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奖争议解析
赵亚珉 高和娟 赵思婷
内容摘要：2016年，鲍勃·迪伦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因很多人质疑其诗人身份进而质疑其获奖资格，从而成为文学事件。通过解析迪伦的优秀民谣创作，可以看出，迪伦的作品既在形式上展现了诗歌的“声音之美”，又在内容上反映了美国的时代诉求，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符合诺奖的理想主义原则。这些特质充分揭示，鲍勃·迪伦作品实现了诗歌与音乐的跨界，其获奖实至名归。
关键词：鲍勃·迪伦 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事件 人道主义
2016年，鲍勃·迪伦荣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大出多人意外，有人惊呼诺奖变质了、文学死了，也有人质疑迪伦的诗人身份，更有人对文学的本质产生了怀疑，因此其获奖一时成为文学事件。然而，外界之所以对迪伦获奖争议不休，疑虑重重，根本在于人们对民谣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也在于大众熟悉的只是一位摇滚巨人，对迪伦亲自创作了大量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其作品早已进入美国大中学生的文学教材《诺顿文学选集》、20年以来迪伦不仅多次获诺奖提名而且还曾获美国国内最权威文学大奖——普利策奖等基本事实不太了解，更无从理解迪伦诗歌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情怀。迪伦的优秀民谣作品，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诗体风格，而且真切反映了美国动荡的当代社会文化，其理想主义蕴含恰恰符合诺奖的理想主义原则。鲍勃·迪伦获奖，名副其实。
一.民谣与诗歌“同源”
其实，在西方文学中，民谣（ballad）本来就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口语化、音乐性和叙事性著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诗歌与民谣几乎等同，西方文学的鼻祖荷马就是一位行吟诗人。一般说来，诗歌较高雅，民谣则较通俗，其差别类似于《诗经》中“雅”与“风”的不同。我国的《诗经》和《乐府诗集》中有大量民谣类型的诗歌作品，这说明在我国最早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和“民谣”实属同源。中西方文学门类的这种类同似乎也暗示着，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的本质与特征都有共同之处，“诗歌”与“民谣”同源。然而在欧洲中世纪民谣的发展中，人们为追求“高雅”而在诗歌中逐渐排斥通俗的民谣风格，从而使得民谣独立出来，成为另一种艺术形式。
美国民谣在美国音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在美国歌谣的传统中，其叙事特质至关重要。歌手通常会借由叙事对象，将所见所闻及所感利用平铺直叙或者暗喻的手法写成歌词，以表达自己的感触、心声和诉求。迪伦的作品就表现出浓厚的叙事性。其作品以人道主义出发，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更换着作品的主题，其中的一些抗议歌谣，不仅反映了时代的诉求，同时批判了美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迪伦众多的粉丝中，乔布斯、奥巴马等人赫然在列。他曾经多年和同样极具大众知名度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起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常客。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迪伦极高的评价，认为迪伦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其音乐当中，仅这一点就足以獲得诺奖的关注。
二.作为诗人的鲍勃·迪伦
2016年迪伦的获奖理由是其诗歌中“全新的诗意表达”。从“诗意”便可看出学界早已肯定迪伦的诗人身份。事实上，在此之前，迪伦就已经在文学界产生影响。1996、2006年的两度诺奖提名让迪伦以诗人的身份重新为外界所熟知，而2008年颁给迪伦的普利策文学奖，更是肯定了其对美国文学文化的深刻影响。炫目的歌手身份注定了迪伦将是个与众不同的诗人，而也正是这种身份才让他背负了一些误解。
迪伦的这种“全新的诗意”正是与诗歌的声音之美有关。随着文学的发展，现代诗歌越来越注重书面的描绘，却忽视了声音之美。而可歌唱的诗歌与书面文字有所不同的是，诗歌更讲究纯粹、简洁的表达，也更讲究节奏感和韵律。鲍勃·迪伦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吟唱诗人，他的诗歌主题紧跟时代潮流，因此能让听众有极大的代入感，从而产生共鸣。此外，由于他为诗歌赋曲，使得诗歌在增添音律美的同时，更具传播性。这也是迪伦受众广泛、影响巨大的根本所在。
迪伦诗中的“全新的诗意”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法言传、属于声音和音韵的诗意，而不只是文本所呈现的意义。所以，鲍勃·迪伦的获奖，无疑是在回归诗歌的本质——声音之美。[1]迪伦获奖让公众重新认知文学在诞生之初的本质：它是爱与歌唱，是生命最真诚的表达，是对世界的独特诠释。
然而，迪伦绝不仅仅是个歌手。他对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对时局变化的敏锐嗅觉成就了与众不同的诗人迪伦。他的诗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变换着主题，每一次都给大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和强烈的思想冲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时局动荡不安，越南战争、黑人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政治暗杀等复杂社会文化现象此起彼伏，在美国历史上属于各种叛逆文化集中爆发的时期，而这也是迪伦最“疯狂”的创作时期。迪伦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富有激进和批判社会的色彩，如《暴雨将至》、《战争狂人》等，充满了激进的批判性语言，揭露了战争毁灭性的本质，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又如《答案在风中飘荡》，创作于越南战争时期，标榜着“反战反歧视”的思想，被誉为“民权运动”和“反战主义”的圣歌。而六十年代后期，迪伦将黑人的布鲁斯和白人的乡村音乐相融合，创造出了“民谣摇滚”这一乐种，从而造就了迪伦在音乐史上的传奇。
