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摘要〕 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是西方激进左派现今最重要的发展动向，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追求，其理论的核心是作为学说、运动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它一方面以关于人的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导，另一方面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西方激进左派对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和其他一些学者对其所做的批评，一方面因为无视或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这一难题而将同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对我们如何坚持和发展符合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 激进左派；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3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批判性研究”（15BZX015）
〔作者简介〕王福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 激进左派有时又被称为“极左派”或“激进思想家”，主要是一些坚持共产主义立场，要求超越一切现存社会秩序的当代西方思想家。以2009年的伦敦会议、2010年的柏林会议和2011年的纽约会议为标志，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成了西方激进左派现今最重要的发展动向。本文在概括总结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等人“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对其所涉及和引发的问题进行一种初步的批判性研究，这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全球政治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但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政治霸权处处碰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破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超越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为人类赢得一个可期待的未来，就成了众多思想家所面对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思想家们所提供的答案依其立场不同而不同，就西方激进左派来说，答案是重回共产主义。
西方激进左派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制度安排，拒绝既存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反对国家政治或自觉与其拉开距离，要求重回共产主义。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正如科斯塔斯·杜兹纳斯（Costas Douzinas）与齐泽克在编选2009年伦敦会议文集时所做出的概括那样，与会左翼学者共享如下主题：“1.最近的政治力图禁止和排除冲突。共产主义观念通过引入新的政治主体性和重回大众的意志主义而与广泛盛行的去政治化相对抗。2.共产主义是激进哲学与激进政治的观念。作为激进行动的前提，共产主义在今天必须通过远离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通过由21世纪的政治实践而来的形成（becoming）而被思考。3.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采取了圈占共者 （语言和交往，知识产权、基因物质，自然资源和管理形式）的新形式。共产主义，通过重回共者概念，以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观念与资本主义私有化对抗。4.共产主义以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自由没有平等就不能繁荣，而平等没有自由就不能存在。” 〔1〕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共享主题，西方激进左派对所要回到的共产主义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的把它视为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即“共产主义假设”（阿兰·巴迪欧），有的把它视为反对现实矛盾的运动，作为广泛存在的社会对抗的展开而存在（斯拉沃热·齐泽克），有的把它视为历史发展（在当前就是全球化和信息化）中所隐含的内在趋势（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有的则将其视为某种感性一致的共同体（雅克·朗西埃）。这一差别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总结：从哲学立场而言，阿兰·巴迪欧是超越论的代表，而奈格里、齐泽克和哈特则反对超越论而同属于内在论的共同阵营；从致思理路而言，奈格里和哈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学的结合，而朗西埃则代表了文化主义的研究思路，齐泽克则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综合。
西方激进左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际，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努力令人钦佩。因此，一时间有很多的响应者出现：有的与雅克·朗西埃的文化主义路数比较接近，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重组社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来定义共产主义理想（波瑞斯·格瑞伊斯，Boris Groys）；有的与阿兰·巴迪欧取向类似，强调共产主义具有一种“地平线”的意义，从来无法达到，却又一直引人向前（乔治·迪恩，Jodi Dean）；有的与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奧·奈格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相近，强调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可行性（G.A.科亨，G.A.Cohen）等等。但与此同时，其只关注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而不关注组织、运动甚至自觉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基础等做法却也引起了诸如斯蒂芬·赛维罗（Stephen Savaloe）、亚力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等人的批评。
（二）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动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在其所主办的刊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的第8辑中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专题进行过介绍，汪行福教授还从激进左派所隐含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入手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我认为，汪行福教授抓住的问题很准确，但对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虽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也是经常混同使用的，但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论述，特别是《巴黎手稿》中的论述清晰地表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非常关键。
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的内涵有三：第一，“思想上的共产主义”〔2〕，也即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主要工作来看，这一学说主要包括确立其客观条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其主观条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确立其思想文化条件的意识形态批判。第二，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论述，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第三，共产主义还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即《哥达纲领批判》中仔细阐述过的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等等。
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思想、运动与社会的三位一体，其核心是运动，其灵魂是思想，其目标是社会。这里，思想与运动的结合，即通常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的社会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其实还应该补充一句“在变革旧世界中创建新世界”）的“新世界”。但问题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5〕那么，什么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和“人的社会的形式”呢？答案是社会主义。
