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主要内容及启示

    桂立

    〔摘要〕“秘密报告”是国际共运史上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文献。它来源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为斯大林时期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进行审查和平反的想法。报告明确提出反对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作是“无所不知、洞察一切”的超人。从六个方面总结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些给我们启示，要正确看待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要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监督问题，要吸取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崇拜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惨痛教训。

    〔关键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集体领导；十八届六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3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6-0052-07

    2016年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60周年。当时这个报告由美国国务院公诸于世的时候，曾引起了巨大轰动，在世界各国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冲击和影响，直到1989年，这个报告才发表在《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 期上。60年过去了，曾经产生这个报告的党和国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也正是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研究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报告”的适当时机。“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1〕本文拟对“秘密报告”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影响启示进行分析。

    一、“秘密报告”产生的背景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逝世。3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决定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决定任命贝利亚为刚刚由苏联国家安全部与苏联内务部合并而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任命布尔加宁为国防部长。《决议》决定取消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保留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主席团由委员10人和候补委员4人组成。3月14日，苏共中央1953年3月全会决定批准马林科夫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选举赫鲁晓夫等5位同志组成苏共中央书记处。7月2日至7日的苏共中央1953年七月全会，“在听取和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拉·巴·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阴谋把苏联内务部置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决定撤销拉·巴·贝利亚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事实上，贝利亚已经在1953年6月26日被逮捕）。9月3日至7日的苏共中央1953年九月全会选举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3年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理贝利亚及其同谋的案件》的决定。1953年12月18日至23日，以科涅夫元帅为首的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法庭审判了贝利亚及其同谋的案件。12月23日，在审判几个小时后，贝利亚被枪决。

    根据“秘密报告”的报告人赫鲁晓夫的回忆，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斯大林生前野蛮对待老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及其军队领导人、农村的富裕农民、少数民族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当然，我和任何一个人一样，也渐渐开始怀疑：‘怎么会是怎样？那些被捕或被关进监狱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回来的，几乎没有一个宣告无罪的。生活中不应该是这样嘛。对于那里一切全都有根有据、全都符合法律规范这一点产生了怀疑。然而斯大林毕竟是斯大林。他的威信很高，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会蓄意滥用权力”。〔2〕贝利亚案件以后，赫鲁晓夫的怀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感到有必要揭开内幕，弄清侦查是如何进行的，都是怎样逮捕的，一共逮捕了多少人，有哪些逮捕所需的原始材料，后来就这些逮捕进行的审讯又说明了什么？我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详加分析”。〔3〕这时，关于重新调查高层清洗情况的要求蜂拥而来，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这些请求首先呈送给检察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党的专属委员会，然后再报送主席团进行最后的决定。总之，在搜集材料、催促重新审理案件和释放犯人这些重大问题上，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到1954年春天的时候，几位苏联最高法院调查团成员已经开始审查过去的政治审判结果，在对“列宁格勒案件”进行审查之后，苏共恢复了被迫害致死的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前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等人的名誉和他们的党员身份。1955年秋天，国家安全审查人员加快了对1936至1938年间案件的重新审理，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给这些人定罪没有任何根据。一切都仅仅是以个人的供词为基础的，而靠肉体和精神折磨获取的的个人供词，是不能作为给人定罪的依据的。1955年10月，赫鲁晓夫建议向即将召开的党代会通报关于已经查实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12月31日，赫鲁晓夫提议成立一个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任主任的专门委员会，调查斯大林的活动。结论是：我们遇到了斯大林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行为。“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波斯佩洛夫的委员会呢？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即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承担起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为此就应当准确地了解原来都干了些什么，斯大林对于某些问题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这尤其涉及那些被捕的人。问题是，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斯大林去世已经三年了，……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样的内幕？没完没了的逮捕、审判、无法无天、处决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本身受到自己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活动的束缚，尚未摆脱终身的压力，虽说想象都想象不到这一切处决都毫无根据，用法律的语言来说，这完全是在犯罪。情况就是如此！”〔4〕所以赫鲁晓夫决定“主要是做出应有的结论，以免将来类似的事情重演。……任何对过去和将来的研究都应当为现在和将来服务。”〔5〕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波斯佩洛夫报告的问题，他鼓足勇气说：“同志们，波斯佩洛夫同志的报告该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该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代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可是我们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6〕结果引起了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他们害怕因此引起对他们本人罪责的追究。于是赫鲁晓夫提出自己要作为个人发言，阐明自己对大逮捕和大镇压的意见。最后主席团决定由赫鲁晓夫就此问题做报告。2月25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4个多小时的发言，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秘密报告就这样产生了。随后，秘密报告的副本被分送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并要求阅读后归还苏共中央。秘密报告也给了各兄弟党，以便他们了解情况，而秘密报告也就这样传到了西方国家。1956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这个报告的英文译本。

