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战时对缅关系及对印缅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
左双文 刘杉
〔摘要〕 抗战时期，随着中缅通道在中国战略物资输入中地位的日渐凸显，为维系此一运输要道，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对缅官方和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增进了双方的友好与合作。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缅之间的交流是在英国的掌控和认可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作战压力的情况下，也甚为重视印缅等国的独立运动，对这些国家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斗争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采取了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印缅等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战后发展道路上呈现出一些二十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共有的特点。
〔关键词〕 中缅关系；中缅交通；印缅独立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53-12
① 关于战时中缅关系的研究，现有成果不多，较早的一篇论文为王介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缅关系》（《印度支那》1987年第4期），勾勒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专著有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该书第八章第六节第二目“1937-1948年的中缅交往”，梳理了战时中缅关系的有关情况；林锡星著《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战时的中缅经贸、缅甸华侨与祖国抗战等作了述论。最近的一篇论文是王文隆所撰《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对缅甸的接触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再认识与再评价：二战中的中国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北京：2016年），此文根据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的相关档案，重点研究了战时中国国民党在缅甸开展党务的状况与中英在缅甸的情报合作尝试，以及中国国民党与缅甸独立运动较为疏离的关系，与本文的研究各有侧重。
〔基金项目〕左双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外交志”（16KZD021）
〔作者简介〕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刘 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631。 在战时中国的相邻国家和地区中，英属缅甸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是在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外援通道被日军截断后，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输入管道，在战争后期也一度成为盟军在西线与日军作战的重要战场，中国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在缅华侨对祖国抗战十分关注，踊跃捐输，涌现了像梁金山那样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爱国侨商。抗战期间，中缅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国民政府对中缅关系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积极拓展与缅甸各方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由于当时缅甸尚未独立，属于英国殖民地，战时的中缅关系，对中国而言，与对象国是拥有主权的一般国家不同，须面对着不同的交往主体和侧面，其交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处理涉缅事务及对缅交往活动，最主要的是与英方及其在缅管治机构打交道，其次是与缅甸社会各界例如文化界、新闻界、佛教界、实业界的联系，三是与盟军在缅军事机构有关军事作战、军事合作的关系。因中印缅战区的相关问题，近年学术界研究较多，本文的研究将主要侧重前两个部分。①
一、战时对缅关系日渐重要
抗战开始后，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各要地陆续沦陷，西部通道的开辟显得十分重要，到1940年6月，中国与法属越南的交通断绝后，滇缅公路甚至几乎成为唯一的外援通道，中国各种战略物资的输入都需要得到英属缅甸方面的配合，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连接中国昆明與缅甸腊戌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中缅双方各负责其境内路段的修筑。该路一共分为三段，昆明至下关（今大理市）一段原属云南省道，在1935年已修通，其余中方境内下关至畹町部分于1937年底开始陆续展筑，1938年7月底基本建成。①从畹町至缅甸腊戌全长187公里，缅方加紧赶筑，全路于1938年8月正式通车。滇缅公路在腊戌与缅甸铁路衔接，由此通往南部的仰光港。中国从各国获得的战略物资，由海路运至仰光后，转铁路运至腊戌，然后经滇缅公路转运大后方。1938年11月，有数船苏联援华军用物资到达仰光，12月初第一批军品经腊戌、畹町抵达昆明，是为滇缅公路运输之始。②
① 谭伯英：《抗战以来之滇缅公路》，《抗战与交通》1940年第33期。谭伯英，战时任国民政府属下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滇缅路全路的修筑为1937年8月龙云参加庐山谈话会时向蒋介石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由中央政府补助，云南省负责实施。龙云回到云南后，1937年9月向省公路总局特别发布训令，要求加快修筑。令称：“现在中日战争日渐扩大，我国海岸近亦被封锁，今后我对内对外之交通多取道于滇桂两省，曾经中央暗内决定在案，惟滇省关系尤重，除滇黔滇桂两省道迅即通车外，至滇缅一线由大理至腾冲一段更刻不容缓。……应速加工赶修，火速办理。”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影印件见云南省龙陵县政协等编《滇缅公路》，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4页。
②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94页。龚学遂，战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军委会运输统计局运输总处处长、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军运方面的要职，一直参与军事运输业务的领导管理。据1938年12月1日（东电）宋子良致蒋介石电报，苏联载运军火到缅的“戊”船及KARAGOLA船于11月21日起至29日止，全部安全清卸完毕，西南运输处准备“先提重机枪100箱运入滇境作初次试验，藉以视察沿途桥梁路基。”（《宋子良等电蒋中正》，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002-080200-00504-203）此处所说“作初次试验”，以检测滇缅路的桥梁路基，应该就是这一首批通过滇缅路运入境内的苏联军火。
③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99-100页。龚著统计西南运输处自1938年至1941年底共运入货物369，161吨，但这是包含了广九、粤汉、桂越、滇越几路的总运量，而不是单独滇缅一路的输入量。李华甫《亚太战场的两条重要运输线》（《世界知识》1985年第18期）一文称从1939年到1942年春缅甸沦陷，滇缅公路共承运物资约40多万吨，另有学者称整个抗战时期总运量达49万吨，参见云南省龙陵县政协等编《滇缅公路》，142页。
④ 参见王介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缅关系》；余定邦《中缅关系史》，280页。为加强管理，国民政府交通部于1938年10月26日在昆明设立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由谭伯英出任局长，安钟瑞为副局长，除局本部机关外，还在各地设立段、站、修车厂、材料厂及训练所等。〔1〕该局专办客货运输，而由西南运输处主持军品运输。1941年11月，成立中缅运输总局，次第接管西南运输处及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的业务，此后机构设置又续有调整。货运方面，出口以复兴公司的桐油与资源委员会的钨砂为主，进口除运自用国外材料外，以装运航空器材及兵工署物资为主。在滇越铁路阻断后，该路运量激增，每日往来车辆300至800辆以上。〔2〕据统计，在西南运输处主持期间的货物运入量，1939年为27，980吨，1940年为61，394吨，1941年为132，193吨。1942年，自1月1日至日军入侵滇缅路运输截断的2月20日，共从缅甸抢运物资入境52，000余吨。故滇缅路自开通至1942年被日军截断，一共运入物资约273，567吨。③
随着中国抗战重心的逐步西移与滇缅公路的打通，中缅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显露，相关业务增多。1938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官员到访仰光，交涉有关交通事务。1939年1月，中国银行在仰光设立了经理处，于14日开业，云南兴文银行驻仰光办事处于同年5月开业，交通银行、华侨银行也在仰光设立了办事机构。7月，重庆—昆明—仰光的长途电话开通，10月，重庆—昆明—腊戌—仰光航线正式通航。1939年8月中国驻仰光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④
此时虽然通过法属越南的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可以运入物资，但因法国异常害怕日军报复，损及法方利益，不允许军品转运通过，故自粤港线中断之后，只剩滇缅公路这一条军品入口通道，但英属缅甸运入货物最初限制极多，非常不便，税费也重。中缅交通开办之初，“最困难者为港务及关务问题，因缅甸过去并无大量货物转运过境之经验，所持政策，墨守成规，处处顾全其自身之权益便利，规定各种纷繁复杂之手续，颇足以障碍我物资转运；又复严格检查，物资到埠时，必须抽验百分之五，提货时必须先经港务局之点验，暂存码头之物资延期不提，则须缴纳极重之延期费，缴付过境税时又须另具保单，保证货物自报关之日起，六个月内运入华境，届期不能清运，则须补缴全税，困难枝节，不胜枚举。越政府对我过境物资不收过境税，缅政府则规定收进口税之八分之一为过境税，再三折冲，减为进口税之十六分之一，复由外交部与英政府洽商，得减为进口税之百分之一。实行将及三载，仍在不断交涉”。〔3〕但无论如何，将军用物资设法尽快运入，以应中国抗战急需才是当务之急，故1939年2月6日，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电告蒋介石向缅方交涉税收减免的情况，末称“在税则未定税款未付前，存仰物资实难启运”，请蒋介石令外交部予以协助交涉。〔4〕为争执税款多少的问题导致国内急需的军火运输停顿，自然是因小失大的做法，故蒋介石接阅呈报后，即电复宋子良，告知不必与对方争执过境税的高低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迅速将军火运回国内：“缅甸军火过境税不必争执，只要先使各货能速起运候用，切勿再为小失大。所有军火，务望于面定期限内运完为盼。”〔5〕
由于中缅交通此时在军品运输上的这种唯一性与极端的重要性，加强中缅联络，处理好与英缅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经过中方的努力争取，中方与英缅关系多有改善，至1941年6月，缅政府同意我方物资抵埠后，先付海关1%，即行提轉。付税数额虽未减少，转运手续则已有改良。7月，缅方再改为按物资平均每吨价值征收，不再按箱报关计税，更为简便。铁路运输方面，缅方原限制危险品运输，规定每次列车限载13吨，也经磋商改为每列车装运25吨，普通军品则可装50吨。〔6〕
除了外交与国际关系因素的干扰和限制，由于自然条件及技术上的原因，中缅交通也时时受到限制，须经反复交涉才能有所改善。腊戌至畹町的187公里公路，“在开运时颇为陋劣，雨后泥深且滑，非俟路基干固，重车绝难行驶，后轮且皆绊铁链，嗣以运输增多，缅政府乃重事修筑，至二十八年全路加铺柏油，行车始无困难。”八莫至畹町的公路，较腊戌至畹町的公路略短，路面不良，且有国内国外两线，外线经南坎、木姐至九谷，全段都在缅境，雨季即遭封锁，限制行驶，经中方一再交涉，始获允许按手续请领特别通行证，由缅方审察天气，认为良好，即可通车。1939年初，“缅甸国防部曾声明南坎公路工程未竣，本年未便开放，盖因南坎至木姐一段，路线弯曲，路面狭窄，单向行车运输确有不便，嗣经外交部迭向英缅政府商洽，始予改善。”内线经南坎越过边界至垒允，通至畹町。垒允畹町段规定由交通部负责修筑，因工料缺乏，至1941年5月方能土路通车。〔7〕
1941年9月，在中缅物资过境运输的问题上，英方给予了中方更为实质性的优惠，“英政府决定我贷借物品通过缅境，不再征税，由英补偿缅政府每吨十卢比。……查此事英内阁驻新代表古拔过美时出力最多，请钧座电谢并欢迎赴渝。”〔8〕中国外长郭泰祺“于接获英国大使上项通知后，日前曾致函英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此种密切合作暨友谊态度之热烈谢忱，并对英大使个人促进此事之协助，表示欣感。”〔9〕
1942年2月7日，蒋介石电告俞飞鹏，前与（英国驻缅军总司令）胡敦将军见面，交涉自仰光增加铁路运量事，“每日以一列开往腊戌一列开往曼特勒……顷据复称已允照拨，特此知照。”〔10〕
二、中缅友好交往的增多
