾向。其后是专题论文栏，作为时评栏的延伸，此部分内容涉猎更为广泛，主要关注伪满时期的中国社会，常选取不同作者针锋相对的观点展开论争。随后是情报栏，即新闻短讯栏，虽只占每期的一成左右篇幅，但在所有栏目中最为体系化，因而涵盖的范畴也更充实全面，从农林水产到伪满机构变迁无所不包，其精细程度足以充作大事记或编年史的参考资料。此外，期刊还设置不定期的杂记和介绍新闻与社会团体的专栏，卷尾附书评专栏或编后记，反映当时伪满各界舆论和出版社动态。不定期刊载文学专栏，由知名日本文学家、翻译家大内隆雄主持，或评述伪满文坛的最新动向，或刊载最新的文学消息。但文学专栏的主要工作在于中日文学作品的译介，将伪满汉语文学作品译为日文，或将日本文学作品译成汉语，对伪满文坛新出炉的文学作品做第一时间的报道和文艺评论。《满洲评论》的文艺专栏虽小，却是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沟通的一个重要窗口。〔3〕
创刊伊始，《满洲评论》即拥有自己的固定撰稿队伍，很快集结成为同人，在满洲评论社内部的同人体制继续分化成几大派别。一期之中的时事评论栏的多篇稿件，其所持见解与政治立场完全不同，这正是该刊在征稿上的“兼容并包”。《满洲评论》的撰稿队伍大体上分为“元老派”“满铁派”“关东军派”“共产主义派”和“农村合作社派”。“元老派”指为创刊奔走并在初期大量撰稿的“元老”们，如橘朴和岸田英治。“满铁派”是其后加入《满洲评论》的满铁日本年轻知识分子力量，均为满铁调查部经济调查会成员，因此在满洲评论社内部又被称为“经调派”，如田中武夫、大冢令三、山口慎一、石原秋朗、和田喜一郎等。“关东军派”始終与关东军随声附和、保持论调一致，如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小山贞知等。“共产主义派”主要指中西功，他是日本近代著名共产主义者，曾在伪满洲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撰写论文，活跃于《满洲评论》。“农村合作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佐藤大四郎，他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倡导并带领了一批日本年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实际开展了“农村合作社运动”，包括爱甲胜矢、稻叶四郎、石井俊之、小泉吉雄、铃木小兵卫、狭间源三和渡边雄二等。从《满洲评论》上述撰稿阵容可见该刊的言论自由程度，以及该刊对当时伪满社会所拥有的影响力。换言之，《满洲评论》不仅客观报道伪满洲国的社会动态，更是从一定程度上深度参与了伪满洲国的社会运动。
上述各派系所执笔的文章必然会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元老派”橘朴的评论文章主要包括早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为伪满洲国自圆其说的“王道主义”理论和中国东北农村问题三个方面。岸田英治的文章则主要集中在伪满洲国的外交、经济和宪法等方面上。“满铁派”田中武夫的工作重心在于为《满洲评论》做编辑工作，因此田中以其真实姓名发表的评论多为《满洲评论》相关的内部信息文章。大冢令三除从事编辑工作外，还从日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最新动向。“关东军派”的片仓衷和小山贞知，将《满洲评论》作为“满青联”和协和会的重要文化宣传基地，从关东军和日本政府的立场，为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服务。中西功则以笔为武器，以《满洲评论》为战场，与片仓和小山为代表的军国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合作社派”佐藤大四郎的大多数文章内容都紧紧围绕“农村合作运动”。爱甲胜矢对中国东北农村的考察，是佐藤理论的重要补充，主要涵盖了对中国社会等方面的民俗学考证。稻叶四郎则对伪满洲国产业、特别是殖民产业统制进行了理论评论。山口慎一是《满洲评论》文艺类撰稿人兼编辑，他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艺术和教育等方面做了文化专题报道。
① 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原书名『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满洲评论》具备以下三点杂志性格：第一，满洲评论社同人自称的“什锦火锅”编辑撰稿方针，即“兼容并包”路线。在同一期《满洲评论》杂志上，或前后的两期中，经常可见完全对立的立场与意见。此种大型刊物的格调，在战后日本都甚为少见。第二，对无产阶级以及共产主义的关注。该刊中的评论文章和资料栏，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陕北根据地等都有详细追踪报道。另一方面，满洲评论社中活跃的日本年轻左翼知识分子们，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应用于实践，在中国东北展开了实地考察和农村运动。第三，该刊的运营有充足的资金和相对宽泛的言论自由度。日本学者山本秀夫根据战后满洲评论社同人的口述，证实了刊物运营状况良好。较之日本国内的言论高压，转战大连与新京两地的《满洲评论》，对稿件的选取则相对宽泛和自由。〔4〕
关于《满洲评论》的读者群，由于当时的期刊订购记录已经无从追索，只能依靠伪满报刊的老阅读者的口述，以及该刊本身的主要舆论导向来推测。该刊自始至终受到关东军的援助，所以这本杂志的发行实际上是在两个圈子当中进行。或者可以理解为，这既是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同时也是关东军、满铁公司包括伪满洲国政府机构的指定读物。需要谈及的是，在伪满生活的日本人或有日语阅读能力的中国人读者，包括通晓日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就曾阅读过《满洲评论》，可以想见该刊在伪满洲国之外的中国的流通状况。日本读者又可分为两类，军国主义与殖民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殖民机构中具左翼倾向的日本知识分子。《满洲评论》注重对伪满社会生活、产业资源以及时局形势等方面的社会报道，完全迎合了殖民主义者的口味，同时也为殖民当局提供了相对真实的情报来源。《满洲评论》中很多文章显然秉持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剖析时事，使得该刊同时拥有了在“满”活跃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群体读者。
1940年后，随着二战格局进入白热化，日本军国主义亟待举国上下造势支持战争，用暴力压制一切反战声音和马克思主义倾向。由左尔格事件引发的日本国内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波及到伪满洲国则有先后两次的“满铁调查部事件”。〔5〕因该事件获捕入狱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亦多在《满洲评论》供职或撰稿，此事件也被称作“满洲评论社事件”。1945年7月，《满洲评论》作为汰沥剩下的杂志社，终于随着战争的终结而走入末路。
《满洲评论》之于伪满日语文献的意义十分重要，然而，目前学界对《满洲评论》此类文献的研究，尤其是以此来探讨中日领土领海问题，仍非常不足。
二、 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在当代中日关系的研究之中，领土领海争端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以此话题延展开来的中日两国研究成果，则呈现出了较为不同的趋势。中日两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分歧：一是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择取角度完全不同，二是由于此种研究文献的差异所造成的论点分歧。换言之，因文献的差异而引发的论点分歧，最终必然也会导致研究结论背道而驰。中日两国间对于领土领海问题的研究均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并未达成实质上的学术沟通与交流，亦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识可言。
