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消费异化批判的视角及其理论局限
韩淑梅 刘同舫
〔摘要〕 与马尔库塞和阿格尔等人分别基于人道视角、生态视角批判自由消费的异化本质不同，鲍德里亚以物（商品）的功能的零度化为理论切入口，通过对消费内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符号拜物教的理论指认，提出必须引入符号学才能彻底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本质及其统治策略的隐蔽机制，由此建构了基于符号视角的独特批判向度。但鲍德里亚将其理论语境和关注视野仅仅锁定在符号消费和文化意识层面，过度夸大了消费对社会发展的深层作用以及符号逻辑批判的积极效应，遮蔽了资本这一现代性问题域的轴心地位和根本意义，从而导致其批判理论只是停留在分析异化现实的直接性和表象性层面上，阻断了深入社会现实本质的可能，并最终陷入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
〔关键词〕 鲍德里亚；符号消费；象征交换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35-06
〔基金项目〕2017年度廣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资本批判：马克思开解人类命运的路径研究”（2017GZGJ47）；华南农业大学青年科技人才培育专项基金资助课题“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中国意义”
〔作者简介〕韩淑梅，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广东 广州 510642；
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28。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是法国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因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视角和创见享有“后现代主义的牧师”和“消费社会的先知”等盛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商品都沦为符号代码，消费成为抽象符号统治的承载行为，符号是世界的主宰者，全面操纵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机制。符号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线索，正是基于符号学视域，鲍德里亚才首次踏入物功能、使用价值、符号拜物教等人迹罕至的批判领域，大大扩展了消费批判理论的研究境域。但他粗暴地割裂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无法抓住劳动和资本这一根源性矛盾，以致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批判流于表面，无法透视现代社会的深层历史本质和历史主题，根本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梳理和审视鲍德里亚批判消费异化的符号视角及其理论困境，能够为我们重新检审和秉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提供借鉴。
一、从人道视角到生态视角的批判流变
自20世纪20年代，诸多西方思想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做出了敏锐反应和迅速捕捉，他们基于各自的关注视野和批判方式对消费异质性的揭露和驳斥此起彼伏，呈现出形态多样的消费社会批判景观。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可谓是其中的首发阵容，引人注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代表人物众多，自成一派且影响深远。
从批判视角来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基于人道主义视角阐释的消费异化批判理论在当代社会思潮中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以人的本质异化为批判起点，痛斥现代社会的消费成为确证人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主要手段，致使人们丧失自由个性和主体性而沦为“商品的奴隶”，积极寻求恢复人之本质的对抗消费异化之途。
受弗洛伊德心理结构理论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本质是爱欲。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病态的现代社会通过制造种种“虚假需求”将物质追求上升为人的根本需求从而压制和偏离了受快乐原则支配的爱欲本质，导致人异化为“单向度”的“消费主义者”，正如他所痛斥的：“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更令人担忧的是，“统治者能够投出的消费品越多，下层人民在各种官僚统治机构下就被束缚得越紧”。〔2〕“单向度的人”甚至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自觉意识，在精神领域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面对人本质异化的悲痛现实，极具历史责任感的马尔库塞积极探索出一条旨在变革人的心理本能结构的极具心理学向度的艺术与审美之解放美学道路，主张艺术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以及审美凝聚的审美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内蕴着对现实社会的坚决否定力量，能够唤醒人的自主反抗意识，从而消除消费异化对人之本质的侵蚀。
对于弗洛姆，大部分学者评价其批判消费社会时提出的“人性异化理论”是糅合弗洛伊德精神学与马斯洛人本主义学说的思想产物。〔3〕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内在潜能、生产性和理性的充分发挥以及对真正自由和幸福的永久追求，以“不健全的社会”来谴责现代社会并没有以符合人性的根本需要为发展基准，而是将消费变成人生的根本目标，使人陷入追求物质虚假幸福幻象而走向抽象化和空洞化，最终导致人性的自我毁灭。弗洛姆发出呐喊：“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4〕深刻且愤怒的批判之后，弗洛姆积极探寻“健全社会”的建构路径，提出摆脱人性失落的关键在于在消费领域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倡导坚持人道主义的消费原则和健康的消费行为，使消费重新成为彰显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之内在本质的感性活动，“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5〕
对人本质异化的怒斥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尽管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抓住了马克思哲学是根本关注人的理论旨趣，但在人的本质异化问题上他们的理论主张迥然不同：马克思科学的人的本质异化观来源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剖析，揭示的是被掩盖的普遍的劳动与商品、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货币与资本颠倒的物化关系；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因深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过于夸大人本身非理性的情感、心理因素，忽视经济、政治、社会现实条件，将人的本质抽象化和非历史化。这种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停留于人本主义思辨境地的理论视域无法深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深处探索消除异化消费的根本路径，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清醒的乌托邦”。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立场坚定，极力主张消除消费异化，恢复人的本真状况和真实需求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给予世人启迪。