缅甸自1886年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一直在英印当局的管治之下，直到1937年4月，才实行印缅分治。在英国人担任的总督之下，由缅甸人出任总理，组成内阁。一方面是继续着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缅甸各界人士对缅甸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争取缅甸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缅甸的社会及政治状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国民政府的对缅外交，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护和提升这条至关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不是推进缅甸的独立运动，也不是泛泛的礼尚往来。因此，这一交往首先要尊重缅甸现实的政治格局，主要是与其统治当局及主流社会打交道，尽力争取对方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态度和立场，给予我国抗战事业必要的支持与协助，这是中缅友好交往的前提。
1.缅甸亲善代表团访华及中缅文化协会的成立
1939年12月12日，以仰光谬马中学校长宇巴伦为团长、内务部长吴梅昂的女儿都弥亚辛（一译“杜妙盛”）为副团长，宇巴雀、德钦努、宇麻、甘早新、苏德隆等为团员的9人缅甸亲善代表团访问中国。国民政府对此给予了极高规格的接待，在其一行到达机场时，欢迎阵容为：中国各团体欢迎总代表，国民外交协会名誉主席吴铁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代表，及重庆市党政机关代表、卫戍总司令刘峙、市党部主任委员洪兰友、市长代表，各团体代表邵力子、王芃生、朱学范等5000余人，搭有彩牌坊三座。宇巴伦对欢迎人群致热情洋溢的谢辞，后乘车前往外宾招待所旅邸休息。 《缅甸访华团昨抵渝，各界代表五千人热烈欢迎，渝市今晨举行欢迎大会》，（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2月13日，第2版。战时报刊对缅甸人的姓名常常译为“宇某某”，今人著作则译为“吴某某”， 如吴巴伦、吴巴雀、吴麻等，德钦努即独立后曾任缅甸总理的吴努。参见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280页。
12月14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缅甸访华团》。社论指出：中缅两民族，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了缅甸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最近缅甸《理笃报》发表《要保卫印度与缅甸即应援助中国》，“识见卓越，尤可钦佩”，“过去缅甸，并且常以医药接济我们，这都是我们所深深感念的”。社论指出，中国的抗战建国，建设抗战大后方，对两国的经贸往来、利益共享，都会发生极好的效能。社论揭露了日本在缅甸利用缅甸人民的佛教信仰进行的欺骗宣传，指出日本法西斯的黩武主义与爱好和平的佛教信仰绝无共同之处。〔11〕访华团参观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童子军、儿童保育院等处，12月17日中午，蒋介石宴请了访华团全体成员，各院部会长官作陪，宾主相互致辞。晚上，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宴请全体成员。〔12〕对此次缅甸代表团到访，蒋介石视为国势有所提升的象征，“缅甸访问团及顾孟余来渝，有朋自远方来，可知名声与国势渐著，足慰寸衷也。”〔13〕
1939年12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中缅文化协会，到会100余人，除来访的缅方人员外，中方有朱家骅、邵力子、周钟岳、陈铭枢、谷正纲、潘公展、洪兰友等出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内政部部长周钟岳、宇巴伦先后致辞。在《成立宣言》中提到，中缅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以迄近世。抗战以来，“始则督修滇缅公路，继则接通中缅航空，近更规划滇缅铁路之兴筑，而缅甸士女亦多关心中国，声援抗战”，此前有宇恩庆访问中国，今次又有宇巴伦一行到访，深感中缅文化协会的建立已不容再缓，故此共同发起，缅甸代表团回国后，还将设立缅中文化协会。会上选举朱家骅、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吴铁城、龙云、宇巴伦等为协会名誉会长，罗家伦为会长，张维翰、都弥亚辛为副会长，杭立武为秘书长，甘甲新、曾虚白为副秘书长，及理事若干人。〔14〕
2.戴季陶访问缅甸、印度
1940年10月19日，被英国封锁三个月之久的滇缅路重新开放，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乃启程赴缅甸、印度作两个余月的访问。行前的14日，中印学会与中缅文化协会举行欢送茶会，戴季陶在茶会致辞中称：此行虽有私人游历的性质，“复秉承中央的意志，对印度和缅甸的国民做诚挚的访问，祈祷今后格外增进中印中缅间的交谊”。重庆《大公报》亦发表短评称，“在世界动荡中，亚洲已占重要地位，中国抗战的意义由是而益显。戴院长此行，是表示中国看重印度及缅甸，而亦表示中国在亚洲大局上有举足重轻之力。”〔15〕17日，蒋介石与戴季陶见面谈其“赴印缅使命”，并于19日日记中称，“季陶报聘印缅，亦一要事也。”〔16〕戴到缅甸后，受到缅甸各界及侨胞的热烈欢迎，20日在仰光举行的全侨欢迎大会，侨众参加者达2000余人。其后数日，缅中佛教会、缅中文化协会均举行欢迎活动，24日的仰光缅人各界欢迎茶会，有仰光市长、总检察官、国防部副秘书等各界要人参加。〔17〕10月31日，戴季陶在缅甸无线电台发表题为《向缅甸民众致亲善之意》的广播演讲，热情赞颂了中缅人民的友谊。〔18〕直至12月23日，戴季陶才经仰光飞返昆明。不过，对戴季陶此行的活动，王世杰的评价颇有保留：“戴季陶先生访问缅甸、印度返渝。其访印度之目的为礼佛，亦自会有若干联络感情意味。惟实际上印人之信佛者占极少数，其新起人物尤不信佛。戴先生今日在某欢迎会上盛言佛事，予闻之不禁发闷。”〔19〕戴季陶此行的相关演讲稿，确实较多关于佛教的内容。
3.缅甸记者团访华
1940年12月24日，缅甸记者访华团一行8人到华访问。访华团先到昆明，团长为曾任仰光市市长的仰光太阳报总经理兼总编辑宇巴格里，副团长为仰光进步报总编辑宇敦丹，成员包括仰光新光报代表宇朴加里，伦敦新闻学会会员、印度合众社驻仰光代表李达芝，仰光公报记者汤普逊，及仰光邮报巴达查芝，仰光太阳报宇巴丹，中缅文协仰光分会秘书曾克念等。12月27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了《欢迎缅甸报界诸君》的社论。社论指出，中缅两大民族不仅在文化上有许多相同之点，即在事实上也有许多相依之处，两大民族的民族性，彼此甚易于了解，地理上的接壤关系，更不用说了。最近数年来，两大民族交往甚繁，彼此的理解也更形深切，相信一定能够做到互信、互敬、互助。我们东亚民族如果能够本着互信、互敬、互助的信念，团结一致，东亚的局面一定可以改观，至少可以开辟出一个防御外来或内部侵略的新天地。社论表示期待缅甸报界朋友的来访可以对中国的抗战建国与日寇的残暴欺诈有更为切实的体认和了解，向缅甸人民传递更为确切的资讯。〔20〕
同日，重庆《大公报》也发表了《欢迎缅甸记者团》的社评，对战时中缅交通的重要性更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中缅两族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虽然近代以来，缅甸的状况与中国的交通情势均有变化，但由仰光通海仍是中西交通最近捷而安全的一线。中国的长期抗战，使得旧的交通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对外交通上不得不舍弃浅露的东南沿海，而从事背后交通线的振兴。日本军阀常说‘缅甸是重庆的输血路，在抗战期间，缅甸对于中国的确如此重要；而瞻望东方大局的前途，即在战后，这一条‘输血路也必将负荷起建设新亚洲的重大使命。”社评对日本法西斯的野心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預判：“日本人虽同是东方民族，同是黄种人，但是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要它做一切东方民族的主宰，子女玉帛，都属日本一族所有。它要一切东方民族做奴隶，而尤其不许亚洲另有国家存在。它已把中国看做琉球朝鲜以后的征服对象，必得之而甘心……现在它的魔手业已扼住越南，由此它有欺泰之心，窥缅之欲，甚且在作囊括大南洋的准备。老实说，惟日本野心之所及，由中国海到印度洋，这一带的民族国家，它都要征服，夷为日本一族的奴隶。试问这是我们东方民族所能容忍的吗？”〔21〕
26日，缅甸记者团在昆明参观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蒋梦麟、梅贻琦、熊庆来等设午宴招待，下午拜会云南省主席龙云。28日，记者团飞抵重庆，重庆各报、各机关及朝鲜、越南、印度代表200多人到机场欢迎，上午11时拜会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英驻华大使卡尔。中午应国民党中宣部宴请，宴会由部长王世杰、副部长董显光、潘公展亲自主持，王世杰致欢迎辞。下午记者团出席了英驻华大使卡尔的茶会。据王世杰当日日记称：“缅甸各报记者访华团，今晨抵渝。予设宴招待之，即席致简短之词，指述中缅友谊为患难之交。”〔22〕 29日上午，蒋介石接见了代表团一行。代表团接着参观了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社，下午出席东方文化协会改组会议，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出任正副会长。该会原仅由中韩两国人士约三四十人组成，改组后包含中、韩、日、越、缅、印等300余人。〔23〕于右任在致辞中称：中国的抗战建国，不仅为救中国，也为救日本，东方文化协会的任务，一方面是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还要与东方整个人民，发扬东方文化，来救东亚救世界。”〔24〕战时重庆成立了联络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情感、增进相互了解与交流的若干类似公共外交团体，例如国民外交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等，此时东方文化协会的扩充，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拓展与相邻各国关系的重视，以及对中国在东亚反侵略斗争中较为突出作用的进一步体认。
4.缅甸政府代表团访华
1941年1月，英缅方面决定派遣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行前的1月9日，缅甸总督郭古伦致函蒋介石介绍该代表团的使命及组成人员，函称：“自缅甸在英帝国内实行分治以来，敝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华访问，尚属第一次”，特令代表团团长、缅甸总督府参议考罗面呈此函，“表示敝政府促进与坚认中缅两国间悠久传统之友谊与善意之愿望。”除代表团团长为缅甸总督府参议考罗外，代表团成员有：工商部部长宇巴丹、工务长尼可生、工商部秘书潘祺。〔25〕15日，代表团由腊戌乘中航飞机到达重庆，到访目的为与国民政府商讨中缅交通及商务事宜。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民政府外交部、交通部代表凌其翰、潘光迪，中英文化协会及中缅文化协会秘书长杭立武，英大使代表包克本等20余人。17日晚，蒋介石接见了代表团，会见由英国大使卡尔等陪同。〔26〕24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论述中印缅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义：由于日阀将“东亚共荣圈”扩展为“大东亚共荣圈”，其种种活动，表明其“在意念上与实际上，都已走上南进之路”，中国与英美法荷及东南亚各国的命运更为息息相关，中国与印缅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出海通道的问题，同样是“南洋”地区的安危问题。“抗战以来，英国与缅甸都从南海方向给中国以很大的援助，自然值得我们感谢；而目前问题的性质已经过了这程度，到了中国起来援助英美，援助缅甸，援助马来亚，援助菲律宾，援助荷印的时候。中国应该援助他们保卫南洋，以打击暴日的南进，也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出海口，不使敌人扼住我们的咽喉。这是助人，更是自帮。”〔27〕
关于这次访问的成果，有报道称：
缅甸政府代表团上月来此接洽各种问题，其结果情形，业经缅甸政府于本月17日发表公报，予以宣布，其内容如下：（一）公路问题，华方认为有改良必要，缅甸表示已采取适当步骤，以改善各种缺点；（二）统制交通问题，中国政府曾于去岁12月间，禁止境内滇缅商运，以杜商人渔利，缅方乃实行固定运费及分派车辆制度，以免缅商损失，此项制度，现由中国政府接受，中国并考虑施行一种更周密之计划，以统制全路运输；（三）过境税问题，华方表示缅甸政府税率过高，缅方答以因增加海关及加置卫兵，以保护本路贸易，故实行照单抽收一巴仙之税，并非不合理；（四）铁路建筑问题，中国政府对两国铁路接轨一节，认为绝对必要，双方代表曾就该路经济可能性，作精密讨论，中国交通部长并有备忘录送致缅代表团，此外，双方代表并曾讨论电报交通及航空货运之便利，缅政府对此，将加考虑，缅方所请中国政府援助华丝输缅一节，华方并允加以善意考虑，至于边界问题，亦经讨论，拟有一种方针，可望由两国政府接受。〔28〕
而在此同时，正在东南亚从事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国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于1月16日由马来亚抵达仰光访问，分别拜访了缅甸总督、总理，会见了华侨代表，24日发表了广播演讲，呼吁东亚各民族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29〕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在中缅交通问题上既有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也有其自己一定的利益诉求。1941年2月17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致函蒋介石，专题报告英国政府对滇缅铁路计划的意见，该函指出，英国已深为了解修筑滇缅铁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英国政府确认中国政府除借道缅甸外，别无通海之道，并知中国政府今正急需运入大量笨重器材，而公路崎岖，万难应此运输，故急需建筑铁路。”接着，该函提出，英国要在中方对其所提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各点要求作出令英方满意的答复之后，才会开始启动此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其具体内容为：“英国政府深信中国政府为报偿其协助完成此铁路之贡献起见，必能同意按照缅甸政府前所建议之界线，解决滇缅边境悬而未决之划界问题。建筑此项铁路，缅甸政府虽不负出其资源之责任，然该路兴建之中，必有若干新生义务加诸该政府之身。此路最后之税入如何，前途尚甚渺茫，若不能按照该政府所建议之界线，将萨尔温河以东之地区划归该政府管辖，满意解决，则欲该政府接受此项新生义务，苦难得激励之方策。”这就是说，要将双方有争议的“萨尔温河以东之地区” 划归英缅政府管辖。在中国对滇缅交通极其依赖的时刻，将划界问题与铁路修筑问题捆绑一处交涉，反映了英国外交的老道过人之处。卡尔并在函中要求，请慎勿将双方关于该问题的交涉外泄。〔30〕
