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廖红伟 杨良平
〔摘要〕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关键词〕 “一带一路”；OFDI；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593；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02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资监管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研究”（17BJY164）
〔作者简介〕廖红伟，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良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60多个国家，包含45亿民众，旨在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2018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向世界明确表态：要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表明了新时代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加快实现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愿景。其中贸易畅通的重要目标是消除投资壁垒，加快实现投资便利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扶持、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为沿线各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规模扩张拓展了新的空间。同时容易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利契机，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OFDI规模不断扩大，也将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从而透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与中国的共同发展、联动发展创造机遇。〔1〕对此，本文将采用理论和实证的不同研究方法递进式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并选取中国内地2006-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制定“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和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已开始关注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效应及影响因素等内容。“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对此，有学者认为，随着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为中国OFDI创造了新空间（杨飞虎和晏朝飞，2015）。〔2〕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中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也存在不均衡问题（郑蕾和刘志高，2015）〔3〕，主要表现为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占比较大、对发达国家投资占比较小（周五七，2015）。〔4〕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OFDI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现阶段中国OFDI的整体投资效率并不高而且在不同地区投资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田泽和许冬梅，2016）。〔5〕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下OFDI的影响因素时，一些学者认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许小平等，2016；张亚斌，2016）〔6〕，也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能够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陈后祥，2016）。〔7〕除了对双边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等传统因素的研究而外，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差异同样会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曹振燕，2016）。〔8〕
但是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主。杨英和刘彩霞（2015）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研究证实，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不显著，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推动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9〕龚静、尹忠明（2018）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OFDI跨境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在选定样本期间内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促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10〕吴哲等（2015）通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提升本国全要素生产率。〔11〕张亚斌（2016）利用“一带一路”沿线50个亚欧非国家数据的研究证实，国内生产总值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2〕王美昌和徐康宁（2016）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存在同周期性。〔13〕陈继勇和陈大波（2017）的研究证实，贸易自由度和经济开放度对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并且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超过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4〕
现有文献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确为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契机，且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现有文献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很少，尤其缺少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实证检验，无法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针对性更强的理论依据；第二，仅仅研究两两之间的关系，没有将三者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而且单向研究居多，很少有文献进行互动关系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在分析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互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在做整体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将样本做细分研究，从而考察三者之间在不同区域的互动关系。而且，本文还将在实证模型中突破性地引入虚拟变量，衡量“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取得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说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以及市场深度融合，从而有利于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随着沿线各国政策沟通的逐渐加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合作的更加深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契机，而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将带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
同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OFDI能够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母国经济增長，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也可为OFDI的扩展创造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再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三者互动关系可用图1表示。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不仅受到本国市场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原因是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通常向国外出口的是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的则是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对这一出口国的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促使该国国内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从比较劣势产业流向比较优势产业。这意味着出口贸易会促进一国居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而进口贸易则会抑制该国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着一国的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能充分反映该国产业结构状况，并对该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显而易见，OFDI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形式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沿线国家OFDI对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可以分为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通过OFDI将本国过剩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让渡生产要素和市场，拓展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为了成功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一国OFDI企业必须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与之对应的前向关联产业和后向关联企业也必须提升其产品和服务质量，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因此提升，进而促进整个产业链优化升级。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倡导“贸易畅通”，旨在通过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了应对沿线国家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OFDI企业必须选择通过增加研发提升技术水平的途径增强竞争力，由此OFDI企业对本国同类产业企业将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相对欠发达国家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关联效应及人员流动等获得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使本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的影响则主要通过转移过剩产能、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等方式实现。第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往往伴随着化解过剩产能，而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势必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且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其生产要素和市场也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得以进一步扩张，但由于国内市场无法容纳扩大的产量，需要开拓国外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投资因此展开。第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会降低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成本使本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多元化和多层次需求，本国企业必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提高效率，促进技术先进、生产高效的产业的出现，而那些技术落后、生产低效的产业则通过OFDI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因而提升。基于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分析，提出研究假说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反过来，一国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利用转移过剩产能、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等途径扩大OFDI规模。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主要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投资水平提升会增加对相关行业产品的需求，这将促使相关行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投资增加会扩大相关行业的生产能力，通过社会再生产增加社会总产出，进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OFDI作为一国进行投资的重要形式，可以将国内市场扩大为国际市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主要通过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影响其经济增长。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为沿线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企业提供了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良好机遇，欠发达国家OFDI企业通过学习交流及人员流动等可以实现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提升，提高本国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OFDI企业随着国外投资收益回流本国，受资本逐利性驱使企业在国内（国外）继续进行投资，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OFDI企业对外投资建厂和购买母国产品的经济行为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出口增加，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
