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角度浅谈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张嘉懿
摘 要：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我国发生的一切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让中国的文化和理念走向世界，外宣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外宣翻译的目的是让目的语读者更清楚地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信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深入了解英汉语言及文化差异背景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清晰晓畅，通俗易懂。本文拟从德国功能派理论——翻译目的论以及此框架下的“译者主体性”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本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今后的政治文献外宣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目的论; 外宣翻译; 译者主体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H315.9?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6-3315（2019）04-147-002
1.引言
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的纵深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大幅度提高，翻译活动越来越在对外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外宣翻译的质量决定了能否成功传递文化信息，让目的语读者身临其境，准确领会原文内容。针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给翻译活动造成的阻碍，译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了解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处理好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治国理政》）英译本的发行是我国外宣翻译的一次成功典范，本文通过对《治国理政》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希望对外宣翻译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风。
2.翻译目的论视角下对《治国理政》英译本的分析
汉斯·弗米尔是目的论的首创者，他提出了目的论的三大原则，分别是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居首要地位（Munday，2001：79）。译文和原文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文做出删减和保留，具体保留多少，删减多少都要根据翻译的目的来决定（刘军平，2009：378）。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目的决定着翻译的原则和策略。翻译目的一般而言由译者和委托人共同协商决定。在《治国理政》的翻译过程中，委托人是中国政府，译者是政府机关的翻译工作者。翻译目的是生动、传神地还原作品的原貌，准确介绍中国的内外政策、发展情况、目标规划。译者在翻译原文时，根据这一目标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连贯原则在这里体现在译文必须通顺、连贯，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应充分考量中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采用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表达方法，不仅使中国的特有的语言形式和意蕴加以保留，而且也能使国外读者能很好地理解和吸收。忠实原则在这里体现在译文必须忠实反映原文的信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忠实原则并不要求译文和原文完全等同、一字不差，而是根据译文的目的和译者的理解，采用灵活的翻译方式。
3.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决定译本质量。查明建把“译者主体性”界定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 2003：22）。”译者主体性存在于翻译过程的每个细节中，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翻译客体，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创造和表述方式的转变以及对读者的预期上面都体现了译者主体性。黄友义先生说过，“对于从事外宣工作的翻译人员来说，最该注意的是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要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最好的外宣翻译不是按照中文逐字逐句机械地把中文转换为外文，而是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有时要删减，有时要增加背景内容，有时要原话直译，有时必须使用间接引语（黄友义2004：28）。”《治国理政》属于政论翻译，而政论翻译特点是严肃，内容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立场，因此大部分要忠实于原文。但由于中外文化背景的不同，读者对原文本的理解随之也会有偏差，所以在汉英翻译中译者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之间语言文化的差异，应该在不涉及政治方向和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采用变通的表达方式，以利于读者更好的接受，这些都需要译者主体性的正确发挥。
4.《治国理政》的英译策略评析
4.1从《治国理政》看外宣翻译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文局编辑的《治国理政》一书，内容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开启了一扇对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由于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和翻译人员的权威地位，对于该书的英译研究对今后的外宣翻译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由于外宣翻译的目标受众是国外普通群众，因此在《治国理政》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综合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努力再现原文的特点，使其通俗易懂，易于阅读。下面我将从直译法、增译加注法、删减法多角度探讨《治国理政》中运用的翻译策略，以期对将来的外宣工作有所帮助。
4.2《治国理政》英译策略评析
4.2.1直译法。《治国理政》中语言表达类型丰富多样，有白话俗语，也有名言警句、诗词歌赋。为了充分展示中国元素，在这些诗句翻译中运用了直译的方法。如：
例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习近平 2014：52）。
The sharpness of a sword results from repeated grinding， while the fragrance of plum blossom comes from rigid weather.
例一中譯文保留了原句的对仗结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4.2.2増译加注法。增译就是根据两种语言间不同的表达习惯和方式，在翻译中增加一些词句，目的在于译出源语作者觉得顺理成章，但目的语读者却不能理解或者感到惊奇的含义。如例二：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习近平 2014：370）。
If we allow these problems to spread like weeds， the consequence will be disastrous， and the tragedy of Farewell My Concubine， which Mao Zedong used as a metaphor for losing power，may come true.
例二中下划线的几处是译者加注的内容，这些注解使原文内容变得清晰明了，有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like weeds”字面意思是“像杂草一样”，这样一来译文就很生动形象。“the tragedy of”和“for losing power”也通过文本内加注使没有中国文化概念的译文读者也能清楚地了解什么是“霸王别姬”。
4.2.3删减法。例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习近平 2014：155）。
When it comes to major issues，including those of political principle， we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in helping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draw a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acquire a clear understanding in this regard.
本例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表达喜欢重复，考虑到西方人最忌用词繁琐，喜爱简单的表达方式。对于“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译文采取简化处理，翻译为“take the initiative”，使译文简单平实，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5.结论
《治国理政》是国家语言的范本，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时代呼声，也表现了现任领导人的语言风格。要翻译出优秀的外宣作品，从事外宣翻译的工作人员除了要具备优秀的双语表达能力，渊博的知识，极高的职业修养外，更重要的是要拥有译者主体创造意识，不能逐词逐字地死译。除此之外，译者还应牢记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灵活处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使译文既能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又能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和认可。《治国理政》是中国政治文本外宣翻译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主动权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治国理政》中翻译策略的探究，期待外宣译者能够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外宣作品，使之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交流的纽带，这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Munday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Vermeer，H. J.Skopos and Translation Commission[M]Heidelberg： Heidelberg University，1989
[3]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2）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