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斯科幻小说《彗星来临》中的革命与伦理

    

    内容摘要：《彗星来临》从过去旧世界的批判书变成了新世界的赞美诗，表述了“那样才是完美的”。作者之前一直在破除，本作却是满怀激情地建构。然而吊诡的是，过去的破除非常有深度，全面反思了阶级冲突，道德界限，独裁的本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法律的起源与前提，职业分工与个性发展的冲突等等诸多在一个新世界到来前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最终呈现的这个新世界本身，却是极其天真，没有根基，经不起推敲的。

    关键词：威尔斯 伦理学批评 个人主义 革命 科幻小说

    汉语中有一些外来词的翻译是精彩绝伦的，比如奔驰、宝马、科学以及革命。“Revolution”的字面意思是RE-evolution，即“再次进化”，进化发展过程中出了问题，于是再重新进化一下。然而怎么进化，进化的方法方向是什么？不清楚，“革命”这个翻译词中，“革”是革除，“命”可以理解为命运，那么意思就是不相信命运进而改变命运。命也可以理解为生命，那么革命即是剥夺某些人的生命。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彗星来临》就是作家第一次抛开各种隐喻，直接地研究革命的路径和本质的一篇作品。

    有评论家将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在小说技巧上，威尔斯成功地在“通俗小说”和“哲学思辨”之间建立了联系。引人入胜的情节激起了普通大众强烈的阅读欲望，但这又无损于威尔斯在小说整体上闪烁的智慧之光。威尔斯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正如《当睡者醒来》一书前言中所写，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持有“资本主义必将导致灾难”的政见。一百多部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对社会制度、道德和宗教改革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也是一种“哲理小说”，他的作品总是通过幻想中的社会，来影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作品整体上充满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关照。这切中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人类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未来？”这种严肃的思想主题使得科幻小说真正成为一种可以“登堂入室”的文学形式，而非止于追求冒险猎奇的低俗读物。

    在威尔斯看来，革命的伦理基础是博爱，是宽恕，是自我私欲的涤荡净化，它即使不是“请客吃饭”，也应该是温良恭俭让的，温情脉脉，温文尔雅的，甚至革命最后的表现就是大家一起吃饭，而绝非暴力血腥的，对于暴力的使用本身就是违反革命初衷的。但是作者又想不出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地把充满私欲，人人内心苦闷，时刻准备爆发的旧社会改造为人人没有私欲，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会，于是只好用彗星的来临为每个人带来一颗彗心，这一设计使得这篇科幻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篇童话寓言。

    对于“私欲”的批判贯穿了作者之前几乎所有的小说，到了本作，作者在经过了长期的思考之后，终于把“私欲”确定为导致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苦难以及未来不可避免的退化的病根。《彗星来临》与作者之前的六部小说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对人类前途充满忧虑的人道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对未来乐观至极的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如果把这六部小说联系起来看，它们几乎就组成了一封世界上反思最为深刻，篇幅最为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但是这封申请书却注定得不到批准。威尔斯曾两次访问苏联，受到列宁与斯大林的接见;访问美国时也与罗斯福总统会晤。但是“威尔斯不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怀疑‘社会革命一般来说是否需要。列宁说他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他也乐于如此，并无异议。”[1]革命需要的是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选对阵营立场坚定“对敌人冬天般的寒冷，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而威尔斯对人类党同伐异传统的批判，把所有阶级的人类都视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人道主义态度，使得他注定得不到导师列宁的认同。与威尔斯其他的科幻小说一样，《彗星》也不是以情节的曲折动人取胜的，小说几乎由大段叙述者的独白辅以并不复杂的情节构成，这些独白全面表现了作者对十九世纪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思考。并且第一次，威尔斯塑造出了性格鲜明，复杂，毫不逊色于他同时代文学巨匠水平的人物形象。