几经交涉，到4月间，修筑滇缅铁路的协议大致达成，英方同意对修建该路缅甸境内的部分给予补助，“该路全长650英里，计缅甸境内120英里，中国境内530英里，其中数段业已完成”。中国方面稍后并公布了發行修筑滇缅铁路公债的决定，预计争取两年之内完工。〔31〕至于双方划界问题，6月份有报道称，已获致基本解决：“华方历年所争持之班洪区域猛角与猛董西部之猛卡、拱弄、拱勇、蛮回各乡，以及永广、猛梭、西盟等区，均经划归华方”，共计面积将近2000平方公里。至于炉房矿区，此前勘界委员会中立委员长判决应归英方，中方以该地在历史上与华关系密切，且为华方提议重划界线因素之一，最后建议由中英两国将来共同投资开采，“英缅政府为表示善意起见，乃予同意。”〔32〕
但因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次年日军攻占缅甸，滇缅铁路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滇缅路南段划界及重新竖立界桩之事亦因之延搁。〔33〕
5.中国代表团访缅
随着日本进一步封锁中国外援通道，攻陷华南沿海一批次要港口和出海通道，中缅通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国民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缅工作。1941年8月28日，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率领中国访缅团飞赴仰光，对缅甸进行访问。副团长为曾养甫（国民党中委）、缪嘉铭（云南富滇新银行总经理），秘书长为杭立武（中英及中缅文化协会秘书长），成员有张维桢、陈纪彝、缪培基、汤德臣、金龙章、谢仁钊、窦学谦等。杭立武在临行前表示，该团在中英、中缅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前往缅甸访问，目的是促进中缅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访缅期间，受到缅甸总督、缅甸内阁、缅甸各界及我国侨胞的热烈欢迎和招待。8月30日上午，代表团赴缅甸国务总理署拜会了缅总理及各阁员，下午出席各侨胞团体的茶会，晚出席缅督之欢迎晚宴。31日晨出席前缅甸亲善访华团及国防访华团的早宴，晚出席缅中文化协会晚宴。9月1日参观仰光大学及学院；9月2日参观缅甸炼油厂、炼钢厂等，晚应内阁阁员欢宴。3日参观船坞工程，中午赴仰光市市长之宴请。4日由国民政府驻缅人员设午宴招待。曾养甫在扶轮社阐述了修筑滇缅铁路在战时及战后的重要意义，并称日前英国已允出款修建该路的缅境内一段。〔34〕9月5日转往曼德勒市访问， 7日到腊戌，均受到当地市政当局和侨胞的热烈欢迎。在腊戌，由地方长官转交了缅甸总督道曼·史密斯氏预祝访问团归途平安的电报。9月8日，访缅团一行回国，杭立武发表谈话称，此次访缅“备受朝野名流热烈招待”，所接触的各方人士，“无问朝野，不分宗教种族，对于中缅共存共荣之旨，靡不有深切之认识。”高度评价了此次访问的成果。〔35〕
此外，在1942年3月8日，重庆各界举行了盛大的“缅甸日”，各报发表关于中缅合作的专论，市区张贴宣传标语。因此时正值日军发动侵缅行动之际，下午2时，在上清寺广播大厦召开了民众援缅大会，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谷正纲、罗家伦、太虚法师、杭立武、缅甸旅渝名流宇巴格里、英国大使馆代表等与会，中外代表多人致辞。会议通过了：（一）致林主席电，（二）致委员长电，（三）慰劳赴缅远征将士电，（四）慰劳在缅侨胞电，（五）告缅甸民众书。〔36〕另据《中央日报》报道，“中国政府业已欣然同意缅甸政府派遣代表来华驻节……缅甸政府已决定派福格德氏为首任驻华代表，福氏曾任南北掸部行政专员（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闻福氏将于日内启程来渝。”〔37〕
由于中缅通道的维系必须取得英方的支持与配合，由于这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国民政府对缅交流所接触的主要是英国管治当局及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上层人士，这种往来接触也是为英方所掌控和认可的，如缅甸记者团等的访华得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招待。这与稍后一个时段中英出现新的分歧之后国民政府的对印立场使英国颇感紧张似有不同。
其实，日本于1939年在华南沿海占领了汕头、海南岛、南宁等地之后，要想更进一步封锁中国，自东向西，就必须要动香港、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印度，只有这样，才能大致完成对中国的大包围，大封锁，以图基本解决“中国事变”。而其中香港、缅甸、印度都是英属区域，这样的话，“南进”就比“北进”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与英美的冲突和对抗就会越来越尖锐。尽管英国由于面对德国的巨大压力很不愿意东西同时作战，一再对日忍让，包括1940年7月封锁滇缅路的3个月内，但如果英国不愿对日本人彻底妥协，如果日本人一定要踏着大英帝国的旗帜横扫东南亚，双方之间的开战就不可避免，中国就可以由此摆脱单独抗日的局面，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转折。因此之故，中国有必要尽可能与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自然不适宜在这个时候因为积极而公开地介入英属殖民地的反英活动而影响中英之间并不稳定的合作关系。就此而言，国民政府此时的对缅方略，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缅甸不是朝鲜，那里此时是日本人的殖民地，越支持他们的独立复国运动，越对中国有利；那里也不是法属越南，因为法国已经战败，法属越南已经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
三、对印、缅等国独立运动道义上的同情与关注
抗战期间，尽管中国自身面临着严峻的对日作战及其他方面的巨大压力，还十分需要英、法等殖民地宗主国的帮助与合作，但对印缅等周边民族争取独立或自治的斗争都或多或少给予了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并采取了较为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如曾来华访问的德钦党领导人德钦努于1940年8月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中国方面得悉这一情况，即以中缅文化协会的名义即致电缅中文化协会，对此表示关注，“代为慰问，并相机营救”。〔38〕1942年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胪列本年10项“重要工作”，其中9、10两项即为：“九、朝鲜复国之策动与承认；十、印度民族自治之促成”。〔39〕一个是“复国之策动”，一个是“自治之促成”，既体现了对亚洲其他民族摆脱压迫事务的相当关注，又可看出对于朝鲜和印度的政策是有明显区别的。
1942年1月7日，蒋介石特别致电罗斯福，就英缅当局扣械事件所感，陈述亚洲西南部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民族心理和应如何争取他们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途径，指出只有使他们感到参与到这个斗争有利于他们摆脱殖民压迫才能将他们吸引过来，如果是支持一个旧的西方的殖民统治者来抗拒新的外来侵略，他们是不会有兴趣的，认为这才是具有“根本重要性政治关系”的。电称：“太平洋战争，今在英荷殖民地区域中日增严重，当地民众久受西方帝国之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经济、社会与政治，皆无平等可言。若闻人言日本之残酷，自易指为宣传之夸大，及身受而悔悟，已无及矣！然彼等将谓为保卫目前之统治者，以御未来之统治者，此种牺牲，意义何在？欲彼等忍受长时间之轰炸，以及其他戰地所加之暴行而牺牲，若我中国人民者，必有其本身与民族历史切肤关系之得失，始足鼓励其同仇敌忾之心。……本人深切期望阁下能劝勉英荷，一本阁下与赛渊政治代表与麦克阿瑟将军等历次宣言之精神而实践之，以改其旧日之态度，而示以将来政治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此将为对我共同作战之一大贡献。倘民众敌忾之心不能及时产生，甚至为敌人所煽动或利用，则战事延长，局势之危机，恐随之而日甚矣！”〔40〕蒋介石担忧的这种情况在印度、缅甸确实都出现了，此点下文将具体谈及。
1942年初，蒋介石决定访问缅甸、印度，并认为这对于“将来亚洲前途，必发生大影响也，故更应戒慎自重”〔41〕，表明他已经在主观上有了中国应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体认。蒋介石访印之行，先到缅甸的腊戌，与英缅军总司令胡敦会见然后转飞加尔各答。在旅途中，矜于其战时中国元首的身份，蒋介石感叹，所经之处都是中国旧有属地，在其年幼之时一一丧失，从而生发出一种要致力改变东亚民族被外族奴役之现状、恢复本民族光荣历史的愿心：“初次经缅抵印，所经之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增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 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42年2月7日。数日之后，他在印度与阿富汗边境出席阿富立提等族的欢迎会，并记下类似感慨：“盖此等民众，三十年以前，皆为我之国民，大部以不丹、锡金人为多也，故余不禁称之为同胞，有年老至八十岁者，彼必知其为中国人了，惜彼此皆不通语言，且有省长在坐，余亦不便详问，而余此次来印，以此为唯一之快事也。”同上，1942年2月13日。
在印期间，蒋介石与尼赫鲁数度接触，表示对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并表明了他个人对“印度革命”应取何种策略的看法：“详告其印度现下革命应取之策略，应取渐进而不宜过于极端之意”。〔42〕“告以中、印两民族革命环境不同，印度不宜进行武力革命。”〔43〕这种对于印度独立运动有保留地支持的立场，自然是因为顾及到战时中英同盟的因素。在中国抗战极其艰难的岁月，蒋介石一行还向印度有关单位作了捐赠，其中给诗人泰戈尔在圣地尼哥丹创办的国际大学五万卢比，中国學院三万卢比。其中中国学院图书馆的图书，“盖皆先生往昔在南京时所赠送者。”〔44〕
1942年10月初，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争取，美英先后表示愿意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且在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前夕予以公布，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处境在形式上的重大改善，国家的地位较此前有了较大的提升。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将来中国在东亚的政策，要按照孙中山总理的理想，不是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奴役和压迫弱小民族，也不是要领导他们，而是要尽力加以扶助，帮助他们实现争取独立自由的目标。“我们中国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对印度、缅甸、越南、暹罗，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应该一视同仁，尽力扶助，不好存一点‘民族优越的心理！……我们不好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覆辙，说我们中国应该作亚洲各国的领导，……因为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最终的目的，是在求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不是和现在轴心国家一样，有了武力就以领导者自居，压迫其他的弱小民族，作他的奴隶，这种侵略主义的思想，必须打破。我们国父创导三民主义，对于亚洲所有弱小民族，只主张扶助其独立自由，而不是要自居于领导。”〔45〕在1943年2月，当英印关系恶化，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绝食抗议时，蒋介石先后致电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保君建、驻印度专员沈士华表示关切及令转达对甘地的慰问，还让在美访问的宋美龄面商罗斯福“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也。”〔46〕
另据杭立武回忆，在抗战时期，中国邀请缅方70多人组团到访重庆，一住三年多，对于增进中缅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时期，缅甸对我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时就组织了‘中华民国访缅团，由蒋梦麟先生担任团长，我则是访问团的秘书长，事实上主要业务是由我负责的。到了缅甸以后，与缅甸人接触，当时看样子战事会延续扩大至缅甸，所以便邀请了缅甸重要人士到重庆访问，一行有七十多人，每天食宿皆由我负责。而当时中缅基金会的经费便是由中央党部吴铁老（即吴铁城——引者）所拨下来的。结果七十多人一住就是三年多，才回缅甸，组织了政府，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缅关系亲密，可以说是吴铁老的远见。在当时供给七十多人的花费是很不容易的，而有此气概拨付的人恐怕也不多了。”〔47〕这个回忆没交代具体时间，但文中说的估计战事会蔓延到缅甸一语，应该是在1941年8月蒋梦麟率团访问缅甸至1942年日军侵缅之前邀请的，三年抗战胜利后回国，时间大体可以吻合。只是并未提到具体的人名，这批人中是否也有一些不满英国殖民统治的人士，是否确有人参与到战后独立政府的机构之中，还有待研究。
对战时泰国的动态，蒋介石也有所关注。一个时期以来，在日本当局的诱惑下，泰国与日本签订了同盟协定，甚至为虎作伥。1942年1月，蒋介石曾就“对泰国有否宣战之必要”进行权衡，认为不能因为其是小国而对之忽视，一是泰国华侨众多，二是傣族在我国滇桂及缅甸分布较广，“如我对亚洲之敌仅限于倭寇，则将来团结东方各民族，实有重要意义也。”〔48〕其后，随着局势的发展与对中泰关系问题的理解，蒋介石判断泰国的状况必会有所改变。“滇泰边境倭驱泰军向滇猛犯，皆能击退，未为所侵。泰倭内部冲突日多，将来倭寇在缅泰一带败退时，必致片甲不返，乃可断言。”〔49〕至1943年2月，“暹罗军长派使求和，并愿共驱倭寇”，蒋介石认为“此乃东亚重要关键也。”〔50〕1943年2月27日，蒋介石乃发表《告泰国军民书》，表示了对泰国军民的理解和期待：“自从前年12月11日泰国和日本签订同盟协定之后，我对你们保持着缄默，一直到现在。论理一个毗邻的国家和我们正在作战的敌国缔结同盟，我不能完全沉默。所以我沉默，因为我了解你们当时处境的艰窘。”“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这次世界战争已逐渐进入决定的阶段了”。这个战争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是正义与暴力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前此处境的困难，现在我们却深切期待你们迅速负起自救与救世界的责任。我们盼望你们了解中国国民对泰国亲爱的情感，并且珍视这种情感。我们盼望你们以忠勇爱国的行动，恢复泰国在国际的信誉，从而争取泰国在战后国际社会中发言的地位。”〔51〕对于泰国所采取的这种态度，还是较能体现中国的大国风范的。数日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其所为也甚觉满意：“发表告泰国军民书，实有历史意义也。”“自余对泰国告书发表后，倭泰之互相疑惧更明矣。”〔52〕
