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与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
李喆
〔摘要〕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是西征的重要战略意图，西征期间党和红军统战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孕育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军事环境，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奠定了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各地的建党建政活动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提供了牢固的组织保证和社会根基。
〔关键词〕红军西征；西北抗日；长征胜利；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22-06
西北抗日新局面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族抗战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掀开了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红军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影响不容低估。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论者所忽视抑或语焉不详的。笔者试从红军西征的视角，就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问题略述己见。
一、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是西征的重要战略意图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之际，正是中国时局发生重大变动之时。日本在侵占东北全境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并企图进一步吞并全中国，致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出现。在这一新形势下，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做出科学判断和分析，并制定新的路线纲领和战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1〕瓦窑堡会议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党及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此，党中央在具体的战略方向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于是就有了东征和西征。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都蕴含了深刻而明显的领导抗日、形成抗日新局面、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战略意图，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
为了实现相应的战略意图，中央决定进军山西，实施东征。山西当时已成为抗日前线。东征山西可以以抗日名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山西相对陕北而言地广人稠，物产较为丰富，便于军需物资的筹集，有利于改善党和红军在陕北的艰难处境，使红军在黄河两岸形成相互呼应之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可以进一步北上绥远，打通国际路线，挺进华北，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
1936年1月1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2〕 1月28日至2月1日，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确定1936年的主要军事行动就是以扩充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苏区为目的，准备实施东征山西的作战方针。在东征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话，明确提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3〕可见，“扩大抗日力量”“对日作战”贯穿于东征的全过程。东征战绩卓著，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火种。但由于对蒋介石出兵援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由于战场局势的变化而导致的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东征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东征虽然中止了，但抗战的战略意图并未随着一项军事行动的停歇而废止，这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之使然，它必然会在新的军事行动中体现出来。
东征结束后的5月8日，中央在陕北延川交口镇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今后的军事方向问题。毛泽东对陕北、宁夏、陕南、甘肃各个行动方向的优劣进行比较了分析。指出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留）”；宁夏“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修筑堡垒，不能出东方”，而“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4〕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向西发展、实施西征。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5月20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7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进行西征作战。
西征作战的任务，依据《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扩大已有的西北（陕甘）根据地并使之巩固；（2）开辟静宁、会宁战略区域，形成红军三大主力齐聚静会地区的战略态势，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该地区的胜利会师；（3）通过西征实施宁夏战役，使根据地连接绥远，靠近外蒙，继而打通国际路线；（4）通过上述几个战略任务的完成，在西北形成全民抗日新局面，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可见，西征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扩大巩固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实力、实现红军主力会师、打通国际路线，并通过上述几个任务的实现最终推动抗日高潮到来在党和红军发展方向上作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选择而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形成抗日新局面是西征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西征期间党和红军统战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孕育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军事环境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西征期间，党和红军认真贯彻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宁夏“二马”以及哥老会这样的民间团体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为推动西北大联合、促进抗日新局面的形成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西征期间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与这一时期中共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党中央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即成立以红军、东北军为主体、包括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在内的“西北国防政府”。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和‘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5〕经过与张学良的多次谈判，出台了“西北大联合计划”。该计划“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组建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则任其副”，联合西北各方抗日力量，与外蒙、苏联结盟，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后由于共产国际“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6〕主张的影响，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终止，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一直贯穿西征全过程。西征期间，红一军团到处张贴和刷写“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在作战前线，红军指战员向东北军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红军和东北军官兵形成了相对和谐融洽的关系。时任红一军团骑兵团团长兼政委的潘振武回忆：“那时，红一军团和东北军的关系多么有趣呀！名为隔河对峙，实际上却是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名为‘敌军，实际上却成了友好的‘邻居。两岸的哨兵隔河搭话，谈论时局的情况是常有的；有时甚至涉水相握，互赠礼品，红军把许多宣传品送给他们，他们也把自己出版的《东望》杂志等送给红军。”〔7〕
红军西征后，提出“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的口号，开展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表示愿意帮助杨虎城“处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并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商谈。杨虎城亦表示可取消敌对状态，双方互不侵犯。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为增强统战工作的针对性，采取了与东北军统战工作有所区别的原则和办法，即抽调一部分干部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总结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经验，以便为做好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提供借鉴；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专司统战工作；边区工作委员会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统战工作。
经过努力，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敌对状态基本结束。正是由于党和红军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的积极主动的统战工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才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局面，才有了西北地区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才出现了西北地区协同抗日的良好态势，进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新局面的最终形成。