不同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基于人道视角展开的批判路径，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斯和安德烈·高兹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立足于生态学视域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并勾勒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一系列具体策略。
本·阿格尔断言：“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6〕盛行的消费自由主义必然加剧自然资源有限性与扩张生产无限性的矛盾，产生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但庆幸的是，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无情击破人们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生活并在其中体验自由和幸福的期望，促使人们反思和质疑自身需求观和过度消费行为。这就是阿格尔著名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论断，他认为其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对过度消费的依赖，树立“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的正确消费和生活观念。同时，阿格尔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出通过控制生产的“分散化”生产方式和工人民主管理的“非官僚化”组织形式的具体变革策略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業增长）”〔7〕，从而根本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逐步走向消除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采取“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和需求观，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替代模式。（观点参见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安德烈·高兹以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关系为批判引线。在他看来，归根结底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的深层症候是追求资本增值的资本主义内在运行原则的经济理性和崇尚生产和消费更少、但生活更好的生态理性这一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现。〔8〕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中提出，生态理性的核心要义是提高生产性价比，以尽可能少的劳动和资源产生高质量的商品以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需求。相反，经济理性则追求可计算性原则和效率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消费观，推动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恶性循环，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负荷，本质上具有反生态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和谐统一，以生态理性引领经济理性，建构坚持可持续低消耗的生产方式、更节俭少而好的消费模式以及平等的分配方式的生态社会主义。
威廉·莱斯则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入手，将控制自然的盛行观念归结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莱斯既抵制人类中心主义，也否决对自然愚昧的盲目崇拜，而是呼吁重新厘清和解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核，指出要“控制”的指向对象并非整个自然而是人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最主要是对人本身无限需求和物质欲望的控制，唯有此才能破除生态危机产生的始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真正落实控制自然观念的变革，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还具体提出了实施旨在降低生产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人们确立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的正确观念，以及“从量的标准到质的标准”生活方式转变的多路径，以最终实现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生态危机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深入至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高度，秉持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有学者高度评价他们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贡献于世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9〕但也有学者认识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断言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这是一种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极端。也正是这一思想极端导致其主要在消费领域和克制欲望的伦理道德领域徘徊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然而，一味强调限制过度生产，其实是对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客观规律的忽视，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成为其必定的理论宿命。
二、基于符号视域的象征交换批判方案
不同于马尔库塞和阿格尔等基于人道主义与生态学的批判视角，鲍德里亚并没有秉持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对立继续追问个体陷入虚假需求造成的多重隐忧，而是引入符号学批判消费社会的深层症候是生活世界的物品幻化为符号，消费行为不再是对物功能及其使用价值的支配，而是成为一种基于虚拟符号之上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正是立足于符号学视域，鲍德里亚的批判跃出了个体消费的层面进入到对消费社会关系的探究之中，独具特色地披露了消费自由主义的异化本质以及消费社会统治策略和统治方式的隐蔽机制，其符号批判视角首次踏入物功能、使用价值、符号拜物教等人迹罕至的领域，扩展了消费批判理论的研究境域。〔10〕
