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
冉乃彦
梅克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第一任所长，也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奠基者，从事教育实践和教育科研工作长达45年之久，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如今，知道她的人或许不多了，但她是我们北京教科所很多科研人员最怀念的人。她是一位既懂政治又懂业务，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好领导。
1982年，北京市积极筹办第一个教育科研机构——北京教科所的时候，身为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梅克，自愿请缨当所长。在有些人的眼里，这个教科所所长的职位，实在不值得羡慕，既费力不讨好，又清苦无油水。据说，当时教科所是处级单位，所长也不能配备小轿车。梅克因为是副局长，所以特批可以继续用车。可在实际工作中，她常常让大家也使用这辆车。
在梅克同志任所长的6年当中，她把全部心血凝聚在教科所的创建和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上。在她的领导下，教科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她为北京市制定了教育科研规划，为教科所确立了明确的科研方向和“求实、勤奋、民主、团结”的所风。更重要的是，她以身作则，切实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成为重大课题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应该说，她为北京市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梅克不仅工作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作为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她亲自领导了教育评价课题的研究，并带头学习，刻苦钻研，使得北京教科所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教育评价工作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最让人佩服的是，已步入晚年的梅克中午从来不休息，有时候是在潜心读书，或者是和别人探讨如何修改某一篇理论文章。更多的时候，她是在找所里的同志促膝谈心。
我是北京教科所唯一一个自荐去的科研人员。从我进入北京教科所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梅克在选择科研人员时的独特做法。
我一直在少年宫、中学当老师，由于痴迷于教育科研，也常常看一些教育科研方面的书籍，试着做一些调查、访问等教育研究工作。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的李意如所长到学校做调查，约我做辅助工作。在配合的过程中，她发现了我的一些特点，认为我这个人比较适合做研究。同时，我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我比较“较真儿”，不适合做行政领导，适合做研究工作。他们的态度，更激发了我去研究单位的愿望。有一次听报告，我看到会场发的材料上，署名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北京真有这么一个专门搞教育研究的单位。于是，我就写信给教科所，介绍我的情况和想搞科研的愿望。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自荐——我过去曾十几次调动工作，每次都是“听从党的安排”。
自荐信发出一年多，没有一点音讯，我以为可能是自己不符合条件吧。没想到有一天，北京教科所的白平书记打电话找我，通知要调我到北京教科所工作。原来他们认为，选择科研人员，不能光听各级领导的介绍，要亲自到下面摸真实情况，梅所长等领导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最后才认定我适合做科研工作，这才开始想尽办法调我到教科所。选择一个人，竟用了一年，亲自进行调查，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在当时也很少见。
到了教科所，我发现大多数研究人员是刚刚从一线退下来又有研究能力的校长和优秀教师。最突出的感觉是那里的气氛十分和谐。这样好的氛围，与梅克等老同志的长期带动有很大关系。
梅克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平等待人。我记得有一个阶段，她分别找每一个科研人员去征求意见，真诚地想听听大家有什么要求。一天中午，梅克找到我说：“小冉，我们行政人员就是为你们科研人员服务的。你觉得咱们教科所今后要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工作？你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大胆提出来……”对此，我确实有具体想法，当时就提出：一是希望学习最新的理论，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因为科研人员如果跟不上形势，无法创新。二是希望提高外语能力，外语不好，视野窄得多。很快，所里就组织了一系列顶级专家的讲座。我对系统论开窍，就是在那个时候听了北京大学魏宏森教授的课。后来，我又进一步把系统论理论用在教育研究中，在《教育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小学生品德素质构建的设想》，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对品德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等文章。
紧接着，教科所开始认真组织外语老师辅导我们提高外语水平。我原来只有初中的俄语水平，更没有学过英语，后来开始能够发表自己翻译的《发展自我教育能力》等11篇俄语论文，就得益于在这个阶段我们所精通俄语的赵维贤老师的耐心辅导。