在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核心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讲到：“社会主义是人的……积极的自我意识。”〔6〕这种人的积极自我意识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7〕第二，“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8〕第三，“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 〔9〕 “人们的社会联系”〔10〕即“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 〔11〕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就是人作为真正的社会的人的自觉。而对于人的这种社会主义理解在马克思思想中作为哲学理念而存在的理论位置，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如下两段话中得到印证：“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12〕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13〕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使用必须放在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就像现在的历史语境亟需对之做出区分一样（西方激进左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使用就是这一历史语境的一个突出例证）。按照汤姆·博托莫尔的考察，在19世纪中期前后，共产主义作为旨在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革命形式，与作为一种只是比较平和的、渐进改革的立宪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这时更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对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共产党宣言》。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批判了以封建的、僧侣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的社会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随着早期失败了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批判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而其批判的核心无非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不想或不能推翻资本主义以使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一般是作为描述工人阶级运动的同义语使用的，虽然前者用得更为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采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14〕由此看来，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使用有其团结革命力量的革命策略方面的考虑，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马克思自己迁就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时候，还是做出了合乎实情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理论说明的。但历史在变化，策略也需要变化，绝不能由于马克思策略性的混同使用而忽略其间的重要区分，更何况在今天，这种混同使用已经或正在败坏马克思主义，比如西方激进左派对于既有共产主义实践（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放弃。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5〕现在到了讲清楚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的时候了。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马克思的思想本意，即社会主义理念引導下的共产主义，而二者的关系如下：前者是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后者是以运动为核心的学说、运动和社会形态的三位一体，二者的紧密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共产主义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的理念，没有了这一理念，共产主义学说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如现代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一样，就更不用说其他人所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本身都难以按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一句话，没有这一理念的引导，共产主义终将盲无所归，无可逃离被资本主义社会收编的可悲命运（如历史上的很多前例所明示的那样，西方激进左派的历史命运很可能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也绝不能将这一理念作为康德意义上的建构性理念而在现实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按图索骥地求其实现，那样只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遭遇可怕的逻辑切割之苦，既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中的很多失误实际上就是这样造成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不能没有共产主义而单独存在，没有了后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终将沦为其他哲学家那样的只能“解释世界”的哲学玄想，从而背离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宏旨。
继续追问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理解过渡到对共产主义的阐释，是因为处于中间位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原则的沟通和桥梁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研究历史，一方面有其前提，即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明确了这一方法论原则与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斗争理论。两方面合在一起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位置，即起沟通和桥梁作用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时就此明确说过：“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略地表述如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而且，仔细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其真实所指，也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派别差异，而是“经验的观察”〔17〕“对现实的描述” 〔18〕：“这种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聯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9〕按照马克思的讲法，这种观察和描述与从意识出发的考察方法不同，它们是一种“符合现实的考察方法”，而“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20〕
问题只在于：必须明确方法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沟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论性质，并不排除而是恰恰要求对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各类事物做符合其事情本身的研究，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鲍威尔、施蒂纳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路易·波拿巴猎取政权的过程和原因的经典分析所示范的那样。这些实例以无以辩驳的力量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什么历史哲学，更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它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是在“最终的”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它在实质上要求的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 〔21〕
（三）
