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地位
余金成
〔摘要〕
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转变为“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生产力问题。当公有制作为生产方式的标志地位消失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适应时代条件变化的新选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地位，则成为需要直面的新难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对于生产力还是对于生产关系，都不如劳动者创新积极性重要。市场经济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者看中，就是国其自由竞争机制对创新劳动的持续激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依仗公有制体现先进生产力的传统做法，改由激励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公有制财富通过作用于劳动力生产转而推动物质生产；公有制经济有望适应市场竞争，而其率先践行共享理念，将使自身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先行一步，在适当范围采取适当形式推行知识产权共享机制，人类未来将实现精神产品共享。
〔关键词〕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F12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108-09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1〕他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
社会主义改革是在计划经济失败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发生的。生产力发展受挫引发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反思，首先是对生产力致动要素的反思。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生产资料不仅代表着生产力水平，也在一定程度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共产党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4〕按照这一认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构成了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表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质基础的掌控，而计划经济则表明避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浪费，是对大机器生产资料技术能力的充分利用。
计划经济落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准确把握生产力发展关键环节，至少单凭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不能形成先进生产力；中国改革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就体现了这一反思的成果。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地位，则成为需要直面的新难题。
一、社会主义改革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移至“人”
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遵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针对的是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是通过利益差别方式激励人们劳动能力不断发掘；而计划经济遵循“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机制，针对的是生产力中物质要素，是通过既有物力的合理使用进行发展。
在马克思时代，脑力劳动还属于稀缺资源，还不能规模性地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即便是市场经济诉诸于劳动者，往往也只能体现在延长其劳动时间、增加其劳动强度上——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这种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马克思断言，正在发生的暴力性质阶级斗争将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然而，由于体力劳动受到人类生理条件限制，真正能够代表生产力水平的仍然是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此时，无论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双方虽然在经济发展着力点上显著不同，但客观上都只能依靠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支撑大局。相比之下，计划经济由于能够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浪费，却能略胜商品经济一筹。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世纪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脑力劳动者进入到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他们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既成为市场竞争强大助力，又成为社会生产力第一推动要素。正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市场经济获得了疯长机会；对比之下，计划经济苦守公有制底线，只能坐拥经济迟滞愁城。
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转变为“人”，这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如下变化：
首先，与马克思时代相比，生产资料作为生产方式标志在当代已不具客观意义，经济新发展体现在脑力劳动越来越广泛进入物质生产领域，智力作为生产力致动因素越来越成为发展标志。过去抓住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等于抓住了生产力发展关键的结论过时了。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为前提考虑经济发展布局，而市场经济以劳动者为前提考虑经济发展布局；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就是因为生产力第一要素已经从“物”变为“人”。
其次，所有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从侧重生产条件转变为侧重消费条件，一旦劳动者消费从生存需要跨入发展需要，后者就呈现为持续增长状态——所有制变成了劳动者满足消费需要的过渡形态；对所有制考量也就越来越向有利于劳动能力发展转变：此时，消费内涵出现了升级，已经从满足体力劳动需要转变为满足脑力劳动需要。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人力资本。
搞清楚上述区别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明确了生产力发展重心被移至劳动者方面，那么，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就成为最为重大的政治选择；与之相比，劳动者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并不是问题关键，而是怎样有利于劳动积极性发挥就采取怎样的所有制方式，政治权力不应产生任何所有制歧视。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看到，任何利益分配从根本上看，都决定于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初次分配的合理处置上，而不能本末倒置。”〔5〕他这里没有明说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合理处置”初次分配，但人们已经知道：分配取决于生产。“初次分配”之所以应该由市场决定，就是因为市场方式能够解决资源合理配置，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如果试图通过公有制本身影响初次分配，这种设想显然有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在任何时候，主体都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劳动，所有制涉及到的是如何劳动，或者说在什么生产关系环境中劳动。首先是劳动，其次才是劳动方式；而不是说，首先是劳动方式，然后才是劳动。况且，历史事实表明，马恩当年对公有制的坚持，建立在生产资料规定了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他们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针对了大机器生产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劳动。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执着，存在双重目的：第一，掌控生产力发展关键；第二，掌控生产关系平等关键。前者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生产条件，后者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消费条件。这是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合理性的两个重要尺度。