    叙述者威利同时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和作者的绝大多数小说一样，本作仍然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以便于插入大量的心理描写。威利出生贫寒，但很有思辨精神，发育良好的智力是他引以为荣的唯一资本。但是故事开始不久他就沮丧地发现，他引以为傲的智商无论在老板那里，还是在情人那里，都不受重视，不能为他换来他坚信自己应得的东西。老板拒绝了他加薪的要求，同时初恋情人内蒂也写来了客气但决绝的断交信。威利的心情是：“我感到自己骤然间被整个宇宙抛弃了，受到被人忘却的威胁，我必须立即以明确的、强调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我所学到的宗教知识或我所采取的无宗教信仰态度中，都找不到对受到伤害时自恋式的安慰”[2]于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出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的疑问。自己唯一的骄傲来源，在这个社会中却不被欣赏，因为出身贫寒，所以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获得良好的收入以确保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初恋情人也弃之而去。社会没有为个人奋斗留下空间，自视甚高而又奋斗无门的威利于是受到事业和感情的双重伤害，当整个世界都不尊敬自己的时候，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尊敬往往会以压倒一切的姿态显现出来，而在当前的这个社会中显然无法实现自己的尊严，于是威利这样受侮辱与受伤害，但仍保存着奋斗意志的人天然地成为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在他眼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英国社会是这样一副样子：

    “在这些高楼大厦里潜伏着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有自己流氓恶棍般的律师，有善于欺诈的牧师神父，而我们这些人则全都是他们蓄意犯罪的牺牲品……在所有這些肮脏卑劣的残暴行为中，劳动人民蒙受了愚昧无知和酗酒带给他们的各种灾难，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劳动人民将以劳动党的形式奋起反抗，并让帕洛德和我这样的年轻人做代表，堂堂正正地做人，然后呢？然后那些强盗就会发怒，于是一切都会变得令人极其满意”[3]

    在这段文字中，地主、资本家、律师和神父这四种人被挑选出来作为十九世纪英国社会资本主义体制的代表，被认为是对社会有害并且应该被消灭的，使得文本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共产主义色彩。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社会实验，当这个实验尚未进行的时候，全世界对实验结果充满期待。当苏联建立，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不少对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拥护者，认为人类从柏拉图以来的理想国之梦终于实现。然而随着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从美梦变为噩梦，其标签从人人平等，经济总量剧增，人造卫星变为大清洗，古拉格，经济崩溃。世界，包括前共产主义国家们，认识到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造的问题远比其解决的多。威尔斯在写作《彗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还没有被揭露，作者以一个在社会底层仰望社会金字塔的不得志的贫穷青年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看到的都是社会的弊端，因为这种社会的好处他以及绝大多数处于金字塔庞大基层的民众享受不到，所以产生消灭这些“剥削阶级”的想法，以为地主、资本家、律师、神父是社会中的蛀虫，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不事生产却生活优裕。然而打倒地主分掉田地，意味着物权、财产权被否认;消灭资本家，意味着企业将变得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效率低下;赶走律师，意味着法治荡然无存，人治随心所欲;剔除神父，意味着信仰缺失，人人可以毫无畏惧为所欲为。这些后果，人民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将注定以高昂的代价来承受。

    胡适说要“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确实，主义永远有种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大抱负，但结果却往往是一役永劳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让各个阶级都有表达诉求的渠道，在法治的框架下，让无论高低贵贱各种职业的人都不能为所欲为。并且具有完备的纠错机制，这个机制使得社会能够随时以较小的代价而不是必须等待革命到来之后以血流成河的代价才能“多解决些问题”。威尔斯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赶在苏联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的结果出来之前，就匆匆炮制出的一篇实验结论报告，所以他构建的理想社会，虽然在现在看来是幼稚的，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威尔斯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思的价值。如果没有经历那场实验，谁会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呢？