参照马克思的本来想法，我们可以对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做出如下批判与反思：
第一，不能简单粗暴地拒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理解和践行的共产主义实践。他们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从名称和理解上与我们这里的讲法不大一致甚至正好相反，在他们，与西方激进左派自身一样，都把社会主义视为实存，而把共产主义视为理念）。他们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是由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状况造成的，而正是这种不同才使他们成了真正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地看，与社会主义理念（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和政治立场是其发展变化了的形式）相结合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是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理论总结和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是对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与此相应的在一国之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抽象；在毛泽东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进而建设社会主义；而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基本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只有这样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他们及其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实践要做合乎历史实情的理解，既要吸取其教训，更要总结其经验，像西方激进左派那样简单的拒绝无济于事。
第二，要像马克思那样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形式。西方激进左派在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启发性，单独来看也都很有道理，但问题是这些思想太片面化了，他们自己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批评本身就足以让人生疑，更不用说来自这一阵营之外的批评了。其实，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自足的，同时也是开放的，足以容纳西方激进左派的上述思想（当然，一些必要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可以容纳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一样，但一定要像马克思以及列宁等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找到符合自己时代发展状况的结合方式才行。在此，最重要的问题大概包括：1.如何参考西方激进左派对共产主义的超验性、本体论维度的把握以及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高清海老师的类哲学来重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的理念。2.如何参照马克斯·韦伯、布罗代尔、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克劳、墨菲等人的想法以及马克思自己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完善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3.如何继续推进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如何把奈格里和哈特所做的工作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4.如何把奈格里和哈特的所谓“诸众”或者像阿兰·巴迪欧的“减法”政治与马克思关于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论述和经典作家一贯加以重视的组织和策略问题研究联系起来，努力缔造和构建新形式的革命主体。
〔参考文献〕
〔1〕Costas Douzinas， Salvoj iek. The Idea of Communism〔M〕. Verso， 2010：ix-x.
〔2〕〔5〕〔6〕〔7〕〔8〕〔9〕〔10〕〔11〕〔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8，93，92，105，107，170，171，171，105.
〔3〕〔4〕〔13〕〔15〕〔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0，87，61，9，71，73，71，73，76.
〔14〕〔英〕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K〕.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04-108.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责任编辑：颜 冲）
〔关键词〕 激进左派；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3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批判性研究”（15BZX015）
〔作者简介〕王福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12。 激进左派有时又被称为“极左派”或“激进思想家”，主要是一些坚持共产主义立场，要求超越一切现存社会秩序的当代西方思想家。以2009年的伦敦会议、2010年的柏林会议和2011年的纽约会议为标志，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成了西方激进左派现今最重要的发展动向。本文在概括总结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等人“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对其所涉及和引发的问题进行一种初步的批判性研究，这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全球政治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但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政治霸权处处碰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破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超越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为人类赢得一个可期待的未来，就成了众多思想家所面对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思想家们所提供的答案依其立场不同而不同，就西方激进左派来说，答案是重回共产主义。
西方激进左派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制度安排，拒绝既存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反对国家政治或自觉与其拉开距离，要求重回共产主义。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正如科斯塔斯·杜兹纳斯（Costas Douzinas）与齐泽克在编选2009年伦敦会议文集时所做出的概括那样，与会左翼学者共享如下主题：“1.最近的政治力图禁止和排除冲突。共产主义观念通过引入新的政治主体性和重回大众的意志主义而与广泛盛行的去政治化相对抗。2.共产主义是激进哲学与激进政治的观念。作为激进行动的前提，共产主义在今天必须通过远离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通过由21世纪的政治实践而来的形成（becoming）而被思考。3.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采取了圈占共者 （语言和交往，知识产权、基因物质，自然资源和管理形式）的新形式。共产主义，通过重回共者概念，以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观念与资本主义私有化对抗。4.共产主义以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自由没有平等就不能繁荣，而平等没有自由就不能存在。” 〔1〕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共享主题，西方激进左派对所要回到的共产主义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的把它视为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即“共产主义假设”（阿兰·巴迪欧），有的把它视为反对现实矛盾的运动，作为广泛存在的社会对抗的展开而存在（斯拉沃热·齐泽克），有的把它视为历史发展（在当前就是全球化和信息化）中所隐含的内在趋势（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有的则将其视为某种感性一致的共同体（雅克·朗西埃）。这一差别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总结：从哲学立场而言，阿兰·巴迪欧是超越论的代表，而奈格里、齐泽克和哈特则反对超越论而同属于内在论的共同阵营；从致思理路而言，奈格里和哈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学的结合，而朗西埃则代表了文化主义的研究思路，齐泽克则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综合。