这些情况说明，即使在战时中国处于异常艰困的时期，国民党人也能秉持总理孙中山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的理想，关注并以微薄之力尽力支援着亚洲各国争取民族自由和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传统大国在争取本民族复兴的艰难途程中，不忘周边国家人民的苦难和梦想的立场和胸怀。
四、从缅印等国看二十世纪亚洲民族
解放运动的若干特点
缅印等国作为中国的近邻，作为东南亚、南亚地区富于特色和影响的国度，从其战时的对华关系与战后的发展道路来看，都颇有一些值得人们关注但过去不一定为学界所充分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共性。
1.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许多亚洲国家都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和掠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其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个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热潮，在这些国家，都涌现了他们的领袖人物和杰出代表，如中国的孙中山，越南的胡志明，印度的甘地、尼赫鲁，韩国的金九，在缅甸，则以昂山、吴努等为代表。
2.左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这些国家都有传播，在青年中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如缅甸民族主义组织“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人昂山在1939年8月又当选为新成立的缅甸共产党的总书记。
3.一些国家的争取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为了达到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目的，在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各种尝试（在走投无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惜与狼共舞、认敌为友，走过了不少弯路。如缅甸的領导人昂山就曾寄希望于日本法西斯，在1940年与日本人达成秘密协议，接受日本的装备与训练，以配合日军进攻缅甸，日军则承诺将帮助他们从英国人手中取得独立。1941年，昂山等30余人到日本受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组织的缅甸“独立军”从泰国曼谷出发，带领日军分三路攻入缅甸。但日本占领缅甸后当然绝不会兑现承诺，日本人将“独立军”改为“国民军”，人数也从15，000人裁减到3000人，完全置于其严密控制之下。昂山等人认识到日本法西斯侵占和掠夺缅甸的真实面目后，才醒悟过来，重新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缅的斗争。 参见王介南、王全珍著《缅甸》，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66页。贺圣达、李晨阳编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43页。
在印度，则有国大党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博斯的领导下，公然与日军合作以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博斯等人当时手中握有一支“印度国民军”，接受日本的军事武装援助，并且在沦陷后的仰光和新加坡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维持秩序和政治宣传的积极角色。1940年秋，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谈时，就对当时部分印度国大党人士正在与日本暗通款曲深表忧虑。 参见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42、39页。
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与日本人的合作来推翻袁世凯，蒋介石1940年在英国封锁滇缅路、最愤激时，也曾作过要亲苏联德、不再留在英美等民主国家阵营的表示。当然，蒋介石只是生气时口头发泄几句。
4.一些国家在摆脱殖民压迫、获得独立后，选择了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但又具有某些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批评过的各种其他类型“社会主义”特征的社会变革和发展道路，实行公有制，取缔私有经济，对外闭关锁国，造成了发展的长期停滞，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缅甸就搞了这个实验，虽然与朝鲜、柬埔寨、越南比较，不是最正统的那种，但也留下了很多教训。五十年代吴努政府执政时，就进行了“土地国有化”，但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搞清一色，有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也有与外资合营。到六十年代初，奈温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以他为首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政策，1963年，将银行、大米贸易、石油、森林等私有企业收归国有，1964年，又将百货商店等收归国有，成立“人民商店”，控制了所有的零售商业。接着宣布由政府统购34种农产品。1966年，宣布对26种工、农、渔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这样，从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重要经济命脉，到学校、影院、报社、电台等文化机构，均由政府控制。截至1972年，有15，000家外资或民营企业被国有化。缅甸经济受到重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5.由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一些国家独立后在政治统治方式上走上了军人独裁的道路，对权力高度垄断，不允许其他党派合法存在，政治长期动荡，权力斗争层出不穷，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缅甸在这方面颇为突出。奈温执政后，实行一党制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执政的“社会主义纲领党”，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废除独立时的宪法，解散国会，封闭非官方的报馆。在对外政策上，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号召，实际走上了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道路，在其统治的头十年，只允许外国人在缅甸逗留24个小时。 参见王介南、王全珍《缅甸》，83-85页。独立后的缅甸统治者，并没有为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政治上的解放。到21世纪，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改革，缅甸人民谋求结束独裁体制、改变不合理现状的抗争也十分激烈。
6.很多亚洲国家，在经过多年的动荡和挫折之后，开始走上调整和改革的道路，一是经济的市场化，一是政治上的变革，在政治模式上开始作出与亚洲前近代历史传统有较大差异的选择，开始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从总的趋势看，这一百多年来的亚洲，是向着越来越符合人民意愿和期待的方向发展的，向着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公正、越来越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将来会走向何方，对亚洲人民的命运和祸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会经过多少阻碍和曲折，虽还有待观察和检验，但有理由相信，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人民的梦想终究是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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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欢迎缅甸报界诸君〔N〕.（重庆）中央日报，1940-12-27（第2版）.
〔21〕欢迎缅甸记者团〔N〕.（重庆）大公报，1940-12-27（第2版）.
〔22〕王世杰1940年12月28日日记〔M〕//林美莉编辑.王世杰日记：上册.317.
〔23〕缅甸记者团晋谒总裁，呈献恳挚之祝词〔N〕.东方文协会成立，选于院长为会长〔N〕.（重庆）中央日报，1940-12-30（第3版）.
〔24〕东方文化协会成立会祝词〔N〕.（重庆）新华日报，1940-12-29（第2版）.
〔25〕缅甸总督郭古伦拟派遣代表团来华访问上蒋中正书〔B〕//蒋中正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外交/一般外交（三）.台北：“国史馆”（002-080106-00076-001）.
〔26〕缅代表团昨抵渝，商促进中缅交通商务〔N〕.（重庆）大公报，1941-01-16（第2版）；缅政府代表团谒总裁致敬，中缅商谈顺利进行〔N〕.（重庆）中央日报，1941-01-18（第2版）.
〔27〕中缅关系与南洋〔N〕.（重庆）大公报，1941-01-24（第2版）.
〔28〕中缅交通即将改进〔N〕.申报，1941-03-02（第4版）.
〔29〕吴部长在缅播讲，东亚各民族联合起来，粉碎暴日的南进政策〔N〕.（重庆）中央日报，1941-01-26（第3版）.吴铁城部长由仰光飞昆明，在机场小憩续飞香港〔N〕.（重庆）中央日报，1941-02-05（第2版）.
〔30〕卡尔呈蒋中正英国政府对进行滇缅铁路计划之意见〔B〕//蒋中正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对英外交：一般交涉（一）.台北：“国史馆”（002-020300-00039-058）.
〔31〕滇缅铁路两年内可完成，全路长六百五十英里，造价将超过一万万元〔N〕.申报，1941-04-24（第4版）；滇缅铁路金公债条例，国府昨日明令公布，七月一日开始发行〔N〕.（重庆）中央日报，1941-05-22（第2版）.
〔32〕滇缅划界及炉房矿区，中英换文原文发表，历年争持区域均经划归中国，炉房矿产中英共同投资开采〔N〕.申报，1941-06-20（第3版）.
〔33〕滇缅南段勘测疆界延期〔N〕.中央日报，1941-12-26（第3版）.
〔34〕访缅团在缅行踪，昨由仰光赴曼德勒，曾副团长讲滇缅铁路之价值〔N〕.（重庆）大公报，1941-09-05（第2版）.
〔35〕访缅团返渝，杭立武谈幸完成使命〔N〕.（重庆）大公报，1941-09-09（第2版）.
〔36〕昨日“缅甸日”开援缅大会，渝市民众踊跃参加，中外代表多人致词〔N〕.（重庆）中央日报，1942-03-09（第3版）.
〔37〕缅甸将派代表来华驻节，业经我政府同意〔N〕.（重庆）中央日报，1942-03-12（第2版）.
〔38〕余定邦.中缅关系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287.
〔39〕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日〔M〕.未刊本.
〔40〕〔43〕〔44〕〔4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七册〔M〕.台北：“国史馆”，2015：7-8，37，39，296-297.
〔41〕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1日〔M〕.未刊本.
〔42〕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15日〔M〕.未刊本.
〔4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演讲〔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47.
〔47〕吴铁城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杭立武发言”〔M〕//陈鹏仁主编.百年忆述——先进先贤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合辑：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339.
〔4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8册〔M〕.台北：“国史馆”，2011：188.
〔49〕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31日〔M〕.未刊本.
〔50〕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21日〔M〕.未刊本.
〔51〕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M〕.25-27.
〔52〕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28日，3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M〕.未刊本.
