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探索
陈怡宁 唐元 范梦余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历史性转变，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使得文旅融合成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径和载体。旅游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均被列为幸福产业，二者的深度融合将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京津冀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相似性，也呈现出不同特色，让文化资源通过旅游平台“活起来”，成为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京津冀在机构融合的背景下应探索产业、市场、产品、公共服务等多元融合的协同发展路径。
京津冀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机遇
政策红利拓展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新空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末，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旅游承载着文化的传承、传播、交流，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融合，陆续颁布《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見》等政策。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推动了首都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增长转变，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和物理空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要点（2018—2020年）》以及京津冀文化产业园联盟等组织的成立，为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产业搭建了发展平台。
投资主体多元化打造京津冀文旅产业成长新动能。据统计，2017年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中旅游类占全国项目总数的6%，其中文化旅游类项目数量及投资额均占旅游项目近3成，是旅游PPP投资的重要方向。根据《2018中国文旅产业投资发展趋势》，京津冀地区106个重点旅游投资项目中，旅游企业投资商27个，占26.7%，非旅企业投资商占73.3%。大型非旅企业通过投资、并购加速进军文旅产业，推动了产业格局的整合与调整。近郊区和政策性热点是京津冀文化旅游投资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京的房山、密云、延庆、门头沟和大兴区，天津滨海新区、东丽区，河北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等地。中青旅、华侨城、中信、华夏幸福、绿地、恒大、新华联、首钢、中粮等不同领域的投资商在京津冀地区纷纷布局文旅项目，完善自身产业链条、打造消费闭环、拓宽盈利空间。
消费升级倒逼供给侧创新产品新形态。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成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据统计，从1984年到2017年，国民人均出游次数从0.2次增长到3.7次，增长了18.5倍，国内游客数量从2亿人次扩大到50亿人次，增长了25 倍。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游客需求也向多元化与个性化转变。人们出行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观光游览，还衍生出亲子、医疗、体育、休闲度假等各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以陪伴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0后和00后年轻族群为例，他们不论是对实物消费，还是文化娱乐消遣，都追求精致化和个性化。消费升级带来的品质追求和个性化需求，是进一步发展文旅产业应面对的新课题。
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的困境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不平衡。《“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京津冀旅游城市群作为重点建设的五大城市群之一，要求发挥京津旅游的辐射作用，构建城市旅游分工协同体系，推进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当前，京津冀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比较突出。从城市化发展水平看，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化率在2016年分别为86.5%和82.9%；河北省城市化率在过去10年间有了飞跃式提高，从2007年的40.3%提高到2016年的53.3%。2016年京津冀三地的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4.9万元、3.6万元和1.4万元，三地居民出游能力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间的流动仍以京、津、秦皇岛、承德等地为主，旅游流的网络化结构有待形成。
京津冀旅游缺乏新动能。近10年来，京津冀旅游业发展整体呈现“国内繁荣、入境低迷”的局面。京津冀区域入境游过夜人数在全国入境游人数中的占比连年下降，从2006年的4.7%下降到2017年的4.03%。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17年入境游市场份额分别为12.03%和26.2%。京津冀三地入境游市场份额呈现“两降一升”的局面，仅河北一地入境游市场份额从2007年的13.23%上升至2017年的16.17%，京津两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尽管北京入境游规模一直在京津冀地区遥遥领先，但市场增长及区内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近5年入境游人次在京津冀的份额已不足7成。
