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王凯
〔摘要〕儒家文化在千年历史流变中的生命力由其所蕴含的内在品性所决定，集中表现在其赋予中华民族强大的理性精神。研究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实参照。儒家文化所蕴含理性、包容、和合、进取等思想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治、加强统一战线建设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统一战线；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72-05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经两千五百多年不断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文化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并深深镶嵌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近一百多年来，“3000年未有之变局”使得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习近平同志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重要命题，一方面体现出党中央已将文化建设提到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全局高度予以重视，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民族复兴这一伟大进程中承担重要历史使命，成为“文化自信”的“根”和“魂”。因此，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要想领会并把握这一趋势，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再透视，而对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剖析是问题的关键。
一、 儒家文化的历史流变
所谓文化，“文”是经典及其所蕴含的主张、理念；“化”，则是“文”的经世致用，形成从个体到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认同，指导个体和共同体向前发展。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经国家、社会与个体间各通路的反复摩荡而成。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历史的情势而自我演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通过其历史流变有所彰显。
（一）儒学的产生
儒家学说由孔子提出。孔子以“从周正名”为基点，将儒家学说从一种政治主张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宏大的体系。萧公权认为，“孔子从周不以方策自限”，“于周制中发明深远之意义及目的，于是时王之礼，遂有超越时代环境而理想化之趋势”。〔1〕孔子从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为原点，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从孔子整理六经的情况来看，其首要身份是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集大成者，儒学之于中华先祖文化的传承较先秦其他各派根深。后孟子发展出“仁政”与“民本”的政治思想，荀子主张礼法兼职、王霸并用的实用之论，而曾子、子思一派则继承“道统”，提出“内圣外王”“诚”等人生观念。这一阶段，儒家在与道家、墨家、法家等的争论中自成一派，但先秦儒学并没有成为当时文化的主流。
（二）儒学的第一次流变
至汉武帝，中国政治制度由封建制变为中央集权制度。儒学因董仲舒进“天人三策”获得了历史性的机会，成为显学。但此儒学与之前大不同，“儒家至此虽已脱黄老之羁绊，独尊于世，然其内容已非先秦之纯儒而大异于孟荀。始则与阴阳五行之言相糅杂，终之以符命谶纬之迷信” 〔2〕，或称其为“道儒”。改造后的儒学提出“天人感应”，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主张“大一统”，伦理上提出“三纲五常”。这一时期，儒学虽成为主流，但不能忽视自秦国商鞅变法以来延续的法家政治思想与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对其渗透。随着东汉末年政治分裂，至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儒学没落。至唐代，道教成为国教，而社会上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方兴未艾，儒学陷入低谷。
（三）儒学的第二次流变
贯穿唐宋的古文运动标志儒学暗流复苏。两宋时期，以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一批宋儒，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伦理和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高度，创立了以“理”为核心更加完备的儒学体系。至明代，王阳明继承开发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提出“心学”，成为儒学的又一高峰。
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其对比道、佛二家，发现儒学在形而上的层面存在严重不足，于是直接吸收道和佛在哲学本体论的成果并在传统儒经中寻找能够用来支持这一“本体”的因素。“理学”“心学”“气学”表现出各派构建哲学本体论的不同选择。由此，宋明理学将传统信条式的儒学提升为体系化的儒家哲学。经明清统治者采用，儒学正式登上了主流正统之位。
然而进入近代后，随着西学东渐，加之历史情势急剧变化，儒家文化式微，至新文化运动兴起，成为被全面否定的对象。
（四）儒学的第三次流变
儒家文化的第三次流变是以新儒学的兴起为主要标志的，至今仍处演变之中。最早可溯至新文化运动同期，一批儒学者如梁溯溟、熊十力、张君励等反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所谓“非理性”认识，在对中学、西学进行系统研究比较和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种种改革利弊基础上，提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承认西方民主、法治制度和科学的进步性，强调应站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融汇西学。至今，新儒家①所倡的的第三次流变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历程，产生了一批代表人物。〔3〕
①对于新儒家学者的分期，通行的看法为：第一代1920至1949年，由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1950至1979年，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1980年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二、 儒家文化的内在品性
从儒家文化的历史流变可以看出：第一，儒学具有无法被抛弃的生命力；第二，儒学具有不断适应现实需要并对其他文化包容吸纳的能力；第三，儒学一旦完成自我革新，都以一种强力之势成为主流文化。这一特点由儒家文化的内在品性所决定，有如下几点：
首先，儒学赋予中华民族强大的理性精神。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文明，是因为人类对环境具有更加高级的反应，可称之为理性。理性表现在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具有明显的逻辑性，如有意识地学习和把握自然与社会的一些规律。人类文明就是人类理性进展和积累的结果。梁漱溟认为，儒家文化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是“径直从心出发”，超越了西方“从身出发，在慢慢到心”，而现在，中国需要“由心回到身”的过程。〔4〕从道家和佛家与儒家“三教合流”的进程往回追溯，儒学的确从源头就蕴含着强大的“心性”力量，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朝闻道，夕死可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感召下，对这一“心性”形成一种宗教性的、超越现实的苦苦追索与体悟，力求达到“为天地立心”“天人合一”的内在修为。这是中华民族千年道统不断的根源。
其次，基于人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儒学是一门“人学”，所谓“仁者爱人”“道不远人”，从起初就避免了宗教所带有的“迷信”，而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需要。儒学以中华文明基于农业、家庭和“大一统”这三个方面为依据，提出较为系统的观念，贯彻在以“仁”为核心，以“五常”“八德”等具体伦理道德中，为中华民族带来繁荣和稳定。
再次，“以和为贵”的文化包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儒学的塑造下，中华文化有着一种巨大的融合力，这一点在历史上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中得到充分证明。“求同存异”的文化特质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态。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扩大的历史。
最后，生生不息的进取态度。孔子学说来源于易经，“止于至善”“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着“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慎独”“自省”则体现着“厚德载物”的内圣品质。二者结合则构成一种生生不息而追求进取的动力。这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创新力，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三、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儒家文化的内在品性决定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担当，而探讨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进行。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包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对公民社会的生动描述和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5〕因此，儒家文化的当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念与目标上相互融合，取得一致。