反过来一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为OFDI扩张提供了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需要大量资金建设厂房、购买生产设备，所以OFDI与在国内进行投资相比，不仅面临经营风险，还会面临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风险，因此，通常一国只有在总产出满足本国消费、投资后的剩余部分才会以OFDI形式向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即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小将由该国的总产出、消费和投资决定，且OFDI规模与本国总产出成正相关关系，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与消费和投资形成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消费和投资的上升而下降。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改善了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当一国总产出出现剩余便有积极向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基于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提出研究假说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通过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一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也有利于OFDI扩张。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指经济总量的扩张或增加，而且意味着结构的变动，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进与优化。而产业结构升级属于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方面，这也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衡量经济发展不同侧面的两个重要指标。经济增长反映经济发展量的变动，产业结构升级反映经济发展质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联系。
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而言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導产业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土地、资本等稀缺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进而社会各部门的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伴随着主导产业的更替，在新的主导产业替代旧的主导产业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方面，新技术的产生催生新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技术会优化原有产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则通过需求效应、供给效应等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之对应的国民收入水平也比较低，大众更注重温饱需求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人们对农产品、轻纺工业品的需求较大，而且由于资本匮乏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产业格局为“一、二、三”顺序；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人们对汽车等耐用品需求不断增加，此时主导产业开始向重加工、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结构格局转变为“二、一、三”；在工业化后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此时社会对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第三产业产出占三次产业总产出的比重最大，产业格局由“二、一、三”转变为“三、二、一”，产业结构随经济发展得以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积累的资本存量便越多，这些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投向偏好可改变现有产业的存量结构，从而形成新的增量结构，即资金供应量和投资结构变动通过影响社会资产总量在各产业配置构成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提出研究假说3：
从长期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但短期，由于受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可能不明显。
三、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
1.研究设计
上述理论分析证明，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关系的，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影响OFDI。对此，单方程模型难以准确衡量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避免变量的内生性所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拟构建包含、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经济增长决定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将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视作内生变量，从而系统地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式（1）、式（2）、式（3）。
其中，i和t分别表示面板数据模型的横截面单元与时间序列单元，εit、εit与μit表示随个体和时间改变的扰动项。式（1）为OFDI决定方程，主要考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的影响。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PGDP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INDUS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X表示影响OFDI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变量集合，主要包括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等。式（2）为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主要考察OFDI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Y表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变量集合，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等。式（3）为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主要考察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Z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变量集合，主要包括创新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等。度量指标如下：
OFDI：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数量级较大，本文以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除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该地区OFDI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更好地反映经济服务化趋势，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
经济增长：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所得数据的数量级较大，本文仿效靳涛、陶新宇（2016）的做法〔15〕，将人均GDP除以其最大值，使最终数据的值处于0与1之间。
虚拟变量：为了衡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OFDI、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反映其效果，虚拟变量记为BR。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在2013年被提出且开始实施，所以2013年以前的BR取值为0，2013年及以后的BR取值为1。
其他控制变量：一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仅受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等相关变量都可对其产生影响；同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也会受诸多变量影响。为了提高模型精确度，分别选取适当的其他变量作为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和经济增长决定方程的控制变量，其变量的具体含义、构建以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接下来选取中国内地相关数据考察中国的表现，分析统计性特征，考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的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鉴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数据的可获性，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从变量的统计性特征看，各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0.5，由此可以认为样本区间内变量是平稳的。
2.实证结果：对中国表现的解释
下面利用stata14软件，分别从全国和不同地区层面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根据联立方程模型识别的一般判定方法，本文构建的由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经济增长决定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为可识别的。此外，由于联立方程模型中各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和扰动项之间相关性问题的存在，为了使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有效，采用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似不相关回归（SUR）结合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1）全国层面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先从全国层面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与经济增长决定方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过面板数据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关系。
在OFDI决定方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 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在升级过程中也在同时化解过剩产能，随着部分产能向海外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推动型产业结构升级会大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有利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同时意味着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物质基础。方程中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国家相关政策扶持、沿线国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以及基础设施需求增加等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市场化水平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国有投资主体和非国有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存在孰轻孰重情况。对外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在选定样本时期内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在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中，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所选样本期间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没有适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升温带动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行业投资过度产生的过剩产能。代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帶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升这一途径实现的。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其原因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更便利于资本流向生产效率越高的部门，从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口增长率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在样本期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在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中，OFDI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选定样本时期内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经济增长。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资源错配与浪费，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与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的观点具有相似性（干春晖、郑若谷等，2011）。〔16〕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动了更多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进一步激发了经济增长动力。创新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显示创新能力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政府支出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带动了地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系数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升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样本期内农村人口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不仅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也带动了经济增长。