京津冀旅游合作品质亟待转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京津冀也需破除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速度论、规模论。我国出境游市场不仅造成“内需流失”，也通过对境外高质量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提升了对国内旅游服务和产品的评价标准。超大规模国内旅游市场的兴起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对京津冀旅游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京津冀三地拥有丰富的世界级自然和文化遗产，北京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河北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数量上也有优势。截至2017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数量分别为河北64项、北京52项、天津1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北149人、北京104人、天津42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镇为8个，历史文化名村12个，也明显优于北京和天津两地。京津冀处于对遗产资源散点开发、观光为主的阶段，保护下的文化资源活化及旅游化是当前促进京津冀迈向优质旅游发展的新动力。
北京的核心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待加强。以京津冀城市群内13个城市之间相互搜索的百度指数为研究数据，时间跨度为2017年1月—12月，取日平均值作为城市间旅游联系的信息流强度。研究发现，旅游者出游意愿是以北京为核心，天津、唐山、秦皇岛为副中心的网络结构。从联系强度看，北京—天津的联系最强，是排名第2的北京—秦皇岛的2.56倍，其余联系较强的依次是北京—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北京—唐山。北京客源市场无疑是京津冀地区出游力最强的市场。但从辐射区域看，主要集中在天津、秦皇岛、张家口、承德，辐射力和辐射范围有限，资源的同质化，交通壁垒等因素降低了来京或北京市民的出京旅游意愿。
京津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对策
围绕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探索“三种资源、两个圈层、多种路径”的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创新模式。依托北京“一核一城三带两区”建设，充分发挥首都文化资源优势，挖掘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价值，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成为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应关注现代文化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的一体化开发规划与营销。从融合圈层看，文化旅游融合不只是文化与旅游两个小圈层间的互动关系构建，更重要的是文化旅游的向外融合。要从单纯文化旅游融合走向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文化旅游资本的价值开发、转化与提升。要通过价值链重组，将文化与旅游两大产业的核心价值活动融于一体，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其融合路径可以表现为：旅游产品的文化化、文化产品的旅游化和目的地型融合发展模式。
健全融合机制，实现资源、产业、市场、资本、政策“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积淀的地方文化具有连接不同行政区、不同产业、不同要素的整合力量。在文化与旅游融合背景下，三地企业在资源整合、全产业链、网络化发展中仍有较大成长空间。地方政府应转变发展观念，摆脱“房地产捆绑旅游”的发展模式，消除旅游企业之间的空间和制度障碍，鼓励跨省市经营和品牌输出，通过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京津冀文化旅游产业体系的整体素质。研究编制《京津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实现文化与旅游融合的一体化顶层设计，完善组织管理机构和设立京津冀文旅产业基金，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探索一条立足“区域文化自信”的旅游发展新路。
功能分工合理，推动区域与整体文化旅游竞争力的同步提升。京津冀旅游圈一体化发展不在于势均力敌，而在于分工合理、各领风骚，要实现个体与整体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河北应突出地方优势，借鉴《我在故宫修文物》《香巴拉深处》纪录片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传播手段，使“非遗+”成为商业变现的可能；借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通过现代舞臺技术呈现传统戏剧的技艺与传承，吸引国内外年轻观众，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成功经验。京津冀区域内的节庆和民俗旅游应围绕“历史文化名镇/村”、非遗等地方特色资源，打造旅游产业新城，实现区域联动市场共享；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评价体系，作为地方文化旅游发展质量的考量依据，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
优化人才培养，引导文旅产业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要整合京津冀学界力量，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构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体系，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成立京津冀文化旅游学会，形成引领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智库团队，增加产业融合发展后劲。适时成立京津冀旅游企业家联盟，推动企业间的一体化进程。搭建京津冀国际交流平台，有效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促进人才与产业互动。改善旅游职业薪酬体系，为旅游行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环境。
