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政党须勇于“自己来找出路”并推进理论发展
俞良早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运用它的原理必须以运用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根据新的实践发展理论。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在建设新制度的进程中，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必须勇于“自己来找出路”，并推进理论的发展。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启示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政党；辩证法；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56-09
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建设新国家的进程中，会遇到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会碰到严重的困难和障碍，这时他们必须勇于“自己来找出路”，探索前进的道路，走向事业的成功，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是列宁在苏俄新经济时期说过的话语。其实，勇于自己来找出路并推进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原则。
一、 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说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看法是：它是发展着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宣言》的原理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该著作发表于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然而它诞生的这个时期以及此后的几十年，是西方各国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日益激化和工人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时期。《共产党宣言》的原理随着实践的进展而接受检验，既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也显现出需要完善和发展的必要性。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年出版的德文版序言中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还提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2〕他们所说的第二章末尾的革命措施包括：剥夺地产和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等等。显然，这些措施并非全部已经过时，并非完全不能运用于当前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它作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政策和制度的体系，则缺乏科学性和完整性，而且其中有的内容如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废除继承权、成立产业军等显然已经过时，不能为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所利用。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些措施现在没有特别的意义，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写法，即应该修改这些内容。他们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根据实践的需要修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的思想，是推进理论或原理发展的思想。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必须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正确地运用它的原理。
1877和1881年，马克思先后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资本论》关于西方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适用于西方，不可简单地搬来说明俄国问题，说明俄国问题需要理论上的发展。《资本论》第1卷有关的章节，考察和说明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后果。然而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对上述马克思的观点产生了误解。如1877年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力图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来说明西方问题，也用它来说明东方的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会走上个体生产者农民同土地分离并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作为民粹主义者的米海洛夫斯基主张维护小农经济，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他对农民同生产资料分离从而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途径持否定意见，他以为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对俄国起作用，所以对马克思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针对此，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同样的运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变成适用于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理论，断言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马克思的意思是，自己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只是力图论证西方的问题，未指望也未标明它能够说明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搬来说明俄国发展的问题。如果硬是要这样做，似乎夸大了自己的理论的作用，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理论推向了一个不适当的、非学科的境地。这里，马克思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层内容：要说明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找到俄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途径，需要理论的发展，即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新的理论。这是马克思首次表示自己的理论不一定能够说明俄国发展的问题，需要进行理论发展。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如他在论述英国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西欧其他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后说：“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4〕他的意思是，自己理论的应用限于西欧各国，其内容是由农民小生产私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俄国由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没有农民小生产私有制，当然是不能搬用西欧的理论的。说明俄国问题必须实现理论的发展。
1887年和1890年，恩格斯先后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这个时期，美国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多，工人运动高涨起来。可是该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宗派活动和意见分歧，需要对其进行正确路线的引导，进行科学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他的意见是，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理论的宣传工作，但不是照搬理论，不是背诵理论，应该由美国工人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领会、检验和掌握理论，并且根据美国的实际发展理论。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关于理论发展的著名论断，它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工人在实践中领会和掌握理论，随着实践的前进推动理论的发展。大体在同一时期，德国社会活动家奥·伯尼克给恩格斯写信，说自己准备进行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遇到问题需要请教恩格斯。问题是：不同的地区工人在受教育的程度和觉悟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是否适宜？恩格斯回信中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原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此外，它的具体形式可以因地方和条件而异。如德国工人在当时已经建立了“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这应该看成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合作社同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相比较，管理得更好一些，而且廉洁得多。一旦德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大工业和大农业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即实现公有制，其他的生产方式也将或快或慢转变为公有制。从夺取政权前的合作社，到大工业和大农业转变而成的社会化生产，再到其他生产方式或快或慢转变而来的社会化生产，具体的形态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工人是有能力根据当时和当地的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恩格斯在此提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实际上指明了作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理论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以便适应实践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特点。
1895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出，以前他和马克思在认识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的理论上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理论上有误区，需要理论创新和发展。1848年，法国巴黎发生二月革命和工人的六月起义。可是这次法国革命最终失败了。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持的思想是：革命虽已失败，但是新的革命决战一定会在不久后到来并取得胜利。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及欧洲未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7〕以上，恩格斯从1848年及其以后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扩展能力的角度检讨了他和马克思当时对事物认识的误区和理论观点的误区。在他的思想上，判断革命形势和展望革命前途的理论需要创新和发展。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万张，1874年为35.2万张，1877年为49.3万张。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万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恩格斯说：“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8〕这时德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害怕工人的合法运动更甚于害怕他们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说：“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9〕在他看来，以前起义或者街垒战、巷战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在街垒战、巷战过程中，起义者可以用道义力量或者宣传战来影响和动摇对方的军心，使得对方士兵拒绝开枪，或者军官惊惶失措，起义就胜利了。可是在1849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往往通过犒赏镇压起义者的军队，把军队拉到他们的阵营中。士兵已经不把街垒后面的人当成“人民”，而看成是叛逆者、扰乱分子、社会渣滓。“街垒已经丧失了它的魅力”。鉴于这些情况，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10〕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说明，以前无产阶级需要进行暴力革命，以起义或街垒战的方式取得胜利，现在他们的斗争方式需要改变，必须以合法的途径即参加普选的方式取得胜利。在他的思想上，无产阶级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的理论必须发展和创新。