（2）不同区域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中国内地31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本文将31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考虑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相似性，因而回归分析时将中西部做合并处理，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估计结果看，东部及中西部地区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与全国结果相吻合，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在样本期内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且，进一步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
就东部地区而言，代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在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和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显著为正，表明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东部地区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无明显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发展，东部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上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这一地区带来巨大契机，主要体现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等有利条件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进而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选取了其他变量以衡量经济增长情况并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产出由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决定，研究经济增长的相关经典文献也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就业规模的扩张，因此，本文选取各省市就业人数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状况，以就业规模作为衡量经济增长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分析表明，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与前文估计结果表现出一致性，即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显著互动关系，在本文所选样本期内OFDI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反过来助推OFDI规模扩张，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形式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并利用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往往伴随着化解过剩产能的经济行为，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转移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在促进母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OFDI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可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助推作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以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客观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得到中国内地2006-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问题突出的双重压力，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协调好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彼此实现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障。“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法律规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諸多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在已经实施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战略框架基础上着重如下努力：（1）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消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地缘政治障碍；（2）从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出发，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战略和规划设计，为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够更好地兼顾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提供“风向标”；（3）注意协调好涉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税收、金融、财政等政策，避免因相关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协调并进。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一是应逐渐摆脱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高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投入比例，通过改革、创新等方式提升全要素增长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等手段推动高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转移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第三，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制度环境。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均高于东部地区，原因主要是当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大，所以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良好机遇，积极通过OFDI带动本地区出口和投资，并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都应遵循WTO规则，严格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规定行事，打破地方保护屏障，推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自由流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企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为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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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
〔摘要〕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关键词〕 “一带一路”；OFDI；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593；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02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资监管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研究”（17BJY164）
〔作者简介〕廖红伟，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良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60多个国家，包含45亿民众，旨在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2018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向世界明确表态：要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表明了新时代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加快实现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愿景。其中贸易畅通的重要目标是消除投资壁垒，加快实现投资便利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扶持、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为沿线各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规模扩张拓展了新的空间。同时容易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利契机，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OFDI规模不断扩大，也将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从而透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与中国的共同发展、联动发展创造机遇。〔1〕对此，本文将采用理论和实证的不同研究方法递进式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并选取中国内地2006-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制定“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和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已开始关注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效应及影响因素等内容。“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对此，有学者认为，随着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为中国OFDI创造了新空间（杨飞虎和晏朝飞，2015）。〔2〕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中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也存在不均衡问题（郑蕾和刘志高，2015）〔3〕，主要表现为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占比较大、对发达国家投资占比较小（周五七，2015）。〔4〕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OFDI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现阶段中国OFDI的整体投资效率并不高而且在不同地区投资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田泽和许冬梅，2016）。〔5〕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下OFDI的影响因素时，一些学者认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许小平等，2016；张亚斌，2016）〔6〕，也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能够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陈后祥，2016）。〔7〕除了对双边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等传统因素的研究而外，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差异同样会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曹振燕，2016）。〔8〕
但是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主。杨英和刘彩霞（2015）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研究证实，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不显著，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推动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9〕龚静、尹忠明（2018）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OFDI跨境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在选定样本期间内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促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10〕吴哲等（2015）通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提升本国全要素生产率。〔11〕张亚斌（2016）利用“一带一路”沿线50个亚欧非国家数据的研究证实，国内生产总值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2〕王美昌和徐康宁（2016）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存在同周期性。〔13〕陈继勇和陈大波（2017）的研究证实，贸易自由度和经济开放度对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并且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超过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4〕
现有文献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确为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契机，且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现有文献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很少，尤其缺少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实证检验，无法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针对性更强的理论依据；第二，仅仅研究两两之间的关系，没有将三者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而且单向研究居多，很少有文献进行互动关系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在分析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互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在做整体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将样本做细分研究，从而考察三者之间在不同区域的互动关系。而且，本文还将在实证模型中突破性地引入虚拟变量，衡量“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取得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说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以及市场深度融合，从而有利于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随着沿线各国政策沟通的逐渐加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合作的更加深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契机，而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将带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