近代以来的中国处于深度的文明转型之中。长达千年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的尖锐复杂程度，使得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经过了从排斥、怀疑再到融合的“反思再反思”的过程。中华文明由传统农耕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对基于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的彻底抛弃？冯友兰认为，“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的哲学，总是有一部分只相对于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具有价值。但是总有另一部分比这种价值更大一些。不相对的那一部分具有长远的价值。……属于‘人生一般”。〔6〕无论儒家文化还是希腊文化都具有这两种价值。因此，我们要将儒家文化中“不相对”的那部分价值分辨、提取出来，融入当代文化之中，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作用。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基于伦理的理性精神。儒学在历史上所赋予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永不能被抛弃。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士不可以不弘毅”和“为政以德”分别从平民、士和统治者三个层面进行道德约束，保证人不被物化。众所周知，西方社会在“法治”之外，基督教长期发挥着重要的道德建构作用，如“上帝十诫”“七宗罪”等。时至今日，美国人口的基督教信教比例仍高达80%以上。因此，“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美德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该与“法治”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塑造社会的基础。儒家文化的“民本”追求和“理性”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儒家文化中丰富的关于个人奋斗与人际交往的学说，是实现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
（二）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学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并以“仁”为圆心，以个人、社会、自然、天道四种半径画出同心圆，达到“中和”的境界。这突破了个人主义、家庭主义、文化主义、种族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对以资源消耗和消费刺激为特点的人类现代工业文明具有重要的平衡和反思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中庸”的精神是倡导国家层面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历史文化依据。
（三）和平包容的智慧。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融入世界体系、对待不同文明、学习先进文化的问题。在现实主义色彩依然浓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战略选择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安全，也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并未消失，“中国威胁论”仍甚嚣尘上，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也蠢蠢欲动。应对此威胁，一方面我们要用硬的手段予以抵制和打击，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华文化“和合”的理念，运用柔的手段和合理的策略去化解敌意、化敌为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于这种“和合”的生存智慧。在新的世界体系和历史阶段中，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理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
（四）实干进取的态度。虽然“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都强调实干的重要性，但牟宗三认为，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某一方面就是缺乏这种英美民族的事功精神，故不能办事；圣贤的境界则太高，亦不能办事。而中国人欣赏的就是这两种人，所以事功的精神萎缩”。〔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的，我们要学习西方在商业社会中被奉为圭臬的实干精神。同时，通过激发个体的主动性、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去超越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在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要鼓励实干、鼓励创新。我们在学习西方实干精神时要发扬“见贤思齐”的精神，为“内圣外王”开出一条实践之路。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途径。
四、余论
（一）关于民主和法治。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由、民主”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实现进程是不可更改的。我们不能完全赞同福山所谓“历史终结”的观点，我们认为历史走向自由、民主没有错，但历史并未“终结”，而是“开放了更多的道路”，“中国模式”就是其一。理性分析儒家文化，其对于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确缺乏系统的理论，根本原因是传统小农经济下的家族型社会与西方商品经济下契约性社会的区别。但是儒家文化对国家和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均有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并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虽然有“民主”和“民本”的区别）。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很重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枢关键。我们一是要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中不断打磨；三是要结合国情，保留其价值精华但形成适合自己的模式。需要认识到，社会归根结底是由公民个人来组成的，因此要靠公民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履行作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去引领。儒家文化的内在品性及其当代价值均蕴含在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价值观中。我们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同时弘扬和发展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就一定能够实现。
（二）关于民族国家认同。西方文明在近代的成就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欧洲十七世纪中叶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思想启蒙，欧洲各国通过与基督教封建势力在历史上的长期斗争，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国家认同。这是工业革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诞生的前提，也是西方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基础，而中华民族的历史情况与发展路径与之不同。余英时认为，“百余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著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么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8〕这与孙中山所谓“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所指的问题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最重要法宝就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实践进程尚短且多民族共存的人口大国，通过统一战线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除了政治与法律保证外，还需要强大的文化来形成凝聚力。在当代开放的国际体系中，我们还应该有大统战的意识，强调不同文明的互相包容与合作。
总而言之，儒家文化所蕴含理性、包容、和合、进取等思想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治、加强统一战线建设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6，283.
〔3〕新儒家谱系及其理论〔D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hx/201409/t20140917_1330586.shtml.
〔4〕 梁溯溟.中国文化要义〔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7，264.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3.
〔7〕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卷〔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17.
〔8〕 余英时.民主与民族主义间〔DB/OL〕.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8-08/113051184.shtml.【责任编辑：刘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