分析和阐释物功能的零度化是鲍德里亚消费异化批判理论的切入口。他敏锐地察觉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物都被纳入一般的抽象的等价符码之中”〔11〕，物的功能性作用趋向零度化，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成为“奠基于物满足于其（有用的）目的的基础之上”〔12〕，符号意义覆盖了物的有用性，代替使用价值成为物的存在方式。符号成为消费行为和显示社会意指的主要承载者，整个社会都被符号所侵袭和吞噬，人被强力吸入和围困在由物所指称的符号漩涡中浑然不觉。
对消费定义的重新筹划是鲍德里亚符号统治思想的理论顺延。既然物（商品）成为表达符号的物质载体，那么消费的涵括内容及其现实指向则需要挣脱固有观念进行重新界定。传统意义上物的有用性及人真实需要的满足，并不是现代社会消费的全部意指而只构成其必要条件。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3〕消费不再是一种获取使用价值的物质享受过程和商品数量积累的“丰产现象学”，而是成为符号得以渗透和系统化操控个人生活世界的帮凶和工具：符号的编码及其社会意指成为消费的绝对命令，人们通过消费提取背后的符号价值从而建构、彰显自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等级。在购买和消费行为中，商品的符号价值和符号意义取代其物质性本身成为消费者构建自身身份认同考虑的第一要素。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不再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末端环节执行简单被动的吸收和占有功能，而是具有重新构造社会全面关系，渗透肆虐人的日常生活的潜能。
符号拜物教批判是鲍德里亚竭力批驳消费社会的理论必然。人们对物的追求不再是纯粹的物质满足，实则是追逐物背后的符号能指及其社会建构功能，因此拜物教的本质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14〕符号拜物教也是维持与稳固社会隐蔽权力统治的利器，因为“符码中隐藏了严谨的社会逻辑”〔15〕，统治阶级通过对符号逻辑的垄断和缔造控制着整个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维持不断再生产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统治机制，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受符号的操纵无从逃逸。事实上，相对于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而言，通过符号差异划分阶层和等级将人们陷入无意识控制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制更加隐蔽和彻底。
鲍德里亚将攻击的火力聚焦于符号，指控符号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原则和主要逻辑，认为只有深刻批判符号的本源及其张力关系，才能澄明现代消费社会资产阶级的运行逻辑、统治策略及其实现方式，从而最终破除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多重异化。由此，他提出对抗策略的关键在于超越和摆脱符号的挟制，与符号价值进行彻底决裂，而“象征交换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16〕，他赋予象征交换拯救人类困境的法力，标榜只要恢复象征交换就能焚烧与消除符号逻辑的全面操控，强力砸碎符号价值体系对人意识形态的抽象统治。从来源上看，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一般经济学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学说构成了鲍德里亚象征交换方案的思想渊源和原型要素。
认为人天生应该从浪费和节庆等付出型活动中获得快乐、释放本性，只强调支出与耗费的意义而忽略回报是巴塔耶一般经济学的理论要义，正如其所言：“我们财富的创造和本质是在太阳的普照下给予的……不需要任何回报。”〔17〕对此，鲍德里亚一方面肯定太阳能量对人类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作用，另一方面反对所谓的单向支出和耗费，认为“部分的收获物立即在祭祀和消耗中返回给上帝……这个过程不能被打破，因为如果不回返给自然，就不能从自然中获取任何东西……这种获取和回报，给予和接受是至关重要的”。〔18〕鲍德里亚此处强调的“过程”就是一种与太阳、诸神、自然等的双向交互性过程，但这种交互性过程不具功利性和生产性，是充满神圣性的义务和自愿的交换，目的也只是为了耗费本身。
然而，这种纯粹的神圣性交换如何得以持续而不中断呢？莫斯的礼物理论为鲍德里亚解答这一疑问提供了灵感和路径。通过对毛利人与萨摩人等原始部落的人类学考察，莫斯发现，在货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礼物的交换方式。原始人认为物本身内蕴一种神性的力量，具有充分彰显本能的强烈表现力，物与人之间具有高度糅合性，馈赠某物，即是呈现自我，因此，“保留这些事物会有致命的危险……因为该物在道德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来自另一个人……它们会……努力为它们的氏族和乡土争得等价的替代品。”〔19〕在莫斯的理论演绎中，原始人赋予物以神圣性和本真性，从而使礼物交换方式蕴含一种内在的强制力和义务性，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强有力的中介纽带。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符号逻辑的强制，交换行为同样可以持续进行，其依据不是某种抽象的比例关系，而是来源于以物的交换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互性。
鲍德里亚将这种具有直接交互性的交换方式重新命名为象征交换，并试图套用到现代消费社会中，使之成为人与人之間交往的基本原则，从而真正破解符号逻辑的魔咒，去除符号价值对人与人的关系的遮蔽。象征交换之所以具有变革魅力，其缘由在于：一方面，象征交换具有反生产性，是对经济交换体系的一种超越，它不遵循市场交换原则，目的也不是产生利润，而是为了交换本身，本质是一种非生产性交换，是真正属人的交换；另一方面，象征交换具有可逆性，是给予和接受不间断循环的一种可逆性过程，可逆且循环复归的馈赠、接受、回赠是其内在的具体形式。总之，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交换是根本异质于经济交换的与价值交换体系彻底决裂的彼岸世界，其不受符号逻辑的控制，具有潜在颠覆、反叛和消解符号的能力，能够焚烧符号逻辑的全面操控。然而，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的解放构想在符号学视阀过度用力，失语生产的基础性，隐匿物的使用价值，忽视革命斗争和革命实践的根本动力，毋庸置疑，这种不遗余力地聚焦于符号及其意指体系的救赎策略无法企及消费社会的现实本质之境，只是一种无根式的乌托邦幻象。
三、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
鲍德里亚判定现时代已步入以消费为本体的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性质，后工业社会中消费取代生产成为控制性力量，“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20〕鲍德里亚还独具特色地进一步将消费社会的内核诊断为是一种“符号消费”，正是符号的中枢作用编织了消费社会的种种景观。“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21〕，物品符号化是进入消费流通领域的前提，符号代替使用价值成为物的表征方式。符号消费更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操纵活动，一旦消费行为发生，人们就进入一个全面且缜密的符号编码系统，无意识地陷入代码的主宰和控制之中。鲍德里亚断言，生产本位主义时代已经隐没，一切实在沦为符号和代码，符号和代码具有强大的统摄力量，成为操纵人们和现代社会的主力。