二、反对照搬书本的“迂腐”态度，坚持“革命辩证法”，根据现实生活推进理论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和苏俄人民展开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列宁提出，必须反对照搬书本的“迂腐”态度，坚持“革命辩证法”，根据现实生活推进理论发展。
1917年11月中旬即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提出，必须面对人民群众已经展开的新生活，肯定他们的新生活，并由此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实现理论的发展。当时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进行“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一方面指在私营企业以及已经国有化的企业建立工人组织，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的账目进行计算，初步实现工人参与管理。另一方面指在全社会进行计算和监督，即由各个企业的工人组织对粮食和工业品进行计算和监督，搞清楚粮食的数目和工业品的数目，进行粮食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使城市人民得到粮食，使农民得到工业品，使得城乡人民的生活正常地、有序地进行下去。当时这方面的活动已经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列宁1917年1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还说：“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1〕 11月20日，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2〕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建立了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消失，国家和国家机器处于消亡中，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上述“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对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他在这里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原因在于他力图高度地肯定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以及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实践。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创造了“计算和监督”这一重要的措施，热火朝天地展开了这个实践，有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继续推进无产阶级事业。这个事实比照搬书本上的某个原理更重要，作用更大。由于他着眼于高度地肯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实践，所以他说由人民群众所创造并实施的这一措施就是社会主义。值得指出的是，在上述列宁的论断里，包含着由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出发去发展理论的思想。
1918年5月，列宁提出，必须反对“丧失理智”、“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现象，从实际出发选择苏俄经济发展的途径，并且促进理论的发展。当时苏俄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告一段落，正在采取措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管理经济和发展生产上。这时苏俄以怎样的方针和措施发展经济，是必须正确予以回答的问题。列宁考虑到俄国经济落后和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主张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来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但是党内有一些人思想“左”倾，主张在苏俄马上搞社会主义，反对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说，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是“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必须与之进行斗争。列宁针对他们的言论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13〕他还说：“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语片言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14〕他的意思是，这些思想“左”倾的人，问题在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只看到了“书本上的片言只语”，或者被书本上的“只语片言塞满头脑”，忘记了俄国的现实。俄国当时的现实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小生产占很大的比重。这种生产形式效率低，不利于苏维埃国家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小生产者阶级人数众多，自由散漫习气、无政府主义习气、利己主义习气严重，造成苏维埃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困难。相对于小生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大生产，生产效率高，便于国家管理。思想“左”倾的人无视这些现实，背诵书本上的只言片语，思想脱离了实际，产生了错误的主张和观点。
1918年7月上旬，列宁提出，在俄国，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实践和经验来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史上，社会主义政党向来重视党的纲领的制订和它对党实践的指导意义，多次发生过关于党的纲领内容的争论和讨论。1875年马克思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从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批判了拉萨尔的错误观点，阐述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必须占有生产资料的观点，阐述了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这个历史事实体现出党的纲领内容上正确与错误的争论和交锋。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争论和讨论。1903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大会上，列宁要求党的纲领必须列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孟什维克和其他机会主义者则反对列入此条文，深刻地体现出关于党的纲领内容上正确与错误的争论和讨论。俄国无产阶级正是在党的正确纲领的指引下，进行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此后苏俄无产阶级进行了建设新国家的实践，特别是1918年3月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苏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党的领导下转变工作重心，把管理经济和发展生产提到了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这方面的实践取得了进展和成绩。正是根据上述背景和条件，列宁于这年7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5〕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由于现实生活中没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人们往往在书本上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拿着书本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由于现实生活中有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有可能并且必须从无产阶级的实践出发讨论和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高度重视和肯定人民实践的作用和意义的思想，同上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的论断及思想是一致的。列宁在上述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当时苏维埃政权为了加强经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对铁路管理局进行了几次改组和改革，对内河航运管理局也进行了多次改组，还准备对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大的改组。在上述改组和改革的过程中，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和管理原则，贯彻了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他说：人民的这些实践是一种社会变革，“变革的意义就在于：把社会主义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现在工人和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16〕这一论断的意思是，人民的实践即当时进行的机构改组和改革等于社会主义。这也是对人民实践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上述列宁的两个论断认为不应该根据书本争论和讨论社会主义，而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把人民的社会实践等同于社会主义，包含着必须改变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的思想，包含着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