如上文所述，在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上的两国分歧点，主要聚焦于论据的差异和论点的分歧。在展开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相关研究时，两国学界所择取的文献各有侧重，且在探讨同一话题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因研究的出发点和本质目的的差异，最终导向了背道而驰的结论。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较为倚重汉语文献，研究的视域也多停留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等现实意义层面上的探讨，且总括式的研究成果居多，细节话题上仍存留一定的研究空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6〕和《国际法院证据问题研究：以领土边界争端为视角》〔7〕等成果，均是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中国领海权益的形成与实施。《战后东北亚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8〕是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成果，聚焦的是战后的现实问题形成。从史学角度出发，对当代问题的形成展开追根溯源式的探讨，则有《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9〕一书，以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解析当代中国海域的形成，意味着一种“当代问题、历史解读”的新倾向的出现。总体而言，中国近年来的新成果，对史料的撷取多囿于传统的汉语文献，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需要走入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为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充分的史料论据。
与此相对，日本学界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在文献中寻求解决中日两国领土领海争端的考据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①，立足于历史文献来解读当代中日领土争端，且主张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的合理权益。《从历史中探寻领土问题的真相》〔10〕（笔者译，下同）一书，同样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东亚国际关系，进而阐述了中日之间领土争端的历史发展线索。然而，区别于上述日本史学研究者们的客观立场，日本国内更多充斥的则是右翼的声音，如《第二次尖阁战争》〔11〕和《2013年中国、北朝鲜、俄罗斯来袭》〔12〕等书，以促狭的视角，片面强调日本的所谓“国家利益”，叫嚣中日两国间的领海争端为“尖阁战争”，认为“2013年在中俄朝三国势力包围下日本国防将面临重大危机”。这些所谓的“学术著作”缺乏对中国主权的基本认识和对史实的起码尊重，亟待寻求新的史实证据来打破和推翻。
综上所述，关于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中日两国的研究现状均倾向于当代现实多过对历史的追溯，而在仅有的历史档案叙述之中，所纳用的文献亦不够充分。上述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即是本论的着眼所在。诸如中日领土领海等当代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打破现实层面的固有框架，回溯到相应的历史时期中去寻找文献依凭，更需要构筑中日两国共通的史料平台，以掌握更大程度上的国际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国际问题的根源是中日两国学界的大势所趋。如果能够通过共同的文献资源，来达成学术上的对等话语权，打破各自为政的研究局面，那么对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学说有所批评、有所驳斥，也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能。
伪满洲国时期遗留的日语文献《满洲评论》恰能满足上述研究所需。《满洲评论》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由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团体撰写，记述伪满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中日两国历史实态的重要文献。伪满日语文献作为诞生于东北沦陷区的日方角度史料，战后即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关注，主要作为参考文献被应用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学科的研究中。由于撰写方并非完全是殖民当局，其中亦不乏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日本左翼文人，因此史料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和真实度。
特别是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北和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诸国的侵略意图和战略部署，在伪满日语文献中多有存留，其中也有着对中国领土领海的准确认识。这些史料也从一个侧面记载并印证了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的完整，能够为中日领土领海争端的解决提供文献学意义上的参考。伪满日语文献聚集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关注，其文献价值之重大得到了中日双方学界的共同认可。伪满日语文献的存在，使构筑中日两国学界的通用史料储备平台具备了相应的可行性。
三、 《满洲评论》所记述的中日领土领海原貌
《满洲评论》中有关中日领土领海及其相关话题，大体上集中于政治、军事、外教专栏和国际报道等栏目。涉及中日领土领海的历史线索，以及日本的侵略行径所导致的中国与周边诸国存在争端的版图，按照领土和领海以及区域的不同来统计，总共包括128篇相关文章，其中涉及领海主权的共计28篇，涉及领土主权的共计100篇。
《满洲评论》涉及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文献，大体上可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钓鱼岛、冲绳群岛等中日领海争端的文献；第二类是关于南沙群岛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领海争端的文献。其中，第二类文献记述了二战期间日军对中国南海的侵略行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今天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领海问题的分歧。