那么，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本质的诊断是否鞭辟入里？现时代是否进入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消费社会？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既然后工业社会是符号编码支配的消费社会，而这一控制一切存在的符号编码法则的存在性质究竟如何呢？鲍德里亚解释道，符号编码实质是一种信号，“这些信号不可解读，没有可能的阐释，如同在‘生物体深处隐藏多年的程序母型——这样的黑匣子中酝酿着所有的指令和所有的回应。”〔22〕对此，有研究者解读指出，鲍德里亚的符号编码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特指和原型参照，只是一种放逐特指而让能指反复叙事的抽象模式，因而符号操控本质就是形而上的抽象统治。〔23〕这种形而上的抽象性注定了鲍德里亚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其根本无法真正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追本溯源，符号消费是资本所要求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必然结果。“过度生产”是“过度消费”的基础，资本串通科学技术推动生产能力的快速提高，必然要求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需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而符号消费只是意味着更加丰富和更具个性的商品生产并非生产的终结。与其说消费社会取代生产社会，毋宁说资本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消费领域肆虐的典型症候呈现，物质生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从后工业社会的本质来看，符号异化是劳动异化的新表现，符号消费依然服从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运行逻辑。而资本逻辑以符号的新形态出场，不仅是资本扩张的外在普遍化和总体化，也与符号本身的特性相关联。符号本身的非实体和无定性能够超越具体物的满足感以无处不在的流动性嵌入现实生活世界之根基处，压制人的自主意识，诱使人不由自主地进入由符号编码主宰的互换关系与分类系统中进行疯狂消费〔24〕，从而不断再生产社会关系，最终实现资本的增值和运转。资本巧妙借助符号将增值和扩张意志转化为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通过消费品的符号意义与社会区分系统达到对人们的强力操控。与其说是异质性的符号消费社会，毋宁说资本统治借助符号这一新形式向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席卷。而且，借助符号非实体、无根基的抽象性，资本逻辑对生活逻辑的侵占与禁锢更具隐蔽性和彻底性。
因此，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本质的判定和诊断是片面、表象的。那么，应如何看待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呢？有研究者指出鲍德里亚建构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严重误读和全面颠覆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之应采取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也有学者认为鲍德里亚揭示了马克思时代尚未显露的资本在消费领域的运行症候，有助于更加全景式解剖资本面相。对此，我们应辩证审视，在肯定鲍德里亚思想深刻性的同时明晰其理论局限之处。
不可否认，鲍德里亚基于符号视角对现代社会消费异化结构的多层次探究以及隐蔽统治策略和权力再生产机制的深度挖掘不乏敏锐和切中肯綮之处。符号价值和消费社会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对资本增值本性新面相的有力揭示。随着科学技术推动使用价值和新需求的创造，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着实愈加凸显。同时，深刻鞭挞符号价值及符号拜物教具有重要现实裨益。长期以来人们沉溺于符号世界的享乐中，没有自觉察觉到符号拜物教的肆虐威胁，也并未开展有效的符码抗争。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时代，“沉迷于消费的人们通常是‘享乐、非道德和无责任的……时刻生成着资产阶级统治强加于人们的最大奴性道德。”〔25〕鲍德里亚揭露了这种隐蔽的意识形态统治，将批判的主题有力地置于消费领域之中，奋力唤起人们未觉醒的自主批判意识和行动，对现实的警醒意义重大。正因如此，道格拉斯·凯尔纳称赞鲍德里亚是“一个现代性和现代理论的激进批判者，一个自然浮现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模式的先驱。”〔26〕
然而，鲍德里亚粗暴地制造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断裂，否认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奠基作用，完全以符号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力图摆脱生产本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无法真正捕抓劳动和资本这一深层对抗性矛盾，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鲍德里亚这种抽象的符号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舍本逐末、管窥蠡测的脱离现实历史性根基的表象批判，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是其必然的理论归宿。“通过‘生产和‘消费的两橛粗暴地割裂了经济生活的整体；而一旦这个整体被割裂，那么对当代社会……的真正理解就不是被深化而是被中断了。”〔27〕马克思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资本作为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永远占据支配和统摄地位，无论资本伪装成何种面貌，甚至是抽象性的非物质存在，都无法改变其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当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来指认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质，试图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窥探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结构并寻求拯救之道时，恰恰遗忘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内在要义。
鲍德里亚从未在消费异化批判中脱域，其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延伸和诠释马克思的话语，但其将理论语境和关注视野仅仅锁定在符号消费和文化意识层面，过度夸大了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层作用以及符号逻辑批判的积极效应。这种从符号和消费出发的独特哲学运思虽然打开了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视界，但却遮蔽了资本这一现代性问题域的轴心地位和根本意义，从而导致其拯救道路只是停留在分析异化现实的直接性和表象性上的符号批判，阻断了深入社会现实本质的可能性，并最终陷入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鲍德里亚符号决定论的理论虚无主义从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換中寻找超越途径，未涉及任何具体的革命策略，只能是一种无根的乌托邦设计，不可能指导人类推翻现代资本主义的解放实践。企图还原象征交换本质上是一种无视客观现实重回原始社会的历史倒退观，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洞呐喊。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犀利但中肯的评价，鲍德里亚的解放策略导致他退缩到一片遥远的荒漠，在其中，根本没有任何出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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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 冲）