    二、“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

    报告开宗明义地阐明：“吹捧某一个人，把他当成具有神人般超凡出众特性的超人，是不允许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人往往被想象为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的人思考，会办好任何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点错误。”“对斯大林的信念，便是这样被培植起来的。”〔7〕而报告要谈的问题，就是“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到某一特殊阶段竟成为一系列极其严重地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8〕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划分主要内容，所以笔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报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待个人崇拜的观点。一个是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的信：“我们两人（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摘者）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9〕一个是恩格斯所写：“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10〕而列宁的极为谦虚是闻名的。列宁总是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具有创造力的机体的指导和组织作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列宁在世时，党中央委员会真正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却从未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的共事者。他力图说服人，耐心地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看法。列宁总是孜孜不倦地注意党的生活准则的实现，党的章程的执行，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定期举行。

    （二）报告指出了列宁去世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1〕他补充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外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12〕后来的事件证明，列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列宁逝世的初期，斯大林还注意列宁的忠告，但是后来就开始无视列宁的严重告诫了。“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辨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掉。这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内有尤为确凿的事实，当时有许多忠心耿耿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制主义的牺牲品。”〔13〕

    （三）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镇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残暴做法。1934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这次暗杀的真正原因至今还蒙着神秘的面纱，但至少有几万人为这次谋杀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行为。1934年12月1日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这是在没有征得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政治局在两天以后非正式地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怒启则签发了下面的指令：（1）指示调查人员迅速审查那些被控告为准备或实行恐怖活动的人的案件。（2）指示司法机关不要停止对犯死罪的人执行死刑来考虑可否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考虑接受这种申请。（3）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上述罪犯一经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这一指令成了大规模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动的依据。”〔14〕“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污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他们只是而且常常是在无法忍受野蛮的刑讯的时候才接受这样的污蔑的。”〔15〕“已经确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枪决（大部分于1937至1938年）。”〔16〕“遭到同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有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在有选举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绝大多数，都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了。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犯有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荒唐、野蛮和违反常识。”〔17〕那么，这些被迫害的无辜者“怎么可能承认他没有犯的罪呢？只有一个办法——对他使用肉体上的压迫手段，施以酷刑，使他失去知觉，剥夺他的判断力，夺去他的人的尊严。供词就是用这种办法获得的”。〔18〕赫鲁晓夫列举了被审讯者折磨致死的几位共产党员——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和鲁祖塔克，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被屈打成招的供述：“在我的全部所谓供词中，除了强迫我在各个纪录件上签的字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供词是在检察官的压力下招认的，他从逮捕我的时候起就折磨我。打那以后，我才开始写那些荒诞无稽的东西。”〔19〕对于所有这些，斯大林本人都是有责任的，1939年1月20日，斯大林向各州和边区委员会书记，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内务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首脑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阐明，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从1937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中使用肉体镇压手段是容许的……仍然必须加以使用。”〔20〕“这样，斯大林就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批准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最粗暴的践踏，以及酷刑和镇压，从而导致我们看到的那种对无辜者的诽谤和自我控告。”〔21〕

    （四）报告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的评价。第一，斯大林忽视了关于德军即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情报和警告，没有采取必要的的措施来作好国家的防御准备，致使苏联军队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德军毁灭性打击。第二，由于斯大林的多疑善妒，再加上诽谤性控告，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1937至1941年间被消灭了。包括当时还没有能提到的陆军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苏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乌克兰军区司令员亚基尔元帅、远东军区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等等。第三，批评了斯大林在苏联军队和人民以付出重大代价（人员损失达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取得了对敌人的伟大胜利以后，开始贬低那些曾为取得对敌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指挥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却竭力表现自己是伟大的领袖，千方百计地向人民反复灌输伟大卫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英勇、大胆和天才，而不应归功于其他任何人。