第一类钓鱼岛、冲绳群岛等直接相关中日领海问题的文献，主要是有关日军太平洋海上战略部署的相关报道。如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满洲评论》即刊行了“日美战特辑”（《满洲评论》第21卷第24号），其中《日美开战在即》〔13〕和《日本终于对英美宣战》〔14〕两篇报道，明确阐述了钓鱼岛和冲绳群岛对于日军太平洋防线的战略意义，同时申述了具体如何排除中国势力，在钓鱼岛和冲绳群岛上长期培植日本实力，对于防御美国发动海战的重要军事作用，充分暴露了日本对中国领海的长期图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对钓鱼岛和冲绳群岛原本应有的主权。
第二类南沙群岛等涉及中国和东南亚诸国间领海争端的文献，主要包括日军的太平洋海战记录等。如《命名夏威夷海战、马来海战》〔15〕《所罗门海战的教训与防空》〔16〕和《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以来的战果》〔17〕等报道，不仅大力鼓吹战争以及所谓“大东亚战争”，同时详细叙述了日军所主张的海上区域划分。《陆海军在海南岛奇袭登陆》〔18〕和《新南群岛编入帝国领土》〔19〕两篇报道，赤裸裸地证明了日本侵略中国海南岛和南沙群岛的历史时期，直接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在南沙群岛上的主权完整。
除此之外，《满洲评论》国际报道栏目中，记述了影响二战期间世界格局的部分史实，也与中国领海主权关联甚大。如《华盛顿会议上的远东问题》〔20〕和《提倡清算华盛顿九国条约》〔21〕两个系列连载文章，强调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拥有的制海权，暴露了日本政府在伪满时期对中国领海主权的图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曾遭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华盛顿会议后，日、英、美等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划分了所谓的“岛屿属地和领地”，使中国成为了列强宰割的对象。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四国条约》，规定了“岛屿属地”概念对日本的适用范围，包括库页岛南部、日本从中国夺取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由日本委任统治的各岛。上述系列连载，专题探讨华盛顿会议以及会议上所制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表面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对列强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扩张。
上述日本侵略领海的相关文献，详细记载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战线，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与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在南海，特别是围绕南沙群岛的争端，也可从二战时期日本的太平洋战线部署上追根溯源。涉及钓鱼岛、冲绳群岛、南沙群岛等话题的日方文献，是厘清中国南海历史发展线索的一个着眼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主权所有的史实论据。
以《满洲评论》为资料库，在涉及领土主权的文献中，大体上可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涉及中俄边境问题的文献，第二类是间岛、延边自治州等涉及中朝边境问题的文献，第三类是蒙疆等涉及外蒙、新疆问题的文献。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为中日两国间在领土主权的认定上带来了深刻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正常邦交关系。这三类文献均揭示了二战期间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径，及其导致的中国与周边诸国的领土争端。
第一类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涉及中俄边境问题的文献，如《俄中满交涉纪要（国境问题的资料）》系列连载〔22〕，以纪要形式记述了日俄双方争夺中国领土的历史线索，所谓的“国境”具体则指黑龙江的北岸至乌苏里江东岸的库页岛、海参崴、江东六十四屯一带。这些领土争端一直绵延至今，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遗毒。
第二类间岛、延边自治州等涉及中朝边境问题的文献，仅以间岛为例，《满洲评论》中的报道就有《满鲜一如与间岛事情（上、下）》〔23〕等。间岛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遗留问题，从一定侧面揭示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可以为中朝边境的历史发展变迁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三类蒙疆等涉及外蒙、新疆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在伪满洲国存续期间签订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苏日中立条约》，苏日承认伪满洲国与伪蒙古国主权互不侵犯，实际上是苏日双方瓜分外蒙、内蒙古和察哈尔以东等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满洲评论》中的有关记载颇多，史料翔实充分。如《日苏中立条约与满洲国》〔24〕《满苏国境确定问题》〔25〕《满苏国境纷争与察东问题》〔26〕《满苏国境划定交涉的新局面》〔27〕《满苏、满蒙国境问题重大化》〔28〕《满苏东部国境问题的展开》。〔29〕名义上是“满苏”，实则是今日蒙疆一带的中国领土。此类文献甚至还记述了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开采计划等内容，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及资源的野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北疆外蒙领土的变迁史。
上述文献集中描述了中日关系症结的历史源头，能够相对完整地表明日本对中国的长期图谋与打算，并基本上可以解读和论证中国领海领土主权在历史上的完整。在以伪满日语文献为主要对象的日方史料的使用问题上，对资料进行合理辨别，去伪存真，将客观可信的文献运用于相关问题研究中，才是文献研究工作的关键所在。
伪满日語文献《满洲评论》的相关梳理和研究，揭露了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领土与领海的图谋，在伪满洲国这样的特殊历史时空中寻找到了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历史形成与矛盾根源之所在，同时为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和新素材。因此，以《满洲评论》为代表的伪满日语文献，对今天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四、结语