西方激进左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际，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努力令人钦佩。因此，一时间有很多的响应者出现：有的与雅克·朗西埃的文化主义路数比较接近，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重组社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来定义共产主义理想（波瑞斯·格瑞伊斯，Boris Groys）；有的与阿兰·巴迪欧取向类似，强调共产主义具有一种“地平线”的意义，从来无法达到，却又一直引人向前（乔治·迪恩，Jodi Dean）；有的与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奧·奈格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相近，强调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可行性（G.A.科亨，G.A.Cohen）等等。但与此同时，其只关注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而不关注组织、运动甚至自觉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基础等做法却也引起了诸如斯蒂芬·赛维罗（Stephen Savaloe）、亚力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等人的批评。
（二）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动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在其所主办的刊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的第8辑中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专题进行过介绍，汪行福教授还从激进左派所隐含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入手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我认为，汪行福教授抓住的问题很准确，但对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虽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也是经常混同使用的，但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论述，特别是《巴黎手稿》中的论述清晰地表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非常关键。
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的内涵有三：第一，“思想上的共产主义”〔2〕，也即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主要工作来看，这一学说主要包括确立其客观条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其主观条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确立其思想文化条件的意识形态批判。第二，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论述，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第三，共产主义还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即《哥达纲领批判》中仔细阐述过的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等等。
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思想、运动与社会的三位一体，其核心是运动，其灵魂是思想，其目标是社会。这里，思想与运动的结合，即通常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的社会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其实还应该补充一句“在变革旧世界中创建新世界”）的“新世界”。但问题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5〕那么，什么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和“人的社会的形式”呢？答案是社会主义。
在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核心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讲到：“社会主义是人的……积极的自我意识。”〔6〕这种人的积极自我意识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7〕第二，“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8〕第三，“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 〔9〕 “人们的社会联系”〔10〕即“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 〔11〕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就是人作为真正的社会的人的自觉。而对于人的这种社会主义理解在马克思思想中作为哲学理念而存在的理论位置，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如下两段话中得到印证：“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12〕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13〕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使用必须放在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就像现在的历史语境亟需对之做出区分一样（西方激进左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使用就是这一历史语境的一个突出例证）。按照汤姆·博托莫尔的考察，在19世纪中期前后，共产主义作为旨在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革命形式，与作为一种只是比较平和的、渐进改革的立宪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这时更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对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共产党宣言》。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批判了以封建的、僧侣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的社会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随着早期失败了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批判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而其批判的核心无非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不想或不能推翻资本主义以使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一般是作为描述工人阶级运动的同义语使用的，虽然前者用得更为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是遵循上述用法的，甚至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采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14〕由此看来，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使用有其团结革命力量的革命策略方面的考虑，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马克思自己迁就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时候，还是做出了合乎实情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理论说明的。但历史在变化，策略也需要变化，绝不能由于马克思策略性的混同使用而忽略其间的重要区分，更何况在今天，这种混同使用已经或正在败坏马克思主义，比如西方激进左派对于既有共产主义实践（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放弃。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5〕现在到了讲清楚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的时候了。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马克思的思想本意，即社会主义理念引導下的共产主义，而二者的关系如下：前者是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后者是以运动为核心的学说、运动和社会形态的三位一体，二者的紧密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一方面，共产主义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的理念，没有了这一理念，共产主义学说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如现代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一样，就更不用说其他人所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本身都难以按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一句话，没有这一理念的引导，共产主义终将盲无所归，无可逃离被资本主义社会收编的可悲命运（如历史上的很多前例所明示的那样，西方激进左派的历史命运很可能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也绝不能将这一理念作为康德意义上的建构性理念而在现实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按图索骥地求其实现，那样只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遭遇可怕的逻辑切割之苦，既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中的很多失误实际上就是这样造成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不能没有共产主义而单独存在，没有了后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终将沦为其他哲学家那样的只能“解释世界”的哲学玄想，从而背离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宏旨。