〔摘要〕 与马尔库塞和阿格尔等人分别基于人道视角、生态视角批判自由消费的异化本质不同，鲍德里亚以物（商品）的功能的零度化为理论切入口，通过对消费内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符号拜物教的理论指认，提出必须引入符号学才能彻底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本质及其统治策略的隐蔽机制，由此建构了基于符号视角的独特批判向度。但鲍德里亚将其理论语境和关注视野仅仅锁定在符号消费和文化意识层面，过度夸大了消费对社会发展的深层作用以及符号逻辑批判的积极效应，遮蔽了资本这一现代性问题域的轴心地位和根本意义，从而导致其批判理论只是停留在分析异化现实的直接性和表象性层面上，阻断了深入社会现实本质的可能，并最终陷入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
〔关键词〕 鲍德里亚；符号消费；象征交换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35-06
〔基金项目〕2017年度廣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资本批判：马克思开解人类命运的路径研究”（2017GZGJ47）；华南农业大学青年科技人才培育专项基金资助课题“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中国意义”
〔作者简介〕韩淑梅，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广东 广州 510642；
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28。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是法国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因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视角和创见享有“后现代主义的牧师”和“消费社会的先知”等盛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商品都沦为符号代码，消费成为抽象符号统治的承载行为，符号是世界的主宰者，全面操纵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机制。符号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线索，正是基于符号学视域，鲍德里亚才首次踏入物功能、使用价值、符号拜物教等人迹罕至的批判领域，大大扩展了消费批判理论的研究境域。但他粗暴地割裂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无法抓住劳动和资本这一根源性矛盾，以致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批判流于表面，无法透视现代社会的深层历史本质和历史主题，根本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梳理和审视鲍德里亚批判消费异化的符号视角及其理论困境，能够为我们重新检审和秉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提供借鉴。
一、从人道视角到生态视角的批判流变
自20世纪20年代，诸多西方思想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做出了敏锐反应和迅速捕捉，他们基于各自的关注视野和批判方式对消费异质性的揭露和驳斥此起彼伏，呈现出形态多样的消费社会批判景观。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可谓是其中的首发阵容，引人注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代表人物众多，自成一派且影响深远。
从批判视角来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基于人道主义视角阐释的消费异化批判理论在当代社会思潮中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以人的本质异化为批判起点，痛斥现代社会的消费成为确证人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主要手段，致使人们丧失自由个性和主体性而沦为“商品的奴隶”，积极寻求恢复人之本质的对抗消费异化之途。
受弗洛伊德心理结构理论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本质是爱欲。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病态的现代社会通过制造种种“虚假需求”将物质追求上升为人的根本需求从而压制和偏离了受快乐原则支配的爱欲本质，导致人异化为“单向度”的“消费主义者”，正如他所痛斥的：“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更令人担忧的是，“统治者能够投出的消费品越多，下层人民在各种官僚统治机构下就被束缚得越紧”。〔2〕“单向度的人”甚至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自觉意识，在精神领域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面对人本质异化的悲痛现实，极具历史责任感的马尔库塞积极探索出一条旨在变革人的心理本能结构的极具心理学向度的艺术与审美之解放美学道路，主张艺术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以及审美凝聚的审美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内蕴着对现实社会的坚决否定力量，能够唤醒人的自主反抗意识，从而消除消费异化对人之本质的侵蚀。
对于弗洛姆，大部分学者评价其批判消费社会时提出的“人性异化理论”是糅合弗洛伊德精神学与马斯洛人本主义学说的思想产物。〔3〕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内在潜能、生产性和理性的充分发挥以及对真正自由和幸福的永久追求，以“不健全的社会”来谴责现代社会并没有以符合人性的根本需要为发展基准，而是将消费变成人生的根本目标，使人陷入追求物质虚假幸福幻象而走向抽象化和空洞化，最终导致人性的自我毁灭。弗洛姆发出呐喊：“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4〕深刻且愤怒的批判之后，弗洛姆积极探寻“健全社会”的建构路径，提出摆脱人性失落的关键在于在消费领域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倡导坚持人道主义的消费原则和健康的消费行为，使消费重新成为彰显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之内在本质的感性活动，“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5〕
对人本质异化的怒斥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尽管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抓住了马克思哲学是根本关注人的理论旨趣，但在人的本质异化问题上他们的理论主张迥然不同：马克思科学的人的本质异化观来源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剖析，揭示的是被掩盖的普遍的劳动与商品、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货币与资本颠倒的物化关系；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因深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过于夸大人本身非理性的情感、心理因素，忽视经济、政治、社会现实条件，将人的本质抽象化和非历史化。这种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停留于人本主义思辨境地的理论视域无法深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深处探索消除异化消费的根本路径，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清醒的乌托邦”。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立场坚定，极力主张消除消费异化，恢复人的本真状况和真实需求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给予世人启迪。