以《满洲评论》为代表的伪满日语史料，其文字总量和社会信息庞大惊人，对伪满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面地关注和报道，不但留下了伪满洲国历史相对完整的面貌，也是探寻日本殖民主义冲动的可靠依凭。在伪满日语文献中寻找中日领土领海问题历史形成的相关话题，在进行归类分析后对其文献倾向与政治立场做出解读剖析式研究，以此类文献作为资料前提，为上述现实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分可能。
《满洲评论》等伪满日语文献，作为日本侵华时期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是涉及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形成研究所不可忽视的文献前提。同时，日语文献《满洲评论》也是中日双方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史料资源平台。在语种或更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伪满日语文献具备了天然的国际说服力。在得到广泛重视的伪满日语文献的框架之内，寻求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厘清中日领土领海争端形成的历史线索，为今天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解决寻求一定意义上的历史参考，是本论的出发点之一。
将伪满日语文献研究应用于解读当代中日关系历史症结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东北三省沦陷史与殖民史、揭露伪满政权的本质、深入了解伪满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状况均有重要历史意义，且同时具备为解决当代中日关系争端提供文献参考的现实作用。国内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向来较为倚重汉语文献资源，而对日文史料的挖掘和重视程度并不充分。合理选择日方学者广泛认可、有国际学术说服力的外文史料，“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借由伪满时期日语文献发掘工作，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新的、可靠的外语文献参照系。
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献学考证与当代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具备了相当的可行性，也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探究伪满日语文献的世界，无非是为了寻找伪满历史对现实的意义与作用。现实的中日两国关系，也无疑要在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之上延伸和发展。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之于现实和未来，无疑是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同样也是学术界无可规避的选择。
以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为例，将伪满日语文献引入中日关系的研究中，是采取文献学的方法，寻求历史学的角度，来解读当代国际关系。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不能止步于理论框架和宏观研究，更需要寻找新的专题领域和研究切入点。将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的视野，拓宽至日本侵华时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以伪满日语文献作为论证依据，从文献参照和历史时期的意义上而言，是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中较为新颖的一个专题研究。而以伪满日语文献来切入当代的中日关系研究，由于具备了在国际学术层面上寻求可沟通渠道和相应话语权的可能，也会是未来的一个崭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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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丽梅）
〔关键词〕 中日关系；中日领土领海问题；伪满洲国；《满洲评论》
〔中图分类号〕K265.6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65-06
① 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韦和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原书名『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满洲评论》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15YJC770053）；吉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伪满日语文献与当代中日关系研究”（JJKH20170955SK）；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伪满时期东北民众的文学抗争”（2015BS24）
〔作者简介〕祝力新，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3。 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是近年来一个颇受重视的话题，此类归属于现实的研究视域，多关注为当下的矛盾和争端寻求形成共识的可能乃至最终的解决途径。相关中日领土领海的中日两国研究，目前国内主要限于国际法、海洋法、国际关系、东亚政治等现代研究的范畴，并不具备从史料文献中去追根溯源地探讨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历史学视野。与此相对，日本学界在聚焦文献的基础之上阐述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研究倾向已经初现端倪，但亦仅有《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①一书可称为顶梁之作。该书对“历史档案”的描述受限于官方撰写的“档案”，本论所主张的伪满日语文献则拥有更大的史料覆盖面。总而言之，以伪满日语文献来切入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不仅是中国学界尚未发现，也是日本学界刚刚发足、并未深入开展的全新研究。
伪满日语文献是指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期间（即伪满洲国时期，或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东北沦陷期），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实际存在的日语文献。在伪满当时存在的所有语种的文献之中，日语文献占比逾7成，不仅所占比重最大，又因傀儡当局的把控，对社会生活的关照角度最为全面，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最能够反映伪满的社会生活。伪满日语文献是一类在特殊时空中所衍生出的、极具典型意义和特殊研究价值的史料文献，它不仅具备特有的社会性与国别视角，还拥有语种与国境的天然优势，作为亚洲近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中日两国学界双方所共同认可的文献平台，特别是其中记述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为中日双方学界构筑了一个文献学意义上的对话平台。