（责任编辑：许丽梅）
〔摘要〕 抗战时期，随着中缅通道在中国战略物资输入中地位的日渐凸显，为维系此一运输要道，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对缅官方和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增进了双方的友好与合作。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缅之间的交流是在英国的掌控和认可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作战压力的情况下，也甚为重视印缅等国的独立运动，对这些国家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斗争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采取了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印缅等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战后发展道路上呈现出一些二十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共有的特点。
〔关键词〕 中缅关系；中缅交通；印缅独立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53-12
① 关于战时中缅关系的研究，现有成果不多，较早的一篇论文为王介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缅关系》（《印度支那》1987年第4期），勾勒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专著有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该书第八章第六节第二目“1937-1948年的中缅交往”，梳理了战时中缅关系的有关情况；林锡星著《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战时的中缅经贸、缅甸华侨与祖国抗战等作了述论。最近的一篇论文是王文隆所撰《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对缅甸的接触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再认识与再评价：二战中的中国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北京：2016年），此文根据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的相关档案，重点研究了战时中国国民党在缅甸开展党务的状况与中英在缅甸的情报合作尝试，以及中国国民党与缅甸独立运动较为疏离的关系，与本文的研究各有侧重。
〔基金项目〕左双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外交志”（16KZD021）
〔作者简介〕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刘 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631。 在战时中国的相邻国家和地区中，英属缅甸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是在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外援通道被日军截断后，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输入管道，在战争后期也一度成为盟军在西线与日军作战的重要战场，中国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在缅华侨对祖国抗战十分关注，踊跃捐输，涌现了像梁金山那样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爱国侨商。抗战期间，中缅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国民政府对中缅关系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积极拓展与缅甸各方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由于当时缅甸尚未独立，属于英国殖民地，战时的中缅关系，对中国而言，与对象国是拥有主权的一般国家不同，须面对着不同的交往主体和侧面，其交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处理涉缅事务及对缅交往活动，最主要的是与英方及其在缅管治机构打交道，其次是与缅甸社会各界例如文化界、新闻界、佛教界、实业界的联系，三是与盟军在缅军事机构有关军事作战、军事合作的关系。因中印缅战区的相关问题，近年学术界研究较多，本文的研究将主要侧重前两个部分。①
一、战时对缅关系日渐重要
抗战开始后，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各要地陆续沦陷，西部通道的开辟显得十分重要，到1940年6月，中国与法属越南的交通断绝后，滇缅公路甚至几乎成为唯一的外援通道，中国各种战略物资的输入都需要得到英属缅甸方面的配合，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连接中国昆明與缅甸腊戌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中缅双方各负责其境内路段的修筑。该路一共分为三段，昆明至下关（今大理市）一段原属云南省道，在1935年已修通，其余中方境内下关至畹町部分于1937年底开始陆续展筑，1938年7月底基本建成。①从畹町至缅甸腊戌全长187公里，缅方加紧赶筑，全路于1938年8月正式通车。滇缅公路在腊戌与缅甸铁路衔接，由此通往南部的仰光港。中国从各国获得的战略物资，由海路运至仰光后，转铁路运至腊戌，然后经滇缅公路转运大后方。1938年11月，有数船苏联援华军用物资到达仰光，12月初第一批军品经腊戌、畹町抵达昆明，是为滇缅公路运输之始。②
① 谭伯英：《抗战以来之滇缅公路》，《抗战与交通》1940年第33期。谭伯英，战时任国民政府属下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滇缅路全路的修筑为1937年8月龙云参加庐山谈话会时向蒋介石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由中央政府补助，云南省负责实施。龙云回到云南后，1937年9月向省公路总局特别发布训令，要求加快修筑。令称：“现在中日战争日渐扩大，我国海岸近亦被封锁，今后我对内对外之交通多取道于滇桂两省，曾经中央暗内决定在案，惟滇省关系尤重，除滇黔滇桂两省道迅即通车外，至滇缅一线由大理至腾冲一段更刻不容缓。……应速加工赶修，火速办理。”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影印件见云南省龙陵县政协等编《滇缅公路》，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4页。
②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94页。龚学遂，战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军委会运输统计局运输总处处长、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军运方面的要职，一直参与军事运输业务的领导管理。据1938年12月1日（东电）宋子良致蒋介石电报，苏联载运军火到缅的“戊”船及KARAGOLA船于11月21日起至29日止，全部安全清卸完毕，西南运输处准备“先提重机枪100箱运入滇境作初次试验，藉以视察沿途桥梁路基。”（《宋子良等电蒋中正》，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002-080200-00504-203）此处所说“作初次试验”，以检测滇缅路的桥梁路基，应该就是这一首批通过滇缅路运入境内的苏联军火。
③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99-100页。龚著统计西南运输处自1938年至1941年底共运入货物369，161吨，但这是包含了广九、粤汉、桂越、滇越几路的总运量，而不是单独滇缅一路的输入量。李华甫《亚太战场的两条重要运输线》（《世界知识》1985年第18期）一文称从1939年到1942年春缅甸沦陷，滇缅公路共承运物资约40多万吨，另有学者称整个抗战时期总运量达49万吨，参见云南省龙陵县政协等编《滇缅公路》，142页。
④ 参见王介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缅关系》；余定邦《中缅关系史》，280页。为加强管理，国民政府交通部于1938年10月26日在昆明设立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由谭伯英出任局长，安钟瑞为副局长，除局本部机关外，还在各地设立段、站、修车厂、材料厂及训练所等。〔1〕该局专办客货运输，而由西南运输处主持军品运输。1941年11月，成立中缅运输总局，次第接管西南运输处及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的业务，此后机构设置又续有调整。货运方面，出口以复兴公司的桐油与资源委员会的钨砂为主，进口除运自用国外材料外，以装运航空器材及兵工署物资为主。在滇越铁路阻断后，该路运量激增，每日往来车辆300至800辆以上。〔2〕据统计，在西南运输处主持期间的货物运入量，1939年为27，980吨，1940年为61，394吨，1941年为132，193吨。1942年，自1月1日至日军入侵滇缅路运输截断的2月20日，共从缅甸抢运物资入境52，000余吨。故滇缅路自开通至1942年被日军截断，一共运入物资约273，567吨。③
随着中国抗战重心的逐步西移与滇缅公路的打通，中缅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显露，相关业务增多。1938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官员到访仰光，交涉有关交通事务。1939年1月，中国银行在仰光设立了经理处，于14日开业，云南兴文银行驻仰光办事处于同年5月开业，交通银行、华侨银行也在仰光设立了办事机构。7月，重庆—昆明—仰光的长途电话开通，10月，重庆—昆明—腊戌—仰光航线正式通航。1939年8月中国驻仰光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④
此时虽然通过法属越南的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可以运入物资，但因法国异常害怕日军报复，损及法方利益，不允许军品转运通过，故自粤港线中断之后，只剩滇缅公路这一条军品入口通道，但英属缅甸运入货物最初限制极多，非常不便，税费也重。中缅交通开办之初，“最困难者为港务及关务问题，因缅甸过去并无大量货物转运过境之经验，所持政策，墨守成规，处处顾全其自身之权益便利，规定各种纷繁复杂之手续，颇足以障碍我物资转运；又复严格检查，物资到埠时，必须抽验百分之五，提货时必须先经港务局之点验，暂存码头之物资延期不提，则须缴纳极重之延期费，缴付过境税时又须另具保单，保证货物自报关之日起，六个月内运入华境，届期不能清运，则须补缴全税，困难枝节，不胜枚举。越政府对我过境物资不收过境税，缅政府则规定收进口税之八分之一为过境税，再三折冲，减为进口税之十六分之一，复由外交部与英政府洽商，得减为进口税之百分之一。实行将及三载，仍在不断交涉”。〔3〕但无论如何，将军用物资设法尽快运入，以应中国抗战急需才是当务之急，故1939年2月6日，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电告蒋介石向缅方交涉税收减免的情况，末称“在税则未定税款未付前，存仰物资实难启运”，请蒋介石令外交部予以协助交涉。〔4〕为争执税款多少的问题导致国内急需的军火运输停顿，自然是因小失大的做法，故蒋介石接阅呈报后，即电复宋子良，告知不必与对方争执过境税的高低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迅速将军火运回国内：“缅甸军火过境税不必争执，只要先使各货能速起运候用，切勿再为小失大。所有军火，务望于面定期限内运完为盼。”〔5〕
由于中缅交通此时在军品运输上的这种唯一性与极端的重要性，加强中缅联络，处理好与英缅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经过中方的努力争取，中方与英缅关系多有改善，至1941年6月，缅政府同意我方物资抵埠后，先付海关1%，即行提轉。付税数额虽未减少，转运手续则已有改良。7月，缅方再改为按物资平均每吨价值征收，不再按箱报关计税，更为简便。铁路运输方面，缅方原限制危险品运输，规定每次列车限载13吨，也经磋商改为每列车装运25吨，普通军品则可装50吨。〔6〕
除了外交与国际关系因素的干扰和限制，由于自然条件及技术上的原因，中缅交通也时时受到限制，须经反复交涉才能有所改善。腊戌至畹町的187公里公路，“在开运时颇为陋劣，雨后泥深且滑，非俟路基干固，重车绝难行驶，后轮且皆绊铁链，嗣以运输增多，缅政府乃重事修筑，至二十八年全路加铺柏油，行车始无困难。”八莫至畹町的公路，较腊戌至畹町的公路略短，路面不良，且有国内国外两线，外线经南坎、木姐至九谷，全段都在缅境，雨季即遭封锁，限制行驶，经中方一再交涉，始获允许按手续请领特别通行证，由缅方审察天气，认为良好，即可通车。1939年初，“缅甸国防部曾声明南坎公路工程未竣，本年未便开放，盖因南坎至木姐一段，路线弯曲，路面狭窄，单向行车运输确有不便，嗣经外交部迭向英缅政府商洽，始予改善。”内线经南坎越过边界至垒允，通至畹町。垒允畹町段规定由交通部负责修筑，因工料缺乏，至1941年5月方能土路通车。〔7〕
1941年9月，在中缅物资过境运输的问题上，英方给予了中方更为实质性的优惠，“英政府决定我贷借物品通过缅境，不再征税，由英补偿缅政府每吨十卢比。……查此事英内阁驻新代表古拔过美时出力最多，请钧座电谢并欢迎赴渝。”〔8〕中国外长郭泰祺“于接获英国大使上项通知后，日前曾致函英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此种密切合作暨友谊态度之热烈谢忱，并对英大使个人促进此事之协助，表示欣感。”〔9〕
1942年2月7日，蒋介石电告俞飞鹏，前与（英国驻缅军总司令）胡敦将军见面，交涉自仰光增加铁路运量事，“每日以一列开往腊戌一列开往曼特勒……顷据复称已允照拨，特此知照。”〔10〕
二、中缅友好交往的增多
缅甸自1886年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一直在英印当局的管治之下，直到1937年4月，才实行印缅分治。在英国人担任的总督之下，由缅甸人出任总理，组成内阁。一方面是继续着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缅甸各界人士对缅甸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争取缅甸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缅甸的社会及政治状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国民政府的对缅外交，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护和提升这条至关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不是推进缅甸的独立运动，也不是泛泛的礼尚往来。因此，这一交往首先要尊重缅甸现实的政治格局，主要是与其统治当局及主流社会打交道，尽力争取对方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态度和立场，给予我国抗战事业必要的支持与协助，这是中缅友好交往的前提。