在当代，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生产资料本身作为科学技术物化形态，处在频繁演变、不断提升过程中，已经很难像自然经济时期和工业化初期那样，作为一种稳定尺度，起着生产力水平标志作用；此时，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只能是劳动者，即拥有相关智力的脑力劳动者，换言之，社会生产力发展重心已经历史地从“物”转移到“人”——是人的脑力劳动在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并相应地不断更新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这样一来，传统社会主义一向认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生产力决定性意义就不复存在，进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优势也不复存在。当然，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消费条件分配依据，依然可以在生产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并且，消费条件既可以满足生存需要——例如国家推出的消灭贫困计划，也可以满足发展需要；后者完全可以与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教育体系联系在一起。
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其作用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既主导生产力又主导生产关系方面，转变为侧重于影响生产关系方面，或者说，已经从兼顾生产条件和消费条件两方面，转变为侧重消费条件方面；而对生产条件的建构和维护，只能运用市场经济方式，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不断激励劳动者劳动来解决。
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历了数代劳动者辛苦努力形成的一笔庞大财富，既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资源，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源，无论任何人出于任何借口都不能败坏亏损这笔财富。虽然公有制经济在市场机制中已经消除了“唯此为大”的神圣光环，但仍然是形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更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资源依仗。
二、社会主义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
任何社会形态都只能立足于生产力基础。而生产力致动要素的改变，是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改变的根本原因。传统社会主义看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因为它承载了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只能形成与第一致动要素的某种关联，才能确立其价值地位。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可以解读为“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这两大特征是中国改革经历了诸多困难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基本标志；其载体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关键是重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该问题正确提出本身就构成了理解改革的前提。显然，只有从“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把问题与生产力发展动力联系在一起。
如前所述，既然计划经济失败于市场经济，就表明社会主义没有找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这里面逻辑并不复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之所以被看作重要原则，同样是因为在过往理解中，生产资料能够承担先进生产力水平。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等同于坚持公有制，仍然需要体现在对先进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否则就是舍本逐末。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成为必要，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在这个生死攸关环节出了问题——当生产资料失去了决定生产力作用时，人们仍然通过坚持其公有制来维护所需要的生产力。当年马恩之所以强调公有制问题，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理想社会掌控先进生产力要求，变化发生在：当生产资料技术水平从静态存在转变为动态显现的时候，意味着生产力致动要素已经从“物”转变成“人”。
在当代，生产资料内含的科学技术不再呈现为“社会智力”成果，而是企业竞争仰仗的自有资源；正是后者“私有”性质使其长上了腾飞翅膀，人们通过不断推高科学技术取得越来越多财富，而财富激励转而提升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这里奥秘在于：人类对生产资料重视，本来也是对其内含智力成果的重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不过是生产资料中内含科学技术由稳定转为活跃、由静态转为动态而已，事情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所谓所有制，一开始就是智力成果所有制。按照这一理解，劳动与所有制的关系，就像恩格斯所讲的，是劳动内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活劳动与死劳动即现在劳动与过去劳动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视，过往理解包括了三条原因：一是促进生产力；二是避免了剥削；三是提供了消费条件。
首先是促进生产力方面。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一定程度证明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决定生产力水平，而是劳动者支出智力通过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计划经济抓的是生产资料结果，市场经济抓的是劳动者原因。即便是公有制经济仍然在市场经济中继续发挥作用，由于市场本身看重劳动能力竞争，公有制经济并不因此而获得优势地位，除非是像上面所谈到的：公有制经济能够在提高劳动能力方面发挥所长，否则就很难担纲生产力发展重任。公有制本来是因着计划经济设计的，其失败证明这种设计已经过时，而公有制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得心应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求知。
其次是避免了剥削。按照马克思观点，剥削发生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是劳动力商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所在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劳动者都是凭借自身能力换取工资等收入，人力资源因此都具有某种商品含义。但断言由此发生了剥削，不仅没有区别开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且也显得证据不足。
最后是提供了消费条件。如果一般地承认在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连接着按资分配的话，那么，所有制性质不同，自然意味着分配主体不同；公有制生产资料所获得按资分配财富应该归全民所有，这些财富显然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助力。人们对公有制的认同，越来越集中在它能够提供共同富裕条件上面，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理解使所有制被看作单纯消费条件。