一、 伪满日语文献与《满洲评论》
上世纪中上叶来华或“渡满”且从事文学创作和兴办报刊等文化活动的日本文人，从滞留伪满的时间和目的上来看，主要包括中国研究家、少部分日本军方安插在文化界的势力和更多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自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已经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开始压制国内的反战声音，施行高压言论统制政策，大批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遭到政治迫害，那些不肯屈从战争、不肯选择“转向”的文人纷纷流亡中国东北，欲图在伪满洲国实现所谓的“新大陆梦想”。〔1〕他们创办杂志，或积极参与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并以此为舞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军国主义流毒展开唇枪舌剑和口诛笔伐，逐渐成为伪满日文杂志的中坚力量。如《满洲评论》《满蒙》《新天地》等当时颇有分量的杂志，其情况大抵如此。这便是由在“满”日本文人所创立、编辑与刊发的、脱离了官办性质的民间创办伪满日文杂志的由来。
其中《满洲评论》是伪满日文杂志类别中的代表性文献，且同时得到了中日两国学界较为广泛的共同关注，其史料价值意义重大，不仅局限于伪满洲国问题研究领域，多年来更被应用于东亚近代史、地域史、经济史、日本近代思想史、殖民地文学、移民问题研究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文献印证中。《满洲评论》由在华日本文人创办，为时事评论类日文周刊。该刊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8月15日在大连创刊，于1945年7月7日正式停刊，此时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一个多月。在时间维度上，它横跨伪满洲国14年，是该历史时期在文献学意义上的“见证人”。刊物共发行了29卷，合计676期，每期发行5000册左右，也有逢增刊或特辑一次发行逾万册的情况，总文字量逾2200万字，是至今存留的日本侵华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日文史料之一。〔2〕
《满洲评论》的栏目构成颇具特色，内容充实详尽，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与调整，是透视伪满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鲜活素材。杂志开篇一般由主编或首席撰稿人执笔，撰写反映热点问题的时事评论，对日本主流媒体的观点或迎合或有所辩驳，代表了杂志在各阶段的主要言论倾向。其后是专题论文栏，作为时评栏的延伸，此部分内容涉猎更为广泛，主要关注伪满时期的中国社会，常选取不同作者针锋相对的观点展开论争。随后是情报栏，即新闻短讯栏，虽只占每期的一成左右篇幅，但在所有栏目中最为体系化，因而涵盖的范畴也更充实全面，从农林水产到伪满机构变迁无所不包，其精细程度足以充作大事记或编年史的参考资料。此外，期刊还设置不定期的杂记和介绍新闻与社会团体的专栏，卷尾附书评专栏或编后记，反映当时伪满各界舆论和出版社动态。不定期刊载文学专栏，由知名日本文学家、翻译家大内隆雄主持，或评述伪满文坛的最新动向，或刊载最新的文学消息。但文学专栏的主要工作在于中日文学作品的译介，将伪满汉语文学作品译为日文，或将日本文学作品译成汉语，对伪满文坛新出炉的文学作品做第一时间的报道和文艺评论。《满洲评论》的文艺专栏虽小，却是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沟通的一个重要窗口。〔3〕
创刊伊始，《满洲评论》即拥有自己的固定撰稿队伍，很快集结成为同人，在满洲评论社内部的同人体制继续分化成几大派别。一期之中的时事评论栏的多篇稿件，其所持见解与政治立场完全不同，这正是该刊在征稿上的“兼容并包”。《满洲评论》的撰稿队伍大体上分为“元老派”“满铁派”“关东军派”“共产主义派”和“农村合作社派”。“元老派”指为创刊奔走并在初期大量撰稿的“元老”们，如橘朴和岸田英治。“满铁派”是其后加入《满洲评论》的满铁日本年轻知识分子力量，均为满铁调查部经济调查会成员，因此在满洲评论社内部又被称为“经调派”，如田中武夫、大冢令三、山口慎一、石原秋朗、和田喜一郎等。“关东军派”始終与关东军随声附和、保持论调一致，如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小山贞知等。“共产主义派”主要指中西功，他是日本近代著名共产主义者，曾在伪满洲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撰写论文，活跃于《满洲评论》。“农村合作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佐藤大四郎，他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倡导并带领了一批日本年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实际开展了“农村合作社运动”，包括爱甲胜矢、稻叶四郎、石井俊之、小泉吉雄、铃木小兵卫、狭间源三和渡边雄二等。从《满洲评论》上述撰稿阵容可见该刊的言论自由程度，以及该刊对当时伪满社会所拥有的影响力。换言之，《满洲评论》不仅客观报道伪满洲国的社会动态，更是从一定程度上深度参与了伪满洲国的社会运动。
上述各派系所执笔的文章必然会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元老派”橘朴的评论文章主要包括早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为伪满洲国自圆其说的“王道主义”理论和中国东北农村问题三个方面。岸田英治的文章则主要集中在伪满洲国的外交、经济和宪法等方面上。“满铁派”田中武夫的工作重心在于为《满洲评论》做编辑工作，因此田中以其真实姓名发表的评论多为《满洲评论》相关的内部信息文章。大冢令三除从事编辑工作外，还从日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最新动向。“关东军派”的片仓衷和小山贞知，将《满洲评论》作为“满青联”和协和会的重要文化宣传基地，从关东军和日本政府的立场，为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服务。中西功则以笔为武器，以《满洲评论》为战场，与片仓和小山为代表的军国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合作社派”佐藤大四郎的大多数文章内容都紧紧围绕“农村合作运动”。爱甲胜矢对中国东北农村的考察，是佐藤理论的重要补充，主要涵盖了对中国社会等方面的民俗学考证。稻叶四郎则对伪满洲国产业、特别是殖民产业统制进行了理论评论。山口慎一是《满洲评论》文艺类撰稿人兼编辑，他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艺术和教育等方面做了文化专题报道。