1.缅甸亲善代表团访华及中缅文化协会的成立
1939年12月12日，以仰光谬马中学校长宇巴伦为团长、内务部长吴梅昂的女儿都弥亚辛（一译“杜妙盛”）为副团长，宇巴雀、德钦努、宇麻、甘早新、苏德隆等为团员的9人缅甸亲善代表团访问中国。国民政府对此给予了极高规格的接待，在其一行到达机场时，欢迎阵容为：中国各团体欢迎总代表，国民外交协会名誉主席吴铁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代表，及重庆市党政机关代表、卫戍总司令刘峙、市党部主任委员洪兰友、市长代表，各团体代表邵力子、王芃生、朱学范等5000余人，搭有彩牌坊三座。宇巴伦对欢迎人群致热情洋溢的谢辞，后乘车前往外宾招待所旅邸休息。 《缅甸访华团昨抵渝，各界代表五千人热烈欢迎，渝市今晨举行欢迎大会》，（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2月13日，第2版。战时报刊对缅甸人的姓名常常译为“宇某某”，今人著作则译为“吴某某”， 如吴巴伦、吴巴雀、吴麻等，德钦努即独立后曾任缅甸总理的吴努。参见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280页。
12月14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缅甸访华团》。社论指出：中缅两民族，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中国人民的抗战，得到了缅甸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最近缅甸《理笃报》发表《要保卫印度与缅甸即应援助中国》，“识见卓越，尤可钦佩”，“过去缅甸，并且常以医药接济我们，这都是我们所深深感念的”。社论指出，中国的抗战建国，建设抗战大后方，对两国的经贸往来、利益共享，都会发生极好的效能。社论揭露了日本在缅甸利用缅甸人民的佛教信仰进行的欺骗宣传，指出日本法西斯的黩武主义与爱好和平的佛教信仰绝无共同之处。〔11〕访华团参观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童子军、儿童保育院等处，12月17日中午，蒋介石宴请了访华团全体成员，各院部会长官作陪，宾主相互致辞。晚上，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宴请全体成员。〔12〕对此次缅甸代表团到访，蒋介石视为国势有所提升的象征，“缅甸访问团及顾孟余来渝，有朋自远方来，可知名声与国势渐著，足慰寸衷也。”〔13〕
1939年12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中缅文化协会，到会100余人，除来访的缅方人员外，中方有朱家骅、邵力子、周钟岳、陈铭枢、谷正纲、潘公展、洪兰友等出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内政部部长周钟岳、宇巴伦先后致辞。在《成立宣言》中提到，中缅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以迄近世。抗战以来，“始则督修滇缅公路，继则接通中缅航空，近更规划滇缅铁路之兴筑，而缅甸士女亦多关心中国，声援抗战”，此前有宇恩庆访问中国，今次又有宇巴伦一行到访，深感中缅文化协会的建立已不容再缓，故此共同发起，缅甸代表团回国后，还将设立缅中文化协会。会上选举朱家骅、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吴铁城、龙云、宇巴伦等为协会名誉会长，罗家伦为会长，张维翰、都弥亚辛为副会长，杭立武为秘书长，甘甲新、曾虚白为副秘书长，及理事若干人。〔14〕
2.戴季陶访问缅甸、印度
1940年10月19日，被英国封锁三个月之久的滇缅路重新开放，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乃启程赴缅甸、印度作两个余月的访问。行前的14日，中印学会与中缅文化协会举行欢送茶会，戴季陶在茶会致辞中称：此行虽有私人游历的性质，“复秉承中央的意志，对印度和缅甸的国民做诚挚的访问，祈祷今后格外增进中印中缅间的交谊”。重庆《大公报》亦发表短评称，“在世界动荡中，亚洲已占重要地位，中国抗战的意义由是而益显。戴院长此行，是表示中国看重印度及缅甸，而亦表示中国在亚洲大局上有举足重轻之力。”〔15〕17日，蒋介石与戴季陶见面谈其“赴印缅使命”，并于19日日记中称，“季陶报聘印缅，亦一要事也。”〔16〕戴到缅甸后，受到缅甸各界及侨胞的热烈欢迎，20日在仰光举行的全侨欢迎大会，侨众参加者达2000余人。其后数日，缅中佛教会、缅中文化协会均举行欢迎活动，24日的仰光缅人各界欢迎茶会，有仰光市长、总检察官、国防部副秘书等各界要人参加。〔17〕10月31日，戴季陶在缅甸无线电台发表题为《向缅甸民众致亲善之意》的广播演讲，热情赞颂了中缅人民的友谊。〔18〕直至12月23日，戴季陶才经仰光飞返昆明。不过，对戴季陶此行的活动，王世杰的评价颇有保留：“戴季陶先生访问缅甸、印度返渝。其访印度之目的为礼佛，亦自会有若干联络感情意味。惟实际上印人之信佛者占极少数，其新起人物尤不信佛。戴先生今日在某欢迎会上盛言佛事，予闻之不禁发闷。”〔19〕戴季陶此行的相关演讲稿，确实较多关于佛教的内容。
3.缅甸记者团访华
1940年12月24日，缅甸记者访华团一行8人到华访问。访华团先到昆明，团长为曾任仰光市市长的仰光太阳报总经理兼总编辑宇巴格里，副团长为仰光进步报总编辑宇敦丹，成员包括仰光新光报代表宇朴加里，伦敦新闻学会会员、印度合众社驻仰光代表李达芝，仰光公报记者汤普逊，及仰光邮报巴达查芝，仰光太阳报宇巴丹，中缅文协仰光分会秘书曾克念等。12月27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了《欢迎缅甸报界诸君》的社论。社论指出，中缅两大民族不仅在文化上有许多相同之点，即在事实上也有许多相依之处，两大民族的民族性，彼此甚易于了解，地理上的接壤关系，更不用说了。最近数年来，两大民族交往甚繁，彼此的理解也更形深切，相信一定能够做到互信、互敬、互助。我们东亚民族如果能够本着互信、互敬、互助的信念，团结一致，东亚的局面一定可以改观，至少可以开辟出一个防御外来或内部侵略的新天地。社论表示期待缅甸报界朋友的来访可以对中国的抗战建国与日寇的残暴欺诈有更为切实的体认和了解，向缅甸人民传递更为确切的资讯。〔20〕
同日，重庆《大公报》也发表了《欢迎缅甸记者团》的社评，对战时中缅交通的重要性更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中缅两族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虽然近代以来，缅甸的状况与中国的交通情势均有变化，但由仰光通海仍是中西交通最近捷而安全的一线。中国的长期抗战，使得旧的交通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对外交通上不得不舍弃浅露的东南沿海，而从事背后交通线的振兴。日本军阀常说‘缅甸是重庆的输血路，在抗战期间，缅甸对于中国的确如此重要；而瞻望东方大局的前途，即在战后，这一条‘输血路也必将负荷起建设新亚洲的重大使命。”社评对日本法西斯的野心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預判：“日本人虽同是东方民族，同是黄种人，但是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要它做一切东方民族的主宰，子女玉帛，都属日本一族所有。它要一切东方民族做奴隶，而尤其不许亚洲另有国家存在。它已把中国看做琉球朝鲜以后的征服对象，必得之而甘心……现在它的魔手业已扼住越南，由此它有欺泰之心，窥缅之欲，甚且在作囊括大南洋的准备。老实说，惟日本野心之所及，由中国海到印度洋，这一带的民族国家，它都要征服，夷为日本一族的奴隶。试问这是我们东方民族所能容忍的吗？”〔21〕
26日，缅甸记者团在昆明参观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蒋梦麟、梅贻琦、熊庆来等设午宴招待，下午拜会云南省主席龙云。28日，记者团飞抵重庆，重庆各报、各机关及朝鲜、越南、印度代表200多人到机场欢迎，上午11时拜会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英驻华大使卡尔。中午应国民党中宣部宴请，宴会由部长王世杰、副部长董显光、潘公展亲自主持，王世杰致欢迎辞。下午记者团出席了英驻华大使卡尔的茶会。据王世杰当日日记称：“缅甸各报记者访华团，今晨抵渝。予设宴招待之，即席致简短之词，指述中缅友谊为患难之交。”〔22〕 29日上午，蒋介石接见了代表团一行。代表团接着参观了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社，下午出席东方文化协会改组会议，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出任正副会长。该会原仅由中韩两国人士约三四十人组成，改组后包含中、韩、日、越、缅、印等300余人。〔23〕于右任在致辞中称：中国的抗战建国，不仅为救中国，也为救日本，东方文化协会的任务，一方面是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还要与东方整个人民，发扬东方文化，来救东亚救世界。”〔24〕战时重庆成立了联络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情感、增进相互了解与交流的若干类似公共外交团体，例如国民外交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等，此时东方文化协会的扩充，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拓展与相邻各国关系的重视，以及对中国在东亚反侵略斗争中较为突出作用的进一步体认。
4.缅甸政府代表团访华
1941年1月，英缅方面决定派遣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行前的1月9日，缅甸总督郭古伦致函蒋介石介绍该代表团的使命及组成人员，函称：“自缅甸在英帝国内实行分治以来，敝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华访问，尚属第一次”，特令代表团团长、缅甸总督府参议考罗面呈此函，“表示敝政府促进与坚认中缅两国间悠久传统之友谊与善意之愿望。”除代表团团长为缅甸总督府参议考罗外，代表团成员有：工商部部长宇巴丹、工务长尼可生、工商部秘书潘祺。〔25〕15日，代表团由腊戌乘中航飞机到达重庆，到访目的为与国民政府商讨中缅交通及商务事宜。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民政府外交部、交通部代表凌其翰、潘光迪，中英文化协会及中缅文化协会秘书长杭立武，英大使代表包克本等20余人。17日晚，蒋介石接见了代表团，会见由英国大使卡尔等陪同。〔26〕24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论述中印缅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义：由于日阀将“东亚共荣圈”扩展为“大东亚共荣圈”，其种种活动，表明其“在意念上与实际上，都已走上南进之路”，中国与英美法荷及东南亚各国的命运更为息息相关，中国与印缅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出海通道的问题，同样是“南洋”地区的安危问题。“抗战以来，英国与缅甸都从南海方向给中国以很大的援助，自然值得我们感谢；而目前问题的性质已经过了这程度，到了中国起来援助英美，援助缅甸，援助马来亚，援助菲律宾，援助荷印的时候。中国应该援助他们保卫南洋，以打击暴日的南进，也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出海口，不使敌人扼住我们的咽喉。这是助人，更是自帮。”〔27〕
关于这次访问的成果，有报道称：
缅甸政府代表团上月来此接洽各种问题，其结果情形，业经缅甸政府于本月17日发表公报，予以宣布，其内容如下：（一）公路问题，华方认为有改良必要，缅甸表示已采取适当步骤，以改善各种缺点；（二）统制交通问题，中国政府曾于去岁12月间，禁止境内滇缅商运，以杜商人渔利，缅方乃实行固定运费及分派车辆制度，以免缅商损失，此项制度，现由中国政府接受，中国并考虑施行一种更周密之计划，以统制全路运输；（三）过境税问题，华方表示缅甸政府税率过高，缅方答以因增加海关及加置卫兵，以保护本路贸易，故实行照单抽收一巴仙之税，并非不合理；（四）铁路建筑问题，中国政府对两国铁路接轨一节，认为绝对必要，双方代表曾就该路经济可能性，作精密讨论，中国交通部长并有备忘录送致缅代表团，此外，双方代表并曾讨论电报交通及航空货运之便利，缅政府对此，将加考虑，缅方所请中国政府援助华丝输缅一节，华方并允加以善意考虑，至于边界问题，亦经讨论，拟有一种方针，可望由两国政府接受。〔28〕
而在此同时，正在东南亚从事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国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于1月16日由马来亚抵达仰光访问，分别拜访了缅甸总督、总理，会见了华侨代表，24日发表了广播演讲，呼吁东亚各民族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29〕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在中缅交通问题上既有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也有其自己一定的利益诉求。1941年2月17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致函蒋介石，专题报告英国政府对滇缅铁路计划的意见，该函指出，英国已深为了解修筑滇缅铁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英国政府确认中国政府除借道缅甸外，别无通海之道，并知中国政府今正急需运入大量笨重器材，而公路崎岖，万难应此运输，故急需建筑铁路。”接着，该函提出，英国要在中方对其所提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各点要求作出令英方满意的答复之后，才会开始启动此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其具体内容为：“英国政府深信中国政府为报偿其协助完成此铁路之贡献起见，必能同意按照缅甸政府前所建议之界线，解决滇缅边境悬而未决之划界问题。建筑此项铁路，缅甸政府虽不负出其资源之责任，然该路兴建之中，必有若干新生义务加诸该政府之身。此路最后之税入如何，前途尚甚渺茫，若不能按照该政府所建议之界线，将萨尔温河以东之地区划归该政府管辖，满意解决，则欲该政府接受此项新生义务，苦难得激励之方策。”这就是说，要将双方有争议的“萨尔温河以东之地区” 划归英缅政府管辖。在中国对滇缅交通极其依赖的时刻，将划界问题与铁路修筑问题捆绑一处交涉，反映了英国外交的老道过人之处。卡尔并在函中要求，请慎勿将双方关于该问题的交涉外泄。〔30〕
几经交涉，到4月间，修筑滇缅铁路的协议大致达成，英方同意对修建该路缅甸境内的部分给予补助，“该路全长650英里，计缅甸境内120英里，中国境内530英里，其中数段业已完成”。中国方面稍后并公布了發行修筑滇缅铁路公债的决定，预计争取两年之内完工。〔31〕至于双方划界问题，6月份有报道称，已获致基本解决：“华方历年所争持之班洪区域猛角与猛董西部之猛卡、拱弄、拱勇、蛮回各乡，以及永广、猛梭、西盟等区，均经划归华方”，共计面积将近2000平方公里。至于炉房矿区，此前勘界委员会中立委员长判决应归英方，中方以该地在历史上与华关系密切，且为华方提议重划界线因素之一，最后建议由中英两国将来共同投资开采，“英缅政府为表示善意起见，乃予同意。”〔32〕