在科研单位，因为观点不同产生争论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我这个人爱坚持己见，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更是从来不讲究说话的方式，自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深深地教育了我。
有一天，在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德育室主任突然到我家拜访我。他诚恳地对我说：“前几天，梅克所长批评了我。批评我对年轻同志支持不够，对不同观点尊重不够……今天我来向你道歉……”室主任长我十几岁，是我的前辈，特地登门道歉，是我这辈子从来不敢想、更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当时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在梅克的影响下，教科所同志的工作作风在全市有了很好的口碑。除了深入基层，向老师们虚心学习，北京市的很多老师多次谈到北京教科所的人，都是夸奖“态度特别好”。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基层的老师打电话到教科所，如果要找的这个人不是这个研究室的，往往接电话的同志不是告诉他去打哪个电话，而是说“你等着，我喊他来”。这样既可以节省来电人的时间，也节省了对方的电话费。
在梅克的领导下，北京教科所对教育评价的研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所里成立了教育评价研究小组，我也被调到评价组专门研究德育评价。在梅克召集的各种研讨会上，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但是要求极其严格。有一次，梅克派我去天津做工作介绍，事前反复审查我的讲稿，对我的一些设想，她指出：没有经过试验，还没有把握，就不要急于向别人介绍。
她十分珍视每个科研人员的点滴优点，让大家互相学习。当时，所里的许多老同志兢兢业业地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及时地把科研成果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让广大老师阅读，影响了科研成果的传播。而我和几位同志发表的科研文章较多，对学校工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梅克立刻抓住这一点，要求全所同志重视科研成果的传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搞好科研成果的推广、普及工作。
后来，梅克爱人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我们都知道，他们夫妻两人一生相濡以沫，关系极好，外人的任何劝慰都无助于减轻她失去另一半的痛苦。此后，大家眼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虚弱却无能为力……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去世多年之后，老同志告诉我，在她病重不起的时候，曾经告诉身边的人，她思念着教科所的许多同志，其中也提到了我。我完全理解，因为梅克和我们这些科研人员的心是相通的。
（责 编 再 澜）
梅克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第一任所长，也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奠基者，从事教育实践和教育科研工作长达45年之久，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如今，知道她的人或许不多了，但她是我们北京教科所很多科研人员最怀念的人。她是一位既懂政治又懂业务，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好领导。
1982年，北京市积极筹办第一个教育科研机构——北京教科所的时候，身为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梅克，自愿请缨当所长。在有些人的眼里，这个教科所所长的职位，实在不值得羡慕，既费力不讨好，又清苦无油水。据说，当时教科所是处级单位，所长也不能配备小轿车。梅克因为是副局长，所以特批可以继续用车。可在实际工作中，她常常让大家也使用这辆车。
在梅克同志任所长的6年当中，她把全部心血凝聚在教科所的创建和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上。在她的领导下，教科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她为北京市制定了教育科研规划，为教科所确立了明确的科研方向和“求实、勤奋、民主、团结”的所风。更重要的是，她以身作则，切实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成为重大课题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应该说，她为北京市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梅克不仅工作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作为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她亲自领导了教育评价课题的研究，并带头学习，刻苦钻研，使得北京教科所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教育评价工作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最让人佩服的是，已步入晚年的梅克中午从来不休息，有时候是在潜心读书，或者是和别人探讨如何修改某一篇理论文章。更多的时候，她是在找所里的同志促膝谈心。
我是北京教科所唯一一个自荐去的科研人员。从我进入北京教科所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梅克在选择科研人员时的独特做法。