不同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基于人道视角展开的批判路径，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斯和安德烈·高兹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立足于生态学视域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并勾勒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一系列具体策略。
本·阿格尔断言：“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6〕盛行的消费自由主义必然加剧自然资源有限性与扩张生产无限性的矛盾，产生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但庆幸的是，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无情击破人们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生活并在其中体验自由和幸福的期望，促使人们反思和质疑自身需求观和过度消费行为。这就是阿格尔著名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论断，他认为其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对过度消费的依赖，树立“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的正确消费和生活观念。同时，阿格尔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出通过控制生产的“分散化”生产方式和工人民主管理的“非官僚化”组织形式的具体变革策略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業增长）”〔7〕，从而根本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逐步走向消除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采取“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和需求观，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替代模式。（观点参见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安德烈·高兹以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关系为批判引线。在他看来，归根结底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的深层症候是追求资本增值的资本主义内在运行原则的经济理性和崇尚生产和消费更少、但生活更好的生态理性这一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现。〔8〕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中提出，生态理性的核心要义是提高生产性价比，以尽可能少的劳动和资源产生高质量的商品以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需求。相反，经济理性则追求可计算性原则和效率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消费观，推动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恶性循环，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负荷，本质上具有反生态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和谐统一，以生态理性引领经济理性，建构坚持可持续低消耗的生产方式、更节俭少而好的消费模式以及平等的分配方式的生态社会主义。
威廉·莱斯则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入手，将控制自然的盛行观念归结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莱斯既抵制人类中心主义，也否决对自然愚昧的盲目崇拜，而是呼吁重新厘清和解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核，指出要“控制”的指向对象并非整个自然而是人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最主要是对人本身无限需求和物质欲望的控制，唯有此才能破除生态危机产生的始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真正落实控制自然观念的变革，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还具体提出了实施旨在降低生产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人们确立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的正确观念，以及“从量的标准到质的标准”生活方式转变的多路径，以最终实现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生态危机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深入至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高度，秉持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有学者高度评价他们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贡献于世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9〕但也有学者认识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断言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这是一种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极端。也正是这一思想极端导致其主要在消费领域和克制欲望的伦理道德领域徘徊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然而，一味强调限制过度生产，其实是对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客观规律的忽视，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成为其必定的理论宿命。
二、基于符号视域的象征交换批判方案
不同于马尔库塞和阿格尔等基于人道主义与生态学的批判视角，鲍德里亚并没有秉持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对立继续追问个体陷入虚假需求造成的多重隐忧，而是引入符号学批判消费社会的深层症候是生活世界的物品幻化为符号，消费行为不再是对物功能及其使用价值的支配，而是成为一种基于虚拟符号之上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正是立足于符号学视域，鲍德里亚的批判跃出了个体消费的层面进入到对消费社会关系的探究之中，独具特色地披露了消费自由主义的异化本质以及消费社会统治策略和统治方式的隐蔽机制，其符号批判视角首次踏入物功能、使用价值、符号拜物教等人迹罕至的领域，扩展了消费批判理论的研究境域。〔10〕
分析和阐释物功能的零度化是鲍德里亚消费异化批判理论的切入口。他敏锐地察觉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物都被纳入一般的抽象的等价符码之中”〔11〕，物的功能性作用趋向零度化，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成为“奠基于物满足于其（有用的）目的的基础之上”〔12〕，符号意义覆盖了物的有用性，代替使用价值成为物的存在方式。符号成为消费行为和显示社会意指的主要承载者，整个社会都被符号所侵袭和吞噬，人被强力吸入和围困在由物所指称的符号漩涡中浑然不觉。