但因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次年日军攻占缅甸，滇缅铁路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滇缅路南段划界及重新竖立界桩之事亦因之延搁。〔33〕
5.中国代表团访缅
随着日本进一步封锁中国外援通道，攻陷华南沿海一批次要港口和出海通道，中缅通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国民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缅工作。1941年8月28日，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率领中国访缅团飞赴仰光，对缅甸进行访问。副团长为曾养甫（国民党中委）、缪嘉铭（云南富滇新银行总经理），秘书长为杭立武（中英及中缅文化协会秘书长），成员有张维桢、陈纪彝、缪培基、汤德臣、金龙章、谢仁钊、窦学谦等。杭立武在临行前表示，该团在中英、中缅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前往缅甸访问，目的是促进中缅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访缅期间，受到缅甸总督、缅甸内阁、缅甸各界及我国侨胞的热烈欢迎和招待。8月30日上午，代表团赴缅甸国务总理署拜会了缅总理及各阁员，下午出席各侨胞团体的茶会，晚出席缅督之欢迎晚宴。31日晨出席前缅甸亲善访华团及国防访华团的早宴，晚出席缅中文化协会晚宴。9月1日参观仰光大学及学院；9月2日参观缅甸炼油厂、炼钢厂等，晚应内阁阁员欢宴。3日参观船坞工程，中午赴仰光市市长之宴请。4日由国民政府驻缅人员设午宴招待。曾养甫在扶轮社阐述了修筑滇缅铁路在战时及战后的重要意义，并称日前英国已允出款修建该路的缅境内一段。〔34〕9月5日转往曼德勒市访问， 7日到腊戌，均受到当地市政当局和侨胞的热烈欢迎。在腊戌，由地方长官转交了缅甸总督道曼·史密斯氏预祝访问团归途平安的电报。9月8日，访缅团一行回国，杭立武发表谈话称，此次访缅“备受朝野名流热烈招待”，所接触的各方人士，“无问朝野，不分宗教种族，对于中缅共存共荣之旨，靡不有深切之认识。”高度评价了此次访问的成果。〔35〕
此外，在1942年3月8日，重庆各界举行了盛大的“缅甸日”，各报发表关于中缅合作的专论，市区张贴宣传标语。因此时正值日军发动侵缅行动之际，下午2时，在上清寺广播大厦召开了民众援缅大会，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谷正纲、罗家伦、太虚法师、杭立武、缅甸旅渝名流宇巴格里、英国大使馆代表等与会，中外代表多人致辞。会议通过了：（一）致林主席电，（二）致委员长电，（三）慰劳赴缅远征将士电，（四）慰劳在缅侨胞电，（五）告缅甸民众书。〔36〕另据《中央日报》报道，“中国政府业已欣然同意缅甸政府派遣代表来华驻节……缅甸政府已决定派福格德氏为首任驻华代表，福氏曾任南北掸部行政专员（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闻福氏将于日内启程来渝。”〔37〕
由于中缅通道的维系必须取得英方的支持与配合，由于这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国民政府对缅交流所接触的主要是英国管治当局及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上层人士，这种往来接触也是为英方所掌控和认可的，如缅甸记者团等的访华得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招待。这与稍后一个时段中英出现新的分歧之后国民政府的对印立场使英国颇感紧张似有不同。
其实，日本于1939年在华南沿海占领了汕头、海南岛、南宁等地之后，要想更进一步封锁中国，自东向西，就必须要动香港、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印度，只有这样，才能大致完成对中国的大包围，大封锁，以图基本解决“中国事变”。而其中香港、缅甸、印度都是英属区域，这样的话，“南进”就比“北进”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与英美的冲突和对抗就会越来越尖锐。尽管英国由于面对德国的巨大压力很不愿意东西同时作战，一再对日忍让，包括1940年7月封锁滇缅路的3个月内，但如果英国不愿对日本人彻底妥协，如果日本人一定要踏着大英帝国的旗帜横扫东南亚，双方之间的开战就不可避免，中国就可以由此摆脱单独抗日的局面，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转折。因此之故，中国有必要尽可能与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自然不适宜在这个时候因为积极而公开地介入英属殖民地的反英活动而影响中英之间并不稳定的合作关系。就此而言，国民政府此时的对缅方略，大致上是正确的。因为缅甸不是朝鲜，那里此时是日本人的殖民地，越支持他们的独立复国运动，越对中国有利；那里也不是法属越南，因为法国已经战败，法属越南已经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
三、对印、缅等国独立运动道义上的同情与关注
抗战期间，尽管中国自身面临着严峻的对日作战及其他方面的巨大压力，还十分需要英、法等殖民地宗主国的帮助与合作，但对印缅等周边民族争取独立或自治的斗争都或多或少给予了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并采取了较为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如曾来华访问的德钦党领导人德钦努于1940年8月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中国方面得悉这一情况，即以中缅文化协会的名义即致电缅中文化协会，对此表示关注，“代为慰问，并相机营救”。〔38〕1942年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胪列本年10项“重要工作”，其中9、10两项即为：“九、朝鲜复国之策动与承认；十、印度民族自治之促成”。〔39〕一个是“复国之策动”，一个是“自治之促成”，既体现了对亚洲其他民族摆脱压迫事务的相当关注，又可看出对于朝鲜和印度的政策是有明显区别的。
1942年1月7日，蒋介石特别致电罗斯福，就英缅当局扣械事件所感，陈述亚洲西南部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民族心理和应如何争取他们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途径，指出只有使他们感到参与到这个斗争有利于他们摆脱殖民压迫才能将他们吸引过来，如果是支持一个旧的西方的殖民统治者来抗拒新的外来侵略，他们是不会有兴趣的，认为这才是具有“根本重要性政治关系”的。电称：“太平洋战争，今在英荷殖民地区域中日增严重，当地民众久受西方帝国之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经济、社会与政治，皆无平等可言。若闻人言日本之残酷，自易指为宣传之夸大，及身受而悔悟，已无及矣！然彼等将谓为保卫目前之统治者，以御未来之统治者，此种牺牲，意义何在？欲彼等忍受长时间之轰炸，以及其他戰地所加之暴行而牺牲，若我中国人民者，必有其本身与民族历史切肤关系之得失，始足鼓励其同仇敌忾之心。……本人深切期望阁下能劝勉英荷，一本阁下与赛渊政治代表与麦克阿瑟将军等历次宣言之精神而实践之，以改其旧日之态度，而示以将来政治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此将为对我共同作战之一大贡献。倘民众敌忾之心不能及时产生，甚至为敌人所煽动或利用，则战事延长，局势之危机，恐随之而日甚矣！”〔40〕蒋介石担忧的这种情况在印度、缅甸确实都出现了，此点下文将具体谈及。
1942年初，蒋介石决定访问缅甸、印度，并认为这对于“将来亚洲前途，必发生大影响也，故更应戒慎自重”〔41〕，表明他已经在主观上有了中国应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体认。蒋介石访印之行，先到缅甸的腊戌，与英缅军总司令胡敦会见然后转飞加尔各答。在旅途中，矜于其战时中国元首的身份，蒋介石感叹，所经之处都是中国旧有属地，在其年幼之时一一丧失，从而生发出一种要致力改变东亚民族被外族奴役之现状、恢复本民族光荣历史的愿心：“初次经缅抵印，所经之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增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 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42年2月7日。数日之后，他在印度与阿富汗边境出席阿富立提等族的欢迎会，并记下类似感慨：“盖此等民众，三十年以前，皆为我之国民，大部以不丹、锡金人为多也，故余不禁称之为同胞，有年老至八十岁者，彼必知其为中国人了，惜彼此皆不通语言，且有省长在坐，余亦不便详问，而余此次来印，以此为唯一之快事也。”同上，1942年2月13日。
在印期间，蒋介石与尼赫鲁数度接触，表示对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并表明了他个人对“印度革命”应取何种策略的看法：“详告其印度现下革命应取之策略，应取渐进而不宜过于极端之意”。〔42〕“告以中、印两民族革命环境不同，印度不宜进行武力革命。”〔43〕这种对于印度独立运动有保留地支持的立场，自然是因为顾及到战时中英同盟的因素。在中国抗战极其艰难的岁月，蒋介石一行还向印度有关单位作了捐赠，其中给诗人泰戈尔在圣地尼哥丹创办的国际大学五万卢比，中国學院三万卢比。其中中国学院图书馆的图书，“盖皆先生往昔在南京时所赠送者。”〔44〕
1942年10月初，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争取，美英先后表示愿意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且在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前夕予以公布，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处境在形式上的重大改善，国家的地位较此前有了较大的提升。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将来中国在东亚的政策，要按照孙中山总理的理想，不是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奴役和压迫弱小民族，也不是要领导他们，而是要尽力加以扶助，帮助他们实现争取独立自由的目标。“我们中国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对印度、缅甸、越南、暹罗，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应该一视同仁，尽力扶助，不好存一点‘民族优越的心理！……我们不好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覆辙，说我们中国应该作亚洲各国的领导，……因为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最终的目的，是在求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不是和现在轴心国家一样，有了武力就以领导者自居，压迫其他的弱小民族，作他的奴隶，这种侵略主义的思想，必须打破。我们国父创导三民主义，对于亚洲所有弱小民族，只主张扶助其独立自由，而不是要自居于领导。”〔45〕在1943年2月，当英印关系恶化，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绝食抗议时，蒋介石先后致电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保君建、驻印度专员沈士华表示关切及令转达对甘地的慰问，还让在美访问的宋美龄面商罗斯福“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也。”〔46〕
另据杭立武回忆，在抗战时期，中国邀请缅方70多人组团到访重庆，一住三年多，对于增进中缅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时期，缅甸对我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时就组织了‘中华民国访缅团，由蒋梦麟先生担任团长，我则是访问团的秘书长，事实上主要业务是由我负责的。到了缅甸以后，与缅甸人接触，当时看样子战事会延续扩大至缅甸，所以便邀请了缅甸重要人士到重庆访问，一行有七十多人，每天食宿皆由我负责。而当时中缅基金会的经费便是由中央党部吴铁老（即吴铁城——引者）所拨下来的。结果七十多人一住就是三年多，才回缅甸，组织了政府，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缅关系亲密，可以说是吴铁老的远见。在当时供给七十多人的花费是很不容易的，而有此气概拨付的人恐怕也不多了。”〔47〕这个回忆没交代具体时间，但文中说的估计战事会蔓延到缅甸一语，应该是在1941年8月蒋梦麟率团访问缅甸至1942年日军侵缅之前邀请的，三年抗战胜利后回国，时间大体可以吻合。只是并未提到具体的人名，这批人中是否也有一些不满英国殖民统治的人士，是否确有人参与到战后独立政府的机构之中，还有待研究。
对战时泰国的动态，蒋介石也有所关注。一个时期以来，在日本当局的诱惑下，泰国与日本签订了同盟协定，甚至为虎作伥。1942年1月，蒋介石曾就“对泰国有否宣战之必要”进行权衡，认为不能因为其是小国而对之忽视，一是泰国华侨众多，二是傣族在我国滇桂及缅甸分布较广，“如我对亚洲之敌仅限于倭寇，则将来团结东方各民族，实有重要意义也。”〔48〕其后，随着局势的发展与对中泰关系问题的理解，蒋介石判断泰国的状况必会有所改变。“滇泰边境倭驱泰军向滇猛犯，皆能击退，未为所侵。泰倭内部冲突日多，将来倭寇在缅泰一带败退时，必致片甲不返，乃可断言。”〔49〕至1943年2月，“暹罗军长派使求和，并愿共驱倭寇”，蒋介石认为“此乃东亚重要关键也。”〔50〕1943年2月27日，蒋介石乃发表《告泰国军民书》，表示了对泰国军民的理解和期待：“自从前年12月11日泰国和日本签订同盟协定之后，我对你们保持着缄默，一直到现在。论理一个毗邻的国家和我们正在作战的敌国缔结同盟，我不能完全沉默。所以我沉默，因为我了解你们当时处境的艰窘。”“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这次世界战争已逐渐进入决定的阶段了”。这个战争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是正义与暴力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前此处境的困难，现在我们却深切期待你们迅速负起自救与救世界的责任。我们盼望你们了解中国国民对泰国亲爱的情感，并且珍视这种情感。我们盼望你们以忠勇爱国的行动，恢复泰国在国际的信誉，从而争取泰国在战后国际社会中发言的地位。”〔51〕对于泰国所采取的这种态度，还是较能体现中国的大国风范的。数日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其所为也甚觉满意：“发表告泰国军民书，实有历史意义也。”“自余对泰国告书发表后，倭泰之互相疑惧更明矣。”〔52〕