细分对标市场，实现“四元结构”下的网络化整体发展。对京津冀而言，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二元化。这种“四元结构”，使得京津冀旅游业的发展道路必然与长三角、珠三角有所不同。如不发达地区农村旅游业发展难以仅仅依靠本地客源实现脱贫富民，而应将目标市场对焦发达地区的城市客源。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的客源互动与互补，应是未来协同发展的持久动力。2022年冬奥会和雄安新区建设，或将成为京津冀旅游圈一体化发展的转折点。张家口和雄安一南一北两个重要空间节点，不仅有利于河北互补型旅游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京津冀各地之间旅游市场网络的重构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陈怡宁，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范梦余，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 沈 聪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历史性转变，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使得文旅融合成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径和载体。旅游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均被列为幸福产业，二者的深度融合将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京津冀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相似性，也呈现出不同特色，让文化资源通过旅游平台“活起来”，成为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京津冀在机构融合的背景下应探索产业、市场、产品、公共服务等多元融合的协同发展路径。
京津冀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机遇
政策红利拓展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新空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末，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旅游承载着文化的传承、传播、交流，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融合，陆续颁布《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見》等政策。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推动了首都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增长转变，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和物理空间。《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要点（2018—2020年）》以及京津冀文化产业园联盟等组织的成立，为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产业搭建了发展平台。
投资主体多元化打造京津冀文旅产业成长新动能。据统计，2017年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中旅游类占全国项目总数的6%，其中文化旅游类项目数量及投资额均占旅游项目近3成，是旅游PPP投资的重要方向。根据《2018中国文旅产业投资发展趋势》，京津冀地区106个重点旅游投资项目中，旅游企业投资商27个，占26.7%，非旅企业投资商占73.3%。大型非旅企业通过投资、并购加速进军文旅产业，推动了产业格局的整合与调整。近郊区和政策性热点是京津冀文化旅游投资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京的房山、密云、延庆、门头沟和大兴区，天津滨海新区、东丽区，河北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等地。中青旅、华侨城、中信、华夏幸福、绿地、恒大、新华联、首钢、中粮等不同领域的投资商在京津冀地区纷纷布局文旅项目，完善自身产业链条、打造消费闭环、拓宽盈利空间。
消费升级倒逼供给侧创新产品新形态。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成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据统计，从1984年到2017年，国民人均出游次数从0.2次增长到3.7次，增长了18.5倍，国内游客数量从2亿人次扩大到50亿人次，增长了25 倍。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游客需求也向多元化与个性化转变。人们出行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观光游览，还衍生出亲子、医疗、体育、休闲度假等各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以陪伴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0后和00后年轻族群为例，他们不论是对实物消费，还是文化娱乐消遣，都追求精致化和个性化。消费升级带来的品质追求和个性化需求，是进一步发展文旅产业应面对的新课题。
京津冀旅游一体化的困境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不平衡。《“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京津冀旅游城市群作为重点建设的五大城市群之一，要求发挥京津旅游的辐射作用，构建城市旅游分工协同体系，推进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当前，京津冀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比较突出。从城市化发展水平看，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化率在2016年分别为86.5%和82.9%；河北省城市化率在过去10年间有了飞跃式提高，从2007年的40.3%提高到2016年的53.3%。2016年京津冀三地的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4.9万元、3.6万元和1.4万元，三地居民出游能力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间的流动仍以京、津、秦皇岛、承德等地为主，旅游流的网络化结构有待形成。
京津冀旅游缺乏新动能。近10年来，京津冀旅游业发展整体呈现“国内繁荣、入境低迷”的局面。京津冀区域入境游过夜人数在全国入境游人数中的占比连年下降，从2006年的4.7%下降到2017年的4.03%。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17年入境游市场份额分别为12.03%和26.2%。京津冀三地入境游市场份额呈现“两降一升”的局面，仅河北一地入境游市场份额从2007年的13.23%上升至2017年的16.17%，京津两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尽管北京入境游规模一直在京津冀地区遥遥领先，但市场增长及区内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近5年入境游人次在京津冀的份额已不足7成。