我一直在少年宫、中学当老师，由于痴迷于教育科研，也常常看一些教育科研方面的书籍，试着做一些调查、访问等教育研究工作。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的李意如所长到学校做调查，约我做辅助工作。在配合的过程中，她发现了我的一些特点，认为我这个人比较适合做研究。同时，我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我比较“较真儿”，不适合做行政领导，适合做研究工作。他们的态度，更激发了我去研究单位的愿望。有一次听报告，我看到会场发的材料上，署名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北京真有这么一个专门搞教育研究的单位。于是，我就写信给教科所，介绍我的情况和想搞科研的愿望。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自荐——我过去曾十几次调动工作，每次都是“听从党的安排”。
自荐信发出一年多，没有一点音讯，我以为可能是自己不符合条件吧。没想到有一天，北京教科所的白平书记打电话找我，通知要调我到北京教科所工作。原来他们认为，选择科研人员，不能光听各级领导的介绍，要亲自到下面摸真实情况，梅所长等领导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最后才认定我适合做科研工作，这才开始想尽办法调我到教科所。选择一个人，竟用了一年，亲自进行调查，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在当时也很少见。
到了教科所，我发现大多数研究人员是刚刚从一线退下来又有研究能力的校长和优秀教师。最突出的感觉是那里的气氛十分和谐。这样好的氛围，与梅克等老同志的长期带动有很大关系。
梅克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平等待人。我记得有一个阶段，她分别找每一个科研人员去征求意见，真诚地想听听大家有什么要求。一天中午，梅克找到我说：“小冉，我们行政人员就是为你们科研人员服务的。你觉得咱们教科所今后要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工作？你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大胆提出来……”对此，我确实有具体想法，当时就提出：一是希望学习最新的理论，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因为科研人员如果跟不上形势，无法创新。二是希望提高外语能力，外语不好，视野窄得多。很快，所里就组织了一系列顶级专家的讲座。我对系统论开窍，就是在那个时候听了北京大学魏宏森教授的课。后来，我又进一步把系统论理论用在教育研究中，在《教育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小学生品德素质构建的设想》，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对品德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等文章。
紧接着，教科所开始认真组织外语老师辅导我们提高外语水平。我原来只有初中的俄语水平，更没有学过英语，后来开始能够发表自己翻译的《发展自我教育能力》等11篇俄语论文，就得益于在这个阶段我们所精通俄语的赵维贤老师的耐心辅导。
在科研单位，因为观点不同产生争论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我这个人爱坚持己见，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更是从来不讲究说话的方式，自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深深地教育了我。
有一天，在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德育室主任突然到我家拜访我。他诚恳地对我说：“前几天，梅克所长批评了我。批评我对年轻同志支持不够，对不同观点尊重不够……今天我来向你道歉……”室主任长我十几岁，是我的前辈，特地登门道歉，是我这辈子从来不敢想、更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当时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在梅克的影响下，教科所同志的工作作风在全市有了很好的口碑。除了深入基层，向老师们虚心学习，北京市的很多老师多次谈到北京教科所的人，都是夸奖“态度特别好”。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基层的老师打电话到教科所，如果要找的这个人不是这个研究室的，往往接电话的同志不是告诉他去打哪个电话，而是说“你等着，我喊他来”。这样既可以节省来电人的时间，也节省了对方的电话费。
在梅克的领导下，北京教科所对教育评价的研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所里成立了教育评价研究小组，我也被调到评价组专门研究德育评价。在梅克召集的各种研讨会上，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但是要求极其严格。有一次，梅克派我去天津做工作介绍，事前反复审查我的讲稿，对我的一些设想，她指出：没有经过试验，还没有把握，就不要急于向别人介绍。
她十分珍视每个科研人员的点滴优点，让大家互相学习。当时，所里的许多老同志兢兢业业地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及时地把科研成果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让广大老师阅读，影响了科研成果的传播。而我和几位同志发表的科研文章较多，对学校工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梅克立刻抓住这一点，要求全所同志重视科研成果的传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搞好科研成果的推广、普及工作。
后来，梅克爱人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我们都知道，他们夫妻两人一生相濡以沫，关系极好，外人的任何劝慰都无助于减轻她失去另一半的痛苦。此后，大家眼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虚弱却无能为力……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去世多年之后，老同志告诉我，在她病重不起的时候，曾经告诉身边的人，她思念着教科所的许多同志，其中也提到了我。我完全理解，因为梅克和我们这些科研人员的心是相通的。
（责 编 再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