① 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原书名『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满洲评论》具备以下三点杂志性格：第一，满洲评论社同人自称的“什锦火锅”编辑撰稿方针，即“兼容并包”路线。在同一期《满洲评论》杂志上，或前后的两期中，经常可见完全对立的立场与意见。此种大型刊物的格调，在战后日本都甚为少见。第二，对无产阶级以及共产主义的关注。该刊中的评论文章和资料栏，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陕北根据地等都有详细追踪报道。另一方面，满洲评论社中活跃的日本年轻左翼知识分子们，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应用于实践，在中国东北展开了实地考察和农村运动。第三，该刊的运营有充足的资金和相对宽泛的言论自由度。日本学者山本秀夫根据战后满洲评论社同人的口述，证实了刊物运营状况良好。较之日本国内的言论高压，转战大连与新京两地的《满洲评论》，对稿件的选取则相对宽泛和自由。〔4〕
关于《满洲评论》的读者群，由于当时的期刊订购记录已经无从追索，只能依靠伪满报刊的老阅读者的口述，以及该刊本身的主要舆论导向来推测。该刊自始至终受到关东军的援助，所以这本杂志的发行实际上是在两个圈子当中进行。或者可以理解为，这既是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同时也是关东军、满铁公司包括伪满洲国政府机构的指定读物。需要谈及的是，在伪满生活的日本人或有日语阅读能力的中国人读者，包括通晓日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就曾阅读过《满洲评论》，可以想见该刊在伪满洲国之外的中国的流通状况。日本读者又可分为两类，军国主义与殖民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殖民机构中具左翼倾向的日本知识分子。《满洲评论》注重对伪满社会生活、产业资源以及时局形势等方面的社会报道，完全迎合了殖民主义者的口味，同时也为殖民当局提供了相对真实的情报来源。《满洲评论》中很多文章显然秉持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剖析时事，使得该刊同时拥有了在“满”活跃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群体读者。
1940年后，随着二战格局进入白热化，日本军国主义亟待举国上下造势支持战争，用暴力压制一切反战声音和马克思主义倾向。由左尔格事件引发的日本国内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波及到伪满洲国则有先后两次的“满铁调查部事件”。〔5〕因该事件获捕入狱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亦多在《满洲评论》供职或撰稿，此事件也被称作“满洲评论社事件”。1945年7月，《满洲评论》作为汰沥剩下的杂志社，终于随着战争的终结而走入末路。
《满洲评论》之于伪满日语文献的意义十分重要，然而，目前学界对《满洲评论》此类文献的研究，尤其是以此来探讨中日领土领海问题，仍非常不足。
二、 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在当代中日关系的研究之中，领土领海争端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以此话题延展开来的中日两国研究成果，则呈现出了较为不同的趋势。中日两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分歧：一是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择取角度完全不同，二是由于此种研究文献的差异所造成的论点分歧。换言之，因文献的差异而引发的论点分歧，最终必然也会导致研究结论背道而驰。中日两国间对于领土领海问题的研究均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并未达成实质上的学术沟通与交流，亦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识可言。
如上文所述，在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上的两国分歧点，主要聚焦于论据的差异和论点的分歧。在展开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相关研究时，两国学界所择取的文献各有侧重，且在探讨同一话题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因研究的出发点和本质目的的差异，最终导向了背道而驰的结论。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较为倚重汉语文献，研究的视域也多停留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等现实意义层面上的探讨，且总括式的研究成果居多，细节话题上仍存留一定的研究空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6〕和《国际法院证据问题研究：以领土边界争端为视角》〔7〕等成果，均是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中国领海权益的形成与实施。《战后东北亚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8〕是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成果，聚焦的是战后的现实问题形成。从史学角度出发，对当代问题的形成展开追根溯源式的探讨，则有《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9〕一书，以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解析当代中国海域的形成，意味着一种“当代问题、历史解读”的新倾向的出现。总体而言，中国近年来的新成果，对史料的撷取多囿于传统的汉语文献，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需要走入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为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充分的史料论据。
与此相对，日本学界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在文献中寻求解决中日两国领土领海争端的考据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①，立足于历史文献来解读当代中日领土争端，且主张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的合理权益。《从历史中探寻领土问题的真相》〔10〕（笔者译，下同）一书，同样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东亚国际关系，进而阐述了中日之间领土争端的历史发展线索。然而，区别于上述日本史学研究者们的客观立场，日本国内更多充斥的则是右翼的声音，如《第二次尖阁战争》〔11〕和《2013年中国、北朝鲜、俄罗斯来袭》〔12〕等书，以促狭的视角，片面强调日本的所谓“国家利益”，叫嚣中日两国间的领海争端为“尖阁战争”，认为“2013年在中俄朝三国势力包围下日本国防将面临重大危机”。这些所谓的“学术著作”缺乏对中国主权的基本认识和对史实的起码尊重，亟待寻求新的史实证据来打破和推翻。
综上所述，关于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中日两国的研究现状均倾向于当代现实多过对历史的追溯，而在仅有的历史档案叙述之中，所纳用的文献亦不够充分。上述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即是本论的着眼所在。诸如中日领土领海等当代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打破现实层面的固有框架，回溯到相应的历史时期中去寻找文献依凭，更需要构筑中日两国共通的史料平台，以掌握更大程度上的国际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国际问题的根源是中日两国学界的大势所趋。如果能够通过共同的文献资源，来达成学术上的对等话语权，打破各自为政的研究局面，那么对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学说有所批评、有所驳斥，也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可能。