    就在穷二代青年威利遭遇事业爱情的双重打击，为自己的遭遇忿忿不平的同时，太空中一颗彗星越来越接近地球，科学家预言它将与地球相撞。对此威利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你们的那颗彗星或类似的什么东西的确应该来冲击一下这个世界，把所有的罢工、战争、混乱、爱情、嫉妒以及所有生活中的不幸统统帮我们除掉”[4]威利的心情就如同当年网络上很多人呼唤“2012”早日到来一样，亦如鲁迅笔下的“野火”，受压迫者宁愿得到一场共同的毁灭来消除不公正现象。显然，彗星在文本中成为了革命的隐喻，就像曹禺《雷雨》中的雷雨，它被视作这部戏剧中没有出场的“第八个人物”，它被反复提到，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力量，一种天谴，或者，像某些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解读的那样——革命，对象征着旧秩序的表面风平浪静而内里一团混乱的周家的革命。《彗星》中，在彗星撞击地球之前，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英国和德国为了毫无意义的理由而正在激烈交战;威利绝望而疯狂地追杀与情敌私奔的初恋情人;工人在混乱地罢工;情人与情敌的家庭因为二人的私奔都几乎陷入崩溃，一切都处于无法解决的冲突之中。如同《雷雨》最后一幕，周朴园努力营造的有秩序的良好家庭，最后被揭示出充满了始乱终弃，兄妹乱伦，父子相残，母子畸恋。最后，雷雨降临，唯一无罪的，最天真最纯洁的周冲被电击死。一个乱糟糟的不再美好的家族中任何一个罪人的死去都已无法造成“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效果，于是唯一的天使必须死去，其作用就如自己无罪但为洗去人类的罪而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但是《彗星》中却做了相反的设置，彗星的撞击带来的并不是地球的毁灭，而是开启了一个完美世界的新纪元。

    小说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叙述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种现象和各色人等发表着看法，而这也是威尔斯小说结构的显著特点：人物的行动并不太多，但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思辨。威利遇到了一个自称“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5]的青年帕洛德，后者借给他社会主义刊物。永远处于愤怒状态的受伤害的穷二代青年威利对社会主义一见钟情。在社会竞争中无法获胜，甚至没有参与竞争的资格的威利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都像是一个化脓发炎的伤口”[6]并且立即显示出了远远超过他的领路人帕洛德的对待革命的激情，以及实现革命目标所需要的冷酷无情。仅仅因为帕洛德表示出认为科学、真理比社会主义更重要的价值取向，威利便在心里给自己的这位社会主义领路人判了死刑：

    “我承认，我常在晚上想到按最佳的法国模式进行革命，我自己则在安全委員会任职并企图开倒车。帕洛德也沦为囚犯，他意识到自己思想方法的错误，但为时晚矣。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准备押赴刑场。透过敞开的大门可以听见审判的声音，那是人民粗暴无礼的审判。我很抱歉，但却不得不恪守职责。‘假如我们惩罚那些向国王出卖我们的人，我带着悲痛的、谨慎的口气说，‘那我们得惩罚多少把国家交给那些追求毫无用处的知识的人呢？于是带着令人沮丧而又心满意足的心情把他送上断头台”[7]

    这段心理独白是精彩的，为主人公威利定下了性格基调。他在幻想中处死自己的社会主义领路人帕洛德，仅仅是因为帕洛德作为一个从事天文和数学的专业人士，对待革命具有一种可控的理性。帕洛德这样认为：“‘我认为科学比社会主义更为重要，他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而科学不只是理论”[8]并且他有自己的工作，这工作能够让他买得起观测彗星的天文望远镜，想必收入并不太差。专业人士，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赞同社会主义，往往是出于良知和道义，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像威利一样不堪忍受。但是他们更希望通过不断地改良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可以说，相比于主人公威利，帕洛德更接近威尔斯自己的形象。

    这一段话让威利的人设不断逼近《阿Q正传》中的阿Q，对革命的态度似乎只是一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混合体。而他对內蒂的爱情和对富二代情敌的无处安放的嫉妒也越来越像“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抱怨。

