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风云激荡500年

    高放

    〔摘要〕世界社会主义自T.莫尔《乌托邦》一书发表,已走过500年历程。这是风云激荡的500年,是前仆后继的500年,是翻天覆地的500年,是继往开来的500年。这500年涵盖了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四大历史进程,这500年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的关系: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要领导人作“社会公仆”表率,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不能先享有“各取所需”的特权,命令群众加快进入共产主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新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6-0005-12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500年时间”,并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分为六个时段的发展进程:(1)从1516年英国人T.莫尔发表《乌托邦》到19世纪初法国的C.圣西门、F.傅立叶和英国的R.欧文,这个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4)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形成;(5)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6)我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近500年来的发展,做出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精要概括,激起了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对学习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浓厚兴趣。随即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并拍摄了一部题名为《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的50集电视政论片。《北京日报》理论部也约请我撰写一篇《关于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答问》。我在文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依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阶段,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演进、从一国到多国革新这样不断飞跃的四个历史进程。社会主义500年长波激流,跌宕起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冲毁了部分旧社会,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一、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

    2013年我主编了一套《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序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简而言之,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这50个字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即是说社会主义要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更要取代资本主义,开创比资本主义更新更好更高的文明社会,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理应是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长期以来,诸多革命先辈都认为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很快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迄今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力和生命延续力。劳动人民的联合斗争只能逐步减少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而且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长期奋斗的目标,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个进程。可以看出,从源于西欧16世纪初期的涓涓细流到19世纪中叶,它已由多支分流汇合为绵绵江河,浩浩荡荡,已由少数思想家的光辉思想变为有几百万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到20世纪建立了社会制度后,它更像激流汹涌,浪涛澎湃;到20世纪末它突然急转直下,陷入谷底;但是迅即峰回路转,重新升扬,到21世纪又成为弥漫全球的浩瀚洪波。可见500年间世界社会主义并非直线奔腾,一泻万里,而是川流不息,波浪起伏,一波三折,新潮迭涌,迂迴前进,愈益壮大。这表明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从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许需要长达1000年的漫长历程,迄今才走过一半路程。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要有耐心,艰苦探索,逐步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冒失猛进。我认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的态势。同时,世界社会主义的运行也有其内在的规律,依我的体会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是严格遵循、紧密跟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不可能违背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为地缩短和改变这个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18世纪末由蒸汽化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为依据,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深刻指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规律。我们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原理要结合一起来理解,即从长远来看是“两个必然”,而从近期着眼则是“两个决不会”。这个长远是多长,这个近期是多近?这就要从近两百年来全部生产力的发展来重新加深认识。英国在18世纪末带头掀起第一次蒸汽化的科技革命以后,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又率先兴起电气化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再次领军崛起信息化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目前,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在众多科技领域还遥遥领先。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多次发生严重危机,但是它们都能安然度过,使全部生产力得到新发展,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在近期内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要树立持久战的观点,要沉住气、耐得住、急不得,要牢记古人明训:“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中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过美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迎头赶上。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决不是坐待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社会主义从天而降,天然赐予,而是要依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去努力争取。然而,100多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表明,不但全世界无产者难以持久联合起来,即便一国之内的无产者也不易切实联合起来。因为在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内部,就其政治态度而言也有激进、温和、保守之分,有革命、中立、改良之别。所以需要对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长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灌输,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使工人运动自发的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斗争,使劳动大众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表明,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够从每天十几小时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每天10小时,到20世纪前半期又降到每天8小时,随后又由每周休息一天变为休息两天,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时间又降到每天7小时(每周35小时)工作制。除劳动时间缩短外,包括工资提高,住宅、受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改善,都是工人阶级长期坚持不懈斗争而享有的成果。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实现都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联合起来并且联合广大劳动人民坚持不懈斗争而取得。当今这场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更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多元化,涌现出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1〕这使得“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如果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那么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群众性斗争则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有赖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近现代世界政治是政党政治,由政党代表本阶级通过民主竞选取胜领导国家政权,这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政党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前沿)这样五个特性,政党政治具有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这样五个特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政党政治,要建立社会主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开展阶级斗争,才能逐步改善劳动人民处境,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近100多年来,工人阶级形成两类社会主义政党,即共产党与社会党。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两类政党作为两个派别,共处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之内。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内左派和右派因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持反对或支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路线而彻底分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俄国左派带头另立共产党,随后各国左派都纷纷退出社会民主党,另立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与社会党兵分两路,分道扬镳,前者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路线,后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两军对垒,长期对抗。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这两类政党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苏联和东欧多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由于违背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特性,破坏党内民主,缺少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一党长期垄断国家政权,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又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到1989年至1991年间败亡,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社会党虽然也在欧洲多国执政过,但是其改良主义路线过多迁就资产阶级,成就也不大。当今在资本主义世界约有大大小小130个共产党,另约有160个在逐步壮大中的社会党。可以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自我革新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善,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世界社会主义兴起以来,众多先哲、先贤在19世纪都预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德、美几乎同时取胜,然而到20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善于自我调节并笼络无产阶级,所以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党推行改良主义,执政后更多安抚无产阶级,使之缺少革命意识。而东欧和东亚较为落后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众多而且尖锐,加上拥有先进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奉行革命路线,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并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援助下东欧东亚有12个落后国家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甚至很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然而,到1989-1991年间却有10个国家丢失了社会主义成果,共产党也灭亡或者纷纷改变为社会党。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如此重创,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进行深层次剖析呢?显然,当今国内外思想理论界有两种各走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多有封建专制主义糟粕,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足够条件,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犯了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罪有应得,所以最终必然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国家大都有一定的现代化工业和无产阶级,更有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成就,它们的失败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出了叛徒,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造成的。我认为,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20世纪特殊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早产儿是事实,这表明先天不足,如果后天不失调,仍然不会夭折,也能照常健康茁壮成长。