同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OFDI能够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母国经济增長，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也可为OFDI的扩展创造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再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三者互动关系可用图1表示。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不仅受到本国市场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原因是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通常向国外出口的是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的则是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对这一出口国的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促使该国国内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从比较劣势产业流向比较优势产业。这意味着出口贸易会促进一国居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而进口贸易则会抑制该国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着一国的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能充分反映该国产业结构状况，并对该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显而易见，OFDI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形式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沿线国家OFDI对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可以分为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通过OFDI将本国过剩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让渡生产要素和市场，拓展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为了成功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一国OFDI企业必须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与之对应的前向关联产业和后向关联企业也必须提升其产品和服务质量，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因此提升，进而促进整个产业链优化升级。第三，“一带一路”建设倡导“贸易畅通”，旨在通过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了应对沿线国家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OFDI企业必须选择通过增加研发提升技术水平的途径增强竞争力，由此OFDI企业对本国同类产业企业将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相对欠发达国家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关联效应及人员流动等获得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使本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的影响则主要通过转移过剩产能、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等方式实现。第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往往伴随着化解过剩产能，而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势必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且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其生产要素和市场也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得以进一步扩张，但由于国内市场无法容纳扩大的产量，需要开拓国外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投资因此展开。第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会降低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成本使本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多元化和多层次需求，本国企业必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提高效率，促进技术先进、生产高效的产业的出现，而那些技术落后、生产低效的产业则通过OFDI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因而提升。基于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分析，提出研究假说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反过来，一国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利用转移过剩产能、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等途径扩大OFDI规模。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主要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投资水平提升会增加对相关行业产品的需求，这将促使相关行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投资增加会扩大相关行业的生产能力，通过社会再生产增加社会总产出，进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OFDI作为一国进行投资的重要形式，可以将国内市场扩大为国际市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主要通过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影响其经济增长。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为沿线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企业提供了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良好机遇，欠发达国家OFDI企业通过学习交流及人员流动等可以实现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提升，提高本国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OFDI企业随着国外投资收益回流本国，受资本逐利性驱使企业在国内（国外）继续进行投资，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OFDI企业对外投资建厂和购买母国产品的经济行为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出口增加，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
反过来一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为OFDI扩张提供了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需要大量资金建设厂房、购买生产设备，所以OFDI与在国内进行投资相比，不仅面临经营风险，还会面临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风险，因此，通常一国只有在总产出满足本国消费、投资后的剩余部分才会以OFDI形式向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即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小将由该国的总产出、消费和投资决定，且OFDI规模与本国总产出成正相关关系，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与消费和投资形成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消费和投资的上升而下降。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改善了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当一国总产出出现剩余便有积极向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基于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提出研究假说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通过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一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也有利于OFDI扩张。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指经济总量的扩张或增加，而且意味着结构的变动，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进与优化。而产业结构升级属于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方面，这也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衡量经济发展不同侧面的两个重要指标。经济增长反映经济发展量的变动，产业结构升级反映经济发展质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联系。
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而言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導产业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将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土地、资本等稀缺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进而社会各部门的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伴随着主导产业的更替，在新的主导产业替代旧的主导产业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方面，新技术的产生催生新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技术会优化原有产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则通过需求效应、供给效应等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之对应的国民收入水平也比较低，大众更注重温饱需求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人们对农产品、轻纺工业品的需求较大，而且由于资本匮乏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产业格局为“一、二、三”顺序；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人们对汽车等耐用品需求不断增加，此时主导产业开始向重加工、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结构格局转变为“二、一、三”；在工业化后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此时社会对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第三产业产出占三次产业总产出的比重最大，产业格局由“二、一、三”转变为“三、二、一”，产业结构随经济发展得以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积累的资本存量便越多，这些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投向偏好可改变现有产业的存量结构，从而形成新的增量结构，即资金供应量和投资结构变动通过影响社会资产总量在各产业配置构成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提出研究假说3：
从长期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但短期，由于受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可能不明显。
三、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
1.研究设计
上述理论分析证明，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关系的，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影响OFDI。对此，单方程模型难以准确衡量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避免变量的内生性所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拟构建包含、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经济增长决定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将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视作内生变量，从而系统地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式（1）、式（2）、式（3）。
其中，i和t分别表示面板数据模型的横截面单元与时间序列单元，εit、εit与μit表示随个体和时间改变的扰动项。式（1）为OFDI决定方程，主要考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的影响。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PGDP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INDUS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X表示影响OFDI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变量集合，主要包括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等。式（2）为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主要考察OFDI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Y表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变量集合，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等。式（3）为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主要考察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Z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变量集合，主要包括创新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等。度量指标如下：
OFDI：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数量级较大，本文以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除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该地区OFDI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更好地反映经济服务化趋势，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