    威利因为帕洛德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之后的态度，而大失所望，不仅在心里判处了他死刑，在行动上也立即表现出来：“我砰地一下摔上他的门，仿佛是用炸药炸毁了他的房子……正是帕洛德第一次向我介绍社会主义啊！叛徒！”[9]威利虽然陶醉于自己的高智商和能言善辩，他认为“我的智慧，我的口才，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中都是我党的宝贵财产”[10]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智慧并不具有跳出自己的生活从云端俯瞰整个社会全貌的能力，他对任何不百分之百赞同自己观点的人充满敌意和仇恨。这注定了如果他成为革命的领袖，将如他所言把革命带向残酷的法国罗伯斯皮尔的模式，而他自己在革命中的角色将是一个危险的丹东甚至贝利亚式的人物。他对科学的价值嗤之以鼻，对异议者毫不留情地处死，即使是自己的革命领路人。当革命与无知结合起来的时候，其后果就将是红卫兵式的，卢旺达大屠杀式的，利比里亚内战式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和《疯狗强尼》揭示出这两个非洲国家的内战中那些随意屠杀、抢劫强奸周围邻居的暴民，在他们犯罪的时候竟然都自认为是在进行崇高的革命和保家卫国行为。他们都冷酷无情，目不识丁，并且因为目不识丁而更加冷酷无情，因为内心没有任何值得自己敬畏的东西，所以行事肆无忌惮，所谓无知者无畏。这种不受伦理约束的欲望将导致自身和事业的双重毁灭。

    威利一开始对革命的激情为他后来因为个人目的而去追杀私奔的情人和情敌的行为做好了铺垫。威尔斯用这样的情节说明：革命，多少个人私欲假你之名而行。从而使得革命也如同作者之前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同时受到赞美和批判。并且最后没有私欲的理想社会的来临，也并非通过革命，而是通过彗星撞地球的幻想。这说明本质上，温文尔雅的社会主义者威尔斯对革命的作用和纯洁性充满了质疑，于是设置了威利这样一个把革命的正义置于人道的正义之上最终让革命成为了私欲的工具的形象，以此来警告：狂热和抛弃伦理会对革命造成巨大的危害。作者对威利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带着欣赏的批判。但威尔斯也绝不赞成保持现状，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十分不满，对种种社会矛盾看得很透彻，却又找不到一种既非暴力革命也非请客吃饭的方式来把社会改造成他理想的形态，于是只好用彗星撞地球的幻想来完成理想社会达成的任务。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几乎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干革命的最终结局，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与卢梭、圣西门、傅利叶这些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威尔斯对社会的期待太完美，对生命的价值太推崇，对人性的自律太信赖，对私欲的价值太忽视，于是他的革命理想只可能是一部科幻。他幻想的革命从未到来，正如那颗彗星从未真正撞击地球，只是稀薄的慧尾一扫而过。

    威尔斯既通过威利之口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同时威利的批判也一再透露了他自身的劣根性。于是威利对社会的批判就如同兽人对摩罗的赞美诗;隐身人对普通人的谴责;炮兵对火星人统治的思考的功能类似，充满了片面的深刻。在批判当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缺陷都不断暴露。威利绝不是这个共产主义文本中的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恰恰相反，这个形象是作者用以说明为什么社会和个人都需要改造的论据，而威利也被设置为彗星来临后首先得到净化的人。威尔斯天才的幻想才能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科幻小说题材的开拓性上、在主题思想的开拓创新上，威尔斯是空前的。威尔斯自己也无法想象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怎样才能实现，矛盾无数的旧世界淤泥中如何长出一朵不染纤尘的莲花。于是在《彗星来临》中以彗星掠过地球，彗星上的气体造成全体人类昏迷，新的空气成分让人类产生顿悟这样一种几乎是魔幻的方式来彻底扫除人类所有的私欲。而私欲的消除，正是作者构建的这个完美世界诞生和存续的必要条件。但是私欲能否被消除，私欲消除后人类个体是否会丧失工作的动力，在产权不清，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环境下“狠斗私修一闪念”地忘我工作下去？这些是作者没有深入考虑的。当前提不成立的时候，结论就显得荒诞了，讨论这个没有私欲的社会将是如何美好，就好比讨论太监生下的孩子将是如何地聪慧一样。

    注 释

    [1]P2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劉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2]P13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3]P17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4]P14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5]P11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6]P25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7]P27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8]P25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9]P26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10]P19 H.G.威尔斯：《彗星来临》（吴文智，刘宗和主编《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第四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作者介绍：刘熊，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H.G威尔斯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