1921年春以后即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主张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探索经济建设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当时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制，允许自由贸易，支持小农经济和城市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实行租让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构成了列宁和俄共（布）当时寻找的“出路”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实行租让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深刻地体现出了他们“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在1922年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列宁就此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过去的书本中没有哪一本书写到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7〕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跳出书本的束缚，直面现实生活，通过自己的实践开创前进的道路。在他看来，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是“自己来找出路”的结果，俄共（布）和无产阶级还要以这种精神对待其他各项事业，在实践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逝世前夕在《论我国革命》等文章中提出，必须反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迂腐态度，掌握革命的辩证法，正确认识俄国革命的特点和俄国发展途径的特点，促进理论发展。在俄国革命史上，孟什维克一直坚持认为，俄国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应该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在列宁离世前夕，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出版《革命札记》一书，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重提他们传统的观点，攻击说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列宁1923年1月阅读了这本书后提出，苏汉诺夫等人的言行说明，他们是在对“过去”进行“盲目模仿”，是极其迂腐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的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18〕他的意思是说，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资本主义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对于这个理论不能采取迂腐的态度，不能把它视为一丝一毫都不可改变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革命辩证法。它告诉人们，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革命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社会发展也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如果要求俄国革命走同德国革命运动相同的道路，即合法的、议会式的道路，是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说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如果要求俄国社会发展经历同西方社会发展相同的途径，即先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再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对过去的“盲目模仿”和不懂得革命辩证法的表现。
列宁用革命的辩证法来看待俄国革命，认为它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所以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各国革命的形势。俄国由于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它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尤其尖锐。无产阶级政党因势利导，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发动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就此指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19〕他还说：“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20〕他的意思是说，马克思过去在论及普鲁士革命时曾说过如果实现了“农民战争”同工人革命联合进行的条件则可以发动革命并争取胜利，现在俄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形势下实现了这样的条件，所以可以而且必须发动革命并争取胜利。这样看，这场革命也是符合上述马克思观点的。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具有思想启示的作用和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19世纪到20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新政权和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后指导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人民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上述过程中，它是不断发展着的。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它仍然在发展。特别是中国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这一次理论发展的成果，是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1〕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意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以及他们实践的内容也在于此。显然，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以及50—60年代的理论也不能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所以中国共产党推进了理论的发展。于是，中国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用他的话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习近平不仅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而且认识这个理论一定会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当前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推进事业前进，需要面对困难和阻力，进行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并以新的理论推动事业前进。习近平就此说：“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22〕这里他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认清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和不变”，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指的是必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指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必须“敢”字当头，大胆探索和前进。习近平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23〕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其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后来的人们要继续将此文章做下去。这就是他所说的：“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24〕他还说，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和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必须敢于面对问题和挑战，进行理论创新，开拓道路继续前进。可以看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的理论。也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思想启示的意义。
如前所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实践中反对“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现象，主张从实际出发选择苏俄经济发展的途径，并且促进理论的发展。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主张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开拓前进的道路，促进理论的发展。这个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具有思想启示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词是反对思想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个政党如果思想僵化，不敢思考问题和不敢说真话，不面对新问题和不解决新问题，那党的生命就停止了。要改变这种局面，发展党的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对此，习近平当前给予高度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还说：“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5〕这里他赞扬和肯定了邓小平关于反对思想僵化、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从而表达了他自己这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关于在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下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习近平有精辟的论断。他说：“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26〕他还说，当前要发展真理或理论，必须及时总结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历史还证明，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大胆地走自己路的问题。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中国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和模式，走向弯路。通过改革，才逐渐地纠正了偏差，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或者其他地区的什么模式，必须坚持走自己路的原则。对此，习近平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兴邦。”〔27〕在习近平看来，走自己的路，同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行不悖，别的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历史上的和现实的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和借鉴。但是不能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学教。他说：“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8〕上述习近平关于走自己路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根据本国形势和任务丰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以及上述反对思想僵化、提倡实事求是和发展理论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自己来找出路”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和相连接的，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思想启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48-249，249.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341-342，761.
〔5〕〔6〕〔7〕〔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681，693，512，516，517-518，524.
〔11〕〔12〕列宁全集：第33卷〔M〕.人民出版社，1985.52-53，57.
〔13〕〔14〕〔15〕〔16〕列宁全集：第34卷〔M〕.人民出版社，1985.235，236，466，466.
〔17〕〔18〕〔19〕〔20〕 列宁全集：第43卷〔M〕.人民出版社，1987.83，369，370，371.
〔21〕〔22〕〔23〕〔24〕 〔26〕〔27〕〔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21，21，23，23，26，29，30.
〔25〕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14-08-21。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21/c69113-25509522.html。【责任编辑：石本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