七十年代的迪伦批判性减弱，音乐风格也转变成“乡村音乐”，意味着这位热血、叛逆的诗人开始回归“主流社会”。[2]在他的影响下，美国青年也悄然变化，和他一同踏入归途。七十年代末，迪伦开始在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创作出《得救》、《异教徒》等含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作品。这也表明，迪伦的作品弱化了其批判的锋芒，而带有更多的哲理性，文学内涵更为深刻，将对人类世界的未来寄希望于宗教的拯救。
三.迪伦经典作品中的理想主义体现
在台湾作家龙应台看来，“歌如历史，自己有脚”[3]。迪伦的众多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诗意特征，更是美国时代精神的历史记录，蕴含着深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1.对自由与和平的憧憬
创作于越南战争期间的《答案在风中飘荡》是鲍勃·迪伦的成名作之一，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非凡的影响，也是美国民谣史上的重要力作。1957年，美越战争期间，美国输送大批士兵到越南前线，最终却以损失惨重收场。身心俱疲的美国人民渴望和平，政府却因渴望胜利而不愿退出，“反战”热潮就此爆发。《答案在风中飘荡》这首歌曲就此诞生。在歌曲中，他以“真正的男子汉”、“白鸽何时得以安眠”暗喻士兵与和平，就“自由与和平”、“死亡”等主题利用反问手法抒发了内心对战争的不满：炮弹肆无忌惮地掠过天空，顷刻间血流成河，骨积成山，哭声震天动地……而这一切都无人问津。作者抗议政府用暴力的手法解决争端，盼望着和平与自由的到来，然而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正义呼声却无人倾听，因此诗人只好无奈地感叹“答案在风中飘荡”。巧合的是，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其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激励了无数黑人奋起反抗，奔向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追求之中。因此这首歌又成为了当时黑人民权运动的“励志歌曲”，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精神。这首“抗议民谣”中的经典之作，后来广为传唱，甚至被誉为“民权运动”和“反战主义”圣歌。
2.对人类前景的忧虑
美国“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对鲍勃·迪伦的《暴雨将至》评价极高，认为自己：“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一样，撼动人心。”[4]更多的人则把该作品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联系起来，歌词超越美国现实的薄雾，直指人类的普遍未来。
在美苏冷战中，“古巴导弹危机”是最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在此期间，鲍勃·迪伦写下了这首长诗，又引用了一首英国童谣的曲调，最终创作出了妇孺皆知的《暴雨将至》。这首歌的歌词颇具深度，通过问答形式，以孩子的口吻描述了一个诡异恐怖的世界。比如“暴雨”暗喻可能即将来临的这场战争;“满屋子的人手持嗜血的锤子，就连孩子手里也拿着刀枪”表现了人们沉溺于战争，变成了嗜血的怪物;“新生儿被群狼包围”揭示了人们处于战争的迫害之下，刚一出生便陷入危机四伏的世界;而“看到白人牵着黑狗”显然是讽刺当时的种族歧视现状。歌曲结尾“我站在海面上缓缓下沉，暴雨将至”更是将作者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绝望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整首诗歌中，作者通过孩童天真无邪的双眼描绘了一个如同地狱般的恐怖景象，暗示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悲惨的浩劫，从而表达了诗人在战争一触即发的世界背景下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
四.结语
综上所述，鲍勃·迪倫获奖之所以成为文学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大众对迪伦身份的误解，对文学类别与文学品质的误读以及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忽略。对民谣本源的梳理以及对迪伦作品的分析，将有助于人们在把握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迪伦的诗人身份，重新审视何为文学、文学何为等本质性问题的追问[5]，深刻理解诺奖评奖中的理想主义原则，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叶匡政.鲍勃·迪伦获奖是对诗歌本质的回归[N].深圳特区报，2016-10-25.
[2]滕继萌.鲍勃·迪伦：一位摇滚艺术家、诗人的生平[J].外国文学，1996（2）：35.
[3]龙应台.歌如历史，自己有脚[N].南方周末，2016-09-25.
[4]王垚.“嚎叫”之后的时代强音——探析金斯堡对鲍勃·迪伦创作的影响[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12（2）：4-5.
[5]郭英剑.鲍勃迪伦引发追问：究竟什么是文学？[N].文艺报，2016-12-14.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社项目“美国诺奖作家作品中的理想主义研究”及江苏省高校科创项目“大学生最喜爱的美国诺奖作家与作品阅读调查”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