    我们认为,苏联东欧多国剧变的深层原因在于共产党领导人长期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第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第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第四,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作“社会公仆”表率,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简而言之,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的关系,否则难免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还使我们体会到: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可是苏联模式却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袖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这样一个由政党、国家、领袖和媒体严密控制的社会,使得人民大众组成的社会难以正常发育、成长壮大。难怪有的学者深刻又形象地说,苏联是“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一再延误自我革新,所以最终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第五,世界社会主义必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与社会主义政党通力合作,并肩战斗,才能壮大实力,夺取更大成就。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先进国家起步,正面积累了实力和经验;20世纪在东欧和东亚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进而既从正面壮大了实力,又从苏联东欧的挫败中汲取了反面历史教训;21世纪就有可能正反两面结合,上升到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两股社会主义实力的互相配合,兼程并进的新境界,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学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是普遍规律,我以为这是把20世纪的特殊经验绝对化、普遍化,既违背学理,也不符合实际。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非、拉众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减少了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缓解了一些国内矛盾,共产主义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没有共产党的活动,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党虽有活动但其势力不如社会党。所以,当今发展中国家要像20世纪那样,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难上加难。而欧美发达国家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当今生产力社会化水平更高,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更强,国内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多,可以说其发展程度比发展中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这样,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股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势力有可能在新水平上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共领导下从1978年起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新,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现在中共与各国共产党、社会党有广泛联系,可以为东西方、南北方社会主义力量的联系与合作,起桥梁作用。

    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众所周知,恩格斯有一本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原本是依据1883年德文版的书名翻译的。1880年该书法文版的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2年波兰文本的书名又是《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俄文本的书名则改为《科学社会主义》,1884年新的俄文本又改名《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很有意思的是,该书中文译本的书名也有好几种,值得我们细加分析。我收藏有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林超真译(即中国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的倒读谐音字)。此书包括恩格斯的三本名著:《原始基督教史论》、《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末日》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我还收藏一本1936年5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的吴黎平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名著迄今通用的书名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我还查到报刊上发表的最早节译文为1912年6-9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上连载,译名是《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践社会主义》,译者施仁荣。〔2〕此处把乌托邦译为“理想”而非“空想”。我另查《牛津英文辞典》,乌托邦有双重含义,即“空想”(dream, fantasy)和“理想”(ideal),可见中文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取其贬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则是取其褒义。既然“乌托邦”兼含褒义和贬义,不如就按恩格斯的书名原文直译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这样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乌托邦中的空想,继承了乌托邦中的理想,进而把它发展为科学,这符合恩格斯原著的本意,也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个长波,它以1516年T.莫尔著《乌托邦》为起点,到1849年英国R.欧文著《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为终点,历经333年之久,占世界社会主义历史500年的66%。人们不禁要问:乌托邦社会主义为何会延续这么长久的时间?而且只限于英、法、德、意4个西欧国家?这是因为当时西欧诸国的早期资本主义都还处在封建制国家内部刚开始发展。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封建资本主义”。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生产这样三个小阶段;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和对立物,在封建资本主义阶段也历经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三个小阶段和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手工工场初期,以英国T.莫尔著《乌托邦》、意大利T.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和德国J.安德里亚著《基督城》为标志,人们称之为乌托邦三部曲或三颗明珠。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文学游记形式,描绘了海外仙岛的岛民或者岛内圣城的市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谐相处的境况。在这个小阶段中还有法国D.维拉斯著《塞瓦兰人的历史》,也是以文学游记形式,根据见闻实录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塞瓦兰人共产社会的胜境。更具特色的是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领袖T.闵采尔,他在深入农村、工场、矿区和城市贫民区领导劳苦大众开展斗争中,形成自己关于“千年天国”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第二阶段是18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时期,以英国G.温斯坦莱《自由法》、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G.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为代表,采取制订法典和阐发法理的形式来表明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这显然是比第一小阶段的文学游记形式更高一筹。到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机器生产时期,这时以法国C.圣西门、F.傅立叶和英国R.欧文为代表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进一步以理论论述形式来论证他们的理想社会。从文学游记到制订法典再到理论论述,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333年之中一波三扬,从初级的感性认识到中级的理性认识,再到高级的科性认识,逐步升扬,其空想成分愈益式微,其理想成分愈益丰满。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三个小阶段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规律的,这也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而加深并提高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推进社会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昭然若揭。

    马克思、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既继承其合理的理想因素,又批判其空想的根本错误,更创立崭新的科学体系,终于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实现并完成这个发展和转变的关键也不仅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还由于他们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发现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特殊规律。我认为,正是这三个规律才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相关文章!
  •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

    李传喜+张红阳〔摘要〕乡村社会的困境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是“新乡贤”的回归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政府动员是其动力逻辑,“污

  • 新中国70年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

    蒋国宏摘 要:政治参与有助于减少决策失误,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政府规范运作,减少和预防权力腐败,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新

  • 《东文选》首篇诗作《织锦献唐高

    [摘要]《东文选》收录的第一首诗作题为无名氏的《织锦献唐高宗》,据现存收录此诗的其余十五种中、韩古代文献,可知其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