对消费定义的重新筹划是鲍德里亚符号统治思想的理论顺延。既然物（商品）成为表达符号的物质载体，那么消费的涵括内容及其现实指向则需要挣脱固有观念进行重新界定。传统意义上物的有用性及人真实需要的满足，并不是现代社会消费的全部意指而只构成其必要条件。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3〕消费不再是一种获取使用价值的物质享受过程和商品数量积累的“丰产现象学”，而是成为符号得以渗透和系统化操控个人生活世界的帮凶和工具：符号的编码及其社会意指成为消费的绝对命令，人们通过消费提取背后的符号价值从而建构、彰显自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等级。在购买和消费行为中，商品的符号价值和符号意义取代其物质性本身成为消费者构建自身身份认同考虑的第一要素。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不再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末端环节执行简单被动的吸收和占有功能，而是具有重新构造社会全面关系，渗透肆虐人的日常生活的潜能。
符号拜物教批判是鲍德里亚竭力批驳消费社会的理论必然。人们对物的追求不再是纯粹的物质满足，实则是追逐物背后的符号能指及其社会建构功能，因此拜物教的本质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14〕符号拜物教也是维持与稳固社会隐蔽权力统治的利器，因为“符码中隐藏了严谨的社会逻辑”〔15〕，统治阶级通过对符号逻辑的垄断和缔造控制着整个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维持不断再生产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统治机制，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受符号的操纵无从逃逸。事实上，相对于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而言，通过符号差异划分阶层和等级将人们陷入无意识控制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制更加隐蔽和彻底。
鲍德里亚将攻击的火力聚焦于符号，指控符号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原则和主要逻辑，认为只有深刻批判符号的本源及其张力关系，才能澄明现代消费社会资产阶级的运行逻辑、统治策略及其实现方式，从而最终破除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多重异化。由此，他提出对抗策略的关键在于超越和摆脱符号的挟制，与符号价值进行彻底决裂，而“象征交换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16〕，他赋予象征交换拯救人类困境的法力，标榜只要恢复象征交换就能焚烧与消除符号逻辑的全面操控，强力砸碎符号价值体系对人意识形态的抽象统治。从来源上看，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一般经济学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学说构成了鲍德里亚象征交换方案的思想渊源和原型要素。
认为人天生应该从浪费和节庆等付出型活动中获得快乐、释放本性，只强调支出与耗费的意义而忽略回报是巴塔耶一般经济学的理论要义，正如其所言：“我们财富的创造和本质是在太阳的普照下给予的……不需要任何回报。”〔17〕对此，鲍德里亚一方面肯定太阳能量对人类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作用，另一方面反对所谓的单向支出和耗费，认为“部分的收获物立即在祭祀和消耗中返回给上帝……这个过程不能被打破，因为如果不回返给自然，就不能从自然中获取任何东西……这种获取和回报，给予和接受是至关重要的”。〔18〕鲍德里亚此处强调的“过程”就是一种与太阳、诸神、自然等的双向交互性过程，但这种交互性过程不具功利性和生产性，是充满神圣性的义务和自愿的交换，目的也只是为了耗费本身。
然而，这种纯粹的神圣性交换如何得以持续而不中断呢？莫斯的礼物理论为鲍德里亚解答这一疑问提供了灵感和路径。通过对毛利人与萨摩人等原始部落的人类学考察，莫斯发现，在货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礼物的交换方式。原始人认为物本身内蕴一种神性的力量，具有充分彰显本能的强烈表现力，物与人之间具有高度糅合性，馈赠某物，即是呈现自我，因此，“保留这些事物会有致命的危险……因为该物在道德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来自另一个人……它们会……努力为它们的氏族和乡土争得等价的替代品。”〔19〕在莫斯的理论演绎中，原始人赋予物以神圣性和本真性，从而使礼物交换方式蕴含一种内在的强制力和义务性，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强有力的中介纽带。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符号逻辑的强制，交换行为同样可以持续进行，其依据不是某种抽象的比例关系，而是来源于以物的交换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互性。
鲍德里亚将这种具有直接交互性的交换方式重新命名为象征交换，并试图套用到现代消费社会中，使之成为人与人之間交往的基本原则，从而真正破解符号逻辑的魔咒，去除符号价值对人与人的关系的遮蔽。象征交换之所以具有变革魅力，其缘由在于：一方面，象征交换具有反生产性，是对经济交换体系的一种超越，它不遵循市场交换原则，目的也不是产生利润，而是为了交换本身，本质是一种非生产性交换，是真正属人的交换；另一方面，象征交换具有可逆性，是给予和接受不间断循环的一种可逆性过程，可逆且循环复归的馈赠、接受、回赠是其内在的具体形式。总之，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交换是根本异质于经济交换的与价值交换体系彻底决裂的彼岸世界，其不受符号逻辑的控制，具有潜在颠覆、反叛和消解符号的能力，能够焚烧符号逻辑的全面操控。然而，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的解放构想在符号学视阀过度用力，失语生产的基础性，隐匿物的使用价值，忽视革命斗争和革命实践的根本动力，毋庸置疑，这种不遗余力地聚焦于符号及其意指体系的救赎策略无法企及消费社会的现实本质之境，只是一种无根式的乌托邦幻象。
三、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
鲍德里亚判定现时代已步入以消费为本体的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性质，后工业社会中消费取代生产成为控制性力量，“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20〕鲍德里亚还独具特色地进一步将消费社会的内核诊断为是一种“符号消费”，正是符号的中枢作用编织了消费社会的种种景观。“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21〕，物品符号化是进入消费流通领域的前提，符号代替使用价值成为物的表征方式。符号消费更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操纵活动，一旦消费行为发生，人们就进入一个全面且缜密的符号编码系统，无意识地陷入代码的主宰和控制之中。鲍德里亚断言，生产本位主义时代已经隐没，一切实在沦为符号和代码，符号和代码具有强大的统摄力量，成为操纵人们和现代社会的主力。