上面分析表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还在，公有制还在，但是，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代替了，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一样了；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的改变，使公有制地位和作用也已经不一样了。
①邓小平认为市场是“方法”、“手段”属于非排他性的单称判断，而不是全称判断。
那种仅仅把市场经济看作方法、手段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权宜之计，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将准备淘汰拿下的思想，显然是发现了市场经济对优胜劣汰的肯定，以及与此相关的两极分化现象。这种考虑虽不无道理，但却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重大变化。可以说，在漫长自然经济时期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生产资料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技术水平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其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马恩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看重，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可以说，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是理想社会生产方式完美表达。但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中主导作用被劳动者取代了——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更新不过是劳动者不断推出新科学技术的结果；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对于生产力还是对于生产关系，都不如劳动者创新积极性重要。市场经济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者看中，就是因为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对创新劳动的持续激励。
其二，所有制存在着对劳动活动的天生依赖，或者说，劳动与所有制是同义语，前者是劳动本身，后者是劳动结果。劳动改变和发展，会导致所有制改变和发展。按照这一理解，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激励，抓住的是原因，是生产力源头，而所有制是结果，是生产力结局。这种辩证关系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加看重劳动活动环节，看重劳动者能力发挥，看重对劳动者能力的提高；而所有制关系将随着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趋同，越来越具有平等性质——即便是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也会因能力差距缩小而逐步被平等关系所代替。在这一趋势下，公有制条件有望加快这一进程。公有制财富作为消费条件，在初始阶段是满足生存需要，即彻底消除贫困现象，但越到后来越体现为满足发展需要，即为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提供条件。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一领域促劣变优，公有制资源就是该政府作用的有力支撑。
对公有制的片面执着，已经影响到学界若干学者的思考。有人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放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意味着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当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6〕言外之意，一旦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旦社会生产力不再处于落后水平，就不再需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是要求重返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这种观点笃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正宗地位，骨子里信不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手，仅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初级阶段的选择，一旦该时段结束，随时准备予以放弃。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改革是从破除“公有制崇拜”开始的，时至今日，学界仍然徘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社会主义命脉所系，不是公有制，而是生产力；当年，马克思突出地强调公有制，恰恰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能形成最高水平生产力。两相比较，生产力是“本”，公有制是“末”。中国改革千辛万苦，就是纠正了本末倒置现象。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同样是坚持公有制原则，人们混淆了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忽略了前者让公有制同时具备了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因此，公有制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公有制本身成为了发展目标；而后者认为“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有制成为体现该本质的手段和形式，而公有制主要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发挥作用，虽然该作用归根结底对于形成更高水平生产力有利。
社会主义者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生产力问题。中国改革是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开始的，所破除的就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思想禁锢。所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
公有制在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方面当然具有意义，但主要不是通过生产力环节，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环节。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形成先进生产力依靠的是“人”而不是“物”，即便是公有制经济能够在形成先进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是通过按劳分配形成对“人”的激励才奏效的，而后者正是沿用了市场竞争的做法。
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按资分配财富，是政府行使促劣变优作用的重要资源；而且，当公有制经济适应了市场机制之后，其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按资分配数额的增加，这同样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公有制所具有的这两种独特作用，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公开地、大声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三、公有制经济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公有制经济成分能否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取得迅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予以验证的问题。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传统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契合，就一定排斥公有制经济的同样契合——双方依靠的都是劳动，需要解决的都是劳动积极性问题。据刘越的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知识从就业比重、资产比重、GDP比重、税收比重、外贸比重等五个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量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目前这五个比重中除了资产比重和就业比重还在50%以上外，其他三个已经突破50%以下。这种情况也是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现实的，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相一致。”〔7〕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正在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路径。没有任何理由断言，它一定不适合市场经济。但是，问题似乎也不是说，公有制经济更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在这个问题上，私有制经济之所以适应市场机制，主要是劳动者利益随其劳动自然实现：私有制与主体利益联系既具本源意义，又属自然主义；所有者是具体主体，他对自身利益追求决定了对资源配置合理化选择；公有制经济也会产生主体利益追求问题，但是，较之私有制经济在劳动行为和利益归属之间的自然联系，公有制经济主体多元化和层级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私有制经济的利益机制是简单的，也是直接的，而公有制经济的利益机制是复杂的，也是间接的。虽然这一问题对公有制经济而言，并非无解；但是，找到正确答案却的确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探索过程。