这些情况说明，即使在战时中国处于异常艰困的时期，国民党人也能秉持总理孙中山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的理想，关注并以微薄之力尽力支援着亚洲各国争取民族自由和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传统大国在争取本民族复兴的艰难途程中，不忘周边国家人民的苦难和梦想的立场和胸怀。
四、从缅印等国看二十世纪亚洲民族
解放运动的若干特点
缅印等国作为中国的近邻，作为东南亚、南亚地区富于特色和影响的国度，从其战时的对华关系与战后的发展道路来看，都颇有一些值得人们关注但过去不一定为学界所充分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共性。
1.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许多亚洲国家都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和掠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其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个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热潮，在这些国家，都涌现了他们的领袖人物和杰出代表，如中国的孙中山，越南的胡志明，印度的甘地、尼赫鲁，韩国的金九，在缅甸，则以昂山、吴努等为代表。
2.左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这些国家都有传播，在青年中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如缅甸民族主义组织“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人昂山在1939年8月又当选为新成立的缅甸共产党的总书记。
3.一些国家的争取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为了达到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目的，在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各种尝试（在走投无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惜与狼共舞、认敌为友，走过了不少弯路。如缅甸的領导人昂山就曾寄希望于日本法西斯，在1940年与日本人达成秘密协议，接受日本的装备与训练，以配合日军进攻缅甸，日军则承诺将帮助他们从英国人手中取得独立。1941年，昂山等30余人到日本受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组织的缅甸“独立军”从泰国曼谷出发，带领日军分三路攻入缅甸。但日本占领缅甸后当然绝不会兑现承诺，日本人将“独立军”改为“国民军”，人数也从15，000人裁减到3000人，完全置于其严密控制之下。昂山等人认识到日本法西斯侵占和掠夺缅甸的真实面目后，才醒悟过来，重新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缅的斗争。 参见王介南、王全珍著《缅甸》，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66页。贺圣达、李晨阳编著：《缅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43页。
在印度，则有国大党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博斯的领导下，公然与日军合作以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博斯等人当时手中握有一支“印度国民军”，接受日本的军事武装援助，并且在沦陷后的仰光和新加坡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维持秩序和政治宣传的积极角色。1940年秋，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谈时，就对当时部分印度国大党人士正在与日本暗通款曲深表忧虑。 参见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42、39页。
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与日本人的合作来推翻袁世凯，蒋介石1940年在英国封锁滇缅路、最愤激时，也曾作过要亲苏联德、不再留在英美等民主国家阵营的表示。当然，蒋介石只是生气时口头发泄几句。
4.一些国家在摆脱殖民压迫、获得独立后，选择了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但又具有某些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批评过的各种其他类型“社会主义”特征的社会变革和发展道路，实行公有制，取缔私有经济，对外闭关锁国，造成了发展的长期停滞，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缅甸就搞了这个实验，虽然与朝鲜、柬埔寨、越南比较，不是最正统的那种，但也留下了很多教训。五十年代吴努政府执政时，就进行了“土地国有化”，但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搞清一色，有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也有与外资合营。到六十年代初，奈温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以他为首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政策，1963年，将银行、大米贸易、石油、森林等私有企业收归国有，1964年，又将百货商店等收归国有，成立“人民商店”，控制了所有的零售商业。接着宣布由政府统购34种农产品。1966年，宣布对26种工、农、渔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这样，从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重要经济命脉，到学校、影院、报社、电台等文化机构，均由政府控制。截至1972年，有15，000家外资或民营企业被国有化。缅甸经济受到重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5.由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一些国家独立后在政治统治方式上走上了军人独裁的道路，对权力高度垄断，不允许其他党派合法存在，政治长期动荡，权力斗争层出不穷，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缅甸在这方面颇为突出。奈温执政后，实行一党制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执政的“社会主义纲领党”，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废除独立时的宪法，解散国会，封闭非官方的报馆。在对外政策上，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号召，实际走上了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道路，在其统治的头十年，只允许外国人在缅甸逗留24个小时。 参见王介南、王全珍《缅甸》，83-85页。独立后的缅甸统治者，并没有为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政治上的解放。到21世纪，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改革，缅甸人民谋求结束独裁体制、改变不合理现状的抗争也十分激烈。
6.很多亚洲国家，在经过多年的动荡和挫折之后，开始走上调整和改革的道路，一是经济的市场化，一是政治上的变革，在政治模式上开始作出与亚洲前近代历史传统有较大差异的选择，开始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从总的趋势看，这一百多年来的亚洲，是向着越来越符合人民意愿和期待的方向发展的，向着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公正、越来越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将来会走向何方，对亚洲人民的命运和祸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会经过多少阻碍和曲折，虽还有待观察和检验，但有理由相信，还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人民的梦想终究是会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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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欢迎缅甸访华团〔N〕.（重庆）中央日报，1939-12-14（第2版）.
〔12〕缅甸访华团昨谒领袖夫妇致敬，团长致颂词并献赠礼品，委员长亲致答词〔N〕.（重庆）中央日报，1939-12-18（第2版）.
〔13〕蒋介石日记，1939年12月16日〔M〕.未刊稿.
〔14〕中缅文化协会成立，缅甸访华团今飞蓉，都弥亚辛昨谒蒋夫人畅论妇女运动〔N〕.（重庆）中央日报，1939-12-21（第2版）.
〔15〕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0年7-12月卷〔M〕.台北：“国史馆”，1994：456，458.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册〔M〕.台北：“国史馆”，2010：454，474.
〔17〕戴院长在缅甸，各方欢迎情况热烈〔N〕.（重庆）大公报，1940-10-30、31（第2、4版）.
〔18〕戴院长在缅播讲“向缅甸民众致亲善之意”〔N〕.（重庆）大公报，1940-11-08（第2版）.
〔19〕王世杰1941年1月3日日记〔M〕//林美莉编辑.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319.
〔20〕欢迎缅甸报界诸君〔N〕.（重庆）中央日报，1940-12-27（第2版）.
〔21〕欢迎缅甸记者团〔N〕.（重庆）大公报，1940-12-27（第2版）.
〔22〕王世杰1940年12月28日日记〔M〕//林美莉编辑.王世杰日记：上册.317.
〔23〕缅甸记者团晋谒总裁，呈献恳挚之祝词〔N〕.东方文协会成立，选于院长为会长〔N〕.（重庆）中央日报，1940-12-30（第3版）.
〔24〕东方文化协会成立会祝词〔N〕.（重庆）新华日报，1940-12-29（第2版）.
〔25〕缅甸总督郭古伦拟派遣代表团来华访问上蒋中正书〔B〕//蒋中正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外交/一般外交（三）.台北：“国史馆”（002-080106-00076-001）.
〔26〕缅代表团昨抵渝，商促进中缅交通商务〔N〕.（重庆）大公报，1941-01-16（第2版）；缅政府代表团谒总裁致敬，中缅商谈顺利进行〔N〕.（重庆）中央日报，1941-01-18（第2版）.
〔27〕中缅关系与南洋〔N〕.（重庆）大公报，1941-01-24（第2版）.
〔28〕中缅交通即将改进〔N〕.申报，1941-03-02（第4版）.
〔29〕吴部长在缅播讲，东亚各民族联合起来，粉碎暴日的南进政策〔N〕.（重庆）中央日报，1941-01-26（第3版）.吴铁城部长由仰光飞昆明，在机场小憩续飞香港〔N〕.（重庆）中央日报，1941-02-05（第2版）.
〔30〕卡尔呈蒋中正英国政府对进行滇缅铁路计划之意见〔B〕//蒋中正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对英外交：一般交涉（一）.台北：“国史馆”（002-020300-00039-058）.
〔31〕滇缅铁路两年内可完成，全路长六百五十英里，造价将超过一万万元〔N〕.申报，1941-04-24（第4版）；滇缅铁路金公债条例，国府昨日明令公布，七月一日开始发行〔N〕.（重庆）中央日报，1941-05-22（第2版）.
〔32〕滇缅划界及炉房矿区，中英换文原文发表，历年争持区域均经划归中国，炉房矿产中英共同投资开采〔N〕.申报，1941-06-20（第3版）.
〔33〕滇缅南段勘测疆界延期〔N〕.中央日报，1941-12-26（第3版）.
〔34〕访缅团在缅行踪，昨由仰光赴曼德勒，曾副团长讲滇缅铁路之价值〔N〕.（重庆）大公报，1941-09-05（第2版）.
〔35〕访缅团返渝，杭立武谈幸完成使命〔N〕.（重庆）大公报，1941-09-09（第2版）.
〔36〕昨日“缅甸日”开援缅大会，渝市民众踊跃参加，中外代表多人致词〔N〕.（重庆）中央日报，1942-03-09（第3版）.
〔37〕缅甸将派代表来华驻节，业经我政府同意〔N〕.（重庆）中央日报，1942-03-12（第2版）.
〔38〕余定邦.中缅关系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287.
〔39〕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日〔M〕.未刊本.
〔40〕〔43〕〔44〕〔4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七册〔M〕.台北：“国史馆”，2015：7-8，37，39，296-297.
〔41〕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1日〔M〕.未刊本.
〔42〕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15日〔M〕.未刊本.
〔4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演讲〔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347.
〔47〕吴铁城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杭立武发言”〔M〕//陈鹏仁主编.百年忆述——先进先贤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合辑：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339.
〔4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8册〔M〕.台北：“国史馆”，2011：188.
〔49〕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31日〔M〕.未刊本.
〔50〕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21日〔M〕.未刊本.
〔51〕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书告〔M〕.25-27.
〔52〕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28日，3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M〕.未刊本.
（责任编辑：许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