对宁夏“二马”的统战工作。宁夏“二马”即马鸿逵、马鸿宾，是当时进攻红军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二马”既仇视共产党，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对其采取了既打又拉、团结争取的策略。1936年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彭德怀、聂荣臻等红军将领，要求西征红军“说明我军积极向宁行动，为的是要在宁绥完成布置抗日阵地，抵御日本，保卫西北，并非消灭任何中国人的军队，希望两马共同布置与磋商不冲突。”〔8〕8月30日，彭德怀在《西征中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提出了争取“二马”的具体举措。其要义是：由中国共产党向宁夏“二马”发出倡议，要求其在民族危亡日益深刻、宁夏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一切战争，保卫宁夏、共同抗日。并且把这一倡议在宁夏的国民党军队中、在宁夏回汉群众中公布；用红军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红军西征不是要与宁夏当局争夺地盘，而是为了继续北上抗日，并敦促国民党官兵与红军一起抵御外侮、保卫家乡；加强与宁夏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联系，开展和平停战运动，掀起一个抗日救亡的高潮；注重在宁夏回族群众中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教育阿訇、教主等回族上层人士，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影响底层回族群众。这些团结争取宁马的政策及实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一些官兵开始自觉走向抗日的道路。马鸿宾也逐步改变了与红军敌对的姿态，倾向于中共的抗日主张。抗战爆发后，马鸿宾率部开赴绥西，在临河、五原一带同日军战斗，在绥西抗战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哥老会是一个具有广泛下层民众基础的秘密结社组织，在西北地区有较大的社会影响。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对哥老会的宣言》，指出：“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道路更完全相同。”〔9〕 7月16日，党中央又发布《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提出争取哥老会加入抗日战线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吸收哥老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改造哥老会，发扬其进步的一面，摒弃其保守、迷信的一面；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开展革命活动，红军给予大力支持。西征红军根据《宣言》和《指示》的要求，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在陇东等地设立接待处、招待所，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哥老会成员。红军还动员哥老会中的进步分子到苏区参观，正确认识共产党和红军。不少哥老会成员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分到了土地、粮食、牲畜、房屋，对党和红军心存感激之情。8月15日，在陕甘宁苏区境内的马头山（今属陕西省志丹县）召开了哥老会全国代表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马头山开山堂”。会议制定了哥老会抗日救国十大条规，主要包括打倒日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做抗日经费、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等。十大条规赋予哥老会崭新的富有政治性和时代性的内涵，成为哥老会的抗日救国纲领，也创造了我们党争取具有两面性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加入抗战行列的成功经验。
三、西征期间党和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奠定了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西征以来，针对途径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特别是回族聚居的特点，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文件，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回汉团结，反对日本侵略，帮助回民组织抗日军队和建立回民政权。同时颁发对回民工作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等禁令。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指出：“加强民族独立武装力量建设，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使之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回汉民族亲密联合，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的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10〕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指出回民工作应该是“在回汉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在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11〕这些极具针对性的规定，是党的民族理论与回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而产生的地域性很强、适用性很广的具体化的民族政策，成为党和红军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重要依据和实践指针。
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和红军在回民中开展的主要工作便是“成立回民的武装军队和游击队。”“回民要取得解放，必定要有自卫的武装。……回民自己的为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武装，就是不远的将来的抗日联军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我们的回民工作当中的第一等工作。”〔12〕在西征红军解放的回民聚居区，纷纷建立起地方武装，最著名的就是回民独立师。5月下旬，经西征红军总部批准，在靖边县宁条梁镇组建了回民独立师，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回民独立师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小桥畔、安边、定边、盐池、豫旺、王家团庄、下马关、红城水等西征进程中的重要战斗。这支部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吸收了大量回族群众加入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培养了一批回族干部特别是回族军事干部，在抗日战争乃至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红军西征经过的甘宁地区是回族聚居地区，当地群众有着本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党认识到：“只要我们对于回民的风俗和信仰没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信仰，保障他们的信教自由与保护清真寺。……这样来取得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拥护和信任，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13〕 8月20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回汉共同抗日救国，“估计到他们生活习惯上的许多特殊条件（如不吃猪肉），为回民新战士应单独组成连、排或班，自办伙食，开始不应禁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和习惯。”〔14〕到达豫旺地区后，红军各部队除学习中央和西征红军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外，还专门印制《回民工作守则》，要求红军在回民聚居区必须严格遵循。如未经回民同意不能进入其家中，不准当着回民的面说“猪”这样的禁忌性用语。6月，红一军团在攻克陇东曲子镇后，成立了直属回民连，为尊重回民饮食习俗，专门开设回民灶。西征中，彭德怀司令员以身作则，带头不吃猪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西征期间卓有成效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密切了党和红军同当地群众的关系。广大群众在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逐渐认同了党的主张和纲领，认识到共产党“才是各少数民族之唯一救星”，红军是“仁义之师”“救命军”。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奠定了抗日救国的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四、红军西征期间在各地的建党建政活动，为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提供了牢固的组织保证和社会根基
随着西征的不断胜利，根据地的范围逐渐扩大。为巩固新苏区，我们党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建党建政活动。至1936年10月，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在新老苏区纷纷建立起来。贫农团、青年团、少共团、妇女代表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随之组建。各地还建立了各级地方武装，在消灭残匪、配合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协助红军主力作战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是建党建政的必由环节。西征期间红军深入开展土地改革。1936年7月22日，颁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80%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80%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15〕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对以往的土地政策进行较大调整，规定除汉奸、卖国贼和地主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外，自由职业、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地主、抗日军人、富农等的土地不予没收，即使地主的土地没收之后，也要“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同时取消高利贷，“但商业贷款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16〕获得土地后的农民积极支援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当地群众自动赶着毛驴给红军送来粮食和蔬菜，宰牛宰羊慰问驻地部队。土地改革的深入和彻底，使当地农民翻身解放，更广泛地团结了抗日的各方力量。
在建党建政过程中的一个范例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在今宁夏同心县清真大寺召开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雇农出身的回民马和福被推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并组成了自治政府领导机构及各区、乡自治政权。自治政府成立后，组织回民解放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红军爱民尊教的革命活动；建立回民游击队，壮大革命队伍；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发展当地经济，保障红军供给。1937年2月，马和福被捕，4月被马鸿逵杀害。马和福牺牲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革命活动基本停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使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实践行为深入到回族群众当中。广大回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回族的救星，是帮助回民解放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求得彻底解放。正如《告北圈子四周围同胞书》里所说的：“我们为求整个民族解放，只有同红军联合起来，团结抗日，组织回民解放会，为自己的独立解放而奋斗。”〔17〕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开辟了回族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原则最初的系统的体现，对后来我党制定系统的解决回回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是由相互联系着的不同层面构成的鲜活的、波澜壮阔的画卷。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危亡时局下西北地区各种进步因素综合生成的必然结果。红军西征与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这两者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和直接的关系。红军西征的战略行动在西北抗日新局面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历史效应。这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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