那么，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本质的诊断是否鞭辟入里？现时代是否进入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消费社会？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既然后工业社会是符号编码支配的消费社会，而这一控制一切存在的符号编码法则的存在性质究竟如何呢？鲍德里亚解释道，符号编码实质是一种信号，“这些信号不可解读，没有可能的阐释，如同在‘生物体深处隐藏多年的程序母型——这样的黑匣子中酝酿着所有的指令和所有的回应。”〔22〕对此，有研究者解读指出，鲍德里亚的符号编码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特指和原型参照，只是一种放逐特指而让能指反复叙事的抽象模式，因而符号操控本质就是形而上的抽象统治。〔23〕这种形而上的抽象性注定了鲍德里亚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其根本无法真正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追本溯源，符号消费是资本所要求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必然结果。“过度生产”是“过度消费”的基础，资本串通科学技术推动生产能力的快速提高，必然要求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需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领域和范围，而符号消费只是意味着更加丰富和更具个性的商品生产并非生产的终结。与其说消费社会取代生产社会，毋宁说资本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消费领域肆虐的典型症候呈现，物质生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从后工业社会的本质来看，符号异化是劳动异化的新表现，符号消费依然服从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运行逻辑。而资本逻辑以符号的新形态出场，不仅是资本扩张的外在普遍化和总体化，也与符号本身的特性相关联。符号本身的非实体和无定性能够超越具体物的满足感以无处不在的流动性嵌入现实生活世界之根基处，压制人的自主意识，诱使人不由自主地进入由符号编码主宰的互换关系与分类系统中进行疯狂消费〔24〕，从而不断再生产社会关系，最终实现资本的增值和运转。资本巧妙借助符号将增值和扩张意志转化为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通过消费品的符号意义与社会区分系统达到对人们的强力操控。与其说是异质性的符号消费社会，毋宁说资本统治借助符号这一新形式向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席卷。而且，借助符号非实体、无根基的抽象性，资本逻辑对生活逻辑的侵占与禁锢更具隐蔽性和彻底性。
因此，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本质的判定和诊断是片面、表象的。那么，应如何看待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呢？有研究者指出鲍德里亚建构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严重误读和全面颠覆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之应采取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也有学者认为鲍德里亚揭示了马克思时代尚未显露的资本在消费领域的运行症候，有助于更加全景式解剖资本面相。对此，我们应辩证审视，在肯定鲍德里亚思想深刻性的同时明晰其理论局限之处。
不可否认，鲍德里亚基于符号视角对现代社会消费异化结构的多层次探究以及隐蔽统治策略和权力再生产机制的深度挖掘不乏敏锐和切中肯綮之处。符号价值和消费社会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对资本增值本性新面相的有力揭示。随着科学技术推动使用价值和新需求的创造，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着实愈加凸显。同时，深刻鞭挞符号价值及符号拜物教具有重要现实裨益。长期以来人们沉溺于符号世界的享乐中，没有自觉察觉到符号拜物教的肆虐威胁，也并未开展有效的符码抗争。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时代，“沉迷于消费的人们通常是‘享乐、非道德和无责任的……时刻生成着资产阶级统治强加于人们的最大奴性道德。”〔25〕鲍德里亚揭露了这种隐蔽的意识形态统治，将批判的主题有力地置于消费领域之中，奋力唤起人们未觉醒的自主批判意识和行动，对现实的警醒意义重大。正因如此，道格拉斯·凯尔纳称赞鲍德里亚是“一个现代性和现代理论的激进批判者，一个自然浮现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模式的先驱。”〔26〕
然而，鲍德里亚粗暴地制造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断裂，否认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奠基作用，完全以符号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力图摆脱生产本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无法真正捕抓劳动和资本这一深层对抗性矛盾，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鲍德里亚这种抽象的符号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舍本逐末、管窥蠡测的脱离现实历史性根基的表象批判，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是其必然的理论归宿。“通过‘生产和‘消费的两橛粗暴地割裂了经济生活的整体；而一旦这个整体被割裂，那么对当代社会……的真正理解就不是被深化而是被中断了。”〔27〕马克思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资本作为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永远占据支配和统摄地位，无论资本伪装成何种面貌，甚至是抽象性的非物质存在，都无法改变其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当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来指认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质，试图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窥探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结构并寻求拯救之道时，恰恰遗忘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内在要义。
鲍德里亚从未在消费异化批判中脱域，其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延伸和诠释马克思的话语，但其将理论语境和关注视野仅仅锁定在符号消费和文化意识层面，过度夸大了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层作用以及符号逻辑批判的积极效应。这种从符号和消费出发的独特哲学运思虽然打开了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视界，但却遮蔽了资本这一现代性问题域的轴心地位和根本意义，从而导致其拯救道路只是停留在分析异化现实的直接性和表象性上的符号批判，阻断了深入社会现实本质的可能性，并最终陷入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鲍德里亚符号决定论的理论虚无主义从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換中寻找超越途径，未涉及任何具体的革命策略，只能是一种无根的乌托邦设计，不可能指导人类推翻现代资本主义的解放实践。企图还原象征交换本质上是一种无视客观现实重回原始社会的历史倒退观，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洞呐喊。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犀利但中肯的评价，鲍德里亚的解放策略导致他退缩到一片遥远的荒漠，在其中，根本没有任何出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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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 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