继续追问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理解过渡到对共产主义的阐释，是因为处于中间位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原则的沟通和桥梁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研究历史，一方面有其前提，即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明确了这一方法论原则与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斗争理论。两方面合在一起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位置，即起沟通和桥梁作用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时就此明确说过：“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略地表述如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而且，仔细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其真实所指，也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派别差异，而是“经验的观察”〔17〕“对现实的描述” 〔18〕：“这种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聯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9〕按照马克思的讲法，这种观察和描述与从意识出发的考察方法不同，它们是一种“符合现实的考察方法”，而“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20〕
问题只在于：必须明确方法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沟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论性质，并不排除而是恰恰要求对诸如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各类事物做符合其事情本身的研究，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鲍威尔、施蒂纳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路易·波拿巴猎取政权的过程和原因的经典分析所示范的那样。这些实例以无以辩驳的力量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什么历史哲学，更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它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是在“最终的”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它在实质上要求的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 〔21〕
（三）
参照马克思的本来想法，我们可以对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做出如下批判与反思：
第一，不能简单粗暴地拒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理解和践行的共产主义实践。他们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从名称和理解上与我们这里的讲法不大一致甚至正好相反，在他们，与西方激进左派自身一样，都把社会主义视为实存，而把共产主义视为理念）。他们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是由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状况造成的，而正是这种不同才使他们成了真正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地看，与社会主义理念（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和政治立场是其发展变化了的形式）相结合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是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理论总结和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是对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与此相应的在一国之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抽象；在毛泽东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进而建设社会主义；而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基本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只有这样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他们及其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实践要做合乎历史实情的理解，既要吸取其教训，更要总结其经验，像西方激进左派那样简单的拒绝无济于事。
第二，要像马克思那样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形式。西方激进左派在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启发性，单独来看也都很有道理，但问题是这些思想太片面化了，他们自己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批评本身就足以让人生疑，更不用说来自这一阵营之外的批评了。其实，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自足的，同时也是开放的，足以容纳西方激进左派的上述思想（当然，一些必要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可以容纳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一样，但一定要像马克思以及列宁等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找到符合自己时代发展状况的结合方式才行。在此，最重要的问题大概包括：1.如何参考西方激进左派对共产主义的超验性、本体论维度的把握以及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高清海老师的类哲学来重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的理念。2.如何参照马克斯·韦伯、布罗代尔、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克劳、墨菲等人的想法以及马克思自己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完善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3.如何继续推进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如何把奈格里和哈特所做的工作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4.如何把奈格里和哈特的所谓“诸众”或者像阿兰·巴迪欧的“减法”政治与马克思关于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的论述和经典作家一贯加以重视的组织和策略问题研究联系起来，努力缔造和构建新形式的革命主体。
〔参考文献〕
〔1〕Costas Douzinas， Salvoj iek. The Idea of Communism〔M〕. Verso， 2010：ix-x.
〔2〕〔5〕〔6〕〔7〕〔8〕〔9〕〔10〕〔11〕〔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8，93，92，105，107，170，171，171，105.
〔3〕〔4〕〔13〕〔15〕〔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0，87，61，9，71，73，71，73，76.
〔14〕〔英〕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K〕.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04-108.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责任编辑：颜 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