京津冀旅游合作品质亟待转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京津冀也需破除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速度论、规模论。我国出境游市场不仅造成“内需流失”，也通过对境外高质量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提升了对国内旅游服务和产品的评价标准。超大规模国内旅游市场的兴起和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对京津冀旅游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京津冀三地拥有丰富的世界级自然和文化遗产，北京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河北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数量上也有优势。截至2017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数量分别为河北64项、北京52项、天津1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北149人、北京104人、天津42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镇为8个，历史文化名村12个，也明显优于北京和天津两地。京津冀处于对遗产资源散点开发、观光为主的阶段，保护下的文化资源活化及旅游化是当前促进京津冀迈向优质旅游发展的新动力。
北京的核心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待加强。以京津冀城市群内13个城市之间相互搜索的百度指数为研究数据，时间跨度为2017年1月—12月，取日平均值作为城市间旅游联系的信息流强度。研究发现，旅游者出游意愿是以北京为核心，天津、唐山、秦皇岛为副中心的网络结构。从联系强度看，北京—天津的联系最强，是排名第2的北京—秦皇岛的2.56倍，其余联系较强的依次是北京—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北京—唐山。北京客源市场无疑是京津冀地区出游力最强的市场。但从辐射区域看，主要集中在天津、秦皇岛、张家口、承德，辐射力和辐射范围有限，资源的同质化，交通壁垒等因素降低了来京或北京市民的出京旅游意愿。
京津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对策
围绕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探索“三种资源、两个圈层、多种路径”的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创新模式。依托北京“一核一城三带两区”建设，充分发挥首都文化资源优势，挖掘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价值，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成为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应关注现代文化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的一体化开发规划与营销。从融合圈层看，文化旅游融合不只是文化与旅游两个小圈层间的互动关系构建，更重要的是文化旅游的向外融合。要从单纯文化旅游融合走向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文化旅游资本的价值开发、转化与提升。要通过价值链重组，将文化与旅游两大产业的核心价值活动融于一体，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其融合路径可以表现为：旅游产品的文化化、文化产品的旅游化和目的地型融合发展模式。
健全融合机制，实现资源、产业、市场、资本、政策“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积淀的地方文化具有连接不同行政区、不同产业、不同要素的整合力量。在文化与旅游融合背景下，三地企业在资源整合、全产业链、网络化发展中仍有较大成长空间。地方政府应转变发展观念，摆脱“房地产捆绑旅游”的发展模式，消除旅游企业之间的空间和制度障碍，鼓励跨省市经营和品牌输出，通过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京津冀文化旅游产业体系的整体素质。研究编制《京津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实现文化与旅游融合的一体化顶层设计，完善组织管理机构和设立京津冀文旅产业基金，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探索一条立足“区域文化自信”的旅游发展新路。
功能分工合理，推动区域与整体文化旅游竞争力的同步提升。京津冀旅游圈一体化发展不在于势均力敌，而在于分工合理、各领风骚，要实现个体与整体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河北应突出地方优势，借鉴《我在故宫修文物》《香巴拉深处》纪录片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传播手段，使“非遗+”成为商业变现的可能；借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通过现代舞臺技术呈现传统戏剧的技艺与传承，吸引国内外年轻观众，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成功经验。京津冀区域内的节庆和民俗旅游应围绕“历史文化名镇/村”、非遗等地方特色资源，打造旅游产业新城，实现区域联动市场共享；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评价体系，作为地方文化旅游发展质量的考量依据，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
优化人才培养，引导文旅产业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要整合京津冀学界力量，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构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体系，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成立京津冀文化旅游学会，形成引领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智库团队，增加产业融合发展后劲。适时成立京津冀旅游企业家联盟，推动企业间的一体化进程。搭建京津冀国际交流平台，有效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促进人才与产业互动。改善旅游职业薪酬体系，为旅游行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环境。
细分对标市场，实现“四元结构”下的网络化整体发展。对京津冀而言，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二元化。这种“四元结构”，使得京津冀旅游业的发展道路必然与长三角、珠三角有所不同。如不发达地区农村旅游业发展难以仅仅依靠本地客源实现脱贫富民，而应将目标市场对焦发达地区的城市客源。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的客源互动与互补，应是未来协同发展的持久动力。2022年冬奥会和雄安新区建设，或将成为京津冀旅游圈一体化发展的转折点。张家口和雄安一南一北两个重要空间节点，不仅有利于河北互补型旅游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京津冀各地之间旅游市场网络的重构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陈怡宁，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范梦余，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 沈 聪