经济增长：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所得数据的数量级较大，本文仿效靳涛、陶新宇（2016）的做法〔15〕，将人均GDP除以其最大值，使最终数据的值处于0与1之间。
虚拟变量：为了衡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OFDI、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反映其效果，虚拟变量记为BR。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在2013年被提出且开始实施，所以2013年以前的BR取值为0，2013年及以后的BR取值为1。
其他控制变量：一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仅受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等相关变量都可对其产生影响；同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也会受诸多变量影响。为了提高模型精确度，分别选取适当的其他变量作为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和经济增长决定方程的控制变量，其变量的具体含义、构建以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接下来选取中国内地相关数据考察中国的表现，分析统计性特征，考察“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的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鉴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数据的可获性，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从变量的统计性特征看，各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0.5，由此可以认为样本区间内变量是平稳的。
2.实证结果：对中国表现的解释
下面利用stata14软件，分别从全国和不同地区层面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根据联立方程模型识别的一般判定方法，本文构建的由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经济增长决定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为可识别的。此外，由于联立方程模型中各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和扰动项之间相关性问题的存在，为了使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有效，采用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似不相关回归（SUR）结合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1）全国层面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先从全国层面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与经济增长决定方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过面板数据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关系。
在OFDI决定方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 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在升级过程中也在同时化解过剩产能，随着部分产能向海外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推动型产业结构升级会大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有利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同时意味着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物质基础。方程中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国家相关政策扶持、沿线国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以及基础设施需求增加等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市场化水平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国有投资主体和非国有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存在孰轻孰重情况。对外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在选定样本时期内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在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中，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所选样本期间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没有适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升温带动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行业投资过度产生的过剩产能。代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帶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升这一途径实现的。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其原因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更便利于资本流向生产效率越高的部门，从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口增长率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在样本期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在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中，OFDI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选定样本时期内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经济增长。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产业结构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资源错配与浪费，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与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的观点具有相似性（干春晖、郑若谷等，2011）。〔16〕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动了更多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进一步激发了经济增长动力。创新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显示创新能力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政府支出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带动了地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系数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升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样本期内农村人口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不仅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也带动了经济增长。
（2）不同区域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中国内地31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本文将31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考虑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相似性，因而回归分析时将中西部做合并处理，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估计结果看，东部及中西部地区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与全国结果相吻合，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在样本期内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且，进一步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
就东部地区而言，代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在OFDI决定方程、产业结构升级决定方程和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显著为正，表明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东部地区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无明显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发展，东部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上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这一地区带来巨大契机，主要体现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等有利条件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进而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选取了其他变量以衡量经济增长情况并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产出由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决定，研究经济增长的相关经典文献也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就业规模的扩张，因此，本文选取各省市就业人数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状况，以就业规模作为衡量经济增长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分析表明，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与前文估计结果表现出一致性，即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显著互动关系，在本文所选样本期内OFDI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反过来助推OFDI规模扩张，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形式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并利用外溢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往往伴随着化解过剩产能的经济行为，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转移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在促进母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OFDI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以及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可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助推作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以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客观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得到中国内地2006-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问题突出的双重压力，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协调好OFDI、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彼此实现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障。“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法律规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諸多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在已经实施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战略框架基础上着重如下努力：（1）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消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地缘政治障碍；（2）从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出发，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战略和规划设计，为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够更好地兼顾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提供“风向标”；（3）注意协调好涉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税收、金融、财政等政策，避免因相关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协调并进。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一是应逐渐摆脱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高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级要素的投入比例，通过改革、创新等方式提升全要素增长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等手段推动高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转移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第三，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制度环境。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均高于东部地区，原因主要是当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大，所以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良好机遇，积极通过OFDI带动本地区出口和投资，并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都应遵循WTO规则，严格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规定行事，打破地方保护屏障，推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自由流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企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为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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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