从现状看，据戚聿东分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独资企业、港澳台独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5个具体形式的独资企业比较，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最低；国有独资公司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比较的结果是，国有独资公司整体绩效最低；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整体绩效最好；而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相对控股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好于国有绝对控股公司。”“2015年，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总收入454704.1亿元，利润总额23027.5亿元，截至2015年底资产总额1192048.8亿元。如加上国有金融类企业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国有资产体量庞大。分类改革（国企分为公益类、商业类）、发展混合所有制后，只有公益类国企是真正的国企，商业类的‘国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而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市场化，股东平等、追求资本保值增值。”有业界人士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届时传统所谓国企的数量会非常少，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众多。〔8〕这虽然谈不上是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最终选择，但却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人们一定能够找到使公有制经济大放光彩的途径。
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地位做出正确判断，除了观察事实之外，很重要的是做出逻辑分析。如果没有剥削之虞，公有制与私有制比较，不过是按资分配收益的归属不同；并没有事实证明，公有制一定能够创造出较私有制更强的劳动激励效果来，当然，同样也没有事实证明，公有制一定不能创造出可与私有制比肩的劳动激励效果来——公有制对市场经济的顺应，与私有制一样，都需通过相关主体利益机制体现；在这个方面，公有制所发生的劳动激励作用，与私有制一样，都需要与劳动者个人利益相联系，只要公有制经济找到了体现劳动者利益途径，完全有可能适应市场机制，使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换句话说，单纯公有制本身不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产生增益作用，后者只发生在对劳动激励环节，体现为按劳分配原则。当我们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实际上是承认了激励劳动方式的主导地位，而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公有制本身能够增加生产力。中国改革最伟大成果，就是把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生产资料方面转变为劳动者方面。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有制经济属于市场主体一部分，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争取自身发展空间。所有制的市场定位体现在财富分配上。现在已经知道，市场经济客观上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基本形式。不同所有制对于生产力意义都只能体现在按劳分配环节上，而其对于生产关系意义却只能体现在按资分配环节上。为了很好地解决国有经济激励机制问题，需要在实践基础上探索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恰当比例。公有制经济的向好首先需要区别这一比例，这同样取决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按照一般原则，企业经营主体的按劳分配应该根据企业运营状况，采取多劳多得分配原则，但是，用于员工的按劳分配应该考虑扣除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份额之后；显然，双方合理比例需要通过实践探索予以确定。其中按劳分配应该体现市场机制作用，即在同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在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所得都应该是大体一致的；公有制企业的按资分配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体，在预留一定比例扩大再生产资金之后，应该把剩余利润交给国家支配，即用于全体人民。国家使用这一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促劣变优环节：第一步，满足弱势群体生存需要，彻底消除贫困现象；第二步，满足全体劳动者发展需要，提供平等教育条件。当然，政府所发挥促劣变优作用，虽然着眼于生产关系调整和改善，但随着弱势群体劳动能力增强，最终会推动生产力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回到传统公有制经济老路上。解决这一认识的关键，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的发展要素重新进行诠释，找到可以为理想社会奠定基础的逻辑依据。
资本是市场经济灵魂。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人类从自然界压力中寻求自由的客观选择。这是通过人类内部竞争所形成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模式：强者之所以能够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虽然强者人选并不固定——是因为唯如此才能带来资源配置最优化，使经济合作本身得以获得最大收益。当然，强者既是竞争组织者，也是最大受益者。而且所谓强者一开始就已超出了体力性质，越来越向脑力方面转变。马克思描述资本生产性两种形式都可以看出理性影子：“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1）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2）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9〕无论是作为进行剩余劳动强迫力量，还是吸收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运用了经济方式：前者只有使弱者能够分享剩余劳动成果——至少比他们自己劳动收获更大，才能使弱者接受强者组织方式，即让“强迫”现象成立；后者意味着资本能够形成吸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相关载体，例如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特定生产资料，才能予以成功利用。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顶到脚底，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资本初始状态，跃动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灵魂。它向同胞直接下手，是因为比较起任何其他工具，人是最方便有效的工具。在初期缺乏健全法制背景下，强者运用资本对弱者进行野蛮残暴奴役，实行肆无忌惮掠夺；但是，由于理性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资产阶级会越来越发现，社会合作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着客观规律；所有个体都是智慧生命，都存在通过自己劳动不断改善生命状态的愿望。任何强制做法，一旦超出了人们愿意合作的底线，就会付出更大代价。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激励，经历了从传统侧重体力到现代侧重脑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仍然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它已形成了四大体系支撑：其中，法制体系提供了自由竞争的个体行为范围；民主政治体系提供了法制体系形成和修正的民意基础；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善后保证，意味着竞争将局限于发展条件范围，而不是生存条件竞争；教育体系则为劣汰者提供了增强自身劳动能力机会。