伪满洲国时期遗留的日语文献《满洲评论》恰能满足上述研究所需。《满洲评论》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由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团体撰写，记述伪满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中日两国历史实态的重要文献。伪满日语文献作为诞生于东北沦陷区的日方角度史料，战后即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关注，主要作为参考文献被应用于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学科的研究中。由于撰写方并非完全是殖民当局，其中亦不乏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日本左翼文人，因此史料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和真实度。
特别是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北和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诸国的侵略意图和战略部署，在伪满日语文献中多有存留，其中也有着对中国领土领海的准确认识。这些史料也从一个侧面记载并印证了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的完整，能够为中日领土领海争端的解决提供文献学意义上的参考。伪满日语文献聚集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关注，其文献价值之重大得到了中日双方学界的共同认可。伪满日语文献的存在，使构筑中日两国学界的通用史料储备平台具备了相应的可行性。
三、 《满洲评论》所记述的中日领土领海原貌
《满洲评论》中有关中日领土领海及其相关话题，大体上集中于政治、军事、外教专栏和国际报道等栏目。涉及中日领土领海的历史线索，以及日本的侵略行径所导致的中国与周边诸国存在争端的版图，按照领土和领海以及区域的不同来统计，总共包括128篇相关文章，其中涉及领海主权的共计28篇，涉及领土主权的共计100篇。
《满洲评论》涉及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文献，大体上可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钓鱼岛、冲绳群岛等中日领海争端的文献；第二类是关于南沙群岛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领海争端的文献。其中，第二类文献记述了二战期间日军对中国南海的侵略行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今天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领海问题的分歧。
第一类钓鱼岛、冲绳群岛等直接相关中日领海问题的文献，主要是有关日军太平洋海上战略部署的相关报道。如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满洲评论》即刊行了“日美战特辑”（《满洲评论》第21卷第24号），其中《日美开战在即》〔13〕和《日本终于对英美宣战》〔14〕两篇报道，明确阐述了钓鱼岛和冲绳群岛对于日军太平洋防线的战略意义，同时申述了具体如何排除中国势力，在钓鱼岛和冲绳群岛上长期培植日本实力，对于防御美国发动海战的重要军事作用，充分暴露了日本对中国领海的长期图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对钓鱼岛和冲绳群岛原本应有的主权。
第二类南沙群岛等涉及中国和东南亚诸国间领海争端的文献，主要包括日军的太平洋海战记录等。如《命名夏威夷海战、马来海战》〔15〕《所罗门海战的教训与防空》〔16〕和《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以来的战果》〔17〕等报道，不仅大力鼓吹战争以及所谓“大东亚战争”，同时详细叙述了日军所主张的海上区域划分。《陆海军在海南岛奇袭登陆》〔18〕和《新南群岛编入帝国领土》〔19〕两篇报道，赤裸裸地证明了日本侵略中国海南岛和南沙群岛的历史时期，直接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在南沙群岛上的主权完整。
除此之外，《满洲评论》国际报道栏目中，记述了影响二战期间世界格局的部分史实，也与中国领海主权关联甚大。如《华盛顿会议上的远东问题》〔20〕和《提倡清算华盛顿九国条约》〔21〕两个系列连载文章，强调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拥有的制海权，暴露了日本政府在伪满时期对中国领海主权的图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曾遭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华盛顿会议后，日、英、美等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划分了所谓的“岛屿属地和领地”，使中国成为了列强宰割的对象。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四国条约》，规定了“岛屿属地”概念对日本的适用范围，包括库页岛南部、日本从中国夺取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由日本委任统治的各岛。上述系列连载，专题探讨华盛顿会议以及会议上所制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表面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对列强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扩张。
上述日本侵略领海的相关文献，详细记载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战线，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与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在南海，特别是围绕南沙群岛的争端，也可从二战时期日本的太平洋战线部署上追根溯源。涉及钓鱼岛、冲绳群岛、南沙群岛等话题的日方文献，是厘清中国南海历史发展线索的一个着眼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主权所有的史实论据。
以《满洲评论》为资料库，在涉及领土主权的文献中，大体上可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涉及中俄边境问题的文献，第二类是间岛、延边自治州等涉及中朝边境问题的文献，第三类是蒙疆等涉及外蒙、新疆问题的文献。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为中日两国间在领土主权的认定上带来了深刻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正常邦交关系。这三类文献均揭示了二战期间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径，及其导致的中国与周边诸国的领土争端。