    （五）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二战中和二战以后所犯的错误。其一，斯大林践踏了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943年底，采取并执行了把全部卡拉恰伊人和把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驱逐出他们原住地的决定。1944年3月，全部车臣—印古什人被驱逐，并取消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4月，全部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驱逐到遥远的地方。其二，二战后斯大林又制造了“列宁格勒事件”冤案，杀害了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前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等人。制造了“医生谋杀事件”，斯大林下令逮捕了一批苏联著名的医学专家，并亲自指示如何进行调查，如何审问被捕者。其三，斯大林制造了“南斯拉夫事件”，他曾经说过：“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头，就再不会有铁托了。他就会垮台。”这也反映了斯大林的多疑善妒和目空一切。

    （六）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错误行为。斯大林亲自动笔修改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他恰恰是着墨于他认为对他的功绩颂扬不足的地方”〔22〕，把自己吹嘘为“最伟大的领袖”“绝代和旷世的卓越战略家”“军事天才”等。斯大林听任部下以他的名字命名最大的企业和城镇并在全国建立了斯大林纪念碑。秘密报告最后表示，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谴责和根绝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不符合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的，同时对企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恢复这种做法的一切尝试作无情的斗争”。〔23〕要恢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观点。要突出集体领导的主要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要“对个人滥用职权的任意胡为作斗争，彻底纠正由于个人崇拜消极影响而长期积累下来的肆意践踏社会主义革命法制的恶劣行为”。〔24〕

    三、“秘密报告”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

    （一）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盖子，应该说是有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当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由于秘密报告的公布（西方国家的公布）确实在当时和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事实上，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他的领导人的声誉、荣誉而长期掩盖这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甚至不惜为此歪曲历史事实）延续错误，还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健康的发展而揭露领导人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历来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我们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从来都不害怕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也从来不回避讲自己的错误。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早在1892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写道：“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25〕列宁也说：“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26〕他还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的训练阶段，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27〕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好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导致个人崇拜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解决对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监督问题。列宁去世前，曾经有过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提出要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他在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中明确强调任何人都必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指出：“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致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28〕这种思想有利于解决“谁来监督总书记”的问题，是一种很好的思路。但是，斯大林不同意列宁关于最高领导人要接受监督的思想。列宁的这一文献最初发表在1923年1月25日《真理报》第16号上，当时就删去了上面所引的列宁关于不顾情面进行监督的话中的“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中央委员的威信”一句。后来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中也删去了这句话。〔29〕正是斯大林这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需要任何监督、反对任何监督的思想成为了他后来大搞个人崇拜的根源，他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实行个人专断，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全党之上，犯了一些重大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值得重视的是，201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制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30〕这是否是朝着最终解决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施监督问题的重要一步。

    （三）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在会后也得到了苏共关于秘密报告的材料。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如何看待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文章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31〕文章在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前提下，分析了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原因：“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32〕应该说，当时中共和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还是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的。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后面四段文字。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的时候谈到了斯大林问题，他说：“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33〕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34〕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民主，党的组织和事业才会日益兴旺。”〔35〕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是因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36〕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9月24日会见参加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37〕这些观点对于批判个人崇拜都是及其重要和有益的。遗憾的是，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恶化，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地位，转而对赫鲁晓夫进行批判，这也使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逐渐消失。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38〕终于在“秘密报告”发表10年后，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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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人民出版社，1972.286-289.

    〔10〕〔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人民出版社，1965.309，309.

    〔11〕〔12〕〔28〕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745，746，782-783.

    〔26〕列宁全集：第33卷〔M〕.人民出版社，1957.71.

    〔27〕列宁全集：第39卷〔M〕.人民出版社，1986.27.

    〔29〕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M〕.人民出版社，2003.259.

    〔30〕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6-10-28.

    〔31〕〔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24，228-230.

    〔33〕〔34〕〔35〕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66，117，126-127.

    〔35〕〔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文献选编：第9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11，143.

    〔3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名词翻译〔M〕.长征出版社，1981.20.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