综合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国内具有可控性。但是，这种生产方式最大特点就是运用利益差别方式实现对财富无限追逐。这一点与人性有一致之处，但苦乐不均显著增加了人类需要资源总量。问题在于，自然资源有限性制约了这一趋势发展空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引发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非传统安全危机，归根结底与此有关。人类面临局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版，要么会经历像化解国内矛盾那样长期付出代价乃至最终趋于解决，要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因此而终结。
社会主义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解决因此发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获得先进生产力，第一要务是牢牢把握对劳动本身的激励。与此相一致，公有制经济最佳使用不是与激励劳动对立，而是对激励劳动助力；在走过最初消除贫困现象阶段之后，应该迅速转向劳动能力生产环节，即把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用于形成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教育体系上。这在一定程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地位的破解：市场经济自发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与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作为，会形成渐行渐融趋势；公有制将通过按资分配为政府促劣变优提供助力，当促劣变优带来优劣差距逐步缩小的时候，优劣质差就会演化为优良量差——后者一旦与所谓“自由个性”联系在一起，实质上就成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共同富裕局面。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即建立在个体差别基础上的社会平等，就有望实现。
从长远观点看，促劣变优虽然占据了公共资源，但它提升弱势群体劳动能力也会对强势群体有利。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机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市场机制对劳动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用对弱势群体扶植机制。后者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两极分化，而且归根结底对社会生产力全面提升有利。增加了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之于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而是能够直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然选择；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为标志的公有制经济将在这一过程助力政府促劣变优作用。
公有制主体只能由国家体现。所以，强调政府作用与强调公有制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倚重，相应产生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倚重。况且，按照笔者观点，人类未来仍然要走公有制道路，虽然不是指物质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指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同样公有制性质，使后者完全有可能首先发生在国有经济，即在国有企业中率先实现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凭借其获得最佳劳动生产率，使其得以更大范围推广。这种以科学技术成果共享为特征的新型公有制，很可能成为国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进而成为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先声。
这里面有可能出现的微妙一幕是，未来才能蔚然成风的精神产品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有可能率先垂范。其机理在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可以在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共享——这一点邓小平很早就有所意动，他在谈到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就提出过专利权转让方法。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习近平同样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从“主体”概念本身来看，首先，市场经济客观上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这里主体针对的是与客体的区别；其次，公有制主体地位在更多情况下是与辅助地位的比较，其间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角度予以区别；最后，作为助力政府促劣变优作用，公有制经济具有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具有主导作用。概括起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发挥如下作用：
一是参与优胜劣汰。作为市场主体，公有制经济将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命运将取决于优胜劣汰机制。如前所述，只要理顺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关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公有制经济不能胜任市场经济竞争、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二是助力促劣变优。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将体现在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过程中。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沿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是因为政府通过促劣变优对其形成了一种补偿作用——当促劣变优使优劣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的时候，所谓优胜劣汰就不会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了。在这方面，公有制经济可以也应该为政府促劣变优作用提供资源支持。
三是探索共享机制。按照逻辑推导，人类未来将形成精神产品共享机制，其前提是劳动方式普遍转变为脑力劳动。在最终达到这个目标之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可以先走一步，在适当范围采取适当形式推行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可以预料，公有制经济一旦率先做到了这一点，必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将使共产主义价值目标重获人们的关注与效仿。
总之，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倚重，是因为它是生产方式的标志；当这种标志地位消失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适应时代条件变化的新选择，是一个有望在实践中得到合理性证明的问题。公有制经济如果率先在内部推行知识产权的共享，很可能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获胜，应该是体现在这种做法对成本的节约上。公有制经济这么做，仍然是把自己当作生产条件，而不是消费条件。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情况应该更为复杂和多样，许多想不到的办法都可能通过创新方式出现。但无论如何，公有制经济的这种浴火重生是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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