第一类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涉及中俄边境问题的文献，如《俄中满交涉纪要（国境问题的资料）》系列连载〔22〕，以纪要形式记述了日俄双方争夺中国领土的历史线索，所谓的“国境”具体则指黑龙江的北岸至乌苏里江东岸的库页岛、海参崴、江东六十四屯一带。这些领土争端一直绵延至今，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遗毒。
第二类间岛、延边自治州等涉及中朝边境问题的文献，仅以间岛为例，《满洲评论》中的报道就有《满鲜一如与间岛事情（上、下）》〔23〕等。间岛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遗留问题，从一定侧面揭示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可以为中朝边境的历史发展变迁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三类蒙疆等涉及外蒙、新疆问题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在伪满洲国存续期间签订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苏日中立条约》，苏日承认伪满洲国与伪蒙古国主权互不侵犯，实际上是苏日双方瓜分外蒙、内蒙古和察哈尔以东等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满洲评论》中的有关记载颇多，史料翔实充分。如《日苏中立条约与满洲国》〔24〕《满苏国境确定问题》〔25〕《满苏国境纷争与察东问题》〔26〕《满苏国境划定交涉的新局面》〔27〕《满苏、满蒙国境问题重大化》〔28〕《满苏东部国境问题的展开》。〔29〕名义上是“满苏”，实则是今日蒙疆一带的中国领土。此类文献甚至还记述了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开采计划等内容，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及资源的野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北疆外蒙领土的变迁史。
上述文献集中描述了中日关系症结的历史源头，能够相对完整地表明日本对中国的长期图谋与打算，并基本上可以解读和论证中国领海领土主权在历史上的完整。在以伪满日语文献为主要对象的日方史料的使用问题上，对资料进行合理辨别，去伪存真，将客观可信的文献运用于相关问题研究中，才是文献研究工作的关键所在。
伪满日語文献《满洲评论》的相关梳理和研究，揭露了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领土与领海的图谋，在伪满洲国这样的特殊历史时空中寻找到了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历史形成与矛盾根源之所在，同时为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和新素材。因此，以《满洲评论》为代表的伪满日语文献，对今天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四、结语
以《满洲评论》为代表的伪满日语史料，其文字总量和社会信息庞大惊人，对伪满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面地关注和报道，不但留下了伪满洲国历史相对完整的面貌，也是探寻日本殖民主义冲动的可靠依凭。在伪满日语文献中寻找中日领土领海问题历史形成的相关话题，在进行归类分析后对其文献倾向与政治立场做出解读剖析式研究，以此类文献作为资料前提，为上述现实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分可能。
《满洲评论》等伪满日语文献，作为日本侵华时期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是涉及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形成研究所不可忽视的文献前提。同时，日语文献《满洲评论》也是中日双方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史料资源平台。在语种或更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伪满日语文献具备了天然的国际说服力。在得到广泛重视的伪满日语文献的框架之内，寻求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厘清中日领土领海争端形成的历史线索，为今天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解决寻求一定意义上的历史参考，是本论的出发点之一。
将伪满日语文献研究应用于解读当代中日关系历史症结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东北三省沦陷史与殖民史、揭露伪满政权的本质、深入了解伪满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状况均有重要历史意义，且同时具备为解决当代中日关系争端提供文献参考的现实作用。国内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向来较为倚重汉语文献资源，而对日文史料的挖掘和重视程度并不充分。合理选择日方学者广泛认可、有国际学术说服力的外文史料，“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借由伪满时期日语文献发掘工作，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新的、可靠的外语文献参照系。
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献学考证与当代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具备了相当的可行性，也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探究伪满日语文献的世界，无非是为了寻找伪满历史对现实的意义与作用。现实的中日两国关系，也无疑要在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之上延伸和发展。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之于现实和未来，无疑是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同样也是学术界无可规避的选择。
以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为例，将伪满日语文献引入中日关系的研究中，是采取文献学的方法，寻求历史学的角度，来解读当代国际关系。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不能止步于理论框架和宏观研究，更需要寻找新的专题领域和研究切入点。将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的视野，拓宽至日本侵华时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以伪满日语文献作为论证依据，从文献参照和历史时期的意义上而言，是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中较为新颖的一个专题研究。而以伪满日语文献来切入当代的中日关系研究，由于具备了在国际学术层面上寻求可沟通渠道和相应话语权的可能，也会是未来的一个崭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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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